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精神新内涵、新阐释研究（下）文/张学强
第五，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民群众民主权利，让人民群众实现了政治翻身。
旧中国是一个具有二千多年封建专制传统的国家，政权一直掌握在少数地主、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手中，人民群众作为被统治者缺乏基本的政治权利，始终处于任人宰割奴役的状态。中国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建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实行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的长期追求的政治目标。山东根据地按照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在政权建设中充分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利，建设民主政治，使人民群众真正实现了政治翻身。
首先是按照“三三制原则”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明确规定在抗日民主政权的人员构成中，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1/3，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1/3。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分局作出了《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各级政府、参议会都要实行“三三制”原则。1940年8月，在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工会成立时，基本都按照“三三制”原则分配人选。1943年8月，滨海区参议会121名参议员中，有共产党员45人，占37.2%，超过三分之一规定，超过规定的共产党议员、候补议员主动辞去议员资格，补选了非党议员和候补议员，赢得了各界人士的钦佩。[21]（p64）“三三制”政权建设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条件下，党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和推进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表现。
其次，颁布《人权保障条例》，从制度上保障人民群众民主、自由和平等各项政治权利。
1940年11月，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人权保障条例》，庄严宣示了人民群众享有选举、罢免、言论、集会等各种民主政治权利，其中规定：一切抗日人民，不分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在法律上、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民享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之权；在不危害抗战范围内，人民享有身体、居住、迁徙、言论、著作、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宗教信仰与政治活动等项自由。《人权保障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保障人权的法规，后来被收录《世界人权约法总览》。一年后，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根据地才陆续发布了类似的包含人权保障内容的法规。《人权保障条例》是山东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保障，也是山东根据地实行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
再次，给人民群众选票，真正赋予人民群众在政权机构建设过程中的选举权利。
1940年9月，山东省战工会制定颁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规定实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四权；村以上各级政权一律民选；成立各级参议会等民意机关。随后，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先后颁布了各级参议会的选举条例和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村政组织与工作决定、选举工作大纲等文件，各地的参议会和政府，都按照这些条例实行民主选举。
民选政权时，乡以上实行间接选举，先通过召开各界人士代表大会进行普选和竞选，选出各级参议员，组成参议会，然后由参议会选出政府组成人员。村级政权采取直接选举。1942年1月，滨海专署在全区开展村选工作，县、区成立村选委员会作为指导机构。许多县、区举办村选训练班，就选举原则、程序、办法等事项对村干部进行培训，各县、各区组织选举工作队进村指导。由于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大多数人还是文盲，为了让每个村民都能表达自己的意志，行使选举权，许多地方使用“豆选”的方法。候选人坐成一排，每人深厚放置一个空碗，每位选民发给一粒豆子作为选票。选民中意谁，就在他背后的碗中投入自己的一粒豆子，最后根据豆粒多少确定谁当选。村民手中的豆子代表了神圣的选举权利，“金豆豆，银豆豆，豆豆不能随便投；选好人，做好事，投到好人碗里头”。1943年，莒南县一个村庄选举时，96%的选民参加了选举，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大爷、老大娘也到会投票。这种选举办法虽然很原始，但却是党在根据地建设民主政治的好办法，说明共产党是真心实意让人民当家做主的。
