风雨下江南（文/中共日照市委党史研究室）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9月，华东野战军发动济南战役，全歼守敌11万人，揭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接着，淮海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全国革命形势日益明朗，大片国统区得到解放。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密切关注着解放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将新区干部的培养准备工作提到议事日程。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的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党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方针政策，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指出:“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此项任务，紧急的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地位”。会议决定，从华东、华北和东北等老解放区调集5.3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解放区。要求5.3万名干部分两期准备完成，并需要在党校进行集中培训，要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好充分准备。干部南下，是党中央、毛主席做出的伟大战略部署，也是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中央、华东局和滨海地委的统一部署，日照广大党员干部在历史重任、光荣职责面前响应号召、勇担重任、主动履行职责，积极参加了干部南下大调配。根据史料记载，日照地区直接南下人数达600余人，如果将从华东和中原野战军南下转业充实到地方的日照籍部队干部也统计在内，人数达千人之多。

日照籍的南下干部主要是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支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3个途径到达南方接管政权的，同时，在3个途径中又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南下路线，呈现出了主流中的支流，支流又分流的南下格局。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支队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中共中央便确定派华东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上半年渡江南下，在国民党的大后方开辟新的解放区，争取尽快全面转入反攻，解放全中国。9月，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分为内外线两个作战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率华野二、七、九、十三纵队为内线兵团（亦称东兵团），继续承担山东的内线作战任务的同时，由陈毅、粟裕率一、三、四、六、八、十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组成外线兵团（亦称西兵团），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地区，力图打乱重点进攻山东的敌军的后方部署，协助粉碎国民党军队对山东的进攻；同时协同已进入大别山地区的刘邓大军，完成开创中原解放区的战略任务。

部队南下的同时，中央要求由华东局负责抽调一批地方干部随同南下，渡过长江，到苏、浙、赣等地区开辟新的解放区，支援江北解放区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反攻，建立大军渡江作战的前方基地。根据中央指示，华东局具体确定这批干部主要从鲁中、胶东地区和滨海地区抽派。

1948年春节刚过，滨海地委便动员大批干部南下。当时莒县宣布的名单就有近100人，动员干部到县委报到后集体去地委（当时地委驻莒南县小房前村），地委副书记郑子久进行动员，随即去诸城华东局组织部报到，其中留下少数人负责调运粮食，大部分到渤海华东建设大学报到，先到无棣，后转移到庆云。

日照县的干部，接通知后正月初三在巨峰北土山一带集合，有100人左右，在此住了两天进行编队，明确了行军路线，做好准备出发。正月初五出发。为避开敌占区，行军路线曲曲折折，这一路经过了五莲、诸城、高密、昌邑、寿光、广饶、镇北、滨县等11个县镇，行程大约六七百公里，走了一个多月，过了黄河，到达无棣县住地，编入山东大队。

6月初，南下中原的5400余名干部，编为中原支队，金明任支队长兼政委，周季芳任副支队长兼副政委，熊少南任参谋长。中原支队下设6个大队，大队以下设中队（也有叫营的），中队以下设分队和班。中队都建立党支部，分队和班设若干党的小组，与大队的政治处共同配合做好行军途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整个中原支队各大队于6月上中旬先后从濮阳向中原局所在地豫西进发。根据当时敌我占领区的情况，不可能由濮阳直线前往豫西，不得不躲开敌占区迂回行进。实际行军路线是：从濮阳出发北上，经清丰、南乐、大名、魏县、成安等县到邯郸过平汉路。在邯郸以西稍事休整后，转而西进，经武安、涉县，过东阳关，经黎城、潞城，到达晋东南的长治市。短暂休整后转而南行，进入太行山区，复经高平、晋城，出太行山经沁阳，到达盂县境内。急行军渡黄河越陇海路。后在洛阳以南休息两天，继续行军，从龙门过伊河经伊川县境到达临汝、宝丰县交界地区。7月30日前后，中原支队的全部同志分别在临汝县的魔冢营和宝丰县的官衙村一带的十余个村庄住下，受到了中原局领导的热烈欢迎。对于他们的到来，邓小平给予了高度评价—“胜过十万大军”。

