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南下干部接管海宁旧政权前后（文/杜德馨）

益都集训

这是1948年12月。解放战争中的华东战场上硝烟弥漫，我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围歼了蒋军黄维兵团和孙元良兵团。战场正向国民党统治区迅速发展，大片大片的国土正在解放。新区工作急待干部去解决。

华东局根据中共中央的通知精神，立即从老解放区的地、县、区各级组织中成套地抽调干部，要求他们中的第一批必须在年底前赶至益都——中共中央华东局所在地。

在山东老解放区里，以县委宣传部长宋杰之为首的泰西县干部和以县长曾永源为首的肥城县干部，以及其他各县干部，都如期向泰西地委报到。地委开了欢送会。会后，地委宣传部长谷扩如率领本地区干部奔向益都。其他地区的干部也都跋山涉水准时赶到。

他们都被分配到党校学习。华东局的领导同志向大家讲了目前形势与任务，讲解了党的新区政策，强调了进城的纪律，要求大家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保持高度革命警惕性，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

老区干部在党校度过了1949年元旦，又过了春节。

在此期间，我军60余万人参战的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歼敌55.5万人，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接着平津解放，又基本上完盛了华北的战争。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国内和平协定，党中央、毛主席发出号召：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

在党校集训的老区干部，被编为第三野战军干部纵队随下，去江南新区开辟工作。行军至临城（今名薛城），他们与另一批老区干部和一些青年学生会师。于是干部纵队重新调整组织，进一步学习政策，有针对性地进行思想动员。

在旧社会，山东人民每当穷得活不下去而外出逃荒时，总是“闯关东”——到寒冷的东北去，而怕到温暖的江南。认为江南“说话不懂”、“水土不服”、“饮食不习惯”、“蚊子、长虫（蛇）多”；有的人还认为“南蛮子不讲理”等等。纵队请浙江出生而在胶东从事革命工作的金韬同志给大家作报告。他介绍了江浙的社会背景、风土人情、生活习惯和语言差异，说得大家乐呵呵，解除了思想顾虑。

为便于行军疾进和适应天气转暖的南方情况，上级给每人发了两套单军服，让大家轻装待命。

1949年4月21日凌晨，我军百万雄师，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突破长江天险，摧毁了蒋军苦心经营小半月的江防工事，强渡成功。大军南下，势如破竹，只3天便解放了南京。

干部纵队随军南下，昼夜兼程。后来接管嘉兴地区的第八大队于4月27日自瓜洲渡江南下。其所属第七中队主要由泰西、肥城、长清三县干部组成，尔后被分配到海宁县。

随军南下

南下干部在行军途中．不时受到国民党飞机的扫射、轰炸和骚扰，于是有时就不得不日息夜行或日夜兼程。

江南的雨夜行军，对山东老区干部来说是新课题。这正是春雨连绵的季节，河汊多，路面滑，加上行军人多，踩踏得泥泞不堪。许多人摔倒又爬起，忍受着伤痛与疲劳。在丹阳，第八大队的南下干部们猛赶了一夜，满以为走了百儿八十里。哪那知天亮一看，原来迷了路，兜了老大的圈子，才走了十多里。

在江南新区所遇到的困难，远不止飞机袭击和天雨路滑，更困难的是受国民党长期欺骗宣传的群众条件。比如：在苏州南郊的一个农村里，群众见男女干部同锅吃饭、同住一屋，便认为确实是“共产共妻”了。一个干部好意地去抱一抱小孩，其母连忙夺孩而逃，飞奔不己，后来听说她是怕“共产党要吃小孩”......。

经过长途跋涉，第八大队一行800余人于5月初到了湖州，（4月27日解放后，中共苏浙皖边区工委书记钱敏受命组建一地委）。大队在这里休整了十多天。

以山东泰西三县干部组成的第八大队第七中队为主，又抽调补充了少数其他方面的干部共65人，被分配接管海宁县。

中共浙江省一地委（1949年10月更名嘉兴地委，同时从湖州迁驻嘉兴）根据省委的任命电报，宣布了中共海宁县委组成人员名单：县委书记宋杰之、县长曾永源、组织部长梁超、宣传部长李坚、民运部长刘健民、公安局长刘中流。他们的年纪都在30至32岁之间，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

1949年5月17日晨，中共海宁县委率领第七中队的干部从湖州出发。他们乘了一只木船，一面摇橹，一面拉纤。这一路上，县委不断告诫大家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战斗，严防匪特袭击。幸好当时大军压境，匪特未敢轻动。傍晚时分，船到长安镇。

县委书记宋杰之，颀长身材，1938年参加革命前是高师学生，能言善写，平易近人。船近长安时．他指着前方灯光点点处，高兴而又严肃地对战友们说：“我们到达海宁地界了，到了新的战斗的地方了。大家千万不要辜负党的重托！”

晚上，当地“镇长”等闻讯到住地“拜望”。县长曾永源出面接见，叮嘱他们老实待命，准备移交。

在长安镇住了一夜。次日——1949年5月18日中午，他们背着背包，穿着黄绿色土布军装，佩戴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精神抖擞地进入海宁城（今盐官镇．当时国民党县政府所在地）。

