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平邑党组织的初创（来源/《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平邑县地处鲁中、鲁南交界处。这里夏商时期有颛臾国，西周春秋时期属鲁国，战国时期属齐国，秦汉至唐初南、北两部主要分属南城县、南武阳县，西汉一度建平邑侯国。唐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至1940年5月属费县。194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形势的需要，析费县西部地区建费南县、费北县。1943年12月，费南县改称费县。1946年1月，费北县与费东县合并组建蒙山县。1946年4月费县更名为平邑县。1947年8月，在平邑县南部和枣庄市北部组建白彦县。1952年3月撤销蒙山县，其所辖原费北县境域大部并入平邑县。1953年8月，撤销白彦县，其所辖北部区域并入平邑县。
新文化运动在平邑的传播和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曾在济南求学、攻读法律的仲村籍（今属平邑县仲村镇）学生唐绍典，受进步书籍、先进思想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唐绍典毕业后返回仲村，以律师为职业，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他积极发动群众，售国货，买国货，开展抵制日货的活动。唐绍典率领进步学生和青年，废神庙，建学校，发展新的教育文化事业，开始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
同年，平邑籍学生米栻民从济南正谊中学辍学回到平邑，参加了“平邑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委员会”，并担任宣传主任。他带领爱国的民众、进步的青年和学生，在平邑南板桥上，烧毁日本香烟十几箱。米栻民带领青年、学生，走上街头、集市、乡村进行宣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怒斥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
此后，唐绍典联合周效禹、唐保祥、魏昌祎等人，把“仲村私立小学堂”迁到仲村东南角的“泰山行宫庙”和“山西酒商会馆”（现仲村中心校所在地），改名为“仲村区立生民小学”。聘请魏昌祎为校长，充实了几位进步的优秀教师，使部分适龄儿童能够得到受教育的机会。“仲村区立生民小学” 创办不久，遭到了封建势力和“红旗会”的疯狂反对。
唐绍典不畏强暴，不避风险，决心斗争到底。他联合魏昌祺、魏昌祎、唐保祥、庄士一等人，奔赴济南，到山东省省长公署控告了费县知事支持封建势力，砸毁学校，破坏新教育、新文化的行为。唐绍典等人不屈不挠、据理力争，终于打赢了这场官司，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这次斗争对全县震动很大，封建势力有所收敛，仲村一带的教育事业、新文化运动有了较大的发展。接着，唐绍典又筹集人力物力，为学校置课桌、添校具。在他的影响下，许多村庄也纷纷起来废神庙，兴学校。
经过五四运动，仲村、平邑一带的先进知识分子、进步学生都在思考、探索改造社会的道路和方法。他们通过阅读进步书刊，学习研究新思潮，寻找救国救民的道理，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在仲村、平邑一带的发展及其影响，为这一带中共组织的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山东省委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活动，多次遭到破坏，致使许多地方党组织失去了与省委的联系。九一八事变后，省委开展了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一些抗日爱国团体相继建立。此时，在外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沂蒙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返回家乡宣传马列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早期党员及其活动
