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山一带的抗日武装的组建（来源/《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强大压力下，蒋介石接受共产党合作抗战的建议，于9月23日宣告正式成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此前的7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中共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中，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派出适当人员，同当地党、政、军、警、学与其他各界接洽，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救亡运动；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和组织者。中共中央的明确指示和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为中共费县组织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指明了方向，为抗日救亡运动创造了条件。

七七事变后，中共仲村支部和费县党支部尽管没有和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但对成立抗日武装却形成共识。仲村党员根据党支部决议，鲍天仇等在仲村一带开始做组建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费县党支部的李伯瑾等党员也根据支部“掌握好枪支弹药，准备建立武装组织”的意见，积极开展活动。有的党员还参加了中央道，利用封建帮会组织开展抗日宣传教育活动。后来能基本掌握西崮、东崮、宋合、西武安等地的道会门组织。

193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统战科长赵笃生来费县检查工作，李伯瑾向赵笃生汇报县工委的工作情况，在谈到成立武装问题时，赵笃生就如何成立武装作了全面具体的分析：费县的特点是山多地势险要，在长期与土匪的斗争中，民间枪枝等武器较多，群众强悍并有作战经验。这是成立武装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不利条件是，团总和地主武装多，像孙鹤龄等大地主能调动数千枝枪。他们掌握政权，能允许人民群众组建抗日武装组织吗？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再就是抗日武装的经费，即使组织一支武装，没有合法的名义，给养无法解决，还会遭到“山大王”的威胁。赵笃生在分析了这些问题后明确指出：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用统一战线成立武装，首先有选择的在国民党区乡长中做统战工作，推动他们成立武装，我们参加到里面，慢慢地渗透、引导，进而掌握这支武装，使其逐步变成人民的武装。赵笃生的分析准确、透彻，使工委成员茅塞顿开。工委研究后，进行了分工。商向前在城区新安乡做国民党乡长陈子齐的统战工作，通过对陈的工作争取新安乡的武装；崔晓东在南阳乡做名流人士赵仲三和马健的工作；李伯瑾在四区做区长续志先的统战工作，争取四区武装力量；刘次恭做地方李鹤轩（李元松）的统战工作；五区的朱琳、高锡贵做米栻民的统战工作，争取五区联庄会武装。下半年，在统战工作全面展开并取得一定成效的基础上，县委研究决定，遵照6月份省委赵笃生科长的指示，用旧区名义成立武装。队长由区、乡长担任。共产党员参加到这些武装里面，有的担任指导员或小队长，有的当普通战士。共产党员的参加与介入，不仅使这些武装在人员构成上保持了一定的先进性，而且在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其他人员也逐步提高了团结抗日的自觉性。从而，中共组织基本上掌握了这些武装，使其走向抗日的道路。

一、共产党员参加民众抗日动员委员会

1938年8月下旬，省委率四支队在滕县反击申从周部后返回到平邑东部的地方街，省委书记郭洪涛和程照轩、赵笃生、史秀云等30余人在地方人员的接洽下来到费县，对国民党专员张里元等人进行了统战工作。在此之前，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书记郭子化，以国民党第五战区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的名义和共产党员的身份，驱车到临沂做过张里元的统战工作，通过几天的交谈，取得较好的效果。张里元表示愿意接受统战政策，并在临沂所辖各县成立民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根据这种情况，郭洪涛又通过国民党石友三的六十九军政治部主任张友渔（中共地下党员）的关系，调出该军的中共地下党员张可威、李青扬以石部抗日督导团的名义，到费县检查工作。张可威、李青扬的话对国民党费县政府来说就是命令。为了利用动委会当时这一合法的组织，在动委会内增加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张、李改造了以国民党县长刘子元为首的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成立了以张可威任主任、李青扬任副主任的新的费县抗日民众动员委员会。

张可威、李青扬是以国民党军队代表的身份到费县的，他们担任动委会的正副主任，并宣布县区动委会与相应的县区政府权力相等。所以县区动委会的人员组成、任命和各项工作的开展，国民党县区乡长不敢反对。动委会的工作主要是进行抗日宣传和为组建抗日武装进行的军事训练，于国民党区乡政府并无损害。动委会既然是国民党组建的组织，其需要的粮食和钱款，国民党区乡长只得筹办。