进军海宁

解放前夕，海宁的局面是颇为奇特的。

在解放军渡江前一个月，这里已经有一个公开的“中国共产党浙东人民解放军海宁工作组”，有公章、有长戳，公然对一些单位发出“指示”。它与当时的党政领导携手共事，共同“应变”。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就在同一天，县参议会产生了一个新政府——海宁县保安委员会，内设政治、军事、财务、总务四组，每组又下设二股，并且任命了领导人。各乡镇设保安分会。县保安委员会宣布：“政令由本会执行”，取代了国民党县政府。

在这个新政府的领导之下还有一支军队——自卫总队，下辖三个中队。

旧的党政军似乎已不存在，实质上只是换了他们自己设计的新包装。

此外，全县各地都有各式各样的“解放军”或“先遣队”在派捐索款和吃喝。他们甚至公开贴出布告。以什么“政治委员”的名义，指令地方武装向他们缴械。

面对这样复杂严峻的形势，当时在盐官的中共党员只有两人：唐为平和张白怀。唐为平1948年11月由中共上海局策反委员会派来海宁，化名唐中膺，打入县政府任核稿秘书。当时，他的党内职务是中共杭州市委委员、宣传部长；张白怀是杭州市委委派，公开身份是《当代日报》记者，数天前，才抵达盐官。两人深深感到海宁目前特别需要力量，需要军队，乃决定去杭州请兵。

杭州解放才三天，军队封锁了进出通道。唐为平在杭州郊外向解放军战士耐心解释。战士半信半疑，将他押送到城站边的营部；营部又辗转把他押送到二十三军军部。在军部门口正好碰着军政治部主任。

“啊！你不是唐为平同志吗？多年不见了，你怎么在这里？”对方惊喜地说。

“谢云晖同志，你好！我在这里干地下工作呀！”唐也意外而高兴地说。

“快，请到里面坐！”谢主任热情地拉他进屋。

押送的战士憨厚地笑了，赶紧转身往回跑。

谢云晖是唐为平的老上级、老战友。1941年，新四军的干部教导大队改编为抗大五分校，谢任教育处副处长，而唐是该处政治助教。

长期居于白区地下的唐为平，一旦重逢战友，见到亲人，不由地一股暖流涌于胸中，千言万语挤塞喉头。经过好一阵克制镇静，他才勉强控制住自己过分激动的感情，把海宁的情况向谢作了汇报，要求部队马上进军海宁。

谢主任答应立即请示军部和省委，要他住下，等候明日回音。

翌日，军部把进军海宁的计划通知了唐为平。唐立即赶回盐官布置迎接。下一天，即1949年5月7日，唐为平一早如约赶到老盐仓的公路上等候部队。不久，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三军六十七师一九九团，由师部李副政委和团长梁培元率领来到。梁团长详细询问了沿路和海宁的军情，并派侦察部队先行，然后请唐为平骑上战马当响导，浩浩荡荡地迸军海宁城。广大各界群众在南门外和街头热烈欢迎解放军。海宁县宣告解放。

部队到达后，海宁局面立即改变。部队命令县保安委员会及其乡镇分会马上改作临时办公处，规定它的唯一任务是筹集军粮，不得行使其他职权；命令自卫总队及各地自卫队立即集中缴械；命令旧县政府及所属机关单位停使职权，准备移交，等待接管；命令“中共海宁工作组”（内中没有一个中共党员）停止活动，自行解散……。

以枪杆子作后盾，部队迅速有效地对海宁的积垢沉滓作了最初的扫荡，为南下地方干部提供了有利的工作条件。

人民政府成立

国民党县政府于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8月从盐官迁硖石；1949年3月解放战争渡江前夕又“还治”盐官。

我南下老区干部在5月18日中午到达盐官后，立即和先期到达的部队及当地地下党员联系，听取情况介绍，商量部署工作。

1949年5月20日，海宁县人民政府在盐官成立，同时开始接管旧政权。

国民党县政府设有：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社会、军事六科和秘书、会计二室，县直属单位有：警察局、田粮处、县税征收处、地籍整理处、无线电台、行政干部训练所、县立中学、民众教育馆、卫生院、救济院、农林场、农业技术推广所等。此外，还有县级机构：中国国民党海宁县党部、海宁县参议会；还有地方法院、国税稽征所和党政军警联席会报秘书室（其秘书由省党部直接委派）。

当时南下干部仅60多人，只得先集中力量接管县级机关，然后再接管区乡（镇）。跟县城比，长安是来时所见更大的集镇，故县委于到达盐官的当天，便派宋奇胜、郑东坡等几位同志立刻返回长安进行接管并开辟新区工作。稍后，胡献瀛、武晓山等同志，被派去硖石。