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发出了《关于农运工作的通知》。2月，省委派中共沂水县委负责人张希周和中共党员袁时若、李天均、杜方伟、王培汉（均系跨党党员）到蒙山前，建立了秘密的中共费县小组。他们以国民党员的公开身份，用组织“国民党费县指导委员会党务临时登记处”（简称党务临时登记处）的名义，开展农民运动。
张希周、李天均、袁时若等到达费县后，联合东固村（今属平邑县地方镇）的杨占升和张家南尹（今费县探沂镇）的王兰斋，以 “党务临时登记处”的名义，成立了费县农民协会，推举进步律师唐绍典为常务委员，杨占升和王兰斋分任组织委员和内务委员，陈子齐为宣传委员，邢华肖为民政委员。他们深入农村，组织贫苦农民，成立了基层农民协会。为了斗争地主豪绅李琢，他们在康太庄（今属平邑县地方镇）召开抗自卫捐、抗枪支捐、抗过往军队招待捐誓师大会，得到会员和广大农民的拥护，掀起了拒交苛捐杂税运动的高潮。
李琢，费县石沟人，曾任清末知县、候补道台，拥有4万亩土地，豢养家丁100余人，是当时费县境内两大豪绅之一。多年来，李琢伙同各地封建势力，残酷盘剥压迫平民百姓。农民运动兴起后，李琢不甘心失败，公开对抗，指派王昭曾率团丁，砸毁康太庄农会机关，打伤农会会员。县农会决定严惩肇事的王昭曾。共产党员李天均、杜方伟和杨占升、王兰斋等率农会会员，赶到康太庄，将王昭曾绳捆索绑，在康太庄进行大会批斗。随即，将王昭曾押送县政府，要求依法严惩，并请愿撤销一切苛捐杂税。在农民运动的巨大压力和国民革命军驻城部队的支持下，国民党费县县长廖萧不得不把王昭曾收监，同意免除一年的捐税。
6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党部派CC派分子刘涟漪来山东主持党务。他依据蒋介石“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指令，进行了清党清派和解散农会等一系列活动。尤其是中共山东省委负责人王复元叛变后，国民党反动派控制了山东局势，开始对共产党员进行大肆搜捕。
费县县长廖萧与大地主李琢等土豪劣绅，早就对农会的活动怀恨在心，特别是对农会押送王昭曾到县城游街一事，更是恨之入骨。他们借此机会，与国民党省党部CC派勾结。7月，廖萧遵照其上级旨意，突然下令封闭农会。撤销了公安局长王培汉的职务。同时，山东高等法院明令通缉张希周、李天均等共产党员。而后，密谋逮捕张希周、袁时若、李天均等共产党员和县农会负责人，清洗县政府及公安局内的“同党分子”。
在反动当局的大肆搜捕和清剿下，中共费县小组被破坏，县农会及各乡、村农会被解散。
农民运动虽然被镇压，暂时转入低潮，但是农民运动却唤醒了长期受奴役、受压迫的人民群众，在人民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31年夏，贾庄村的李伯瑾（李锡瑜）、西西皋村的诸葛昌林和鲍家坡村的鲍天仇（鲍衍钦）、南仲村的唐军（唐绍祎）、谢忍亭（谢凤济）等分别到费县师范讲习所和省立临沂第三乡村师范（以下简称三乡师）求学。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抗日反蒋的高潮。抗日救亡运动很快由各大城市波及到城镇乡村。特别是教育界各学校，更是民怨沸腾，集会、声讨、罢课不断。广大青年学生表现出极大的爱国热情。
1932年2月，中共郯城马头党支部副书记刘谐和以教师的公开身份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任教。他一面教学，一面秘密开展党的工作，不断启发和引导学生提高思想觉悟，并积极物色党的发展对象。1932年3月，刘谐和把表现出色的李伯瑾吸收入党，随即刘谐和、李伯瑾介绍诸葛昌林入党。刘谐和发现费县城内有一批早年参加农会的骨干有政治远见，经过接触了解和交谈，于3月份首先介绍尚明（商心如）入党，继之又发展了陈子齐入党。6月份，刘谐和又在校内发展王启让（临沂王家三岗人，由刘单线联系）入党。
