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北县与费南县的开辟（来源/《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1940年6月，中共山东分局根据斗争形势的变化和需要，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战略区划重新作了调整，把大鲁南（包括胶济路以南，陇海路以北，津浦路以东，沂河以西地区）划分为鲁南、鲁中两个区，各建区党委。以蒙山前的滋（阳）临（沂）公路为界，以北为鲁中区，以南为鲁南区。与此同时，把原费县县城以西的地区以滋临公路为界划分为费北（今属平邑县北部）、费南（今属平邑县南部）两个县，隶属鲁南区。9月开始，费北县划归鲁中区，费南县仍归鲁南区。

县域的缩小，使域内抗日活动的领导得到加强，抗日根据地形成的步伐加快。一一五师在蒙山前开辟了抗日根据地后，又配合鲁南区党委在费南开辟了天宝山地区抗日根据地。这些小块的抗日根据地，毗邻相连，对日伪的“扫荡”和进攻形成钳制，便于抗日军民的配合和回旋。在与日伪顽长期的斗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建立费北县 开辟费南县

当时的费北县、费南县，其基本区域属后来的平邑县域。费北县域西起白马关、东到紫荆关的蒙山前一带。1939年5月，一一五师师部及部分主力到蒙山后，在这里创建抗日根据地。1940年6月，建立费北县时，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已经形成。费北县下辖：一区上冶一带（今属费县上冶镇），二区卞桥一带（又称卞桥区），三区固城一带（又称固城区），四区保太一带（又称保太区），五区仲里一带（又称仲里区）。1942年一、二区合并为一区，五区划归泰宁县。蒙山以北新设蒙南区，后划分出大庄、团埠两个区。1944年一、二区又分开，随后，仲里区复归费北县，大庄、团埠两区划回蒙阴县。

费南县划定的范围是北自滋临公路平邑—铜石—地方段以南，南至白彦一带，东西至1942年修通的费县—滕县、平邑—滕县公路之间。当时，公路线上的重要集镇，都设有日伪据点。日军在费县城除驻有伪县政府和日伪特务机关外，还驻有日军600人，伪军800人，大小炮楼10座；在平邑镇驻有日军一个中队，最多时驻有500余人，另驻有陈昭澄（后率该大队起义）的伪军大队。在地方、铜石、温水、围沟都先后安设日伪据点，布有数量不等的日伪军；平邑镇周围及平（邑）城（后）35公里的公路沿线共建碉堡59座，有伪军2000余人；另在铜石、大井之间驻有土匪汉奸刘桂堂部约2000余人。费南县的区域是由原来费县的一、五、七区，滕县八区的东部（即山阴一带），泗水县东部的十几个村庄合并而成。全县约有500多个村庄，25万人口。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北靠蒙山，南接抱犊崮，是鲁中、鲁南两战略区联系的纽带和桥梁。境内的天宝山区、四开山区，群峰起伏，地形复杂，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它还控制着日军侵略鲁南的军事、经济大动脉滋（阳）临（沂）公路的中段，可以随时斩断滋（阳）临（沂）公路。共产党八路军开辟这一区域后，带领群众与日、伪、顽、匪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费北、费南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

二、 全面加强根据地建设

费南、费北建县后，原费县县委留在费北，改称费北县委，县委书记仍由刘次恭担任，崔晓东任组织部长，李鲁生任宣传部长，朱琳任民运部长，李伯瑾任统战部长，张雄任军事部长。

费南县建县初期，党内建立了工作委员会，一一五师工作团主任砥砺任书记，王新、张林夫、牛一萍为委员，并分别担任了组织部长、民运部长、职工部长。县工委下辖常庄、流峪、丰阳、山阴、白彦、天宝山等6个分区委。工委建立时，在常庄朱家宅后大院内召开了费南县活动分子大会，会议由一一五师驻天宝山工作团干部王新主持，砥砺作了《将费南建设成巩固的根据地》的报告，费南县党的干部和一一五师、鲁南区党委驻费南工作团的成员共100余人参加了大会。1940年9月建立费南县委，张林夫任书记，王新、张志让、马健为委员，王新任组织部长，张志让任宣传部长。县委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后增设群委会、武委会、敌工部，下辖常山、福山、丰山、山阴、白彦、由吾、天宝山等7个分区委，后又增设了崇崮、历东、四开山、黄山分区委和东阳乡党组织。县委在常庄朱家宅后大院内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张林夫对费南工委建立以来的工作进行总结，并就以后任务作了报告。各区、乡党的干部和一一五师、鲁南区党委工作团成员共100多人参加了大会。

费南县开辟之初，一一五师派出由孙恕之为主任的民运工作团，首先开辟天宝山区。随后又派出以孙学之为团长的工作团，开辟费南县的工作。工作团分3个大队，一大队驻辛庄一带，大队长宋成德；二大队驻油篓一带，大队长牛一萍；三大队驻甘草峪一带，大队长李子敬。工作团成员大部分从一一五师各旅、团、营的民运队、政工干部、参谋、秘书等人员中抽调，约300多人。鲁南区党委先后派了干部10余名，还从流峪、丰山一带的农村党员中选拔了20多人，组成350多人的工作团。工作队进点不久，由于廉德三叛变，形势发生了变化，遂将3个大队重新分配工作：一大队去昌里一带；二大队去卓庄、常庄一带；三大队去油篓、响水汪一带。工作一段后，工作团又分成7个工作队，进入7个区，在县委的统一领导下，帮助分区委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员，建立各级党政组织。同时，鲁南区党委也组织了以宋子成为团长、狄井芗为副团长的庞大的工作团进入天宝山区。至此，费南县开辟工作全面展开。当时，由于中共组织处于保密状态，对外不公开。县委对外称“八路军费南工作团”，县委书记的公开职务是工作团主任；分区委和乡总支部的公开名义分别是工作队、工作组，分区委书记和乡总支书记的公开职务是区、乡民运指导员。