旧党政机关及要害部门的头面人物早于解放前夕逃离。县委、县人民政府组织余下的公务人员进行学习，向他们讲解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消除误解，打消顾虑；向他们表示去留自由。愿留者，欢迎，一律留用；愿走者，听便，发给遣散费。相当多的人（特别是青年）都表示愿意留下工作，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于是政府各部门在共产党领导下迅速恢复运作。除金融系统外，接管工作只七八天就全部完成，因为没有多少东西，而且一些机要档案已在其头目逃跑前被销毁。由于此时国民党统治已极度腐败，各级各部门的大小头目贪污舞弊成风，县财政粮秣枯竭，移交给县人民政府的只剩银洋219元、黄金6两1钱、金元券3300万元（折合新人民币33元）、糙米2335斤。偌大一个县的可动资产竟与一爿小店差不多！

县里接收完毕之后，除留下少数干部主持县级机关工作以外，绝大部分干部都分配到区、乡里去。解放后，全县划为7个区、25个乡镇。5月31日，各区干部带着海宁县人民政府第一号《通告》，分赴各地接管，成立区、乡（镇）人民政府。

6月9日，中共海宁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同迁硖石办公。轮船靠岸时，受到硖石镇各界人民的热烈欢迎。

以苦为荣

刚解放时，人们记忆犹新：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变成了“劫收”大员，个个成了巨富。今儿共产党又来接管了，他们又将怎样呢？人们留心地观察着。

只见他们身着土布军装，脚穿粗陋布鞋。鞋底很厚实，各种色布都有，这是老区人民劳军来的。他们没有雨鞋，斗笠也不完全都有，下雨顶个破麻片，赤脚板，半淋着走。他们都是光脚杆，没有袜子，尽管硖石是盛产袜子的地方。

他们老是吃着没油的成菜、大头菜、干萝卜丝、老蚕豆......有次又吃盐煮老蚕豆了，这是唯一的菜肴。一个小伙子吐了壳，旁边的战友把它拾起吃了，使这人羞愧无地，马上作了自我批评。两仓区的干部天天吃酸菜，实在吃厌了；当地人教他们下河摸螺蛳来“改善生活”。他们的“经验”被各地闻悉推广，外来干部都颇为困难地学习吃螺蛳。

自政委（县委书记）、县长开始，在县内（实际也包括专区内），谁若出差而当天不能返回的，谁都得把铺盖自己背去。到了住地，找点稻草往地上一摊，就算床铺；鞋子一合，就当作了枕头。难办的是热天，下无草席，上无蚊帐。晚上蚊子多得叫起来象敲锣，几乎所有干部都被叮得生疟疾，发冷发热。于是有的设法割艾蒿熏烟驱蚊，弄得满屋烟雾腾腾，眼也睁不开，气也喘不过来；有的将被套用小棒撑开，钻进去睡，但又孟闷热得汗水涔涔难以合眼。他们是乡间破庙的常客，哪有今天这样的招待所、宾馆和中央空调？

虽然海宁的交通尚属便利．有火车，有轮船，但最初规定县内不许报销交通费，他们来往只能是走路，当然更无住勤补贴。

他们几乎与商店无缘，因为袋里无钱。但纸店是例外。一种极便宜的，只能单面写的油光纸，从县领导到炊事员用它订本子，再找片碎布做封面，用来学习作记录。这在解放初的干部中是最流行的了。

至于工作，那是没日没夜的，无论寒暑，风雨无阻。不生病就工作，谁曾想到过8小时工作制，星期天休息和双休日，更没有夜班费和加班费。

看到这一切，人们心里总搁着一个疑团。有人悄悄地向干部打听：“同志，你们拿多少工资一一个月呀？”

“我们没有工资”。

人们愕然了：“那么，政委和县长呢？”

“也没有。我们上下平等，大家都一样。”

“那， 那你们为什么甘愿吃这么大的苦，还要打仗拚性命？”

“为革命呀！为穷人翻身解放，将来都过好日子。”

“你们真了不起！天下竟会有这种事！从来没有听说过。还以为你们装个穷样给我们看，把钱都寄到山东去了！”

“嘻嘻！没什么，为人民服务嘛！”

的确，那时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金．对干部和军人除供给最低标准的衣食而外．每人每月只发0.25斤老烟、1斤猪肉折现的津贴费。但是对旧政权的留用人员仍然维持原来的薪金制。故当时供给制被认为是革命工作者特有的标志，大家是引以为荣的。两三年后，国家的情况好了一点，为照顾部分干部家庭的特殊困难，决定对这些干部优先改为薪金制。这一工作好难啊，不是没改的妒忌眼红、争改争钱，而是被改的坚决不要薪金，不要多于战友的钱，使组织上费了很多口舌去说服动员，才逐步被接受。直至1955年，随着国家经济情况的好转，干部才全部经“包乾制”改成薪金制。

在国民党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贪污腐化、腐朽没落的年代，共产党的干部却不谋私利、艰苦奋斗、团结友爱、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在这种鲜明的对比中，人民看到了一种崇高思想和光辉榜样，看到了新的希望，因而奋起响应党的号召，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战无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