李伯瑾、诸葛昌林在费师讲习所入党后，共同创办了进步刊物《突变》和《费县大众》，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人民群众中的传播，唤起了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的热情。
暑假期间，李伯瑾遵照党的指示，到万寿宫由道士资助办起的小学，担任了小学教师，以此为基地，把党的活动向农村蔓延。这期间，李伯瑾在贾庄介绍了王儒珍、王绍安、王税、王绍英 、李锡璐5人入党。以后，又在武安介绍了刘玉珊、刘玉伦、孙宝璧等人入党。
诸葛昌林也利用暑假回乡发展了同村的朱琳（诸葛金亭）、诸葛昌梓、诸葛昌桂入党，发展了石崮庄（今属平邑县平邑镇）的高锡贵入党。农村党员的发展，为在农村开展党的工作储备了骨干。
同时期在临沂三乡师求学的鲍天仇、唐军、谢忍亭不仅在校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活动，还根据三乡师学生自治会的要求，暑假回乡开展抗日反蒋宣传活动。他们以仲村镇的县立第三完全小学（以下简称仲村三小）为基础，以中高年级学生为骨干，组织学生走向社会，以平邑、仲村、梁邱、上冶、地方五大集镇为活动重点，以演讲、游行等多种宣传形式，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妄图灭我中华民族的野心，揭露蒋介石不抵抗的行为。他们演讲、游行、查烧日货、捉奸商游街，使这一运动波及全县。三乡师复课后，他们向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赵昭汇报了回乡活动的情况，受到了赵昭的赞扬。此后，赵昭便经常和鲍天仇、唐军、谢忍亭个别谈话，进行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于1931年冬介绍他们参加了“反帝大同盟”（中共三乡师地下组织的外围组织）。1932年春，又分别介绍他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至此，李伯瑾、诸葛昌林、鲍天仇、唐军、谢忍亭等人成为境内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此外，费县梁邱籍党员李韶九、沂水籍党员鞠百实也分别在地方、铜石一带进行革命活动，并发展了米玉庆等几名党员。
中共费县（平邑）组织及其活动
1932年6月，郯马党组织为组织发动郯马暴动，调刘谐和回郯城参加暴动的组织工作。刘谐和行前，主持建立了中共费县支部，成员有尚明、李伯瑾、陈子未。费县支部由临沂三乡师党组织领导（当时临沂三乡师和费县师范讲习所的党组织均属郯城马头支部领导），由三乡师赵子育负责联系。赵子育到费县后，与尚明、陈子未、李伯瑾、诸葛昌林等人接上了关系，并传达了临郯县委关于郯马暴动的决议。
9月，准备举行郯马暴动的消息走漏，郯城警备队突然包围了郯城第三小学，捕去了校长宋幼准等人，郯马暴动半途夭折。
此时，中共费县师范讲习所组织正在酝酿着一场罢课斗争。费县师范讲习所负责人刘元善、教员孙采臣等都是国民党员。刘元善在校内网络亲信，控制讲坛，监视进步师生的活动，引起广大师生强烈不满。其亲信孙采臣不学无术，在历史课上讲“尧姓唐，舜姓虞”、“周侯姬发姓周侯名姬发”时，引起学生的愤慨。为打破刘元善小团体控制学校的局面，讲习所党组织认为，应当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决定发动一次学潮，进行罢课。尚明、诸葛昌林决定调李伯瑾回讲习所领导发动学潮。此前，李伯瑾在蒙山前以教员身份任教，目的是发展党员，在蒙山一带建立活动基地，配合郯马暴动，为参加郯马暴动后的人员找好落脚点。郯马暴动既已夭折，李伯瑾在蒙山的活动任务已不紧迫。李伯瑾回校后，党组织开会研究发动学潮的具体方法是：首先针对教员知识浅薄，故意出难题让教师解答不了，然后以他们不能胜任教学为由，大造舆论，争取社会各界的支持，最后发动罢课，迫使当局撤换刘元善及其同伙。为保存学校党的力量，在学潮的发动和组织领导上，凡出头露面的事情，诸葛昌林不参与，公开交涉由李伯瑾出面，并推动进步学生商向前等参加。
李伯瑾、诸葛昌林、商向前等，事先找一些深奥的字词和难解的算术题，有意在课堂上向教师“请教”，教师一时语塞或讲错，便与之争辩。这样搞了一个星期，多数同学都认为先生不如学生，继而产生了对校方的不满情绪。与此同时，李伯瑾等人又到社会上串联，大讲先生无知，得到一些社会人士的认同。