1941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决定取消乡一级政权，以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实行行政村制。在每一个行政村中建立起按民主程序工作的机关，设立村民小组；以村民小组选出的代表组成代表会议，代表会议是村的最高权力机构；村民选出的村政委员会为代表会议的责任机关，村公所为日常政务政令推行机关，村长主持村公所工作。村民直接选举村政权，是中国基层社会的一场深刻的政治变革。
最后，充分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保障群众对政府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
长期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特权思想意识等消极因素的影响，根据地政权机构中不可避免地地混入个别坏人和不称职的干部。但一经发现或群众举报，党和政府就会严肃处理。滨海专署行政委员王子金贪污公款、霸占公地、欺压群众、勾结日伪，经群众告发，1941年被滨海参议会罢免职务，交政府法办。在沂南县一个村庄，当群众反映村干部存在腐败问题后，上级立即派人到村子指导村民委员会罢免了有贪污行为的村干部。
民主的本意是大多数人的统治。民众是否拥有选举权，是检验主权是否在民、检验政治是否专制还是民主的试金石。如果民众没有选举权和监督权，这个社会决不是民主的社会。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真诚而非虚伪地实行民主选举、民主监督，这让千千万万生活中社会底层的农村老百姓感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当家做主的自豪和尊严，他们真心实意地感谢、拥护共产党，根据地得到日益巩固发展。1945年8月，山东省政府正式成立，下辖5个行政主任公署、22个专员公署、127个县政府，面积达12.5万平方公里，拥有2400万人口。而与之同时并存于山东的国民党政权则因实行专制而日益遭到人民群众的唾弃，以至国民党政府无法在山东立足，于1943年8月退出山东。
第六，共产党在根据地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让人民群众实现了文化翻身。
由于历史上反动阶级的腐朽统治和疯狂剥削压榨，广大农村经济、文化十分落后，人民群众生活极端贫困，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失去了受教育的权利，祖祖辈辈变成了“睁眼瞎”。在一些村庄，农民买卖土地立契约，男女订婚写帖子，过年写春联，都要求助于私塾先生。广大农民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头，强烈要求实现文化翻身。为了满足农民对文化翻身的渴求，推动根据地各项工作的开展，党和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不仅举办小学、中学等普通教育，还创造了冬学、识字班、庄户学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教育，千方百计地让农村劳动人民得到学习文化的机会。
1940年8月，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成立，下设教育组，1941年3月改为教育处，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个省级教育行政机构。8月7日，战工会公布《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明确规定设立抗日小学及成年民众学校，使儿童、青年、妇女及工农大众都能有机会教育。12月22日，战工会制定《山东省战时国民教育实施方案》，提出以工农大众为主要对象，实施免费的普及教育。7月4日，中共山东分局把发展国民教育定为山东十项建设运动之一。此后，各地抗日民主政权按照中共山东分局和战工会的要求，积极推动农村文化教育工作，根据地的教育取得了飞速发展。
在学校教育方面。1941年12月，冀鲁边区“每个村里都成立了乡农小学，儿童入学一律免费，十分贫苦的，还有公家每天发给二斤粮食和七分菜钱”；清河区已有“1231处民校，1060处初小及18处高小的学校教育，大大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平，在邹博较好地区，已达到75%的学龄儿童入学。”1944年，滨海区就有抗日小学2838处，在校学生达9.5万人。[22]沂蒙地区还创办了山东省第四联合中学、滨海中学、沭海中学、沂山中学、鲁南中学、鲁中简易师范等中等教育学校。
社会教育方面。群众性的冬学运动作为成人扫盲的主要形式得到迅速发展。冬学利用冬季农民的农闲时间组织农民进行文化和政治学习，普遍受到群众欢迎。1943年春，鲁中区办冬学2400处，学员64699人；1945年初，鲁中区冬学“有五倍于一九四三年的发展，有458187人入冬学”，另有数量众多的读报组和黑板报等。鲁南区办冬学1670处，学员50899人。[23]
除了学校教育、冬学外，庄户学、夜校、识字班等各种各样的扫盲教育形式遍地开花。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使昔日的“泥腿子”变成了“文化人”，在实现政治、经济翻身的同时，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也实现了文化翻身。
