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新内涵、新阐释研究（上）文/张学强
一、沂蒙精神概念的提出及其新内涵讨论的学术回顾
沂蒙是指以临沂为中心的山东省中南部地区，因境内有沂山、蒙山而得名。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沂蒙根据地是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山东根据地的中心区域，包括鲁中、鲁南、滨海三个战略区，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沂蒙是闻名全国的革命老区，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诞生了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比肩齐名的沂蒙精神。
1989年12月12日，时任临沂地委宣传部长的李祥栋在《临沂大众报》发表题为《发挥老区优势，弘扬沂蒙精神》的文章，总结沂蒙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形成的思想品格和精神风貌，第一次提出了沂蒙精神的概念，并将沂蒙精神的内涵概括为“团结奋斗、无私奉献、艰苦创业、求实创新”。沂蒙精神的概念提出后，中共山东省委高度重视。1990年2月2日，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姜春云来临沂视察，将沂蒙精神内涵总结为“立场坚定、爱党爱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1997年，中共临沂市委、市政府在广泛吸纳各界关于沂蒙精神的研究成果，进一步把沂蒙精神提炼为“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2001年，有关专家又把沂蒙精神内涵扩展为“爱党爱国、艰苦创业、改革创新、敢为人先、不懈奋斗、无私奉献”二十四字。2004年，第四次沂蒙精神研讨会召开，恢复了1997年沂蒙精神的提法，“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十六字内涵从此成为定说。这个内涵界定着眼于沂蒙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政治立场，对于激励沂蒙人民苦干实干、实现脱贫致富起到了巨大的动员和鼓舞作用。2005年8月，沂蒙精神晋京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成功举办，沂蒙精神成为享誉全国的政治品牌。
2013年1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视察临沂时指出：“山东是革命老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他强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主要是党和人民水乳交融，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可歌可泣啊!沂蒙精神要大力弘扬。”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沂蒙精神，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沂蒙精神的形成原因、本质内涵和宝贵价值，成为我们新时期研究和弘扬沂蒙精神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对沂蒙精神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考察视角从以沂蒙人民为主体逐步转移到以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为主体，在沂蒙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沂蒙精神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理念、沂蒙精神与党员干部队伍建设、沂蒙精神与民族精神的关系、沂蒙精神的时代价值和及其弘扬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产生了很多富有见地的新成果。但是，对于关乎沂蒙精神研究和弘扬的关键和核心问题，即沂蒙精神新内涵的研究一直没有实质进展，至今仍鲜见专门探讨沂蒙精神新内涵的论著公开发表。当然，在研究沂蒙精神的论著中，往往都要涉及到沂蒙精神内涵的问题，有些学者和领导也尝试提出对沂蒙精神内涵的新见解。如王成娟提出：“沂蒙精神诞生于伟大的革命实践，是山东党政军民共同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是它的精神实质。”[1]周忠高指出，“沂蒙精神是党政军民在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下共同铸就的伟大精神”，“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2]韩延明提出：“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应该是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党群干群血肉相联、鱼水深情。一言以蔽之，即军民生死与共和党群鱼水深情。”[3]临沂市委书记王玉君指出：“沂蒙精神内涵是：共产党八路军‘为人民靠人民、忠诚看齐革命到底’，人民群众‘听党话跟党走、敢于斗争无私奉献’。” [4]
这些关于沂蒙精神内涵的新见解，一方面都是遵循习近平关于沂蒙精神讲话指示，都是从党和人民群众双重向度定义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成果；但另一方面，这些新提法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之处，主要是：概括不精炼，不易于宣传普及；讨论不够深入，没有全面详尽的阐释；缺乏足够的史料依据和历史考证，宣教意味过浓。总之，对于沂蒙精神新内涵的研究，既没有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也没有形成一种热烈的讨论氛围，更没有形成较为明晰的、相对一致的意见。旧的内涵界定显然已经不符合新形势新要求，新的内涵没有明确。这种情况严重制约了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弘扬。
2017年七一前夕，山东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赴临沂进行集体学习研讨，省委书记刘家义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从新的高度定位了沂蒙精神，揭示了沂蒙精神的本质内涵。”开展沂蒙精神内涵的新探讨，必须首先全面理解、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的精髓和主旨，只有站在习近平总书记对沂蒙精神“新的高度定位”上，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开展理论创新，才能探讨形成既符合历史实际、经得起历史检验，又能够适应新时代要求、为新时代提供强大正能量的沂蒙精神新内涵体系。
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讲话的精髓和主旨