工作队进村后，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活动，对在执行抗战任务（出夫、交粮、劳军等）、建立群众团体、办理合理负担等工作中表现积极、拥护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家庭出身好、历史清白的积极分子或已选出的村干部，集中到区进行培训，作为发展党员的对象培养。在培训班，除学习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有关政策法令外，还学习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性质，明确了党的历史任务。在讨论中，了解他们的觉悟程度和认识水平；通过个别谈话，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家庭及历史背景。在有觉悟、有入党要求的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然后介绍回村建立党的支部，领导各项工作。在党的发展中，既反对小手小脚的保守关门主义，也反对草率、马虎的拉夫主义。1940年下半年，各分区委分别举办七八期或十几期培训班，每期三四十人或五六十人。至年底，费南全县发展党员约500人，大部分村庄建立了党支部，成为领导各项工作的核心力量。

费北县委为保证和加强各区乡村政权及武装建设，也先后在杨谢一带举办了3期农村干部和群团组织骨干参加的基层干部工作训练班。训练班分设党员和积极分子两个班，每期学员50余人，时间1个月。训练内容以学习《论持久战》、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斗争为主，结合群众工作，培养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同时注意培养发展对象和发展党员，为各级选送骨干力量。3期训练班，共有150余人结业后到全县各地担任了支部书记，妇救会长、青救会长、农救会长等。

这是蒙山前（当时的费北县、费南县，费南县后改称费县，今平邑县境内）历史上第一次中共组织的大发展时期，发展方式由原来的个别发展到新形势下的集中发展。在各级党组织建立后，又转入党支部领导下的个别、经常性的发展。党组织建立后，注重了发挥党员的作用。一是坚持“先党内后党外”的原则。不论是在工作、学习还是在战斗中，把党员的思想和意见集中起来后，结合任务首先要求党员增强责任感，发挥党员应有的作用。二是“党员要带头”，这是党的作用的体现。党员在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要做出榜样。不仅使党员得到实际的锻炼和提高，而且又能把群众带动起来，使工作做得更好。三是坚持组织生活。党员一定要过组织生活，坚持开小组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彼此沟通，解决矛盾。这样，既加强了团结，又可使党员及时纠正和防止发生各种错误，提高了党员的素质。四是坚持总结工作。每经过一次战斗、一次运动，就自下而上地进行总结，肯定成绩，指出经验教训，对表现好的表扬，对犯错误的进行处理，使一切工作善始善终，是非分明。

由于坚持了党内的思想教育，各级党组织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开创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工作取得了较好的进展。但不久，蒙山前抗日根据地在锄奸问题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发生了令人痛心的“肃托”事件。1940年3月初，受湖西“肃托”的影响，中共鲁南三地委派社会部科长庄玉铭为特派员，到费北县“肃托”，成立了由庄玉铭、侯铮石、谢万干、张雄、樊鹏飞等人组成的肃托领导小组。在杨谢村召开动员大会之后，经过错误的摸底排队，秘密逮捕了作为托派嫌疑者的刘玉伦、孙宝璧、谢忍亭、林化贵等30余名干部、战士。地委特派员和县锄奸小组不顾事实，主观臆断，对嫌疑者进行逼供。当时，有的党员干部对“肃托”有意见，即被怀疑是“托派”，而且怀疑之风日长，连县委领导人也不敢直言。6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逼供所得口供，便以“托匪”罪名秘密杀害了谢忍亭、林化贵二人，刘玉伦在押解鲁南三地委途中下落不明。此次“肃托”运动，不同程度地伤害了部分人员。这是一起极其重大的冤假错案。

对蒙山抗日根据地“肃托”事件遗留问题的处理，经历了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直到1987年4月，经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批准，才为被错杀的谢忍亭等人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在此之前，平反昭雪的有，1942年在岸堤干校“肃托”事件中，被冤杀的平邑籍早期党员鲍天仇等人。

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肃托”事件，教训十分深刻：一、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锄奸工作的根本原则。但当时所谓“肃托”时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根本原则，势必导致大量的冤假错案；二、坚持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工作方针。但当时“肃托”却脱离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监督，使该项工作走向反面。三、坚持重证据、严禁逼供信，是我们党的的办案准则。但“肃托”时却采取野蛮、残忍的手段，大搞逼供信，势必制造冤假错案。四、必须正确对待革命队伍中的知识分子。部分知识分子出身复杂，善于独立思考并发表自己的见解，或在性格上存有某些缺点。对此，党组织应正确分析对待，避免因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偏见，给革命力量造成巨大的损失。这些沉痛教训必须牢牢记取。

费南、费北建县后，原费县抗日民主政府迁至费南，筹备建立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1940年6月底，费南县人民代表大会在野鸡坡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200余人，会期3天。民主人士代表赵仲三、妇女代表徐美英、国民党代表王兰斋先后在会上发言。根据“三三”制的原则，选出县政府组成人员，选举韩文一为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县政府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科，张宗九、续中一、任一人、王兰斋分任科长。

原费县抗日民主政府迁至费南后，费北建立费北行署，始由陈克任费北行署主任，同年11月由徐元泉继任。行署设民政、财政、实业、教育、武装等科。阎墨林和赵功德、王瑞、张霑林和唐绍鼎、李向荣、陈明五和朱琳分任科长，丰化仁任政府秘书室主任。

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战，费北、费南两县还建立了参议会。费南县参议会成立大会在费南县崇固区（今平邑县郑城镇）滴水崖村召开。到会代表200人。会议选举了县正副参议长和参议员，赵仲三任参议长，王力生、米栻民、杨文彬、李子敬任副参议长，参议员26名。11月，费北行署参议会成立大会在卞桥召开，到会代表230人，选举唐绍典为参议长，刘次恭、李伯瑾为副参议长，参议员15名。费南、费北参议会的建立，为实现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奠定了基础。