第七，共产党在山东根据地高度重视纪律、作风建设，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人民军队以模范行动展现的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深深感召了山东人民。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王朝更替不已、政权更迭频繁。历史上的执政者都没能跳出这个“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周期律，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执政者的腐化变质，变成了高高在上的官老爷，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在局部执政的历史条件下，党能否继续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保持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的优良作风，便成为能否继续赢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关键。为此，党在山东根据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党的纪律作风建设，密切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是加强民主作风、民主思想教育，反对官僚主义，建设廉洁政府。《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提出“严惩贪污，反对浪费”，培养“民主作风、反对官僚主义”。山东省战工会要求政府工作人员要树立“抗日、民主、廉洁、奉公”的政权工作作风。黎玉对政权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上提出了“三个反对和三个树立”。即反对官僚主义的忘本意识，树立为广大群众办事的群众观念和战争观念；反对官僚主义的统治权威思想，树立新民主主义的民主平等思想；反对个人主义、本位主义，树立集体主义的整体观念。[24](p22)为了树立民主思想、民主作风，山东分局将反对官僚主义与群众路线教育结合起来，与精兵简政、减租减息联系起来整体推进，培养训练群众干部，定期检查群众工作，发动反贪污、反坏蛋、弹劾贪污腐化区村长斗争。
二是制定实施严惩贪污贿赂、严格费用支出等制度。1940年12月3日，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公布《山东省惩治贪污暂行条例》，明确了贪污罪的界定和量刑标准、惩处办法。第三条规定贪污财物在五百元以上者，即处死刑或五年以上之有期徒刑。1943年8月颁布《山东省惩治贪污公粮暂行条例》，规定贪污公粮在500斤以上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942年7月山东省战工会又颁布了《关于严格贿赂的决定》。此外，还制定了严格财经管理的制度，如预决算制度、审计制度、金库制度、会计制度、费用开支标准等以反对贪污、杜绝浪费。这在制度上培养了崇廉尚廉、勤俭节约的社会风气。
三是严格廉洁纪律，严惩贪污腐败，切实维护党的形象。党在山东根据地坚持法治精神，严惩一切贪污腐败行为。1940年4月，郯城抗日民主政府县长蜕化变质，吃喝嫖赌，贪污公款，鲁南区党委经过调查，撤销了翟新职务并开除其党籍。1942年6月，费南县二科仓库主任王俊德贪污税收田赋1250元，费南县秘书处原军用代办股长利用公款贩卖流通券并从中牟利1340元，鲁南行政专员公署二犯处以死刑。1944年，滨海专署委员王子金因贪污公款霸占公地，经群众举报后查实被开除。
四是建设“模范党军”。严格的纪律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完成各项任务的重要保障，是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对加强军队建设，密切军民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1940年9月，115师在平邑桃峪召开旅级以上干部参加的领导干部会议，罗荣桓在会议上提出了“创建模范党军”的口号，强调执行政策、严明纪律的重要性。为了改善军民、军政关系，加强军民、军政团结，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政治部制定了《八路军拥政爱民公约》。八路军每到一地，都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拥政爱民，纪律严明成为党在沂蒙根据地领导的民主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党在根据地加强纪律建设有力举措，塑造了山东根据地党员干部的好作风。曾任八路军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军医处处长的张一民回忆，当时部队为了给病号煮面条烧了房东的几根高粱秸，非要给房东钱不可，很多老百姓对八路军做法感到很奇怪，当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子弟兵，绝不能侵犯群众丝毫利益的时候，有个老太太感动的留下了热泪。
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率先垂范，爱民亲民，艰苦朴素，清正廉洁。1942年刘少奇来山东指导工作时，穿的褂子打了好多补丁，布鞋也裂开了口子。1943年春，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和黎玉、萧华等党政军领导干部在莒南县三界首村帮助群众春耕生产，大家为了照顾朱瑞，给他找了一个轻快一点的活，让他砸坷垃，可他坚决不干，非得要求拉犁，结果拉了半天犁，都把衣服磨碎了。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徐向前驻在沂南县孙祖时，见房东老人穿得单薄，便脱下自己的大衣送给老人，看到警卫员没有鞋子穿，便把自己的一双鞋子送给警卫员；罗荣桓在莒南下河村时，听说邻居老大娘病了，便把警卫给自己做的鱼汤端给老大娘；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莒南洙边帮群众拉犁，衣服都磨破了；黎玉和劳动模范开会合影时，让庄稼汉坐在前排，自己站在最后一排不起眼的地方；莒南庄户县长王东年看到老百姓受了灾荒，写信让家里将祖林里的大树卖掉，分发给灾民。