8月下旬，根据中共中央中原局（以下简称中原局）的决定，将中原支队的干部分配到陕南、桐柏、江汉和豫西地区。8月底至9月初，去陕南、江汉、桐柏地区的同志先后出发。9月中旬，中原局为系统地总结出较完整的新的工作经验，将留在豫西工作的同志集中分配到豫西五地委的临汝、郏县、宝丰3个重点县和鲁山、禹县两个副点县进行试点。莒县的同志被分配到登封、密县等地，也有到陕南的。日照县的南下干部多分到江汉、陕南地区。如安丰钧被分配到洛阳市教育局工作，范伟学、张学孟等人分配到江汉地区工作，徐义在进军中原途中牺牲，石明远进驻合肥做接收工作，徐河济分配到河南南阳工作。

1949年3月，中原局为迎接大军渡江和全国解放，决定再次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江南开创建设新的解放区。中原支队5个试点县的南下干部，除留下一部分继续坚持外，抽调400人左右离开原工作岗位到河南巩县集中，在随营学校学习后继续南下，到湖南、湖北等地做接管工作。如南下干部王刚先接管河南许昌地区，后奉调南下到达武汉市，在武汉市江岸区做接管工作。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南下干部纵队

根据“九月会议”在全国各大解放区抽调5.3万名干部的精神，党中央要求华东局准备1.5万名干部随军南下，接管新区政权。为了贯彻中央指示，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闽家庄

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主要内容是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和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华东局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决议的指示》，指出：“我们注意到目前华中的干部（尤其中级和高级干部）特别缺乏，因此准备一万五千干部规定完全由山东来负责。”同时，还就1.5万名干部的落实做了具体分配。

此次抽调南下干部最大特点在于：开始时就是成建制抽调，即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搭配好接管班子，然后整套抽调南下。此种抽调方式在日后的行军、工作中体现出两方面的优点：一方面，成套成建制的抽调，便于在行军时管理组织人数庞大的干部队伍；另一方面，所抽调的干部原来在一起工作过，彼此熟悉，便于交流，有利于迅速开展接管、建政等各项工作。实践证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成建制抽调，非常符合迅速接管大片解放区的形势需要，为以后各批次南下干部的抽调工作所借鉴。

根据《指示》要求，山东抽调南下的1.5万名干部分两期集结。1948年12月底为第一期，共调3000人，其中包括鲁中南600人，胶东1000人，渤海700人，华东局直属机关700人。1949年2月底为第二期，共调1.2万人，其中鲁中南3080人，胶东2650人，渤海2756人，济南576人，昌潍404人，潍坊225人，华东局直属机关2309人。同时，华东局决定并通知各区党委，要求各级党委于1948年12月选送3000名党员干部作为第一期南下干部，先到华东局党校集结学习。中共日照县委根据滨海地委的指示，从全县抽调张学义、郭建培、刘家根等79名在职干部和7名勤杂人员组成一套新的县、区班子，由县委组织部长张学义负责，于1949年农历正月十九日召开干部大会，县委书记赵明德作动员报告后，张学义同志宣布了南下干部名单。86人编为1个中队，3个分队，7个班，其中1个通讯班。中队领导由张学义、郭建培、刘家根同志组成，3个分队长由陈常修、毛永申、卢育生担任。每班12人，为两个区的干部，每区配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武委或农委、区长、助理员。25日开始急行军，每天行程80至100华里，经几天的行军到达陇海铁路新安镇车站，当天从新安镇乘火车经徐州到临城华东党校学习。

1949年2月，中共莒县县委召开干部大会，县委书记孔福亭做形势报告，进行南下动员教育，召开了各种座谈会，使干部对南下的意义有了明确的认识，首批南下队伍是由孔福亭带领的18名县、区干部。之后，经过充分的组织和发动，经过报名、研究，由徐文升、韩涛、柴孝友等共计88人组成的莒县南下干部中队也很快组织起来。中队成立了党支部，县武装部长刘胜洲任支部书记，王杰、解信秋、洪仕等人任支部委员。12日，县委在南关干训班召开南下干部会议，县长王新华致辞。县委在南关教堂北大门外举行欢送仪式，为南下干部中队连同勤杂人员共90多人送行，县委领导、南下干部家属热烈欢送。