费南、费北两县县级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前后，费南的7个区、费北的5个区相继建立了区公所。8月，费北建立了青年救国代表大会和职工救国联合会。此后不久，费北农民抗日救国会和小学教员救国联合会建立。随即，费北妇救会、费南县职救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也先后建立。费南、费北两县的多数群众分别参加了这些组织。年底，费北、费南两县的乡、村抗日政权大部分建立。

日军侵占费县城和平邑街后，国民党县、区政权基本溃散，处于瘫痪状态。由于没有新的政权代替，加之旧的区、乡、村政权大多由地主、封建势力所把持，对地方仍有影响。因此，抗日民主政府最初对于旧的区、乡、村政权，除个别明显投日通日的被马上撤换外，一般都维持原状。只是对区、乡派出指导员（如同军代表，实为区、乡党委书记）协助和监督他们工作，以便稳定地方秩序，为八路军筹办军需。当时提出：“联合上层，开展下层，发动下层，改造上层”的口号，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对这些旧公职人员讲明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都要抗日救国，破坏抗日就是最大的犯罪；抗日救国的具体行动，就是支援抗日部队，组织群众抗日团体，施行抗日政府的法令……这些大义昭然的方针，感召了他们的抗日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号召群众组织起来积极参加群众团体，使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合力，共同发动群众抗日。与此同时，工作队进村发动群众：一般是进村后一面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宣传教育，一面寻找贫苦、正直、政治上无问题的人进行重点教育，培养积极分子，然后通过他们去串连发动一般群众，等到有一定数量的人愿意参加群众团体时，即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产生村各抗日群众组织的领导。

各种群众组织的任务：农民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实行公平负担，进行减租减息，反对贪污，反对恶霸等；青年抗日救国会、儿童抗日救国会、妇女识字班，主要任务是执行战争勤务工作，除此外，组织起来参加学习宣传活动；妇女抗日救国会，主要任务是做军衣军鞋，优待抗属，解决家庭纠纷，组织妇女参加识字班，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及破除封建迷信思想等。另外，还把农村中的木工、瓦工、石匠、铁匠等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职工抗日救国会，后因这些工人较少，该组织并入农救会。

在一个区、乡中，如果有超过半数的村建立了村组织，即召开全乡的群众代表会，选举产生区、乡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自卫团等领导机构。区级群众团体机构也采取同样的方法成立。区、乡群众团体建立后,配合工作队干部，开辟空白乡、村的工作。还有一种工作方式，即由工作队邀请各乡、村的代表，成立乡、村某群众团体的筹备委员会。在筹备委员会领导下，配合工作队的干部，开辟各乡、村的工作。当时区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都是脱产干部，委员不脱产；乡的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都是不脱产的。区、乡、村的群众团体的主要干部，一般都到区接受培训，以提高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

建立和发展抗日武装 抗日战争时期，建立和扩大武装力量，是对日伪顽斗争的首要任务。利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发动群众，组织武装，是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组建武装力量的主要形式。为确保抗日武装力量的正确方向，主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派出政治工作干部，帮助新组建的抗日武装开展工作。1940年春，蒙山之阳的抗日游击大队达13个、3000余人，其中，8个大队被八路军改编。一些统战性质的武装也比较平稳地投入抗日阵营。

费南县境内，除第一抗日游击大队在地方街一带、第三抗日游击大队在流峪一带外，还有米栻民大队在平邑附近，李灿营、燕如山大队在常庄、卓庄一带，王西贵（后叛投刘桂堂）大队在张里庄一带，刘洪锦、程明芝（后来均叛投国民党顽固派李以锦部）两个大队在白彦一带，廉德三（后叛变）大队在天宝山区。这些武装大多在100人左右不等。除了第一和第三游击大队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外，其他武装均系由地方上层人士或知名人士建立起的民间武装，成分复杂、动机不一。对这些武装，一一五师和县委均派出代表帮助整顿，加强领导。

费南县建立之初，建立了县大队——蒙山大队，最初仅20余人，是费县政府进入费南组建费南县政府时带来的武装。11月，蒙山大队改称费南县大队，规模发展到100余人枪。随着区、乡、村抗日政权的建立，这三级分别建立了区中队、乡分队和村抗日自卫团。区中队多则七八十人，少者二三十人；乡分队多则二十多人，少者五六人。抗日自卫团，在基层政权中，既是群众组织，又是军事组织，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送粮、送信、抬担架、优待抗属、坚壁清野以及执行其他战争勤务。有的还要轮流到乡或区的自卫团基干队服务。

在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的同时，还通过统战关系，组建统战性质的抗日武装组织。在县委的积极引导支持下，王兰斋、赵仲三、米栻民等人组织了费南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以下简称“抗协”）筹备会。抗协筹备会建立后，原米栻民部武装即改编为抗协自卫军，有70余人枪。这个组织在争取与团结上层人士抗战、推动各种抗日活动开展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至1943年，这个组织在费南各区以及一些村庄也建立了支部，会员发展到100余人，并正式建立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费南分会。由于该组织领导薄弱，缺乏系统的经常的活动，以致个别的地方被一些有问题的人所掌握，发生了许多问题。抗协建立不久便不宣而散，抗协自卫军被编入了费南县大队。

费北行署（特殊时期的名称，所辖区域相当于县，但比县的规格高）建立后，组建了行署保安大队（相当于县大队）和4个区中队，约六七百人。保安大队由仲村唐绍鼎、唐嘉伦领导的武装（原镇团）、东固村杨中一、西朱尹吴怀道领导的民众武装合编而成。费北行署主任徐元泉兼任行署保安大队长，崔镇、王保胜任副大队长。区中队是专职武装，乡有乡分队，村有抗日自卫团。由于一一五师在蒙山前的坚强领导和指引，费北行署抗日武装的创建规模较为可观。1940年2月24日，六区（仲村）自卫团、自卫联防大队举行成立大会，2000余人参加会议，并对日军及刘桂堂部进行了声讨。3月，武安乡基干自卫团成立，辖4个大队；随即，该乡武装基干队成立，半月时间内发展到200人枪。6月10日，武沟乡在南武沟村举行自卫团检阅大会，决心配合八路军抗战到底。

