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1932年发展建立起来的仲村党支部和费县党支部尚未能与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由于费县城起义失败,安波去省委汇报工作未回,费县师范讲习所党组织也和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这些地方党组织各自独立活动,千方百计进行抗日的发动工作,想方设法尽早掌握民间的枪支弹药,组建抗日武装,并继续积极主动地寻找上级党组织,以便尽快接上关系。
1937年7月中旬,仲村支部召开会议研究决定:唐军在家坚持工作,鲍天仇和刘结挺到兖州找郝友三(郝此时在兖州四乡师读书)共同到陕北去找党中央接关系。鲍、刘各自秘密离开家乡,在泗水县卞桥会合后,步行到兖州找到郝友三。因路费无着,他们考取了国民党设在兖州的炮兵学校兵部,准备攒足路费,然后再逃出投奔延安。鲍天仇先行离开炮兵学校,到西安后,因去延安的路被封锁,无奈返回仲村。刘结挺和郝友三直到1938年4月底才离开炮兵学校兵部,辗转多日到了西安市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介绍,到中共中央青委以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名义举办的安吴堡青训班学习。由于环境的艰苦和限制,难于和仲村支部联系,他们被当地党组织批准重新入党。因此,仲村支部未能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
1938年1月上旬,北平大学法学院学生张若林(今平邑县资邱村人) 随南下学生团自北平经海路返回山东,在济南千佛山下参加了省委组织的活动分子会议。会后,省委宣传部长孙陶林在泰安召见张若林,派他回原籍活动,指示他回原籍收拢因苍山暴动和费城起义而失散的中共地方组织,将分散的党员收拢起来,待省委来到后重新建立组织。另外,要向党员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克服费城起义时所形成的斗争矛头主要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观念,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同时要先组织一支小型的武装在当地站住脚,以较好的局面接应省委到这一带开辟工作。
中旬,张若林由泰安经曲阜、邹县、平邑到达资邱。先后与李伯瑾、张云鳌、李平等接上关系,与他们一起在资邱村成立了一支十几人的自卫武装,并着手进行省委交待的其他各项工作。几天后,孙陶林从泰安来到资邱村,找到张若林检查工作开展情况,告诉张若林提前做好省委来到后的安置准备工作,并察看当地的地形。尔后,张若林、李伯瑾、李平、王力生、王敬明等各自分头活动,积极开展工作,迎接省委的到来。
一、中共山东省委进驻蒙山
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以下简称省委)在徂徕山组织起义后,于2月转移至新泰县刘杜,并在此召开了省委会议。会上,省委分析了山东抗日形势,研究确定了山东党政军的发展方针、政策及对敌斗争策略。会议认为:目前日军正以占领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主,还来不及全面占领和巩固其后方。而在国民党政府纷纷溃逃之际,除鲁中区外,其他各主要地区先后发动了武装起义,抗日武装处于蜂拥而起的局面。党的组织也在恢复和发展中。为有力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宣传、组织群众抗日,积极恢复、健全、发展党的地方组织,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和武装力量,以及发动全民抗战的需要,必须创建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把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分成两部分行动,以一、三、四中队为一大队,由洪涛、林浩率领去莱芜一带活动,并向淄博一带矿区及胶济路以北长山地区发展;以二、五中队为二大队,由黎玉、赵杰、景晓村、程照轩、赵笃生等带领(赵杰兼任二大队队长,程照轩兼任二大队政委),向蒙山一带及沂水地区活动,察看山区地形,发展部队,开展地方工作,创建蒙山抗日根据地。这次会议还确定由省委书记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请求中央向山东调派干部及调配电台,以适应创建根据地的需要。