费县县区动委会的任务是：动员民众抗日，组织民众抗日团体，进而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动员各界民众抗日的领导机构，特别是在共产党不能掌控的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因张可威、李青扬是国民党军队的代表，动委会有了合法性和权威性，各地的土豪劣绅只有服从而不敢造次。

张可威、李青扬负责县动委会的工作，并依据中共费县县委的提名，任命了中共党员刘次恭、尚明、陈子未、张若林、朱琳、鲍天仇分别为一、二、三、四、五、六区动委会指导员；孙冠璧、诸葛子范和唐绍典为四、五、六区动委会主任。他们具体负责动委会的实际工作。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全部参加了各区的动委会。县委利用动委会这一合法名义，使抗日活动的开展有了合法地位和便利条件，推动了抗日工作的蓬勃发展。动委会实际上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半政权性质的抗日群众团体。 

二、组建抗日武装

早在1936年10月，费县师范讲习所就建立了中共的外围组织——费县学生救国联合会。1937年7月，费县师范讲习所内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费县分队。民先费县分队设干事会，由赵光、李瑞祥、盛清澜、胡震、赵志锐等人组成。民先费县分队建立后，进行了抗日宣传，演出话剧《蟋蟀》等抗日剧目。同月，教师抗日救国联合会建立，由朱琳、郭华、商向前等人负责。1938年1月，青年抗日先锋队成立（简称青抗先），取代了民先组织，1940年后为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代替。这支抗日青年组织一直活跃在蒙阳大地。

1938年夏，地方街和大瑶草乡相继成立了青年救国团。地方街青救团由刘次恭、赵光负责；大瑶草湾青救团由李济远任团长，李曰明、杜锋（张其圣）分别任组织和宣传委员。他们团结家乡的爱国青年，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国的活动，学唱《义勇军进行曲》、《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在青救团的影响下，这一带许多村庄形成了传唱抗日歌曲的风气。11月，刘次恭以青救团领导人的身份到瑶草湾青救团，带去了毛泽东《论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油印本，并和瑶草湾青救团团员共同学习和讨论，使瑶草湾青救团的团员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抗日热情高涨。瑶草湾青救团由最初的7人很快发展到50多人，并以大瑶草为中心，通过亲戚关系发展到大井头、博平、宋家庄、北小山等周围村庄。

与此同时，在东武安、宋合、元郭、东围沟也先后发起建立了抗敌后援会，后来发展到五区的张里庄、公利庄一带。除青年救国团外，地方街完全小学成立了小学教师联合会。各村还陆续建立了抗日自卫团。自卫团由青年组成，属于各村民兵组织。在1939年，这一组织几乎遍布各村，后来大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抗日的道路。

6月，中共党员朱琳、高锡贵、赵寿亭等研究决定在西西皋一带成立抗日武装，他们开始组织了由16个人组成的一支小队伍。这支小队伍到各村宣传，依靠熟人关系住宿吃饭。为了扩大抗日武装，他们利用社会关系做士绅明流马健、赵仲三的统战工作。由于马健、赵仲三的协助，这支抗日武装很快发展到60余人，临时编成一个连，赵寿亭任连长，第一排长付光殿，第二排长高强，第三排长梁艳海，特务排长赵克伦。马健、赵仲三也参加了这个连队的领导，但没有明确具体职务。

费县县委建立后，县委机构中设立的民运、工、农、青、妇等群团组织，与从前的各群团组织相对应。部分区村也组织了抗日救国会、抗日自卫团等团体。各抗日群团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积极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在全县迅速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热潮，为各抗日武装的组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

9月下旬，张若林以动委会的名义，在第四区负责建立小卞桥和武安两处抗日训练班。小卞桥抗日训练班由张若林和续绍先具体负责，东武安抗日训练班由李伯瑾、孙笑生、续奉先、续耀先、林化石负责。两处训练班一面对受训人员进行军事训练和抗日宣传教育，一面把训练班中表现突出的抗日积极分子吸收入党。此次训练班为以后抗日武装的组建打下了基础，受训的200余人，后来大多参加了四区游击大队。