第一，沂蒙精神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不能宽泛地理解为纵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不断变化发展的思想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的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时代条件。“山东是革命老区”，明确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政治、地理环境；“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得益于沂蒙精神，明确了沂蒙精神诞生的时代背景。也就是说，沂蒙精神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山东革命老区沂蒙这个地方，为了实现革命战争的胜利，党政军民创造的一种宝贵精神财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因此，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分析和界定，绝不能脱离沂蒙精神诞生的特定时代环境、时代背景和时代特点。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矛盾、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任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创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沂蒙精神应当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党领导革命群众创造的精神财富，是那个时代鼓舞人民群众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精神动力。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解恰恰忽视了沂蒙精神的时代特征，认为沂蒙精神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的精神体系，将沂蒙精神的内涵发展人为地划分为四个阶段：“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体现为人民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伟大精神；发展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诠释了艰苦奋斗、艰苦创业的精神；完善于改革开放时期，以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创造改革开放新业绩，丰富了沂蒙精神的内涵；升华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时期，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生动体现”。[5]目前这种观点仍是学术界沂蒙精神研究的主流，尚未出现突破迹象。现在看来，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也是不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沂蒙精神重要讲话精神的。任何事物都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本质属性，都有自己的本来面目。作为在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一种革命精神，沂蒙精神的本体和本质内涵是一回事，沂蒙精神的价值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传承和弘扬是另一回事。不同的历史时期有各自本质不同的时代特征，不能因为强调沂蒙精神价值的永恒性而把沂蒙精神内涵看成是一个纵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开放、发展的精神体系”。沂蒙精神的内涵是特定的、恒定的、不可变的，沂蒙精神又是常讲常新的，它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有其相应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如果不将沂蒙精神的本体与沂蒙精神的价值分开，对于沂蒙精神内涵的理解就会陷入不可知论和诡辩论的泥潭，无助于在新时代和新形势下弘扬和传承沂蒙精神。
第二，沂蒙精神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山东党政军民开展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山东党政军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同时也是属于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狭隘地理解为仅仅局限于沂蒙地区的一种区域性的革命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沂蒙精神的讲话中指出：“沂蒙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个评价的高度和深意需要我们认真审视、深入思考和充分阐释。
长期以来，我们对沂蒙精神的研究和宣传，基本没有跳出沂蒙这个人文地理区域范畴，而把沂蒙精神看成是发源于沂蒙山区的、沂蒙人民群众特有的一种精神，甚至更狭隘地而且是经常性地、更多时候是干脆直接看成是临沂人民的精神。陈建光在《临沂师专学报》发表的最早探讨沂蒙精神的论文《弘扬“沂蒙精神”的历史必然性》，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形势风云变换、自由化思潮泛滥中宣传沂蒙人民“爱党爱军”的坚定立场的需要，着眼于市场经济改革初期社会“道德沉沦”中宣传沂蒙人民“无私奉献”高贵品质的需要，提出：“沂蒙精神”根植于沂蒙大地，是沂蒙人民自强不息、昂扬奋进、勇于拼搏的精神品格的集中体现，是在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时代特色的群体意识，是沂蒙人民的精神创造。[6]此后，对于沂蒙精神的考察，虽然逐渐扩展至沂蒙精神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革命传统因素、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经验等方方面面，但无论对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还是对沂蒙精神的界定、陈述、分析、论证，都局限于沂蒙人民和沂蒙地区。如苑朋欣视野所及的沂蒙精神发源于“以沂蒙山区为中心，以今临沂市行政区域为主体的鲁东南地区”；[7]乔丽萍对沂蒙精神的考察，视野所及则完全限定在临沂市辖县区。[8]这就把沂蒙精神界定为沂蒙人民在沂蒙地区创造的一种精神，限定为一种地方性、区域性的精神。跳出这个框定，必须从指导思想上明确：作为党和国家宝贵思想财富的沂蒙精神之所以称为沂蒙精神，是因为当时的沂蒙是山东党政军机关活动的中心区域，是因为党领导山东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这个区域得以集中地展现出来，但并不能因此把沂蒙精神界定为一种仅限于沂蒙人民和沂蒙地区所创造的一种区域性的革命精神。