会后,省委及四支队分两路出发。南路二大队从刘杜启程,经新泰、蒙阴,于3月3日进入蒙山前平邑以北的万寿宫、柘沟村。起初,当地老百姓对这支300余人队伍的突然到来,十分惶恐,当即有20多人外出躲避,未及躲避的在家里也坐卧不安。省委及四支队干部战士住在老百姓家,首先帮助群众扫院子,打水,垫猪圈,干农活;待人和气,喊大娘,叫大爷,非常亲热。接着省委派出工作小组,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安抚民众。饱受兵害之苦的百姓,从未见过视百姓为亲人的军队。过了两天,准备外出躲避的群众不躲了,已外出躲避的陆续回了村。随后,省委派出四支队部分人员组成文艺宣传队,在孙陶林带领下,分赴武安、杨谢及柘沟一带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卢沟桥》、《打鬼子去》等10多个抗日救亡剧目。每次演出之前,宣传队负责人孙陶林都发表抗日演说,深入浅出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战方针,号召各阶层积极行动起来,团结一心,共同抗日。宣传队每到一地,激昂的演讲,精彩的演出,深深地打动了群众的心。人们备受鼓舞,奔走相告:“八路军来了”、“共产党来了”!与此同时,省委及四支队领导还作了万寿宫寺院院主郭道长的统战工作,使他由开始对四支队到来的冷漠、兜圈子,到后来自愿献出3支枪、拿出1000余斤粮食、四五十双鞋来支援部队。郭道长一再表示,拥护八路军的抗战路线。
在张若林等人的联系下,1932年加入中共组织的李伯瑾、张传义、高锡贵和1936年加入中共组织的王敬明、王力生、廉林、赵光、杨诚等人,先后奔赴柘沟找到省委接关系。省委书记黎玉、秘书长景晓村、宣传部长孙陶林听取了他们的汇报。省委经过审查了解,恢复了他们的党籍。3月中旬,省委在柘沟召开党员活动分子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张若林、李伯瑾、王敬明、赵光、高锡贵、崔晓东等人。景晓村主持会议并宣布了省委三项决议:一、成立中共费县工作委员会,暂时不设分区委,由县工委直接领导基层支部和小组;二、张若林任工委书记,李伯瑾任组织委员,王敬明任宣传委员,王力生任军事委员;三、县工委直属省委领导。然后,省委书记黎玉作重要讲话,他说,目前日军只能控制交通线,尚未顾及全面占领和巩固其后方,这对共产党领导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极为有利的时机。所以,当前我们的任务:一是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广泛发动民众抗日救国,建立各区乡的抗日武装,用游击战争对付日军,建立以蒙山为依托的西起白马关东至紫荆关的根据地;二是发展新党员,要敞开大门,反对关门主义;三是了解全县各阶层人士的政治动向和活动情况,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争取一切力量,进行抗日斗争。会后,县工委就地召开了工委第一次会议,并就贯彻省委有关指示进行了研究。同时决定由李伯瑾、王力生分别负责对1932年和1936年两个时期的党员进行审查;在审查的基础上,恢复党员关系,整顿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做好创建由白马关到紫荆关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并确定派杨诚、杨文蔚担任省委与南部地区党组织联络的政治交通员,在城南头和地方街设立交通站,以保证省委办事处与鲁南组织的联系。
此间,李伯瑾和其他党员,还发动当地青年学生到驻柘沟的四支队二大队参观学习访问,受到黎玉等领导人的接见和部队的热烈欢迎,观看了抗日宣传队的演出。这些青年学生受到了一次生动的抗日救亡教育,对共产党和八路军有了初步的认识。
时任省委统战科长的赵笃生,是续靖宇及其3个弟弟和1个侄子在济南育英中学的老师。续靖宇邀请赵笃生到东围沟家中做客。赵笃生请示省委同意后,第二天同黎玉、孙陶林、靳怀刚、杨纯等人一起到续家走访,受到续靖宇的父亲续思文(民主人士)、兄长续志先(时任国民党四区区长)的热情接待和宴请。随后,由续志先陪同赵笃生到费县城国民党县政府联系交涉部队给养问题,得到圆满解决。黎玉、赵笃生在续家住了两天,同续家父子详谈了当时的抗战形势和党的抗日政策等。应续家之邀,四支队宣传队到东围沟村演出抗日文艺节目,孙陶林、杨纯等人亲自参加演出,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鼓舞了村民的抗战热情。