在根据地开辟之初，由于当时的领导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对建立武装的人员的动机和成份分析不够，有些目的不明确的人，也委托他们拉武装，以致这些人打着八路军的名义，利用抗日政权发展自己的势力。如唐鸿霖、管友恩，他们本来就同共产党离心离德，与八路军联合组建抗日武装是迫于当时形势的压力；刘洪锦、程明芝是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孙鹤龄的爪牙；王西贵与土匪刘桂堂关系甚密。他们出来拉队伍的目的是与八路军争夺枪支，一旦形势有变化，立即叛变。

早在1939年秋，罗荣桓就根据抗日武装斗争的实际需要，对地方武装升级作出指示：扩大主力军，提高战斗力，接受更大的军政任务，必须把地方武装成熟的力量升级到主力部队去。11月，驻仲村区的第四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七团一营四连；1940年2月，驻上冶、资邱、卞桥的第八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特务营；9月，驻白马乡的第六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七团三营；11月，驻地方街的第一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一营；1941年春，驻西西皋、流峪一带的第三游击大队升级到一一五师六八六团。此后，地方武装升级成为经常性的工作。县区武装升级一般一年一次，每次一二百人不等。由于战事的需要，有时开展个别扩军，把经过动员参军和志愿参军的青年组织起来，直接补充到主力部队。当时，根据地人民为主力部队对日作战提供了连续不断的兵源。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扩大抗日武装的形式主要是动员青年参加主力军，或参加县、区地方武装，再由县区地方武装升级到主力部队。在特定时期内，全党全民集中力量动员够条件的青年大规模参军，以满足主力部队的作战需要和兵力补充。

抓好文化宣传教育工作 根据地内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是随着抗日斗争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发展起来的，它始终带有战时的特点，围绕着共产党在各个阶段的中心任务而开展。抗战初期，蒙山前抗日根据地的抗日宣传文化工作十分活跃，它是抗日斗争中的一条重要战线，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以及对日伪开展政治攻势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一一五师建立蒙山抗日根据地之前，中共费县县委在中共山东省委领导下，主要是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起来抗战。宣传形式主要是中共党员通过亲戚、邻里关系进行宣传鼓动，特别到有枪的农户中宣传，鼓动他们带枪参加抗日武装。动委会成立后，中共党员参加动委会，利用动委会的合法名义，进行社会宣传，推动社会武装的建立。民间抗日武装建立后，武装组织走村串乡进行抗日宣传。采取口头讲演、张贴抗日标语、编演抗日文艺节目、教唱抗日歌曲等形式，增强宣传教育工作的效果。

一一五师到达蒙山不久，蒙山前和天宝山抗日根据地先后形成，抗日文化宣传工作也随之迅猛发展。无论是共产党的各级组织，还是主力部队及地方各抗日武装都建立了专门的宣传机构，从上到下形成了一个宣传系统。在各级抗日民主政府中设立了主管教育的机构。文化宣传教育工作逐步走上经常化并形成一定的规模。宣传形式也多了起来，在集市上和群众大会上演讲；在街道上张贴标语口号；文艺宣传队走街串乡进行文艺节目的演出。宣传发动成了党、政、群活动的主要内容之一。

抗日根据地形成后，从1941年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开展教育工作。当时教育工作的形式有以下几种：先在大村镇建立抗日小学，以后扩大到联防村，教材由县文教科编印，既学文化，又进行抗日教育；各村自办识字班，学员以妇救会的姊妹团（青年妇女）为基础，中午或晚上上课；夜校，是以青救团为基础的学习组织，每晚学习3个小时；冬学是冬天农闲时，举办的群众性学习组织，有的大村还分成年班、青年班、妇女班；训练班，党、政、军、农、青、妇各系统、各团体都选择自己系统的积极分子、基层干部，调到区或县进行训练，时间至少是7天，一般是1个月，最长半年，学习的内容以政治和业务为主，兼有文化学习。抗日小学、夜校、冬校、训练班等，既是根据地人民学习文化知识的学校，又是抗日宣传的阵地，还是教唱抗日歌曲的课堂。召开祝捷大会，欢送青年参军等场合都有文艺演出，并辅之以踩高跷、舞龙灯等方式增加欢庆气氛。这些活动的开展，与恐怖、压抑、沉寂的敌占区形成鲜明的对比。根据地呈现出一片蒸蒸日上的新气象。

财政经济工作 在抗日战争初期，所需的经费和武器、弹药、装备，主要是靠募捐和没收汉奸的财产及战斗缴获的物资来解决。中共中央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规定了财政经济政策，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的口号，反映了全国人民最迫切、最现实的要求，因而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也为许多国民党地方政府所承认。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踊跃参加和支援抗战，积极捐献物资、经费和枪支。在最初组织抗日武装时，许多青年自备枪支，自带衣物，不要薪饷。在抗日高潮的推动下，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一部分地主富农也能够自愿出枪、出钱、出粮；一些开明士绅也拿出粮款支援抗日部队；也有一部分人员是经过说服教育和斗争，才被迫拿出部分财物的；对汉奸则没收其财产以充作抗日经费。

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志士毁家纾难，卖掉自己的土地、房屋、农产，为抗日武装提供经费和购买枪支。