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与中共中央、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的革命活动密切相关，沂蒙精神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都是孕育、产生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实践中，都以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为最终目标，都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国革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宝贵财富”的高度和层次的定位，沂蒙精神应该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沂蒙为中心区域的山东党政军民开展革命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本质上是革命战争年代的山东精神。因而，必须考察当时中共中央与山东革命斗争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而考察中共中央在沂蒙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以往学术界对于党的领导与沂蒙精神形成关系的历史考察，往往只是注重对山东省、沂蒙地区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活动对于沂蒙精神形成历史作用的考察，对中共中央与山东早期党组织的创建、革命宣传和组织动员，抗战爆发后山东根据地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华东局党政军民机关活动的领导没有注意研究和探讨，因而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深入揭示和论证中共中央对于沂蒙精神形成的决定性历史作用。事实上，党在山东、在沂蒙的一切革命宣传组织活动、一切重大战略决策、一切重大战略活动都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示下发生的。无论在党的创建初期，还是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山东的革命活动都是党中央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大棋盘上的一步棋局而已，且这步棋局在全国战略大布局中更加重要。所以，尽管山东不是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除了刘少奇外，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也没有在这里直接开展过革命活动，但它仍同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不能理解为仅限于沂蒙或者山东地区的一种区域性的革命精神。只有在深入考察中共中央与山东地区革命活动的密切联系，才能够说清楚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对于沂蒙精神形成过程中的历史作用，才能最终阐明习总书记所讲的沂蒙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这个科学结论。
第三，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山东党政军民命运共同体，沂蒙精神的形成是党和山东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结果。既不能从党也不能从人民群众任何单一方面去理解和界定沂蒙精神的内涵。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沂蒙精神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沂蒙精神是山东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革命战争年代，山东党政军机关经常在一起活动，人民群众最先感受到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形象，他们主要是从八路军的行为和作风中认识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当中的“军”字实际上包含了根据地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抗日民主政府。也就是说，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其中，党政军为一方、民为一方，沂蒙精神是山东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在创造主体的两个方面中，党、政府和八路军代表根据地人民群众的利益，努力践行群众路线，全力救民、保民，真心真意爱民、亲民、爱民；另一方面，人民群众铁心向党，把党、八路军视为自己的亲人，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这样在根据地才形成了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局面，共同铸就了沂蒙精神。所以，沂蒙精神是双方良性互动的结果，不是任何一个单方创造出来的。然而，长期以来，我们都是从沂蒙人民群众的这个单一创造主体出发去理解和概括沂蒙精神，并将其内涵概括为沂蒙人民“爱党爱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在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沂蒙精神重要讲话以来，学术界、理论界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开始努力校正以往的看法。如于学强认为：人民群众是沂蒙精神的参与实践者、无私奉献者和发扬光大者，中国共产党是沂蒙精神的酝酿倡导者、激励推动者和提升传扬者。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将双重向度的创造主体结合起来，在紧密结合与良性互动中铸就了沂蒙精神。[9]坚持沂蒙精神的创造主体是山东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是党与人民群众双向互动的结果，既符合历史实际，也符合革命精神的生成逻辑。因此，在探讨沂蒙精神内涵的过程中，必须考虑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两个方面，既不能从党也不能从沂蒙人民群众的任何单一方面去片面理解和简单界定。
第四，沂蒙精神形成的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是党的正确领导和模范行动，党在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
