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战邮总局的创建和发展（上篇）文/山东战邮
难忘二七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山东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和游击战争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40年底，山东已有70多个县建立起新民主主义政权的雏形，八路军比1938年秋扩大了两倍，有组织的群众已达100万人，成立了各级参议会，选举了山东最高政权机关——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
抗日根据地的日益扩大、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以及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与巩固，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统一健全的通信组织，担负起党政军民的通信联系。可是所谓“奉命留守”的旧中华邮局，在国民党亲日派曲线救国的卖国政策下，实际上已变成了伪组织的一部分，不再为抗日军民服务。而抗日根据地各战略区党政军的交通、发行组织，又各成一套系统，范围狭小，人力物力耗费很大。1942年2月以前，建有三套交通系统，一是中共山东分局交通科，通达中央北方局和省内各行政区党委，为省内秘密交通干线；二是《大众日报》的交通线，通达各区党委，以传递《大众日报》为主；三是部队的交通组织。这样就形成了一条线上三个人跑交通的状况，造成人力、物力的重复和浪费。
1941年7月，山东分局根据过去交通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清河建邮的经验，提出建立统一的交通组织机构的要求，并指定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以下简称战工会）具体领导建邮的组织工作。同时经研究决定由赵志刚具体负责筹建工作。赵志刚是河北省阜城县人，早在1927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被组织委派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曾任中共诸城、日照县委书记。他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
沂南县马牧池乡双泉峪子村。1941年盛夏的一天，刚刚从中共山东分局第一期高级学校结业的赵志刚，向分局报到时，分局书记朱瑞同他进行了谈话：“中央指示，要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书刊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开辟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可以采用战时邮局的组织形式，使各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起来。组织决定你在山东根据地内负责筹建这一工作。”朱瑞志又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叫你来负责呢？因为你过去在满洲省委较长期地担任过地下交通工作。”昕了朱瑞的指示，赵志刚忐忑不安地说：“我搞秘密交通虽有点经验，但对战时邮局工作来说，却是个外行，恐怕不行。”朱瑞爽朗地笑起来，说道：“不怕！我给你调个‘专家’！”赵志刚一听有专家帮助，立刻爽快地答应下来。
赵志刚接受了任务后，开始积极筹建战邮工作。他一方面向山东战工会要人，一方面琢磨着如何筹建。8月的一天，战邮“专家”李旦复终于调来了。赵李相见，握手哈哈大笑，原来二人早就相识。在赵志刚担任诸城、日照县委书记时，二人便进行过工作合作，只是赵不知道李旦复曾作过邮政工作。李旦复（曾用名李西山）是山东崂山县毕家村人，少年聪明好学，富有爱国热情。1919年考入青岛李村师范学校读书。1922年考入胶澳邮务总局（即青岛一等邮局）当邮务生。1925年在“五卅”惨案影响下毅然投身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利用工作之便，为党秘密传送文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赤色工会。1926年春，李旦复首任青岛一等邮局中共秘密党支部书记。1928年8月，他被调泰安任中共县委书记。11月又调济南任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秘书。1929年1月，因被叛徒出卖入狱。1937年保释回青岛，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1938年1月，侵华日军占领青岛，李旦复随青岛流亡同学会到诸城、日照进行抗日活动。
赵李合作，使战邮筹建工作进展很快。赵志刚统筹策划，李旦复积极配合，制定文件。他们根据抗日根据地战时的特点和任务，大胆借鉴中华邮政的规章制度、业务管理、操作程序等，有选择、有批判地加以优化运用，起草了《山东战时邮局建设方案》，其中包括《战时邮局组织条例》、《战时邮局营业细则》、《战时邮局工作大纲》、《战时邮务人员守则》等一整套战时邮局的法规性文件。
1941年10月，山东分局、战工会、山东军区及《大众日报》社等机关成立了山东战时邮政建设推进委员会，决定将各机关所属的交通机构合并，组成战时邮政机构，以加强抗战时期的交通与党报发行工作。