1939年初，中共山东分局提出：根据地要建立统一的、有计划的供给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和摊派制度，实行合理负担的累进税制。1940年2月费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之后，在县长韩文一的主持下，制订了民主政府的税收政策，规定了地亩山林的管理办法，其中特别提出民主政府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解除百姓的痛苦，实行减租减息，推行合理负担，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实行一切有利于民生事业发展的政策。6月，费南和费北建县后，分别建立基层政权，县抗日民主政府都下设财政科或粮秣科，负责全县抗日资金的筹集（包括军粮、柴草的筹集），以保证抗日队伍的后勤供应和政府机关的开支。工作中，发现了一些牵扯群众切身利益的不合理问题：一是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各种各样的捐税摊派太多，一般都有几十种，每个月都有几次摊派和收款，群众负担重。二是负担办法不合理，多数是按地亩册摊派（地亩册是旧政府核发的，许多地主的土地多而地亩册登记的土地少），或按户摊派，或无规定的随意要，造成土地多、人口少的地主、富农少负担或不负担，而土地少、人口多的户，负担很重，甚至没有土地的户也要负担，出现了严重的不合理；三是地租重、利息高，占人数过半的贫苦农民生活困难。广大群众的实际困难，就是民主政府的工作重点。两县抗日政府都明令告示：停止一切乱摊乱派，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并在大会小会上进行宣传。对于村、乡、区的办公经费，也都作了具体规定，要求严格执行。封旧账，立新账，实行财政公开。以乡为单位，由工作干部率领，推选较公正的人组成查田定产工作队。有的地方设立了粮食助理员和地亩管理员，由他们负责丈量土地，查田亩，按产量定地级，按家庭人口去掉不负担上缴税（粮）的土地，按应负担上缴税（粮）的土地及地级实行累进，确定上缴税（粮）的数量。这些工作于1940年10月左右基本完成，大大减轻了群众的负担，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

随着抗日根据地建设的加强，地方税一律由政府统一征收，同时停止军队和党政机关自行筹款，逐步废除“多头签条募粮”的制度，采用统一粮票领取制，杜绝向农民乱摊派、乱募捐的混乱现象。这一制度的实行，既减轻了农民负担，也改善了党政机关和部队的供给。后来，按照上级统一部署实行了“二五”减租、优待抗属和合理负担等法令，受到广大民众的拥护。

蒙山抗日根据地形成后，由于日军在“扫荡”中实行“三光”政策和对根据地分割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等因素，蒙山抗日根据地的财力、物力受到一定消耗和损失，在财政、经济方面遇到了严重困难。

为了保证抗日武装的军需供应，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于1940年夏，在蒙山里山神庙创办了纺织厂、被服厂。纺织厂用的线是老百姓用纺车纺出来的。一台机子每天织布120尺。被服厂（当时叫机子房）只有三四台缝纫机，无法满足军队需要，多数军服还需用手工做。缝纫工有当地农村青年妇女，有地方军事干部的家属。军鞋由纺织厂、被服厂集中做一部分，大部分由妇救会发动农村妇女承担。

伤病员的治疗、救护工作。1940夏，费北行署在山神庙设置了一个简单的治疗医院，许多伤病员在这里接受治疗。负责医疗的是续奉先，另有几个护理员。手术台是用门板支的。所谓手术，不过是包包扎扎，换换药而已，最大能做截肢手术。由于药品奇缺，治疗条件很差。在伤病员较多、护理人员不够时，根据地的一些女青年就主动参加救护工作。1940年春，第一一五师六八六团、五团、特务团和苏鲁支队攻打白彦日伪据点时，鲁南野战军第一卫生所驻白彦南的紫山一带。是年冬，卫生所转移到天宝山区。1943年8月，又转移至四开山区大、小涝泉。此间，每当伤病员多时，当地群众根据卫生所的安排，把伤势较轻的伤员接到家里护理。同年秋，武安战斗结束后，就有20多名女青年自动到猪尾巴沟诊所帮助救护。在日军大“扫荡”的严峻形势下，有时把伤病员秘密安置在群众家中治疗。费南县委把老三团的伤员安置到大峪沟村、郑城东大北庄、小北庄一带，隐蔽在群众家中，有的藏在地窖里，有的藏在山洞里。群众自己粗茶淡饭，把好吃的留给伤病员。没有药品就用草药、偏方治疗。个别因伤致残的战士无法归队，就在治疗的村庄成家立业，与其结婚的妇救会的女青年们，甘愿终生伺候。结婚之日，她们邀请山东纵队一旅三团的领导参加婚礼，三团的干部战士非常感动，在主力部队和当地影响极大。

1942年，在反“扫荡”斗争中，仲里区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把伤病员分散到各家各户，成功地保护了108名伤病员。

费北县柏林镇汪家坡村的管爱振，在反“扫荡”的艰难形势下，负责4名八路军伤员的护理工作。她把战士隐藏在离村很远的山洞里，每日送水送饭，精心照料。在一次送饭的途中，忽然与10余个日伪军遭遇。日军发现提篮里的饭菜，叽里呱啦地嚷嚷要管爱振说出伤员的下落。管爱振镇静自若，除了“俺是送饭的”一句话外，什么也不回答。日军恼羞成怒，把管爱振五花大绑，拳打脚踢，用枪托砸，打得她鲜血淋漓。在地里干活的公公跑来，为转移日军的注意力，抄起扁担向日军砸去。两名日军一起开枪，管爱振的公公倒在血泊中。此时，恰巧远处响起了枪声，日伪军慌忙逃遁。后管爱振一边为公爹守灵，一边继续照料4名伤员，直至伤员康复归队。1个月后，管爱振的丈夫王成启又在部队与日军作战中牺牲。管爱振为服侍婆婆未再嫁，表现出沂蒙红嫂的高尚品德。

在日军频繁“扫荡”和抗日军民反“扫荡”过程中，部队和政府把一些伤病员、军用物资分散到各村、各户隐藏。各户之间相互告诫和监督，彼此绝对保密，年年月月，习以为常，形成了制度和习惯。这种军民团结，鱼水情长，同仇敌忾，一致抗日的精神，是最终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泰西至鲁中南的秘密交通线 1939年春至1940年夏，泰西至鲁中南有一条秘密交通线，成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自延安、晋西至鲁西、鲁中、鲁南等地的重要交通线。