在学潮收到初步成效之后，党组织决定组织学生罢课，提出赶走所长和不称职教员的口号。10月25日，罢课开始，课堂变成会场，发动大家揭发所长刘元善等不关心教育，重用庸才，误人子弟的行径。李伯瑾、商向前还起草了《罢课宣言》、《告全县父老书》。他们把传单张贴到教员办公室、所长室、县政府、县党部，从费县城一路贴到临沂。
李伯瑾带领着请愿的学生队伍来到县政府，要求罢免所长和不称职的教员。县长宋炳章接见了李伯瑾、商向前等几个学生代表，并传来所长刘元善。县长先是大发雷霆，见学生代表不怕，又好言相劝。李伯瑾据理陈辞，把刘元善驳得无言以对。宋炳章见状，便耍手腕，答应处理。学生返校后，县教育局和刘元善勾结在一起，采取分化瓦解和威胁等手段，迫使部分胆小怕事的学生复课，并挂牌开除商向前、李立志和陈典三人的学籍，给李伯瑾、诸葛昌林记大过。这一决定引起了城区民众的强烈不满。此时，党组织通过个别同学的世谊关系，向国民党县党部反映罢课的缘由，并利用县党部党务宣传处书记毛振风与县长宋炳章的矛盾，给宋炳章制造麻烦与压力。
刘元善一伙原以为城西的学生多，怕开除城西的学生会引起众怒，城东的学生少，开除了也不会引起麻烦，不想弄巧成拙。城东的教师及区、乡长认为城东的学生少还开除了，以后不再给县教育局交经费了。一时社会舆论四起，一片指责声。刘元善迫于多方的压力，撤销了对学生的处分，并辞退了孙采臣和陈德轩两个教员。学潮取得初步胜利。使刚刚诞生的讲习所党组织得到了锻炼。由于李伯瑾等党员团结了大多数学生，罢课口号为当时一般人所接受，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加上斗争艺术巧妙，刘元善认为只是学生的排外、偏激思想所致，并未发觉党组织的活动。在斗争中，费县党组织吸收商向前、郭华等人入党，壮大了党的队伍。
1933年春，费师党组织归临郯县委（此时郯马党支部已扩大为临郯县委）领导，由刘谐和负责联系。
夏天，临郯县委决定发动苍山暴动。尚明在费县城召集李伯瑾、诸葛昌林、陈子未、刘子峨等20多名党员参加会议。传达了临郯县委《做好准备，迎接暴动》的指示。费县党支部根据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主要了解费县驻军情况；加强阶级教育和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献身的气节教育；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地主资本家的罪恶；在费县城东要揭发地主“三王”（东墠王、马庄王、尚庄王）的罪行，城西平邑一带揭露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剥削的罪行。
根据会议精神，李伯瑾结合实际，在家乡发动农民进行了抗税斗争。
蒙山前的卞桥、资邱、柏林一带，从1925年至1932年，由于刘桂堂匪部抢掠烧杀，加之连续几年的旱灾，贫苦农民背井离乡，逃荒要饭，饿殍遍地，一片狼藉。许多村庄被土匪烧光，成了重灾区。因此政府从1925年至1932年也根本无法征收钱粮税。1933年政府当局要求这一带把８年的钱粮税一块交齐。积贫积弱的贫苦农民，哪交得起。据此，李伯瑾等共产党员决定发动百姓抗交钱粮税斗争。李伯瑾就住在灾区，利用亲戚、朋友、熟人关系，走街串巷，走村串户，说服动员，发动民众拒交钱粮。
当蒙山前的抗交钱粮斗争正在进行时，传来了苍山暴动失败的消息。刘谐和、马叙卿被当局通缉，来到费县。因李伯瑾所在村贾庄不靠大路，是个很闭塞的村庄，刘、马二人化名后便住在这里。刘谐和告诫李伯瑾，今后发展党员，要在政治上绝对可靠，并有能力担负重要工作。1933年秋，按照刘谐和的指示，李伯瑾开始把发展对象转向农民。截至1933年底，李伯瑾、诸葛昌林已在贾庄、武安、西西皋、石崮庄等村建立了党小组。在蒙阳大地上，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
这时期，费师讲习所来了一位叫王觉生的教员，思想较进步，经考察了解王觉生不仅是共产党员，而且理论水平较高。刘谐和、马叙卿决定接纳王觉生为费县党组织成员；并确定他领导费师讲习所党组织的工作。在王觉生的主持下，成立了费师讲习所党支部，李伯瑾任书记，诸葛昌林任组织委员，李志新任宣传委员。