人民群众观察一个政党的形象，往往先看党的作风。在山东根据地内，上至党政军高级领导，下到普通党员干部战士，始终保持着爱民亲民、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勤俭节约的人民本色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党员干部的廉洁作风与国民党官吏们的横行霸道、贪污盘剥的腐败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曾将国民党统治区与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进行比较。他说：“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25](p73)老百姓正是从共产党和国民党形象和作风的巨大反差中，真切感受到共产党才是真心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党。
从第二个方面即“人民群众跟党走，无私奉献”的角度理解沂蒙精神的新内涵。
“人民群众跟党走，无私奉献”主要体现在山东人民从思想上相信共产党，在感情上热爱共产党，在行动上紧跟共产党。
第一，山东人民在思想上相信共产党，对共产党的革命理想坚信不疑、对共产党的革命行动坚决拥护。
革命战争年代，千千万万共产党人为宣传革命真理而英勇斗争，为人民利益而不懈奋斗，无数共产党人为了崇高的革命理想牺牲了宝贵生命。山东人民从亲身经历、亲眼所见中感受到了党的英明伟大，他们在思想上、从内心里、打心眼里真诚信任共产党，把自己的一切托付给共产党，把个人、家庭前途命运与党的革命事业兴衰成败紧密联系起来。这种信任坚定不移、始终不渝。
沂南县开明绅士徐丁谊，原是老同盟会员，其子徐相南是中共沂水南乡区委书记，在苏村一带领导农民运动，打击土豪劣绅，惩治恶霸地主，组织抗捐抗税。1929年11月徐相南遭叛徒杀害后，徐丁谊坚信共产党的事业是正义的，儿子的死是光荣的，共产党一定能够胜利。他发誓共产党不胜利，就不给儿子出殡。此后十八年中，他一直把儿子遗体和棺木存放在房前菜地里，直到1947年家乡迎来解放，徐丁谊才将儿子正式出殡安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徐丁谊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先后把三个不满16岁的孙子送给八路军，并动员两个外甥参军参战。
莒南县农村姑娘梁怀玉，在村里动员参军时喊出了“谁第一个报名参军，我就嫁给谁”。事后梁怀玉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嫁给了第一个报名参军的本村青年刘玉明，带动了村里11名青年参军。一个农村姑娘毅然把自己的终身大事和婚姻幸福献给了党和革命事业，只因为相信党、相信八路军。
蒙阴姑娘李桂兰的丈夫在定亲后参加了八路军，成婚之日和嫂子抱着一只大公鸡拜堂成亲。12年间没有见过丈夫一面，12年的苦苦等待等来的却是一张丈夫的烈士证书。李桂兰终生没有再嫁，只因为心中永远驻着一个八路军丈夫。
“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1940年7月，在纪念共产党诞生19周年之际，沙洪和王久鸣在沂蒙这块土地上创作了《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在党领导根据地人民开展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两位创作者深刻感受到了共产党的正确、坚强和伟大，感受到共产党就是老百姓的领路人、带头人、贴心人。这首歌唱出了那个时代人民群众的美好向往，唱出了人民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表达了人民群众的共同心声。
第二，山东人民在感情上热爱共产党、爱护八路军，将共产党、八路军当作亲人，愿意为党和八路军付出真情、鲜血乃至生命。
革命战争年代，山东人民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病员。在惨烈悲壮的大青山突围战中，八路军姊妹剧团团长辛锐身受重伤。费县火红峪村村民王瑞兰和丈夫聂风立卸下自家门板，把结婚时的棉被拿出来铺在上面，把辛锐抬到山洞内隐藏起来。为了给她养伤，夫妻俩把家里的几斤白面、鸡蛋拿给辛锐养伤，还把仅有的一只老母鸡炖给她吃。沂南县滑石崖村的高大娘和儿子高乃贞，抗战期间曾救治和掩护了18名八路军伤病员。1941年日军大“扫荡”时，娘儿俩把当时掩藏在家里的6名伤病员紧急转移到山洞中。为了防止日军发现，高大娘毅然把日军引向别处，最后被日军杀害。鲁中军区教导一旅的73名伤病员转移到蒙阴县小布袋峪村，刘苦妮一家为了掩藏好伤病员，在一天之中丈夫和儿子都被日军残酷杀害。1941年10月，平邑县汪家坡村农村妇女管爱振将4名八路军伤员藏在一个山洞里，天天给他们送饭送药。日伪军到她家搜查，逼她交出八路军伤员，并扒掉她的上衣用皮鞭抽，用大钢针扎她的十指，管爱振一次次疼昏过去，但始终没有说出伤员的下落。1942年的一天，日军突然包围了沂水县红石崖村，威逼群众交出八路军伤员。青年武善桐毅然将日军引向村东山顶，把一个鬼子推下悬崖，随后又抱住另一个跳了下去，与敌同归于尽。沂水西五拱桥村村长刘士炬，因为八路军保存价值50万金粮食的军用物资，被敌人发现后抓去。敌人三次将他投到铡刀下，逼他交出物资，他宁死都没吐一字。
被誉为沂蒙母亲的沂南县马牧池农村妇女王换于，为了照顾革命后代，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办起战时托儿所，最多时照看41个孩子。包括罗荣桓的女儿罗琳、儿子罗东进，徐向前的女儿徐鲁溪，陈沂的女儿陈小聪等。托儿所的孩子们在王换于及其家人的精心呵护下，健康成长，而王换于自己的四个孙子却因为营养不良、照顾不周都先后夭折了。在胶东育儿所，300多名乳娘精心哺育了1223名八路军党政军干部子女和烈士遗孤。沂蒙聋哑妇女明德英，当看到八路军战士受伤昏迷不醒时，情急之下，毅然解开衣襟，把乳汁一滴一滴滴到了战士的嘴里，救活了八路军伤病员。革命战争年代，齐鲁大地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红嫂、乳娘，深刻诠释了人民群众对党和八路军的无限热爱。