这条交通线由西向东发展，在津浦铁路以东，根据中共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的指示，于1938年6月建立了泰宁边区自治委员会。“自治会”表面上巧妙地敷衍日伪军，暗中却控制了日伪盘踞的八、九区（今属新泰南峄、华丰东一带）的区公所和华丰煤矿的维持会，使其为共产党、八路军服务。在铁路以西、汶河以南，开辟了根据地，组织汶南工作团，帮助地方建立了宁阳县汶南临时工委。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为秘密交通线的开辟创造了条件。1938年6月，泗水县委已在北鄙（今属宁阳县东庄区）的田家小寨，利用地主田子鉴的家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这一地带东接泗水、新泰，是鲁中南的西部门户，处于日军重要军事重镇兖州和日军重要据点泰安之间，正好是日军整个防御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是建立地下交通站的理想地带。

1939年5月，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前梯队从泰西过汶河后，沿高桥（今属宁阳县罡城区）、杏山庄（今属宁阳县葛石区）、高家庄（今属宁阳县南驿区），从南驿车站以南约一华里的三号洞子附近穿越津浦铁路，进入宁阳九区，经北鄙向东，于27日进入蒙山西麓马家峪。此后立即发动群众抗日，协助费县县委组建抗日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很快形成从马家峪、峡玕、李家庄、康阜庄、西武沟、东武沟、承安庄、公家庄、蒋沟、大夫宁、杨家庙、汪家坡、黄崖、杨谢、陈家庄、郭家庄、柘沟、万寿宫、邢家庄、薄板沟、栏马庄、岐古庄、东庄（以上村庄今属平邑县北部山区的仲村镇、武台镇、保太镇、柏林镇、卞桥镇、资邱乡）到上冶镇的大片蒙山前抗日根据地，为蒙山前秘密交通线的开辟打下了基础。

这条路线北靠蒙山，依山而行，距平邑、铜石、地方等日伪据点较远，较为安全。中共山东分局十分重视这条秘密交通线的建设，并派分局组织部的交通科长马子成常驻费北协助县委抓这项工作。马子成派仇季专抓交通站的建立工作。

从延安东来至蒙山前是一条中心交通线，在此南北分支：北翻蒙山（九女关、紫荆关）去鲁中和山东分局；南去经岳家村、朱尹、天宝山或经齐鲁地、东固、朱田到鲁南两条线。因此，蒙山前交通线是中心交通线和去鲁中、鲁南的南北交通线的交汇点、中转站。

从延安或由鲁西、泰西来鲁中鲁南或到中共山东分局的干部、部队和抗日物资从西而来，都是在此中转分别南去鲁南、北去鲁中和山东分局。从中共山东分局、鲁中、鲁南西去的人员也都来此中转，向西而行。

1939年6月的一天，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和政委朱瑞来山东，就是通过这条交通线。1939年10月，罗荣桓等从湖西通过这条交通线来蒙山去抱犊崮。

1939年初冬，宁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马继孔接泰西军分区刘贤权司令员的命令，运送由延安发往鲁南的12万发子弹。马继孔带领宁阳独立营一连的100多名战士，在东平县九女泉接受了任务，每人带800发子弹，从肥城县塔房涉过大汶河，沿宁阳县六、七区（今属宁阳葛石、蒋集区）山南的小路到南驿，穿过津浦铁路，经东庄、谷堆（今属新泰市楼德镇），尧山口（今泗水县境内）到达蒙山西麓马家峪。然后沿蒙山前交通线折向南，过滋临公路把子弹送到鲁南。

1939年底，抗大第一分校奉中央的命令东进鲁中，马继孔带宁阳县独立营一连负责护送过津浦铁路，由泰宁“自治会”朱靖宇护送至蒙山西麓马家峪，再走白马关，从蒙山前杨谢、柘沟一带通过，经过蒙阴去沂南孙祖。

由于日军对根据地的严密封锁，给鲁中、鲁南根据地的供应造成困难，因此，通过秘密交通线，转运根据地急需的枪支、弹药、资金、药品等各种物资，便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当时，贺东升曾带领一一五师七团多次押运物资、弹药等往返于这条交通线上。

1940年初，中共山东分局去延安的八九名干部途经蒙山前的柘沟一带，经马家峪到石莱。由封振武负责护送，从南峄附近穿过津浦铁路到泰西，又由泰西的崔子明接续护送，再转交给下一站护送人员护送，直至延安。

5月，赵镈由泰西独立团警卫连护送，从泰西出发，途经郗家峪、峡玕，至蒙山前的杨谢村。此时，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也住在杨谢准备去延安开会。于是，泰西独立团警卫连又接着护送徐向前去延安开会。徐向前随行人员十余人，从杨谢村出发，沿山间小路，夜行晓宿，经峡玕、放城到达郗家峪。徐向前驻郗家峪沟北大门朝东的郗广明家。第二天夜幕降临后，他们又继续西行，一夜行军180里，过津浦铁路到达肥城西兰村泰西机关驻地。从这里又由泰西军分区政委李冠元带领两个连队护送徐向前去延安。赵镈由地方武装护送，从杨谢村出发去鲁南，组建鲁南区党委。

这条秘密交通线，是当时中共山东分局及鲁中、鲁南抗日根据地联系、沟通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条重要通道。徐向前、罗荣桓、朱瑞、陈光、萧华、陈士榘、陈明、韦国清、林乎加、杨勇等首长，以及其他抗日人员，都是从这条交通线上来往，许多抗日物资、文件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输送、中转，从未出现过失误，被誉为“安全可靠的红色抗日交通线”。

1940年夏，这条交通线停止使用后，中共山东分局开辟了一条新的中心交通线，即：从驻地经垛庄、徕庄铺、牛天、光山头、崔家桃峪、大炉至鲁南铁道游击队驻地，过微山湖，经湖西辗转到延安。