苍山暴动失败后，费县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1933年秋，刘谐和、马叙卿又隐蔽在西西皋村诸葛昌林家中，指导费县的工作。后他们的行动被当局察觉，遂决定离开西西皋，到外地去找党组织。11月下旬，刘谐和、马叙卿临走之前，在西西皋村召集尚明、李伯瑾和诸葛昌林开会，研究了费县党组织与上级失去联系后，怎样坚持工作的问题，并指定由尚明、李伯瑾、陈子未三人负责全县党的工作。
中共仲村组织的创建及其活动
1932年春，鲍天仇、唐军、谢忍亭在临沂第三乡村师范由赵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暑假，唐军因家庭生活困难而辍学。离校前，赵昭代表三乡师党组织向唐军交待回乡后的任务：“共产党员走到哪里就应该在哪里发挥作用。你回家乡后，要在继续开展反蒋抗日活动的同时，以所熟悉的仲村三小为基础，发展党员，条件成熟以后可以建立党支部。”并要求他和三乡师党组织保持经常联系。经过赵昭的介绍，唐军和鲍天仇发生了横的联系。
唐军回家不久，开始在仲村三小代课。他利用这个机会，在学生中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行和蒋介石政府的不抵抗主义政策；以和学生交朋友的方式，秘密地进行共产主义宣传、教育。在此期间，鲍天仇也利用假期，回家乡和唐军一起开展工作。
此间，经鲍天仇、唐军的培养教育，鲍天仇先后介绍李祖恩、张庆丰、赵昌麟、郝友三（郝存友）、刘结挺（刘瑞新）、郝存印、张超民、吴鸿立、齐克让、唐嘉赓等1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夏，鲍天仇、唐军在仲村三小开展革命活动和发展党员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鲍家坡小组。1933年7月，鲍天仇暑假回家，带来赵昭的指示，要唐军到三乡师汇报工作。唐军到三乡师后，向赵昭详细汇报了他在仲村一带的工作情况。赵昭对唐军的工作十分满意，并指示今后应把工作的重心转向农村，发动广大贫苦农民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从中发现和培养贫苦农民积极分子，在他们中间培养发展对象，争取尽快在农村发展一批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1933年7月下旬的一个晚上，10多名年轻的共产党员秘密地聚集在仲村镇东边的树林里，唐军传达了三乡师党组织的决定，宣布中共仲村支部委员会正式成立，鲍天仇任书记，唐军任组织委员，李祖恩任宣传委员。党支部成立后，根据日本侵占东北国难当头的时局，决定了支部的工作：首要任务就是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同时，注意在农村发展有觉悟的贫苦农民入党，壮大党的队伍。1933年秋，鲍天仇辍学回乡，在仲村三小当代课教师，直接参加仲村党支部的各项工作。
鲍天仇和唐军利用教师的身份在学生中进行个别谈话，向学生灌输革命思想；有时组织学生学习时事；有时组织学生积极分子召开小型会议，向进步学生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与此同时，他们还积极支持学生组织“抗日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校园里唱起了《工农兵大联合》等抗战歌曲。墙报栏里，作业本上，学生们写下了抗日救亡的决心，抒发了愿赴汤蹈火挽救民族危亡的激情。随着这些革命活动的开展，仲村三小出现了面貌一新的变化。对此，校长王桂五吓得手足无措，慌忙向仲村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兼区长赵培烈作了汇报。经过一番密谋之后，赵培烈便亲自到校兼任“三民主义”课，妄想以“攘外必先安内”的说教来抵制“赤化”宣传。赵培烈的行为，必然引起仲村党支部的反对和斗争，并由此引发了学潮。
仲村党支部的全体党员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团结一大批进步青年学生，对赵培烈和王桂五的行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凡是赵培烈来上课，班上的同学便装聋作哑，讲课不听，提问不答，或答非所问。赵培烈被学生气得七窍生烟，毫无办法。他便用罚站和教鞭来对付学生。这样一来，受体罚的学生日渐增多，学生们对他的不满情绪也与日俱增。