在根据地的许多村庄如西墙峪、南墙峪、李家峪、东辛庄、垛庄、桃棵子、大炉、车辋、华家村、桃花坪、青驼等都成为八路军敌后抗战的堡垒和基地。从1940年到1943年，西墙峪村民掩护救治八路军干部战士达三、四百人，仅村民张恒谦和张道增家就掩护伤员40多人。沂水县桃花坪村曾是八路军后方医院驻地，村里住着20多名伤病员，村民给伤病员送水送饭。鲁中二地委和行署负责人王涛、牟易之、江海涛等都住在桃花村，村里安排群众为他们站岗放哨。在平邑县华家村，村民和八路军建立了深厚感情，部队每次来到村里，村民就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拉到家里问寒问暖，帮助战士收拾房间、铺好床铺。部队走了，有的老乡还把战士们住过的房子空着，自己不去住，留着部队下次再来。
第三，山东人民在行动上紧跟共产党，全力支持共产党，积极参军参战、踊跃支援前线，为党的事业不惜牺牲生命和奉献一切所有。
一是根据地人民踊跃参军参战。1938年3月，山东省委刚刚组建的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一部进入沂蒙山区后，沂南县依汶乡的朱家里村和葛沟镇的石泉村就有100多名青年参加部队。苏村镇司马村的徐鼎新，把不满16岁的孙子送到部队，大孙子牺牲后，他又将15岁的二孙子和13岁的小孙子送到部队。刘家店子开明绅士刘佛缘把自己出钱买枪组建的200多人的抗日武装交给了八路军。蒙阴县垛庄朝阳官庄的彭大娘，先后把二儿子、大儿子、四儿子、三女儿、三女婿送上战场，带动朝阳官庄79人参加八路军。莒南县坊前镇聚将台村刘永良，先后在1940年、1942年、1946年把三个儿子送到部队参军，全部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在沂蒙根据地，许多村庄涌现出了“一门双英”“一门三英、四英”、甚至“一门七英”的参军模范家庭。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沂蒙地区先后有20余万名优秀儿女参加人民军队，3万多沂蒙儿女血洒疆场。
除了参加八路军作战外，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群众组成的民兵和自卫团运用麻雀战、地雷战、壕沟地道战、破击战、奇袭战、伏击战、冷枪战、联防战、黑虎掏心战、水上游击战等多种多样战法打击敌人，涌现出沂蒙南岩民兵连、胶东平度高戈庄民兵自卫队、海洋民兵等英雄群体。据1942年至1945年不完全统计，山东全省民兵累计拔除敌碉堡1957个、城墙6座、围寨731处，破坏敌人公路28196里、桥梁385座、铁路105里，拆除铁轨86544根，割电话线7115658斤，砍电线杆21808根。[26]（p430）
二是根据地人民筹集大批物资支援前线。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广泛开展大兵团作战和运动战，需要坚强有力的后方支援。在物质生活极其匮乏的年代，根据地人民勒紧腰带，“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解放军打到哪里，我们就支援到那里”，倾其全力支援前线。济南战役时，沂山专区原定200万斤征粮任务，提前两天完成了1230万斤。费县辛庄听说部队要从村里路过，仅用几天时间，就为部队磨耗面粉1.08万斤。淮海战役期间，郯城县虽然遭受了严重灾荒，但群众宁肯自己吃树叶、野菜，最后超额100万斤完成了原定要求筹集500万斤粮食的任务。[27](p76)沂蒙妇女夜以继日地为部队做军鞋、做军衣，磨面、碾米、烙煎饼、做军粮。鲁中南第六专区妇女一个月时间加工粮食2000多万斤。莒南县妇女加工粮食450万公斤。平邑县4000盘石碾昼夜不停，全县参加碾军粮的人数达20多万。鲁中南区妇女制作军鞋75万双，军袜116万双，军衣20万套，棉被1.6万床。[28](p395)
三是根据地人民出动大批民工支援前线。大量临时民工和常备民工抬担架、运弹药、送给养、修道路。济南战役时，鲁中南区出动15458副常备担架，8364副临时担架。淮海战役中，出动常备担架24712副，临时担架9601副。[29](p582)莒南县400辆独轮车运送11万斤面粉上前线，长途跋涉千余里。途中，民工们随身携带的红高粱、辣椒、咸菜吃完了，宁愿饿着肚子也没有人动一下车上的面粉。[30](p57)解放战争时期，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的口号下，沂蒙支前民工达到1018523人，支前小推车达到314279辆，担架60397副。[31](p342)
四、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的现实意义
山东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充分表明，沂蒙精神是山东党群、军民之间双向互动的结果，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党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人民谋解放，人民跟党走，无私奉献”，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沂蒙精神。“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就是沂蒙精神的内涵所在。沂蒙精神新十六字内涵，在新时代新形势下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有利于动员沂蒙、山东乃至全国人民上下同心、团结拼搏，夺取新时代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革命战争年代，以“党群同心，水乳交融；军民一家、生死与共”为内涵的沂蒙精神，凝聚了山东根据地的党心、军心和民心，构筑了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形成了战无不胜的强大力量，为山东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为夺取全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党群之间、军民之间的互动和融合是沂蒙精神区别于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本质特征，这也决定了沂蒙精神的最大优势，即党政军民上下同心、其利断金。