党及其领导下的各级民主政府、人民军队以崇高的革命理想、一心为民的宗旨观念、勇于牺牲奉献的实际行动、优良的作风和铁的纪律，教育和感染着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人民，人民群众才有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大爱和行动，军民才会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1942年5月23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在生活异常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沂蒙妇女能够用自己的乳汁抢救八路军伤员，能够把少得可怜的养育亲生骨肉的口粮拿出来抚养革命后代，沂蒙人民能用自己的生命掩藏八路军物资，用双肩挑着担架奔赴战火纷飞的战场，用小车一直把革命推过长江，把“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尺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这些军民水乳交融的情景以及这些人间大爱和感人举动背后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沂蒙精神的讲话中给出了明确答案，即“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明确揭示了沂蒙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的原因就是党的理想、宗旨、作风和模范行动的教育和影响。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三严三实主题教育活动和两学一做主题教育活动的开展，学术界和理论界对于沂蒙精神与群众路线的关系以及沂蒙精神在党的作风建设中的作用的研究逐步深入，对在沂蒙精神形成中党的主导作用的揭示日臻全面。如钟呈雷认为：“沂蒙精神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沂蒙大地开出的璀璨之花。”党在沂蒙忠实地维护群众利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等方面切实践行群众路线，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10]潘洪娥认为：“沂蒙精神的形成不仅有其现实的社会和思想政治条件，同时与淳朴民风、革命传统和革命建设的严峻形势等有着密切关系。但最关键的是党和军队爱人民，以切实的行动赢得了人民的真诚爱戴和拥护，使人民深刻感受到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最可信赖的人，跟党和人民军队走是唯一正确的出路。简言之，为人民谋利益是沂蒙精神形成的前提条件。”[11]这些观点都是符合习近平总书记指示精神的，也是目前学术界关于沂蒙精神的一个共识。因此，在分析和把握沂蒙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高度重视党的正确领导在沂蒙精神创造主体中的主导作用。
三、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及其新阐释
（一）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
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理解，结合学术界、理论界沂蒙精神研究的新进展，我认为，沂蒙精神应该是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一种革命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山东党政军民在山东革命根据地共同创造的一种精神形态，是山东革命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的集中体现，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内涵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它的本质内涵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它的基本内涵是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人民群众一心一意跟党走。作为一种精神形态，不仅需要内容和本质上的科学概括，还需要形式上整齐对仗的语言表达。
我把沂蒙精神概括为：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
这个新十六字内涵，重点着眼于革命战争年代党及其领导的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与山东人民群众之间建立的鱼水难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着眼于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命运共同体。这种关系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互敬互爱、亲如一家、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的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山东根据地党群关系、军民关系的实际形态，也是山东根据地党政军民共同塑造的一种精神形态，是山东党政军民的共同追求，也是沂蒙精神永恒的现实价值所在。这个新十六字内涵还强调了沂蒙精神的时代性、沂蒙精神创造主体的多元性、沂蒙精神创造过程中创造主体的互动性。
（二）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的新阐释
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讲话指示精神，从党和人民群众两个方面的互动，结合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开展民主革命斗争的历程，回溯沂蒙精神的创造史，我们就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从第一个方面即“共产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的角度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第一，山东各地早期共产党员怀抱共产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为工农群众利益奔走呼号，不惜献出宝贵生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主要任务。山东是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和活动最早的地区之一，按照党的一大、二大确定的任务，山东早期共产党人积极投身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王尽美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创始人，也是山东党组织的创始人。参加一大归来后，王尽美就积极投身工人运动，深入淄川、博山一代矿区发动工人，组织矿业工会，又在津浦铁路济南大槐树机场建立工人俱乐部和工人补习学校，领导工人开展经济斗争，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并在山东各地领导建立党的组织。在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期间，仍抱病与邓恩铭等人一起组织领导胶济铁路、四方机厂工人大罢工，迫使日本资本家签订了９项复工条件。在青岛病逝时，年仅27岁。王尽美在逝世前留下的遗嘱是：“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实现而奋斗到底！”出生于博兴县富裕农民家庭的教书先生张静源，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家乡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培养骨干，发展党员，建立了滨州境内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张静源经常对说：“什么时候穷人不受罪了，我心里就好受了。”他深信，有党的英明领导，有共产党人带领群众艰苦奋斗，革命取得胜利，劳动人民翻身解放，为时是不会远的。