省委在蒙山期间,派刘海岩到泗水县柘沟村,与曹宇光、张林夫联系后,将柘沟一带10多人的抗日武装,于3月3日带到蒙山前万寿宫,编入二大队五中队第三排,曹宇光任第三排政治员。另有原国民党泰安六区区长程子源(到蒙山后更名程鹏)带区中队100余人、枪70余支到万寿宫参加了二大队。区中队被改编为二大队第八中队,程鹏任二大队副大队长兼第八中队队长。
在蒙山期间,黎玉作好了去延安的准备,在离开蒙山之前,主持召开二大队排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他说,四支队拉起的时间不长,尚须提高对日军作战的能力,因此,在蒙山工作告一段落后,应与北路会合。今后的活动地区以徂徕山、莲花山区为主,向沂蒙山区发展。并指出:省委要积极协助地方恢复建立党组织,作好发展党员和扩大地方武装工作。强调加强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之间的团结。3月27日,省委书记黎玉从柘沟村起程赴延安汇报工作,省委机关及四支队不久也离开柘沟。县工委派共产党员高锡贵(今平邑县石崮庄人)以卖草药为掩护,护送黎玉前往延安。到延安后,黎玉带高锡贵去见毛泽东主席。毛泽东详细询问了蒙山一带的地理环境、政治经济等社会状况后指出,你们地方党组织要发动组织民众,创建蒙山敌后抗日根据地,并风趣地说“大水才能养大鱼”。5月,中共中央派郭洪涛等30余名干部由高锡贵为向导从延安来山东。高锡贵从延安归来后,向县工委汇报了毛泽东接见时的指示。县工委广大共产党员受到极大的鼓舞和鞭策,决心为创建抗日根据地勤奋工作。
5月,根据形势需要,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郭洪涛任书记。5月21日,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确立在山东各地创建抗日根据地。为培养大批干部,满足创建抗日根据地的需要,边区省委决定创建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此时,中共仲村支部负责人鲍天仇、唐军听说边区省委在新泰、蒙阴一带活动,欣喜万分,当即带领近20名党员到蒙阴找到边区省委接关系。省委书记郭洪涛及程照轩、孙陶林、史秀云等听取汇报后,因对发展他们的上级组织不了解,批准仲村党支部的党员重新登记,同时批准鲍、唐等20名党员参加省委干校学习。至此,蒙山前1932年和1936年两个时期,分别由中共临沂第三乡村师范组织和中共费县师范讲习所组织建立发展的当地党组织,均与省委接上了关系,结束了各自独立活动的局面,开始有领导、有步骤地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活动。直接受省委领导的中共费县工委,派出了60名党员(包括仲村支部的20名党员)参加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的政治、民运班学习。这些参加学习的党员,结业后回县参加了各级党政的领导工作,成为创建根据地的中坚力量,为蒙山、天宝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下旬,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遭到国民党游击第七纵队申从周(申宪武)部的围攻,处境严峻。省委决定派四支队开进鲁南,支援鲁南人民抗日反顽斗争。省委机关大部与四支队二、三团为南路,由郭洪涛和四支队副司令兼第二团团长赵杰、四支队参谋长王彬率领,南下支援鲁南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并沿途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共产党八路军的政治影响;以省委机关另一部及四支队第一团为北路,由四支队政委林浩率领,开进沂蒙山区开辟根据地,选择好省委的落脚点,并确定了南北两路部队的行动时间及有关注意事项。
两路部队于6月15日分别出发。南下部队途经新泰、蒙阴等地,于6月下旬跨过蒙山白马关,到达蒙山前仲村镇。该镇居民近千户,政权为封建土顽、国民党乡长管友恩所把持,紧闭寨门,不准省委进驻。省委和四支队在村外宿营。
此间,省委决定由四支队副司令赵杰率第二团袭击泗水城,省委及第三团仍在仲村一带进行抗日活动。6月23日,第二团在赵杰指挥下袭击了泗水县城(城内驻有日军1000余人),城内日军十分恐慌。省委组织部长程照轩在仲村找到当地开明人士唐绍典、张乐贤、张宗九,请他们协助做管友恩的工作。唐绍典等向管氏兄弟说明:八路军进村是为了宣传抗日,绝不会有害于他们。同时,中共党员鲍天仇、李伯瑾等也通过关系做管的工作。最后,管友恩才同意省委进驻仲村。