11月，赵志刚赴泰山区交通站①检查战邮工作情况，为时一个多月，主要是为筹备山东战邮总局作实地考察。在泰山区期间，赵志刚与当地工作人员一起研究工作，讨论战邮工作细则。并决定派任兆祥赴清河区，了解战时邮政的组织和工作情况。清河区战邮是山东成立战邮最早的地区，但因当时敌人封锁很严，胶济铁路较难通过，未能去成。
战时邮局的筹建工作一直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但山东根据地的局面更加艰难，国民党反共公开投敌事件增多。日军增加了3个独立旅，配合12万伪军，空前频繁地“扫荡”，并且实行所谓“铁壁合围”的战术，特别是11月开始对沂蒙区进行了两个月的大“扫荡”，斗争形势非常残酷。在一切服从战争的情况下，战邮的筹备工作不得不暂时停顿下来。
1942年1月反“反扫荡”胜利结束。1月18日，省战工会举行常委会议，再次讨论了建立战时民邮工作问题，决定：1．成立民邮工作委员会，公推中共山东分局彭瑞群、《大众日报》社仲星帆、《前卫报》社赫亮及山东纵队通信营代表、《新山东报》社代表等为委员会委员；2．以后的民邮工作会议，由战工会民邮局长赵志刚负责召集；3．先将各地区的民邮交通干线建立起来，以奠定建立民邮工作的基础。
2月7日，省战工会第一次行政会议制定并颁发《战时邮局组织大纲》、《山东省战邮暂行组织条例》、《山东省各级战时邮局营业简则》、《战时邮务人员守则》、《山东省战时邮务工作推进委员会组织大纲》。确定山东省民邮工作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简称战邮总局），八路军交通总站及各战略区交通站划归战邮总局，赵志刚任局长。直接受战工会领导，受民政处指导。各级邮局系上下垂直领导关系，各级政府对同级邮局系指导关系。总局办公地点在沂南县双泉峪子村。为纪念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使山东战邮职工不忘建邮日，战邮总局决定2月7日为山东省战邮建邮纪念日。
“二·七”这个光荣的日子，宣告了山东战邮的成立。从此，山东的交通工作有了总的管理机构，走上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2月下旬，战邮总局随山东分局、战工会移住滨海区莒南县十字路和南北甘霖村一带村庄。
战邮总局刚刚成立时，设有四个科，组织机构非常精简，但效率很高。赵志刚一人身兼数职，没有副职及秘书作助手、邮务科科长李旦复，交通科科长乔为中，发行科科长王一民，会计科科长于淳兼会计，秘书科科长张善堂。每个人都为了完成党的工作忙碌地工作，有时晚上也在油灯下坚持工作。
战邮总局建立后，深入各解放区狠抓战邮组织建设，按行政系统成立各行署、各专署、各县及区村的邮政机构。不到6个月的时间，各地区的邮政管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鲁南在1月份即已成立，沂蒙区局2月份成立，滨海区局3月份成立，泰山区4月份改为区局，胶东管理局5月份成立，清河区战时邮政总局6月份改为战邮管理局，湖西（当时归分局领导）区局于8月份最后成立。
5月1日，省战工会发出通知，指出：各地区的战时邮局，虽然多数已经成立，但内部组织一般尚未健全。要求各级政府如还没有建立，应迅速成立，已建立的则加以充实。并且强调各地邮局需要的干部，由当地党政军民共同负责配备，各级政府要负主要责任，优先将邮政干部及递信员补充齐全。此后，战邮组织得到迅速地发展。在抗日战争时期，省设战时邮务总局，行署设战时邮务管理局，专署设区战时邮局，县设县战时邮局，乡设邮务代办员一人或几人。战时邮政机构的建立与健全，有力地保证了山东与中央以及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通信联系。
三位一体
各级邮政机构建立以后，摆在战邮总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统一各战略区内的交通组织，建立各战略区间的交通干线。而交通组织的统一，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刚刚建立起来的各级战时邮局，组织还不十分健全，工作上又缺乏经验，加上敌人对根据地进行残酷地蚕食、分割和封锁，环境非常困难，党内交通工作和发行工作还未能立即统一到战时邮局之内，战时邮局只负责部分的公开交通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交通、发行和邮务工作，不能紧密结合、协调一致地进行，特别是报社原有的交通组织划归战时邮局后，在发行工作上出现了很多不便。敌后的交通、发行、邮务工作是密切联系的，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和垂直的系统，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1942年5月，山东军区发出了关于交通问题的电报，指出：战时邮局已经建立，为了确实顺畅交通，节省人力、物力、财力，将各地军内交通工作与战时邮局协同进行，由战邮局统一领导，令其所属各分区及交通站与邮局密切配合，经常给以具体帮助，密切相互关系。
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历城召开了交通发行部门的联席会议。省战工会主任委员黎玉亲自主持了会议。会上决定邮务、发行、交通三个工作由战时邮局统一管理。同时给战时邮局的工作提出明确的任务，强调邮局应以最大的努力，完成党报的发行。
会后，在中共山东分局的主持下，战邮总局与《大众日报》社共同协商关于出版、发行的组织分工问题，很快谈妥。9月11日，省战工会发布了《关于发行与交