参加革命队伍只为工农群众谋利益，不为升官，不为发财，不图个人名利，面对敌人的屠刀，义无反顾，赴汤蹈火。山东早期共产党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彰显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宝贵品质，诠释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坚定理想信念。胶东特委书记张连珠，在领导“一一四”暴动失败后，不幸腿部负伤被俘。敌人对他软硬兼施，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每一次因酷刑昏死过去又被用冷水激醒后，他总是吟诵：“天地有正气，冽凛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张连珠最后被敌人残忍杀害，牺牲时年仅31岁。蒙阴大地主家庭燕翼堂子弟刘晓浦、刘一梦叔侄俩才华横溢，对革命真理如饥似渴，视金钱富贵如浮云。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两人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利用假期时机把进步书刊带回家乡，向群众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播撒革命火种。叔侄俩被国民党逮捕后，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严刑拷打始终不改革命之志。面对敌人的屠刀，叔侄俩大义凛然，一起慷慨赴死！叔叔刘晓浦年仅28岁，侄子刘一梦年仅26岁。临郯县委书记刘之言在苍山暴动中身负重伤，为掩护战友奋力高呼“共产党人在这里！”临刑前，刘之言镇定自若，痛斥国民党残害人民的罪行，壮烈牺牲时年仅29岁。
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山东党组织奋起抗争，连续领导发动了陵县、阳谷、高唐、莱阳、潍河、博兴、益都、日照、沂水、苍山、龙须崮等十几次农民暴动，无数党的优秀儿女牺牲了年轻宝贵的生命，血洒齐鲁大地。此后，由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山东各级党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省委也和中央失去了联系，但山东各地共产党员仍然红心向党，初心不改，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在白色恐怖的反动高压中仍然坚持革命宣传和组织活动，努力探求和实践救国救民的道路。党的革命理想始终不渝，党的革命火种始终不熄。直到山东省委重建，各地党员和党组织又迅速形成新的战斗力量，投身于保卫民族生存的伟大抗日战争的历史洪流之中。共产党人以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不怕牺牲的实际行动践行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不断唤醒、教育、感染、感召着山东人民。
第二，山东各地党组织奋起领导抗日起义，创建抗日武装，开创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勇敢担当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历史重任。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全面抗战爆发后，平津、太原、上海、杭州、南京相继落入敌手，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与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丧师失地完全不同，在陕北刚刚落脚不久的中共中央毅然作出了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中共北方局召集会议，研究部署落实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发出了“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一面是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队从前线向后方溃退，一面是共产党干部、八路军战士知难而上，迎敌而进，深入敌后坚持抗日斗争。这是共产党人的使命和担当，是共产党人的胆略和气魄。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从北方局开会回到济南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指示，结合山东实际情况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十大纲领，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抽调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等到山东帮助落实起义计划。从1937年11月到1938年3月，山东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徂徕山、鲁东南等十几个地区领导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抗日烽火在泰山、沂蒙山、昆嵛山巅，在黄河两岸、微山湖边、渤海之滨、胶东半岛熊熊燃烧。气势磅礴的抗日武装起义，揭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旗帜，沉重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初步建立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
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山东的战略地位，对创建以沂蒙为中心的山东根据地作出了明确指示。1938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东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指示，指出：“依山东被占领的环境和游击战争的任务，省委的工作应以发动游击战争与建立游击区的根据地为中心……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应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中心。”[12]（p17）1938年2月，山东省委领导徂徕山起义后，黎玉在新泰刘杜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山东抗日游击四支队兵分两路，以一、三、四中队为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去莱芜一带活动，并向淄博一带矿区及胶济路以北的地区发展；以二、五、七中队为二大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程照轩等带领，开赴蒙山一带活动。1938年3月初，黎玉率领的山东省委机关到达蒙山万寿宫一带。此后，山东党政军领导机关长期转战沂蒙山区，党政军民在这个地区紧密团结，齐心协力，并肩战斗，相继开辟了鲁南、鲁中、滨海三个战略区，这三个战略区，组成了沂蒙根据地的中心地带，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沂蒙从此成为山东党政军指挥中枢所在地，沂蒙也成为山东根据地中心区域。抗战胜利后，山东党政军指挥机关才从莒南县大店镇迁至临沂，直到1949年3月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山东省人民政府才从益都移至济南。