7月1日,省委在仲村协助县工委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李伯瑾、高锡贵、时克、崔晓东、鲍天仇、刘次恭等参加,省委负责人郭洪涛、景晓村、史秀云等出席。省委检查了县工委的工作,听取了李伯瑾等人的履历介绍。在第二天的会议上,省委青年部长景晓村代表省委宣布:根据费县党组织恢复和整顿工作业已基本结束的情况及抗日斗争的需要,决定撤销县工委,成立中共费县委员会和部分分区委。李伯瑾任县委书记,时克任组织部长,崔晓东任民运部长;商向前任中共一分区区委书记;高锡贵、朱琳分任中共五分区区委书记和副书记;鲍天仇任中共六分区区委书记。二、三、四分区区委书记,待省委干训班学员结业后选拔任命。会上,省委指示:一要大力发展新党员,近期全县要发展新党员100名;二要积极组织力量,为成立抗日武装打下基础。
7月7日,省委在仲村召开了抗日周年纪念大会。到会的有省委及四支队干部、战士和当地群众2000余人。省委书记郭洪涛等负责人在临时筑起的大会讲台上,手持用铁皮卷成的喊话筒,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讲。郭洪涛说,日寇侵占我中华,所到之处,学校停办,工厂、商店闭门,农村混乱。我们的同胞,流离失所,书不能读,工不能做,地不能种,遭受着侵略者的屠杀、奸淫、抢掠和蹂躏。在今天日军企图灭亡中国的紧急关头,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需要抗日,站在保全个人生命财产的立场上也需要抗日。不抗日就无法生存,就要做亡国奴。一切不愿受奴役的同胞,一切有骨气的中国人,都要在抗日的大原则下,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华,保卫国家,保卫家乡,保卫父母兄弟姐妹的生命财产安全。会后,四支队宣传队演出了抗日剧目。
省委驻扎仲村时,根据地方党组织提供的名单,还召开了士绅名流座谈会。被邀参加座谈会的有北仲村的刘一元、峡玕的张乐贤、仲村的唐绍典、管友恩、昌乐庄的唐鸿霖等。会上省委向他们宣传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了“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和“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枪的出枪”的口号,并向参加会议的士绅名流开明人士提出统一抗日的希望和要求。
7月8日,省委率四支队、干校学员离开仲村,南下滕县。在滕县先后攻下冯卯、高庄、万庄、西集镇等围寨,给申宪武部以严厉打击后,回师北上。途中在八里沟打败顽固派的伏击后,省委决定,随军的省委干校第一期学员结业,学员分配到各地开展抗日工作。
8月下旬,省委及四支队到达蒙山前平邑东部的地方街。这里的反动势力也曾威胁老百姓,要他们关门闭户,不准给八路军提供住房和给养。由于中共党员刘次恭、赵光等人在该村的宣传作用,老百姓把八路军视为穷人的队伍,于是家家户户腾房子,搭地铺,把省委及四支队和干校学员1000余人迎到家里,安排得非常妥当。省委在这里驻了10多天,召开了多次军民联欢大会。四支队宣传队为老百姓表演了精彩节目,呈现出一派军民欢乐的动人场面。
省委对刘次恭的工作很满意,建议刘次恭参加县委工作。县委研究后报省委批准,刘次恭任县委民运部长。省委书记郭洪涛等人还到费县城作了国民党临沂地区专员张里元的统战工作。张里元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拥护支持抗日。9月初,省委离开地方街到达沂水岸堤。
省委在蒙山一带的系列活动,纪律严明,仁爱百姓,宣传抗日,恢复、整顿、统一了全县中共组织,建立了县、区中共领导机构,为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起了开拓性的作用。
二、发展壮大地方党组织
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中共费县工委和费县县委先后根据省委进驻蒙山的指示,开展了各项工作。
1938年3月中旬,费县工委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就发动民众抗日,恢复整顿党的组织,筹建抗日武装等进行了研究。并就审查恢复党员关系作了具体规定:一是与上级党失去联系后继续为党工作的,要恢复;二是对发挥作用不大,但没有对党不满,看其愿不愿意干,视具体情况决定;三是有叛变行为者不恢复,并在党内宣布开除其党籍。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除10余人未恢复组织关系外,其他党员均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