仲村党支部书记鲍天仇认为时机已到，组织实施了驱赶赵培烈的计划。一天上午，赵培烈又来上课。他还未登讲台，教室里便响起了跺脚声，有人假装咳嗽，有人故意拉长声打哈欠……赵培烈感到情况异常，便勉强镇定，让学生“爬黑板”，默写生字。同学们故意把字写错，气得赵培烈把粉笔盒一下子扔在教桌上。粉笔从课桌上掉下来，滚到前两排同学的脚底下，同学们伸脚把粉笔踩成了碎末。赵培烈气得大叫：“我再也不来上课了！”教室里立刻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于是，赵培烈和他的“三民主义”，一起灰溜溜地离开了学校。
驱赶赵培烈的胜利，鼓舞了大家的斗争情绪。经党支部研究，决定乘胜追击，掀起了赶走校长王桂五的学潮。同学们早就对不热心办教育而专善奉迎献媚上司的王桂五心存不满。由于王桂五把赵培烈拉到学校代课，再加上赵培烈在课堂上体罚辱骂学生、课后在休息室里调笑女教师，就更加引起了学生的公愤。赵培烈虽然被驱逐，但学生对王桂五的积愤却未平息。于是在仲村党支部的领导下，由党员秘密串联，全校绝大多数学生联名写信状告王桂五，校园里出现了“清算贪污教育经费的王桂五”的大字标语。斗争取得了胜利，王桂五被撤销校长职务。
这次学潮取得了胜利，仲村党支部和每一个党员，在斗争中都经受了一次锻炼和考验。与此同时，仲村党支部又组织党员深入农村，开展宣传和发展工作。把工作的重点转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的农民。仲村党支部组织校内党员，利用放假的时间，深入到农村，一边对贫苦农民进行宣传，一边进行社会调查，把共产党在南方领导农民“打土豪” 、“分田地”的信息传播给他们，并通过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逃回来的难民现身说法，控诉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烧杀掳掠的罪行。这些活动的开展，唤醒了民众，提高了群众的阶级觉悟和民族觉悟，从而团结了一大批农民积极分子，并在柳家村、承安庄、张家庄（今均属平邑县）一带村庄发展了一批党员，为这一带农村革命培养了骨干。
1933年秋，苍山暴动失败后，临沂三乡师党组织遭到破坏，仲村党支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鲍天仇决定去外地找上级党组织接关系，将支部的工作交给唐军负责。临行前，他主持召开支部会议，提出了在白色恐怖下的三条措施：一是党员之间不发生横的联系，只能和鲍、唐两人单线联系；二是严格保密，不论遇到什么情况，不暴露党员身份；三是暂不发展党员，但应以“交朋友”的方式积极培养入党对象，待条件许可时再发展他们入党。
1934年春天，仲村三小五年级学生毕业。仲村党支部的党员多数为五年级学生，他们有的升学深造，有的回农村教书，有的回乡务农。仲村镇当时是五天两个集日，党员们借赶集的机会单独和唐军联系，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即使在外地读书的刘结挺、郝友三等也以书信的形式和支部保持密切联系，利用放假机会再全面汇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情况。
七七事变后，鲍天仇仍未找到上级党组织，从外地回到故乡。不久，在外地读书的中共党员也先后回到仲村。他们济济一堂，咸集共议：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抓紧和上级党组织取得联系；抓紧民间武装的组建，积极准备投入抗日救国的新战场。
中共费县师范讲习所组织的建立及其活动
1936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以下简称省委）派林浩（尹骆钦）到费县师范讲习所以任教为掩护,恢复和发展当地党组织。林浩利用上课的机会，向学生推荐进步书刊，传播新思想，启发学生的阶级觉悟。同时，利用批改作文和课外谈心等方式，从中发现和培养进步学生。此外，他还在学生中发起成立了“读书会”，作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阵地。经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考验，10月份介绍讲习所三年级学生王宗一、崔晓东（崔友仁）、李堂彬（今平邑县温水镇公利庄人）、李祖恩（今平邑县仲村镇南仲村人，系重新入党）先后入党。不久，建立了中共费县师范讲习所支部委员会，由崔晓东任支部书记，后由王宗一继任。