1938年5月6日，毛泽东指示长江局，“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派张经武同志去山东”。[13]（P525）随后又派出郭洪涛等50名干部，携带两部电台到山东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指示郭洪涛“山东要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一个重要战略基地”。1938年5月20日，郭洪涛一行到达山东省委驻地泰安南上庄。21日，省委在南上庄召开会议，郭洪涛传达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作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提出创建以沂蒙山为中心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我党领导的山东各地抗日武装使用八路军番号，改称八路军；加强地方工作，成立地县党委；同时决定由四支队抽调干部到地方工作，加强党的建设。根据中央决定，山东省委改称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
1938年6月30日，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决定以当地建立的抗日武装为骨干力量，从部队抽调干部建立和充实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在收复地区建立抗日民主政府。在鲁中，创立以沂蒙山区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向北发展，以淄博山区为依托，开创清河地区抗日根据地；向南发展，开创抱犊崮山区根据地；向东发展，开创鲁东南沿海地区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中共中央、北方局先后抽调两批干部到山东，帮助开辟抗日根据地。随着山东抗日武装不断壮大，抗日群众团体的迅猛发展，群众组织的广泛建立，到1939年初，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鲁中、鲁东南、泰西、湖西等地相继建立了基层抗日民主政权。
随着全国抗战形势的发展，山东敌后战场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制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正式作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战略决策。1939年3月，罗荣桓、陈光率领八路军第115师一部挺进山东。入鲁的八路军115师力克强敌，连战连捷，威震敌胆。党中央又派徐向前、朱瑞到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统一指挥山东、苏北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八路军主力入鲁及八路军第一纵队的成立，极大增强了山东人民的抗战力量，鼓舞了山东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入了大发展时期。1940年8月26日，山东各界联合大会在沂南青驼寺胜利召开，大会选举成立了全省统一的抗日民主政权——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地区党的组织和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使山东人民有了抗战的主心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形成、巩固和发展，使山东抗战有了坚强的后方依托，也使全国抗战有了强大的战略支撑。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以“舍我其谁”的使命担当精神，以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胆略和气魄，赢得了山东人民的信赖。
第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舍生忘死保卫山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是中国屡遭外敌侵略、任人宰割的屈辱史，是中国人民惨遭异族蹂躏、血腥屠戮的灾难史，战争、兵祸带给人民群众的是无数鲜活生命的代价以及祖祖辈辈生存的家园和财产的惨重损失。仅就日本侵略者而言，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军在旅顺屠杀中国民众近两万人。1927年炮轰济南，残杀济南民众一万七千余人。1937年日军攻陷南京后，制造骇人听闻、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超过30万。1938年4月，国民党守军弃守临沂后，日军连续10天屠洗临沂城，被杀害的群众达3000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无论是满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只知保全自身、委屈求全、卖国求荣，完全丧失了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能力。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坚决捍卫人民群众利益，“枪声就是命令”，只要哪里群众有难，他们就奋不顾身投入战斗，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群众的安全，舍生忘死保卫人民群众的生命和家园，与以往的历届反动政权和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41年12月，在山东根据地滨海区发生的莒南渊子崖保卫战中，板泉区委书记刘新一、区长冯干三等40多名干部、战士为营救被围群众，与日军激战壮烈牺牲，以自己的死换来群众的生。在1944年8月的大山战斗中，八路军115师686团第1营“何万祥英雄连”前去救援被困群众，与20余倍于己的敌人血战整整一天。群众安全转移了，“英雄连”30多名干部、战士长眠于大山一带，五班的战士子弹打光后全部跳崖牺牲。在临沭，1944年1月24日（农历大年除夕），日伪军包围了朱村，滨海军区四团三营八连战士闻讯前去营救被困群众，与敌人激战6个小时，24名战士壮烈牺牲。1942年12月6日，在胶东区荣成刘家村一带，数百名群众被日军围困到一个三面环海的岩滩上，警卫胶东兵工厂的20余名战士在指导员张君毅带领下掩护群众突围，战士们英勇作战，打死打伤敌人100多人，最后弹尽粮绝，张君毅和剩下的七名战士宁死不屈，怀抱枪支跳入波涛汹涌的大海。