三、打击日伪顽 开辟扩大根据地

费北、费南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军民抗日高潮的日益兴起，使日伪非常恐惧。他们调整了战略部署，环绕根据地，借助地势，多处安设碉堡，并且经常向根据地进行“扫荡”，妄图消灭八路军主力。顽固派和刘桂堂部，不顾抗日救国大局，经常和共产党制造摩擦，破坏抗日统一战线。一一五师和抗日民众既要抵御日伪的“扫荡”，又要与顽匪的破坏做斗争。

1939年10月，日军精锐部队约1000余人，分四路追打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官于学忠所率领的第五十一军一部。于学忠率1000余人的部队向西奔逃到保太村时，日军已追到上冶。这时一一五师津浦路东支队司令员彭雄及两个连约500余人驻东庄村。彭雄司令员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伏击这支日军后，再撤到蒙山里。而一一五师主力两个连和协助作战的津浦路东支队三团与日军精锐快速纵队相比，力量悬殊。彭雄司令员决定把一个连部署在安泰庄以北，一个连部署在东庄以北，把骑兵排放在东庄南岭下作牵制，指挥所设在东庄北岭，在东庄村内留下一个排、一挺机枪，堵死东门，在围墙上挖好枪眼，以便近距离打击日军。

早8点多钟，日军的先头部队，如入无人之境，毫无戒备。当日军行至东庄村庙前，离东门不到100米处，埋伏在东门的战士一起开火，当即击毙日军七八人。日军不但没有溃散，而且马上兵分两路包围东庄。埋伏在东庄的伏击排，转到南面又打了一个袭击，然后顺大街出北门向指挥所靠拢，刚出北门即与日军遭遇。由于力量悬殊，伏击排伤亡过重，边打边撤向北山。北山指挥所只有1个连和津浦支队第三团的部分兵力。当日军追到北山，距前哨班只有50米时，前哨班突然开火，山上的部队也排枪齐发，掩护前哨班撤回到山顶。为了找到杀伤敌人更为有利的地形，彭雄命令部队向龙王山撤退。

彭雄率部抢占龙王山顶后，日军已紧追至半山腰。彭雄发现龙王山后是悬崖峭壁，再撤将造成重大伤亡。于是他对部队做了简短的战前动员，要求等敌人靠近，近距离消灭敌人，不得后退半步，人在阵地在。当日军爬到距阵地50米时，彭雄手持20响的驳壳枪率众一起开火，打倒日军一片。日军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组织了一次次冲锋，彭雄率部顽强抵抗，打退敌人一次次进攻。战斗到最激烈的时刻，战士们居高临下用石头砸，整个龙王山枪弹如雨，硝烟弥漫，乱石翻滚……

东庄战斗打响后，隐蔽在庄南的骑兵排开始袭击日军，日军急忙派出部分兵力应对；埋伏在安太庄的一个连也从东南方向向东庄方向开火；津浦三团的部分兵力也在向日军开火，龙王山上和山下摆开了厮杀的战场。这几支部队在不同的方向，利用熟悉有利的地形，不断转移，展开游击作战。下午3时，龙王山形势紧迫，埋伏在安太庄的连队游动到龙王山后爬上了山顶，龙王山力量得到加强，战斗一直打到黄昏，日军害怕夜战，不敢恋战，急匆匆撤去。龙王山战斗取得了胜利。

这次战斗，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而且在政治上影响极大。于学忠部装备精良，仅机枪就有100多挺，弹药充足，但不敢与日军作战。一一五师从大局出发，积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帮助友军，抓住战机，消灭日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战后老百姓中又传一民谣：“五十一军是要饭的，秦启荣是捣蛋的，刘黑七是养汉的，八路军是抗战的。”

同年秋末，泗水县土匪、顽固派势力吕德廪、马宪玉等数百人，经常到蒙山一带抢劫，群众称他们为“驴马队”。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土顽，泰宁边区人民自治委员会首先侦察好“驴马队”的活动情况，然后请求一一五师第七团助战。七团在团参谋长贺东升带领下，在马家峪全歼了“驴马队”。

1940年春，管友恩在洼里村战斗中公开叛变，投靠了国民党秦启荣部山东游击支队六团团长鲍峄山。他们勾结起来，为非作歹，经常到蒙山西麓仲村一带骚扰破坏。一一五师经过侦察摸清情况后，决定由主力七团在地方武装六大队的配合下，消灭这股反动势力。一天，七团团长李子英作了战斗动员。下半夜，七团在土顽毫无戒备的情况下，猛攻猛打，战斗很快结束。六大队看押着俘虏，天明时返回石井村驻扎。这次战斗，虽然管友恩跑掉了，但捉住了管友恩部一些骨干分子，并给鲍峄山的部队以重创。

从5月中旬起，日军对沂蒙山区实行分区“扫荡”。6月29日，大汶口、新泰、蒙阴、平邑等据点之日军2000余人，分8路进犯李家楼、南颜庄、盘车沟、白马关等处。八路军山纵一部分别予以痛击，毙敌100余名，缴获部分军用品。是役，山纵也伤亡50余人。

6月下旬，土匪刘桂堂的二团进大平安庄抢劫，被村自卫团打跑。当晚刘部又包围了村子，接连发起几次进攻，均被击退。后匪兵500余人分驻在小平安庄、西固等村，双方形成僵持局面。自春天开始，刘桂堂部曾骚扰过这里。事后，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孙恕之等人到该村开展工作，村内组织起自卫团。该村的共产党员孙嘉峰、孙嘉伟、刘建存等人参与自卫团的领导，至麦收时节，备战工作就绪。刘桂堂部抢劫受阻后勾结日军，于7月3日11时许，共出动日伪军500多人携带钢炮、迫击炮各数门，轻重机枪数十挺，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大平安庄村。村自卫团临危不惧，奋力迎战，用钢枪、土炮和手榴弹打击日伪军。激战3个小时，到下午2时许，天降大雨，自卫团土枪土炮受潮，火力锐减。日伪军乘机用轻重火炮猛烈轰击，炮楼被炸塌，围墙被打开数处缺口。村自卫团总指挥徐永义一边组织人员抢修，一边阻击日伪军进攻，用大刀、长矛、木棍与日、伪展开巷战，战斗坚持到黄昏。