在县工委恢复整顿党组织的基础上,全力开展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县委成立后:以地方街为发展中心,到周边各地开展工作。地方街中共党员赵光、王依群、王力生在西固、东固、大平安庄、埠西桥等村吸收抗日积极分子加入党组织,并在这些村庄建立了党支部。4月,根据刘次恭、王力生、王真、赵光、王依群等在地方街周围各村的工作情况,县工委委员王力生在地方街南左家林,召集赵光等各基层组织负责人开会,成立了中共地方中心支部委员会。赵光任中心党支部书记,时克、王依群任委员。中心党支部下辖地方、东固、大平安庄、瑶草和费县城等党支部,刘次恭、马文忠、孙明富、张起胜、王真分别担任这些村庄的党支部书记。在中心党支部的领导下,地方街周围地区党组织发展最为迅速,工作开展最为活跃,成为县工委活动的中心。
7月,县委和一、五、六分区委建立后,为加强党的基层建设,县委成员分工各负责一个区的工作:李伯瑾负责四区;刘次恭、时克负责地方街一带,崔晓东负责五区;郭华负责二区;商向前负责城区新安乡一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区乡统战工作取得很大进展,这些区乡武装基本走向统战的道路。发展新党员的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商向前在新安乡发展陈涛、王建华、王同德等人入党;崔晓东在五区南阳乡做了社会名流赵仲三和马健的工作,并发展了马健等9人入党;李伯瑾、郭华分别在四区和临费边地区发展党员。
中共仲村支部以交“朋友”的方式,开展党员发展对象的培养工作。在和省委接上关系后,不久即发展了20多名新党员。成为发展党员最多的党支部。
1938年9月,中共费县县委书记李伯瑾因身体等原因向省委提出改任组织部长或统战部长的请求。11月,省委批准了李伯瑾的请求,调整了的县委领导班子:县委书记刘次恭,统战部长李伯瑾,组织部长鲍天仇,军事部长商向前,宣传部长李鲁生,青年部长赵光。
1939年3月,张杨任中共五分区委书记,五分区委先后在西西皋、黄家庄建立党支部,在同太庄、丰山口、北申庄、石崮庄建立了党小组,在黑峪、西峪村均有发展的党员。
同年秋,县委在五区丰山前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委领导刘次恭、李伯谨、时克及工作人员葛策、张杰,邹、滕、泗工作团的乔团长以下8人,中共五分区委成员,抗日游击三大队的连、排、班干部等。县委书记刘次恭主持会议,并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费县抗日根据地》的报告。报告分析了创建根据地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提出了三条意见:一是全力发展抗日武装力量;二是搞好政权建设;三是宣布五区抗日游击第三大队隶属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会上发表了抗日游击第三大队的《告费县同胞书》。《告费县同胞书》揭露了日军侵略费县以来的暴行,号召全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团结一心,组织起抗日武装,与日军血战到底。把日军赶出费县,赶出山东,赶出中国。会后,各区根据会议精神,大力开展了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五区成为党的发展和武装建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至此,蒙阳大地,西有仲村镇、东有地方街、南有五区西西皋一带,成为党的发展、武装建设、群众发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等各项工作成绩显著、进展迅速、并能带动周围地区发展的三个中心。
县委和一、五、六区分区委自1938年7月建立后,随即又建立了二、四区分区委。至1939年底,县委主要活动在西蒙山前的仲村、柘沟、地方一带。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进一步唤起了民众的抗日激情,拉队伍,搞统战,为蒙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节录自《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