一区动委会成员杨诚（中共党员）在家乡地方区西固村利用动委会的名义成立费县青年救国团，杨诚任团长，陈容昌任副团长，有团员40多人。

西固青救团是在1936年土地合作社的基础上改建的。青救团公开宣传抗日救国保家。为了扩大影响，青救团员们携带土枪土炮、大刀、长矛到小平安庄、朱尹、下坡等邻近村庄游行，口号是：“各党各派联合起来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等。另外，还护送过往的共产党员过滋临路，传送情报，割电话线，拔电线杆等一系列活动。1938年12月13日，日军途经西固村时，马德春等打着自制的日本旗到村头迎接，当即被青救团处决。

10月，刘次恭以一区动委会的名义，在团结争取国民党地方区刘茂祯、李宏远、李鹤轩的基础上，以国民党地方区长李宏远的民团为基础，吸收地方街瑶草湾、东固、西固、大平安庄、埠西桥等村党员和青救团参加，组成了一支近100人的武装，建立了费县第一游击大队。大队内中共党员占有较大数量，武器装备较齐全，有一定的战斗力。参加该武装的共产党员及抗日积极分子有刘次恭、李鹤轩、时克、赵光、李鲁生、王依群、刘茂贞、刘庆善、李锦、李光、米玉庆、郑秀珠、郑秀峰等人。12月初，经山东省委批准，这支武装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一游击大队，李鹤轩任大队长，刘次恭任政委，刘茂贞任副大队长，赵光任政治教导员，孙秉恕（后叛投土匪刘桂堂）任供给处长，胡萍任参谋长。山东纵队成立后，该大队被命名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一游击大队，李鹤轩任大队长，增补山东纵队委派来的干部张镇国任副大队长，胡萍任大队参谋，郑秀峰任秘书。下辖两个中队：杨元为任一中队长、武英奎任政治指导员；巩振海任二中队长，王林秋任政治指导员。不久，崔晓东任政治部主任，鲍天仇任政治部副主任。第一游击大队由大批共产党员参加，是境内组建最早、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一支抗日武装。1940年7月，该大队整编为津浦支队第三团第一营，11月升级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第一营。

与此同时，县委根据省委的指示，通过做国民党四区区长续志先的统战工作，在贯庄的东山书院，组织180余青壮年携带120余支枪，宣誓成立了费县四区抗日游击大队。续志先任大队长，中共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李伯瑾、王瑞、续耀先、续中一、任一人（任子孚）、孙笑生、续和玉、续奉先、续宗先、林化石、薛宗文、刘玉伦、刘玉明、刘玉廷等人参加。该大队于1939年7月改编为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特务营。1940年春，该大队又被整编为费县第五游击大队，续志先任大队长，李伯瑾任政委。

四区东部的卞桥、兴国一带也成立了武装，组织了一支20人枪的小部队。由于国民党县长刘子元在东庄，张里元部住在上冶以北，为防意外，县委决定该部队划归一区抗日游击大队管辖。1938年9月，上冶乡国民党乡长马鸿祥在刘次恭的帮助下，以上冶乡动委会的名义，组建了人民抗敌自卫团，1939年5月，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八游击大队，马鸿祥任大队长，同时，卞桥、资邱的抗日武装划归第八游击大队。1939年6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到蒙山后，将第八游击大队整编为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特务大队，并派第一一五师干部赖兆兴、杜秀峰分别任政委和副大队长，马鸿祥任大队长。1940年2月，该大队升级到第一一五师第七团特务大队。

11月，崔晓东、朱琳、诸葛子范、高锡贵、赵寿亭、马健及阎家佑兄弟二人在汪沟东山开会，决定成立了五区抗日游击大队，不久被编为费县第三游击大队。1939年4月，经省委批准，将该武装改编为八路军费县第三游击大队，马健任大队长，王杰任副大队长，高锡贵任参谋长，朱琳任政治处主任。第一一五师到蒙山后，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第三大队。7月又整编为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第二营。费南建县后，被整编为费南县独立营，营长由马健担任，王六生任教导员。随即，独立营升级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部队。