历史充分证明，中国革命的胜利，是军民齐心协力赢得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全国党政军民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以党政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为本质内涵的沂蒙精神将必然是我们团结奋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的精神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沂蒙精神的巨大现实价值就是能够动员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形成众志成城、团结奋斗的局面，汇聚成强大的前行力量。因此，沂蒙精神的现实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沂蒙、山东区域层次，必将成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和民族层面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有利于新时期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纪律作风建设，教育全党树立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思想，牢记初心、不忘使命，永葆共产党人的本色。
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动力。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的铁律。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党要继续经受住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就必须始终密切联系群众。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历史和现实都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党，其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成就的伟业都是在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下取得的。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根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我们党只有始终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群众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遇到各种风浪和挑战时，才会安如泰山，坚如磐石。
党领导山东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历史实践表明，沂蒙精神的形成过程，就是党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发动人民、服务人民、赢得人民支持的过程，就是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宗旨、思想、观念指导革命实践的过程，就是党忠实践行群众路线的过程。沂蒙精神形成的根本原因根本在于党的领导、培育、示范和影响。在沂蒙精神的创造过程中，作为创造主体的一方即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模范行动发挥了主导和决定性作用。在党的领导下，八路军、各级民主政权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用生命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全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让人民翻身当家做主，想方设法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在革命斗争中，党不断加强自身纪律作风建设，培育了艰苦朴素、清正廉洁、爱民亲民、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这些正是党能够赢得沂蒙人民爱戴、党政军民之间能够形成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密切联系的根本原因。因此，沂蒙精神是当前加强党的建设的最好的、最生动的历史素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临沂考察时指出，“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的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利用沂蒙精神推进党的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基于党领导山东革命斗争经验的历史思考，是基于沂蒙精神形成根本原因的深刻洞察，是对沂蒙精神宝贵价值的高度肯定。
在沂蒙精神生成过程中，处处都闪耀着中国共产党人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理念和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沂蒙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必须大力弘扬党的这些优良传统和作风，主要着力点就是要教育全体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理念，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发挥先锋模范带头作用，苦干实干；教育全体党员干部养成艰苦朴素、勤俭节约、清正廉洁的作风，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不要脱离人民。