通工作的决定》：“为了彻底实行精兵简政，健全交通工作，实行统一领导提高工作效率——决定战时邮局与《大众日报》的发行系统实行统一”。《大众日报》社原有各级发行人员均加入各级邮局，统一办理邮局业务和《大众日报》社的书报发行工作，各级邮局发行人员在发行《大众日报》工作上，受《大众日报》社的领导。具体指出：“《大众日报》是建设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指针，是开展对敌斗争的锐利武器，也是抗日人民的喉舌”，要求各级邮局以最大的努力，做好发行工作，发挥报纸对抗战和建设的指导作用，“本会并以对《大众日报》发行工作的好坏，作为检查邮局工作的主要标准”。从此，《大众日报》社的书报发行系统划归战邮局管理，各级邮局发行人员受报社和邮局双重领导，首先实现了邮、发合一。
10月，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各级党委交通科（股）交归战邮局统一管理、统一供给。各级党委之交通科（股）工作人员归属邮局，不得扣留调换，并尽量充实。山东战时邮务总局设立交通科，负责党内的交通工作。
此后，交通和发行工作，开始转交邮局管理，走向统一。党报发行，从下边开始，大都合并起来。在邮局的组织机构上二，增设了交通科和发行科，充实了干部，健全了组织，工作效率较前也有了明显的提高，邮、交、发合一的管理体制初步形成。
历城会议，明确了邮、交、发一体的组织形式，在战邮组织上达到了一元化的目的，但在对这一工作的领导上还缺乏一元化的精神，以致形成没有中心的多头领导，妨碍了工作的顺利开展。许多同志产生了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级观念等错误思想，报社调来的同志认为在邮局工作没有前途，没有地位，是“跑腿”、 “挣小钱”。从各级党委交通科调来的一些同志也看不起战邮工作，认为到邮局工作降低了地位。为此，战邮总局专门请来教育厅厅长孙陶林作报告，讲战邮工作的重要性，但台下有些人却大声起哄，不同意这种说法。这些错误思想的存在，导致工作责任心不强，粗枝大叶、积压文件、应付塞责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彻底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真正求得思想认识上的～致，1943年1月，战邮总局和《大众日报》社在莒南县庄庄村联合召开了会议，战邮史上称庄庄会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亲自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他充分肯定了邮、交、发的组织形式，严肃批评了某些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阻碍邮、发合一的宗派主义，指出要在组织上实行精兵简政，贯彻一元化领导。朱瑞书记还进一步明确了邮局的工作任务：“应把交通发行工作作为两大中心任务，交通主要是为了发行任务的完成及各种邮件的迅速传递——在工作上要确保交通发行工作的普遍、迅速、准确与巩固深入等……”。
会后，山东战时邮局贯彻了这次会议的精神和分局的决定，将根据地内党政交通发行工作彻底实行统一管理、统一领导。各级党委交通科、各级战时邮局、各报社发行总站合成三位一体的组织，总的对外名称为战时邮局，对内在政府方面是战时邮局，是政府组成部分之
一、在党委方面是交通科；在报社方面则为发行部（科）。战邮局局长兼任中共山东分局组织部交通科长及《大众日报》社发行部长。其他各级邮局局长也根据具体情况兼任同级党委以上各项职务。此后，交通、邮务、发行三项工作进一步密切配合，形成了一个团结、高效、有力的整体，这是山东战邮史上一个划时期的重大转变。
1944年1月5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又根据上年3月20日决定的执行情况，再次发布了关于《加强交通发行工作的统一领导》的决定。着重强调了战邮工作的重要性：它不仅担负着党报党刊的发行工作，和党政军民上下关系的密切联系，同时还负担着秘密交通和秘密文件的传送。战邮工作做好了，根据地内各项工作就可以顺利地开展，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以及上下级的领导会更加密切；反之，就会使党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各级战邮组织，应由各级党委负责总的领导，在政治上及工作原则方针上均由各级党委负责；在行政建制上仍属各级政府，受同级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但为了不妨碍邮局业务的统一性，又要照顾到战邮工作的统一规定和领导上的垂直关系，等等。战时邮局在党的关心和培育下，不断地成长壮大起来。
日本投降后，山东邮、交、发三位一体的战时邮政机构曾一度分开。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在美国的支持下，向解放区进行疯狂进攻，挑起新的国内战争。为适应这一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报纸发行工作，9月15日，中共中央华东局再次做出把报社发行部门从上到下彻底合并到邮局的指示，决定报纸发行工作仍由邮局负责。指出：“报纸编好印好只是做了全党办报的一半，另一半是把党报发行工作做好。”根据这一指示，《大众日报》社与省邮政管理局再次召开联席会议，对全省邮、发合并的步骤、方法、时间及一些原则性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邮、发再次合并。经过战争考验，行之有效的邮、交、发合一的邮政通信组织形式发展下来，一直到建国后，这种形式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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