1939年1月，费县抗日第六游击大队成立于历东乡。酝酿成立这支武装是在1938年春。当时历东乡副乡长陈明五和王丝如、张秀轩、纪明甫、康信之等共同商议，准备成立抗日武装。他们分头宣传动员，很快就组织起了一支50人左右的武装。陈明五总负责，王丝如负责军事，纪照甫负责宣传，张秀轩、康信之负责对外联络。队伍拉起后，曾集中在乡公所训练。1939年5月，第一一五师师部驻马家峪、马尾庄一带，李伯瑾约陈明五前往马尾庄。第一一五师参谋处长王秉璋和政治部副主任黄励听取了李伯谨、陈明五的汇报后，决定将该大队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第一大队，仍任命陈明五为大队长，王丝如为副大队长，并派第一一五师干部胡国钧任政委。6月又被整编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费县游击司令部第一大队。7月整编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第三营。1940年初，整编为八路军山纵费县抗日第六游击大队。9月天宝山战斗后，该大队升级为第一一五师第七团第二营。

1月28日，县委在蒙山万寿宫举行部分区乡抗日武装负责人会议。县委书记刘次恭，统战部长李伯瑾和共产党员续润池等出席了会议。会议是以四、六两区抗日团体的名义召开的，主要商议对日伪斗争问题。四区区长续志先，六区的唐绍典、管友恩（后叛变），五区历东乡副乡长陈明五等四五十人参加会议。会议由续志先主持。他简要谈了会议的目的和意义，然后各游击队负责人汇报了各自的活动情况。接着刘次恭分析了目前的形势，讲解了怎样开展游击战争、灵活机动地打击日伪军等办法。随后，李伯瑾着重分析了蒙山地区抗日的有利条件：蒙山东西长达100余公里，南北约50余公里。群山相连，路径崎岖，水源丰厚，森林密布，又有许多村庄，物资条件较为优越。可灵活机动地与敌周旋，日军的坦克、大炮在山里就失去了它的威力。李伯瑾建议：今后抗日力量，不要过于分散，最好联合起来成立几个大队，这对集中打击日伪更为有利。各队负责人先后发言，提出个人的意见。

下午分组座谈讨论，经过协商，自愿结合组合为三个大队：续志先、孙宝珠（孙鲁泉）部和陈明五部合编为一个大队，在柏林、卞桥一带活动；马健部和刘次恭部合编为一个大队，在流峪、唐村一带活动；唐绍鼎部和管友恩部合编为一个大队，在仲村、保太一带活动。这样形成对驻平邑日军三面包围之势，限制了敌占区的外扩。散会后，各队负责人立即返回驻地，贯彻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是抗战初期由中共组织宣传发动、促成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于动员各阶层抗战和对抗战力量的集中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为贯彻好这次会议精神，县委决定续志先部和陈明五部两个大队首先进行整合，成立蒙山抗日游击大队，续志先任大队长，陈明五任副大队长，大队部驻柘沟仓房。3月2日，县委在柘沟仓房召开会议，在李伯瑾主持下，协商、讨论了编制问题：大队下设三个中队，一中队长由续志先兼任，驻柘沟保卫大队部；二中队系地主武装，由地主头目孙宝赢担任队长，驻郭家庄、陈家庄；三中队长由陈明五兼任，驻朝天宫、万寿宫。大队设政治处，由李伯瑾、续润池负责，还设有供给处、通讯班和侦察班。政治处负责宣传教育，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政策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提供一些宣传材料，如新编的一些抗日歌曲和八路军的一些抗日故事等。李伯瑾结合战士的思想，常以讲故事的方式进行思想教育。县委通过统战工作，基本控制了这部分武装力量。1939年5月，刘桂堂返回蒙山，孙宝赢部闻此消息，纷纷回家，二中队基本溃散。这支武装人员成份复杂、动机不一的问题暴露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续志先仍率一中队到北蒙山一带活动，陈明五带三中队又回到岳家庙、杨家庄一带活动。李伯瑾继续和续志先、陈明五联络，使这两部后来接受了八路军的改编。