1949年2月，五莲县抽调61名干部及何得民、徐正华等7名勤杂人员，随解放军南下接管新区。

这些由各战略区抽调的首批南下干部组成了华东局党校的4个部：党校一部由鲁中南区干部组成；二部由华东局机关的干部组成；三部由渤海区干部组成；四部由胶东区干部组成。各大队党委也相应地改为部委会。华东局党校由华东局领导成员张鼎丞任校长，温仰春任副校长。党校领导与各部委负责人组成学委会，在学委会统一领导下，由各部委负责管理各部的教育学习。加上在此前后各战略区的部分南下干部亦前来党校参加学习，党校全部学员已达3000名左右。1949年1月中旬，华东局党校在王岗村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华东局及山东省党政领导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张云逸、曾山、舒同、黎玉、郭子化等都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

到3月中旬，从渤海、胶东、鲁中南、昌潍特区、潍坊市、济南市、华东局直属机关、华东军区抽调的大批南下干部，以及从华东局财办所属专门学校、华东大学抽调的部分干部和学生，共计1.2万余人，分两批出发，陆续从四面八方汇聚临城地区，与已先期到达的第一批南下干部会合。至此，南下干部队伍已达1.5万余人，各战略区的干部集中在一起，驻扎在临城周围的沙沟镇和微山湖一带的乡村地区。

在临城，全体南下干部集中进行了整训学习。在此期间，为了保障南下干部顺利地完成南下任务，经过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批准，南下干部在行政、生活、管理、教育、供给、卫生等方面都建立了严密的组织机构。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刘少卿任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

为了便于统一行动，全体南下干部一律穿军装，实行军队编制。为了解除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领导还宣布南下干部的家属都享受军属待遇。与此同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还根据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决定，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的领导干部名单。

这时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共由4个支队组成：第一支队由鲁中南区干部及华东大学的学生组成，编为10个干部大队和1个学生大队，日照县支队和莒县支队编入鲁中南区支队；第二支队由华东局直属及昌潍地区干部组成（可能也包括济南市及潍坊市的干部），编为4个干部大队，第三支队由渤海区干部组成，编为6个干部大队；第四支队由胶东区干部组成，编为7个干部大队，五莲县南下干部编入第四支队。除前述已经先期出发、随军筹粮的干部外，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领导机关及其所属大队共1万多名南下干部，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队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经新安镇、淮阴、淮安、界首、高邮抵达扬州。后渡过长江，进入镇江，然后开赴丹阳。丹阳位于江苏省境内的沪宁线上，华东局党政机关、华东局党校都驻扎在这里，渡江战役总前委也曾驻扎在这里。

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各支队南下时间和路线并不相同，根据现掌握的材料，至少是分三批南下的：一是第四（胶东）支队的干部，这批南下干部于3月中上旬就已离开临城南下，首先到了扬州、南通一带与苏北的南下干部会合集训，准备接管苏南。渡江战役打响后，紧随渡江部队之后，从扬州一带渡过长江，参加苏南地区的接管建政工作。二是各支队抽调的随军支前筹粮干部，于3月下旬从临城南下，经徐州、蚌埠至皖南，编入参加渡江战役的作战部队，从安徽无为县境内随军过江，负责筹粮支前工作。其他南下干部于3月底4月初离开临城南下，经新安镇、淮阴、宝应沿大运河南下，于4月底5月初从扬州附近过江。

鲁中南区支队大都分配到浙江，与第三支队的大部分干部一同接管浙江各地。浙江省委决定滨海地区南下干部接管台州地区。当时谭震林任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为副书记，沙文汉任省长。经五六天休整，省委派汽车把滨海南下干部送到蒿霸，再步行经嵊县、新昌直达台州地区天台县，与当地坚持干部（即原在敌占区坚持工作的干部）王槐秋、李辉、邵明等同志会师。并宣布：杨心培同志任地委书记，刘鸿若任专员，张振华为副专员，王槐秋任组织部长，王健英任宣传部长，邵明任军分区政委；日照县中队接管温岭县，张学义任县委书记兼县长，并从日照中队抽调12名干部（陈常修、董怀修、胡献峰、丁履甫、安郁林、辛崇芳、李勃、卜广顺、范维荀、王茂西、冯兆生）接管海门直属区，由陈振中任区委书记。天台会师后，日照县南下干部接到地委决定分赴各县、区接管。