八路军打击土匪顽军，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事例也有很多。1943年11月，鲁南区党委和八路军鲁南军区在费县柱子山击毙作恶多端的“混世魔王”、沂蒙巨匪刘桂堂，解救了被抓被押的壮丁、妇女500余人，沂蒙人民燃放鞭炮，奔走相告，庆祝胜利；1944年1月，滨海军区部队在日照石沟崖歼灭伪军朱信斋部500余人，活捉朱信斋。每逢夏收时节，各军区“以自己的血肉，掩护群众收割，抢回许多粮食”。滨海四团保卫临沭醋大庄七天七夜，掩护群众抢收小麦五十二顷。路中部队包围垛庄，一夜之间抢收三百多亩。
山东人民亲眼看到八路军为了自己的利益出生入死，感受到八路军是自己的部队，是自家人，把八路军称为“恩军”“王者之师”。时任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主任、山东军区副政委的黎玉指出，抗战爆发后，“广大群众不但面临着亡国的威胁，而且有丧家的危险”，而“八路军从发动起，即不断地与敌人作战，不断地取得胜利”，“群众体验到共产党、八路军是进步的，坚决抗战的，并相信我们的方针和主张是正确的，是适合广大群众的要求的”。[14]（p94）
第四，共产党通过各级民主政府在山东根据地彻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和土地改革，努力减轻群众负担，领导发展经济，改善群众生活。
中国农村经济的凋敝和人民群众生活的苦难，从根本上讲是由封建剥削的经济制度造成的。在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之下，农民不仅要承受繁重的地租剥削、雇工剥削，还要承担超经济的人身奴役，加上苛重的赋税负担、各种名目的募捐摊派、无情的高利贷盘剥、不测的天灾人祸更使得农民生活雪上加霜。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决实行无偿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的土地政策。抗战全面爆发后，为团结各阶层抗日，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转而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即保存地主地权、财权、人权的前提下让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这个政策虽然没有明确废除地主所有制，但却能够直接限制地主、高利贷者的剥削，减轻群众经济负担。
1937年8月，中共中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详尽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具体政策和办法。2月6日，中共中央又在党内发出了《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起群众的地区，在广大群众自愿自觉，而不是少数人包办蛮干的基础之上，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1942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委托，从华中赴山东检查指导工作，到达中共山东分局、八路军115师师部所在地——临沭朱樊村。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刘少奇帮助中共山东分局确立了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位斗争任务的正确方针。随后，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法令，组织工作团进驻滨海区莒南、临沭两县，开展试点，创造经验。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战工会主任黎玉分别到莒南、沂南具体指导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到1943年6月，减租减息运动在滨海区、鲁中区全面展开，取得了很大成效。山东抗日根据地（不包括鲁南和冀鲁边），减租户18294户，减租粮食6207283斤，减租地393482.7亩，减息粮25348斤，减息款111034.8元，增资人数40406人，增粮资8192960斤，增款资23016元。[15]（p151）
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减租生产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的指示》，要求各根据地领导机关必须责成各级党政机关检查减租减息政策的实行情况。凡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地区，年内要一律减租，凡是不彻底的必须彻底减租。为贯彻中共中央指示，中共山东分局确定以莒南县、沂南县为减租减息实验县，责成莒南县委组织工作团，在滨海地区最大的封建地主家族势力盘踞的莒南县大店开展查减工作试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取得了彻底胜利。山东分局把大店查减斗争的经验推行全省，山东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到1944年下半年，山东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村庄1.47万个，占根据地全部村庄的63%。鲁中区减租粮321.7万斤，减租款87.9万元，减息粮11.2万斤，减息款57万元；胶东区仅三个月就有4495个村庄实行了减租减息，滨海区在2124个村庄实行了减租减息，占全区村庄总数的77%。[16](p127)
减租减息后，群众负担大为减轻，群众生活大为改善。以高粱为例，与国统区相比，“双减”后根据地平均每亩交租11斤，国统区每亩交84斤，敌占区每亩交100斤以上。“双减”后，国统区老百姓的各种负担是根据地的8.7倍，敌占区老百姓负担是根据地的5.1倍。[17]（p532）而在减租减息政策的实际推行过程中，农民通过拔地、找工、找租、找问题、反恶霸等各种形式的斗争，迫使地主将相当一部分土地转给农民，在一些地方实现了地权的转移。[18]
减租减息土地政策彻底实行，使山东根据地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人民群众加深了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情。凡是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工作的活跃局面，“参战、拥军、归队、缉私、防匪、备战等，均能获得群众热心参加及帮助，抗战斗争比较坚持了，如政治情绪、胜利信心均较前提高，悲观失望情调较少；生产热忱开始发扬了，如织布、纺纱、互助耕种、开荒、市场活跃等，均有了新气象”。[19（p6）]减租减息后，莒县一个村的魏大娘在动员参军大会上泣不成声的说，“过去年年要饭，要饭要不饱，饿得走不动。八路军来了俺翻了身，八路军真是救命恩人。”[20]（p114）她当场把自己的儿子送去参军，减租减息的地区都出现了群众参军的热潮。
除减租减息外，各地还大力开展生产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兴修水利过程等来改善群众的经济生活和生产条件，根据地生产发展，群众生活得到根本改善，人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