第三，有利于推动群众思想政治教育，弘扬山东人民爱党爱民、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提高人民群众永远跟党走的政治自觉。
党所领导的伟大事业不断推进，根本基础在于人民的力量，根本动力就是人民群众听党指挥、紧跟党走，对党的奋斗目标和伟大事业的自觉认同和自觉参与。
沂蒙精神的本质是军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沂蒙人民以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亲身经历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为民爱民情怀，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从而坚定了永远跟党走的信念，形成了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光荣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山东又涌现出千千万万爱党拥军的新时期红嫂，如被评为“最美拥军人物”的于爱梅，被誉为“沂蒙红娘好榜样”的戚洪桂、被称为“最美兵妈妈”的朱呈镕等，涌现出千千万万埋头实干的先锋模范，如全国劳动模范梁兆利、被誉为“当代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的朱彦夫、“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寻明胜、用生命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楷模”赵志全、敢啃硬骨头一心为乡亲的王传喜等。山东人民一直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继承着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沂蒙精神。
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可以照亮未来。今天，虽然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少部分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思想、组织、纪律、作风方面的问题，但我们坚信，党完全能够通过加强自身建设、通过全面从严治党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始终成为时代先锋、民族脊梁，始终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蕴含爱党爱军、无私奉献优良传统的沂蒙精神是教育人民群众自觉跟党走的最好教材。利用这个教材教育人民群众无论何时何地，对共产党的信任不能变，热爱共产党的感情不能变，紧跟共产党走的脚步不能慢，爱党爱军、无私奉献的传统不能丢。新时代弘扬沂蒙精，对于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革命战争年代的爱党爱军的红嫂、乳娘，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踊跃参军参战的沂蒙男儿，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勒紧腰带、破家支前的千万支前民工，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学习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爱党拥军的新红嫂、埋头实干的时代先锋，归根到底就是要教育人民群众始终坚定不移地信党、爱党、跟党走，坚定不移地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顾全大局，埋头苦干，淡泊名利，为实现党确立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无怨无悔奉献一切。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推动全党更加自觉地为实现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不懈奋斗”。沂蒙精神内涵的研究是沂蒙精神研究的核心理论问题，深刻制约和影响着沂蒙精神形成原因、形成过程、历史和现实价值、传承和弘扬等诸多问题的研究。在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新形势下，迫切需要理论创新，以推动沂蒙精神的传承和弘扬，打造好新时代沂蒙精神新品牌，再续新时代沂蒙精神的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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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学强，男，1969年3月出生，山东郯城人。200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获得博士学位。现任临沂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十三五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重点学科红色文化学学科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山东抗日根据地史、沂蒙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