莒县南下干部中队由解信秋带人走在前面，负责食宿安排，刘胜洲、王杰等人主抓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顺利渡过长江后，在杭州坐上火车，到达浙江省金华专区。当地领导举行了欢迎会，公布莒县中队到义乌县开辟工作。5月8日，义乌解放。5月21日莒县南下干部到义乌。

五莲县南下干部中队所在的“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四支队干部接管苏南地区。1949年4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华东局关于苏南区党委、军区、行署的人选，苏南行政公署于26日正式宣告成立，陈丕显任书记，苏南行政区下辖镇江、常州、苏州、松江4个行政区。滨北地委负责接收松江区，五莲县负责接收嘉定县，所以五莲县南下干部多数被分到嘉定县（现嘉定区）做接管工作。

（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命令，人民解放军迅即向尚未解放的广大地区举行规模空前的全面大进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很快解放了南京、杭州、上海等大城市。此时，中央原定调配随军南下的5.3万名干部已分配完毕。中共中央针对进军华南、西南所需干部问题，于6月11日，做出了《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确定在宁、沪等地招收青年知识分子、青年职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到西南工作。根据邓小平的建议，这支随军干部部队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

经过3个月的工作，分别成立了4800余人的上海西南服务团、3000余人的南京服务团和1000余人的苏南服务团，另外加上上海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的750名学员和从皖南区调派招收的400余人，共计1万人左右。同时，从华东局和北方各解放区抽调的6000余名军队和地方干部也先后在南京、徐州、武汉和长沙等地编入西南服务团并成为骨干力量。

1949年10月1日，在新中国诞生的晨曦中，经过集训和整编后，包括3000余名山东南下干部在内的1.7万余名西南服务团团员，踏上了进军大西南的征途。由于蜀道艰难，此次行军被邓小平称“小长征”。在行军过程中，各支队按接管地区重新整编，紧随野战军前进。各支队克服了行军中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先后胜利到达了各自的接管地区，开始了建设新西南的工作。

西南服务团主要有四项基本任务：第一、协同部队执行战争勤务；第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三、帮助解放区军政当局肃清反动残余势力；第四、废除旧的反动制度，建立新的民主制度。

西南服务团山东干部主要有两部分：一是5月底进驻上海的华东支前司令部（简称华支）和所属苏南、皖南、浙江、赣东北4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干部。二是华东局专门从山东抽调组成的南下干部队伍，共有干部350余名，由周贤任大队长、孙振华任政委，于7月24日离开济南南下，途经徐州时与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会合，大部分编为云南支队第六大队。

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日照干部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支援前线的领队和管理干部，也就是上述第一期3000名山东干部中的一部分人员，例如冯立泰、杜信、朱德民、杨乐斋等带领民工支前的区以上干部，参加支援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后在南京编入西南服务团。第二部分是在前期南下的干部中挑选干部编入西南服务团，例如李士杰等人，1949年南下，参加南京军事接管工作，同年10月编入西南服务团，进军大西南。第三部分是直接从部队中抽调编入西南服务团，例如王凤元等人，1949年8月，从部队抽调到西南服务团重庆支队三大队，南下重庆后参加新区建设。

近千名日照籍南下干部，是整个山东南下干部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南下历史书写了重要的一笔。他们经历了抗日战争、土地改革、人民解放战争的烽火，又义无反顾地抛家舍业，别妻离子，，远离挚爱的家乡和熟悉的岗位，挑起了新区建设的大梁，为新中国基层政权的接管和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个杰出的英雄群体，也充分体现了日照地方党组织的奉献精神和全局意识，表达了日照儿女志在四方的革命豪情，同时也记录了日照人民在全国解放过程中所立下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