4月，费县抗日第四游击大队在峡玕成立。这支武装于1937年10月就开始酝酿，仲村党支部书记鲍天仇等人，通过作开明人士唐绍典的统战工作，促成了这支队伍的成立。仲村一带的共产党员、抗日积极分子鲍天仇、唐军、唐绍典、唐绍鼎、张振、王保胜、刘砥石、刘国华、张振华、葛策、唐嘉庚（唐伟）、刘兴涛（刘丕寿）、刘刚、殷俊、刘庆春、王光善、刘均元、吴鸿杰、王建一、张家太、程修柱、刘丕洪、刘丕运等人首先参加了这支队伍。刚开始有七八十人枪，后来发展到180余人，130多支枪。大队长唐绍鼎，政委鲍天仇，副大队长王保胜。夏季，因鲍天仇到省委干校学习，政委先后由魏伯武（山东分局所派干事）、刘国华担任。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一中队长张家太，政治指导员张振；二中队长王庭芳，政治指导员鲍汇东（后叛变）；三中队长王保胜（兼），政治指导员先后为张振、刘国华。6月，第一一五师来蒙山后，将四大队改编为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第四大队，唐绍鼎任大队长，鲍天仇任政委。7月，四大队整编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第三营。11月，整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四游击大队。年底，又升级到第一一五师七团一营四连。这是蒙山前地方武装升级主力部队最早的一个大队。

5月27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进驻马家峪、马尾庄、峡玕、太平集子一带。此时，蒙山前中共组建的武装与统战性质的武装番号不统一，并与联庄会、道会门及地主武装同时存在。为创建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需要，东进支队与中共费县县委研究决定，把沿蒙山一带的主要地方武装收编起来，成立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统一领导、指挥这一带的地方武装。东进支队委派彭雄为司令员。该司令部下设6个游击大队：陈明五部编为第一大队，陈明五任第一大队长；管友恩部为第二大队，管友恩任第二大队长；马健部为第三大队，马健任第三大队长；唐绍鼎部为第四大队，唐绍鼎任第四大队长；吴开文部为第五大队，吴开文任第五大队长（后该大队溃散）；马鸿祥部为特务大队，马鸿祥任特务大队长。

7月，根据尼山特委的指示，县委决定将一、三游击大队及四区大队和续志先部组建为八路军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续志先任团长，尼山特委组织部长冯起任政治委员，李伯瑾任参谋长，张若林任政治部主任，王瑞任供给处主任。津浦路东支队三团下辖四个营：一营营长张镇国，政治教导员朱洪；二营营长马健，政治教导员朱琳；三营营长唐绍鼎，政治教导员鲍天仇；特务营营长续志先（兼），政治教导员任一人。

此时，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费县游击司令部所辖的第三大队、第四大队分别划归尼山特委组建的津浦支队第二营、第三营。费县游击司令部所辖的另四个大队同时存在。

11月7日，刘桂堂一手制造了柘沟事件，给津浦路东支队第三团造成重大损失，三团的番号也随即取销。1940年春，蒙阳大地有8个大队被山东纵队改编，在原县内番号前冠以“山东纵队”4个字，即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一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地方一带），大队长李鹤轩；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二抗日游击大队（今费县），大队长徐广仁；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三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流峪一带），大队长马健；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四游击大队（今平邑县仲村一带），大队长唐绍鼎；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五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柏林一带），大队长续志先；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六抗日游击大队（今平邑县白马庄一带），大队长陈明五；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七抗日游击大队（今费县），大队长邵子厚（后叛变）；八路军山东纵队费县第八抗日游击大队（今费县上冶），大队长马鸿祥。至此，一一五师、尼山特委和费县县委组建和整编地方武装的任务取得实效。除此之外，一一五师、尼山特委和费县县委对米栻民部的平邑联庄会（又称抗协自卫军或回民大队，后参加费南县大队），岐古庄姜宗帮的护山大队，昌乐庄唐鸿霖（后叛变）大队，张里庄王西桂（后叛变）大队，油篓村李灿盈部等民间武装组织给予帮助和指导，境内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间武装互相配合、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