11月下旬，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成立（以下简称县工委），崔晓东任书记。过了一个月，由王宗一任书记，崔晓东改任组织委员，李祖恩任宣传委员。
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省委派刘莱夫到费县，在费县城北御葬林召集县工委成员会议，传达省委有关西安事变及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任务的指示。林浩利用西安事变后全国抗日形势好转的大好形势，向学生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号召学生们团结起来，坚持抗日救国。为了开展合法斗争，林浩主持建立了县工委的外围组织——学生救国联合会。不久，学生救国联合会更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由李普（李朴、李瑞祥）、盛清澜、胡震组成“民先”干事会，公开组织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在县工委领导下，在校内外发展了一批党员，其中有费师讲习所三级学生张云鳌、李平（李炳炎）（均系今平邑县资邱乡资邱村人）、廉林（廉士学）、王敬明、王依群（王瑞昌，今平邑县地方镇人）、赵志锐、姚潜修；四级学生赵光（赵广德，今平邑县地方镇人）、李华林（李春泰）、李普；校外有原二级毕业生王力生（王桂艳，今平邑县地方镇人）等。
1937年1月，林浩在费县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他们一方面指令学校当局对其严密监视，一方面派了一名教师（实为暗探）和林浩住在一起，进行盯梢。为了保护县工委及林浩的安全，省委于1937年1月将其调回济南。
2月，林浩回济南后，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在费县的活动及中共费县组织建立和发展情况。根据林浩建议，省委即派安波（刘士明，济南第一师范党支部书记）以特派员的身份和一师党员教师张秀千、孙济云一同到讲习所任教，继续领导和开展党的工作。同时，派刘莱夫作为省委和费县工委联系的政治交通员。
安波到费师讲习所后，以学校为阵地，利用自己教音乐课的特点，采取多种文艺形式，在校内积极开展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为了加强校内共产党的组织建设，由安波主持成立了中共讲习所四级小组，赵光任组长，委员有李华林、李普等人。
4月13日，中共讲习所四级小组扩大为中共讲习所四级支部委员会，赵光任书记，李普任组织委员，李华林任宣传委员。
5月，经安波同意，县工委组织三级学生到济南旅游。工委书记王宗一利用这一机会单独向林浩汇报了县工委的工作情况。根据林浩指示，补充王力生、张云鳌为县工委委员。
夏天，李祖恩等人毕业后，在平邑、地方一带组织党员教师成立了党支部，李祖恩任书记，李堂彬任宣传委员，王力生任组织委员，带领党员到农村、集市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山东省委及有关方面的中共组织在蒙阳大地点燃起革命的火炬，撒播下革命的种子，领导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宣传抗日反蒋的斗争中，建立了党小组、党支部、县工委。这些党组织在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后，继续顽强地斗争、积极地工作、不断地发展，为七七事变后蒙阳大地抗日斗争的全面展开积聚了中坚力量。(选摘自《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