三、地方战斗与情报网的建立

1938年12月10日，适逢地方街大集，刚刚建立起来的八路军费县人民抗日游击第一大队，由副大队长兼地方区区长刘茂祯带领6名战士，准备在集上筹集粮款，以保证部队的供给。中共费县一分区区委的时克、王依群、赵光等12人也准备在集市上向群众开展宣传动员，争取群众在人力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持，以利扩充队伍。此时，驻费县城日军由东而来，横冲直撞，直奔地方街。

赵光、王依群、时克带领着12名游击队员急忙埋伏在张家林前“大坟子”东侧月牙形的壕沟里。当日军行进至距埋伏地点约200米时，12名游击队员排枪齐发，日军应声倒下十几个。日军随即占领西北方向的杨家林，在接连发射了几阵猛烈的炮弹之后，一小股日军试探着向前行进。游击队员在壕沟里，再次对日军排枪齐发,日军又缩回去，这样对峙了大约一个小时。

杨家林东南角的坟头上，日军机枪直接威胁着埋伏的游击队员。共产党员米玉庆抑制不住满腔怒火，腾地从壕沟里冲上去，端着枪，躬着身子，盯着日军飞步冲去，刚冲出四五十米远，在日军密集的枪声中，米玉庆壮烈牺牲。双方激烈交火一阵后，日军停止了射击。经过几番交火，双方火力悬殊已十分明显，再坚持下去，对游击队十分不利。于是埋伏的游击队员立即从壕沟分散撤退，经张家林、回族林，沿着朱家岭的青石窝到徐家林南，越过新公路，撤到康太庄北岭上的山神庙集合。日军向撤退的游击队发起凶猛的炮火轰击和机枪扫射，把整个东岭、坟地、青石窝扫了几遍，但没有继续追赶，带着他们的死伤人员到了地方街。

日军惨遭伤亡，又没搞清真相，抓着住在区公所附近的彭维森，让他当向导捉八路。彭维森以“自幼胆小怕打仗”为由拒绝服从。日军问他“八路的有多少人？”他为掩护游击队员撤退，故意夸大说：“山里八路多，具体人数我不清楚。”日军对他拳打脚踢刺刀戳，逼他说实话，他忍着全身的伤痛，始终没有改口。日军遂绕道岔河、王家庄家前、十五里亭这条旧官道，摸黑返回费县城。

地方战斗在《大众日报》试刊号上登载，称“这是费县党领导的第一支抗日武装抗击日寇的第一次战斗。”游击队实施了游击战术，以小股力量伏击了大于自己数倍的日军。游击队虽然牺牲1人，负伤5人，但日军的伤亡更多。这次战斗，游击队员和广大人民大为振奋，树立了抗战胜利的信心；同时，也给亡国论者以有力的回击，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四乡的群众纷纷到游击大队慰问，促进了蒙山前其他抗日武装的组建和群团组织的建立，加快了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创建步伐。

地方战斗后，县委将战斗情况及时向中共山东分局写出报告，分局指示：“要建立情报网，敌据点里要安插情报员，只有及时得到敌人行动的情报，才能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根据分局的指示，县委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情报网，安插情报员，开展情报工作。有的情报员是通过做伪军亲属的工作，在伪军内部发展的；有的是在据点附近的群众中，有选择地发展；还有的是把游击队的同志打入伪军队伍，利用伪军身份进行情报的收集。随着情报员的不断增加，根据地城乡均设立了情报站。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建立情报网的指示得到落实，使蒙山一带的抗日武装有了“千里眼”、“顺风耳”。

情报网建立后，情报员一般都能及时将日伪活动计划通知抗日武装，使抗日武装活动有了主动权。

日军占领平邑后，网络了一些当地的民族败类、地痞流氓、投机分子建立了专为日军统治服务的维持会；在个别地方逐步建起了区、乡、村伪政权；在个别区还建立了新民学会、警察所、保安大队、青年会等伪组织。他们一方面宣传日本所谓的“东亚共荣”政策，蛊惑人心，麻痹人民，索财、索物、索人；一方面极力破坏、打击抗日力量，残酷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各种伪组织几乎天天出动，抓民夫、抢财产、修砦墙、挖壕沟、建炮楼，弄得鸡犬不宁，老百姓惊慌不安。1939年春节刚过，日军为了稳定局势，在进行武力征服的同时，利用新民学会，开展政治宣传攻势，鼓吹“反皇军的力量已被剿除殆尽”的“新成绩”，要老百姓在“皇军的保护下安居乐业”、“当顺民”。为了标榜天下“太平”，日军让已经当了汉奸的平邑戏班头目带戏班到各村演出。3月下旬，蒙山抗日大队侦察员毛凤廷报告，日伪在流庄设集立会，为了粉饰“太平”，汉奸让戏班唱戏3天，汉奸头目和维持会人员等到场看戏。根据上述情报，蒙山大队召开了分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决定攻打流庄会，狠刹汉奸队和维持会的气焰。23日，流庄骡马大会的第二天，经化装后的30名战士混入集市，突然向坐在戏台前几排的汉奸队和维持会人员、伪保公所人员扔了一颗手榴弹，一声巨响，炸死1人，顿时，戏场内硝烟弥漫，枪声夹杂着鞭炮声、捉汉奸的喊叫声。吓得伪人员、伪家属心惊胆颤，四散奔逃；戏台两旁写着“世间事无非是戏、劝世人何必认真”的柱子被群众推倒，流庄村内村外一片混乱。

恼怒的日军，遂调集兵力向蒙山根据地进攻。蒙山大队依靠蒙山有利地形与日伪进行周旋，先后在杨谢、柘沟、万寿宫、白云岩等地伏击日军，打退了日伪的围剿和进犯。

3月，山东分局派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帮助费县地方武装开展工作。上旬，六十一团和地方武装得到日军要在东利沟过河的情报，费县第一游击大队配合山东纵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在河东岸设伏，创伤日军后撤出战斗。26日，得知驻费县城的日军到铜石镇抓民夫修路的情报后，于27日设伏，毙日军20多人、获战马2匹、其他物质一宗。

4月7日，当得知费城日军向西沿途侦察的情报后，山东纵队一个连埋伏在泉上村（今为大泉村，属平邑县地方镇）附近。日军乘数辆汽车，手握钢枪，戒备森严，由东向西侦察。主力连一枪未发，放他们西去。日军过去了约一个小时，又乘汽车返回。在返回途中，毫无戒备，枪全丢在车的一边。当日军进入埋伏圈后，主力连排枪齐射，打死打伤日军5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而后，主力连迅速撤出阵地，转移至安全地带。待日军停车组织还击时，主力连已无踪影。

冬季，津浦支队三团驻柘沟村时，平邑据点的情报员通过情报网送来了日军要袭击津浦路东支队三团的情报。县委研究后立即集合三团200余人，在日军必经的武安西岭设伏。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三团突然射击，打死日军4人，伤3人。日军仓皇撤退，埋伏的三团战士穷追猛打。日军撤出一定距离后，立即组织兵力向追击部队还击。交火中三团牺牲1人，伤5人。战斗后向中共山东分局写了报告，分局来信指出：仗是胜了，可是要想一想，我们的武器是“土压五”、“单打一”，日军是机枪大炮。既已打了巧仗，日军已逃跑，就应该趁机迅速撤离，不应追击。此战三团虽然伤亡不大，但是不应有的。并送来了开展游击战的小册子，供部队学习。

武安西岭战斗不久，日军200余人，由贾庄去柏林。津浦路东支队三团得到情报后，只派出4名战士，埋伏在南孝义村西的一个林子里。由于子弹缺乏，限每人打5枪后立即撤退。结果打伤日军1人，4名战士安全撤退。战后，请主力部队有经验的干部到打埋伏的地方去察看地形。察看地形的主力部队干部全面了解情况后说：日军经过，不应迎头打，应等日军大队过去后打其尾部，再利用有利的地形，杀伤日军的效果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

 情报网的建立，使抗日武装有了耳目，基本做到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同时，地方武装结合战斗实例学习游击战争的理论，及时自觉地向主力部队请教，提高了战斗力。在以后的频繁战事中，这些地方游击大队都能根据有关情报，运用游击战争的战术，独立、机动灵活地和日伪军展开游击战，既消灭了日伪军，又锻炼了队伍，壮大了自己，为配合主力部队开辟创建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积极贡献。（选录自《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