一一五师主力闻讯，急调部队增援，但因天降暴雨，山洪暴发，部队未能及时赶到。日伪军攻入村内，大肆烧杀、抢劫，整个村庄毁于一旦。

是役，毙伤日伪军10余人，其中打死日军3人。村民牺牲30多人，受伤70余人。

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大平安庄村民，面对训练有素、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毫不退缩，用土枪土炮与日伪匪三股武装力量战斗了1天，谱写了一曲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

大平安庄战斗后，鲁南区党委在费南天宝山区小圣堂召开群众大会，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和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到会讲话，高度赞扬了大平安庄村民的大无畏精神。会后对大平安庄群众进行了安慰和救济。

7月28日，白彦自卫团伏击进犯魏庄的日伪军，毙伤日军数人，缴获枪支弹药一宗，战马两匹。

29日，平邑据点日军到蒙山前费北根据地抢粮。费北武装基干队与津浦支队三团在柏林摩天岭阻击日伪军抢粮队，打退日、伪军4次冲锋，并追击溃逃的日伪军至武安，俘伪军4人，毙伤多人。

8月6日，费北元郭一带民众自卫团，袭击费（县）泗（水）公路的日伪军，毙伤日伪军20余人。

9月18日，日军纠集14000余人“扫荡”沂蒙山区。虽然鲁中部队展开总破袭战，但此次“扫荡”使东蒙山区遭受到严重的摧残。月底，山纵一部为配合“百团大战”，反击日军对鲁中的“扫荡”，在2000余名武装民兵的配合下，将滋（阳）临（沂）公路平邑至泗水段全部破坏，拆毁木桥1座，石桥6座，以阻止日军的行动。

9月份，驻崇村的日伪军，进犯驻白彦小山后村的蒙山大队第五连。此次战斗中，蒙山大队队长郑凤林牺牲，第一一五师民运工作负责人张威负伤。

10月份，日伪军又对西蒙山区进行“扫荡”和“蚕食”。11月20日，日酋畑中带领日伪军，伙同刘匪一部，共约四五百人向西蒙山区进犯，并在武安设据点，企图以此控制蒙山前，分割费北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以两个营的兵力于当晚包围了武安。其中一个连队借夜幕掩护接近武安，被日军发现。日军以猛烈火力封锁了唯一通过东门的石桥。四团突袭未成，遂撤出战斗。

翌日晚，二旅四团在东门和西北角同时发起攻击，进攻东门的部队遭日伪炮火阻击，战斗激烈。进攻西北角的部队经过猛烈冲杀，突入村内，将日伪追打到村东部一酒店内。进攻东门的部队已攻进围墙，东西猛烈夹击，刘桂堂部溃逃。日军100余人垂死挣扎，几次反扑均未得逞，退至小围子内进行顽抗，并烧毁了附近民房。天蒙蒙亮，日军欲突围，四团一部绕至背后袭击，日军突围不成，又逃回酒店死守。下午，几架日军飞机飞来增援，恐被击落，盘旋片刻仓皇而去。黄昏时刻四团组织投弹组、火攻组准备对日军强攻时，日军残部弃尸逃窜。四团经1天2夜激战，攻克武安，同时，打退了铜石、地方据点日军的数次增援，歼敌300余人。

日军不甘心武安战斗的失败，23日又从费县城、地方、铜石、平邑等据点调集日伪军1000余人，分3路向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四团驻地奔袭。拂晓，东南路来犯的日伪军向十八村一带合围。四团占据卞桥东北塔佛山的制高点，在岭下小王庄与日军发生激战。四团集中火力给日伪军以重创，接着把日伪军压缩在小王庄南一片洼地里，日军几次突围未逞，顽抗待援。西路从平邑镇出动增援的日伪军，到达柏林即遭遇费北行署保安大队在几个岭头上的阻击，进展迟缓。至午间日伪军方进至石河东，又遇到一一五师警戒连截击，双方相持二三个小时。因受西路日军的牵制，一一五师未能达到全歼南面日军的目的，但也给来犯的日伪军以重大杀伤。这次战斗，毙伤日伪军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步枪50余支，其他物资一宗。第二天，费北县委、行署和一一五师共同在岐古庄南大沟里召开祝捷大会。一一五师领导人陈光、萧华、作战科长李作鹏在大会上先后讲了话。费北行署党政军民1000余人参加了会议。

11月，日军分七路“扫荡”费南,重点为费南县抗日民主政府驻地蒋家庄。一一五师六八六团和七团与日军激战终日，打退日军的进攻。

12月1日，日伪军2000余人进犯石莱、马家峪一带，一一五师第七团以灵活机动的战术毙日军大队长以下10余人。

抗日军民同仇敌忾，顽强作战，使日军“扫荡”连连失利。蒙山前和费南抗日根据地在打击日伪顽的斗争中不断地得以开辟和发展。

抗日军民在创建、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军民的生命、财产损失严重，生活非常困难。因缺粮、缺衣，军民不得不靠树皮、野菜充饥；冬天无棉衣，战士站岗时披着薄褥子，长期无换洗衣服，满身虱子，穿的鞋漏着脚趾，从未有袜子穿。在反“扫荡”的困难时期，战士们冬天有时在山洞中御寒，三四个人合盖1床被子，夏天有时在树林里过夜，1棵大树下能宿营一个班。部队用泥盆煮野菜，把洗好的野菜一点点往泥盆温水中放，使水温保持相对稳定，以防把水烧开后再放野菜时，泥盆爆裂。这一经验被到处推广，使战士们吃上了热乎乎的野菜汤。尽管八路军和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风餐露宿、吃糠咽菜、流血牺牲，但和日军血战到底的意志更加坚强，在1940年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经抗日军民的一致努力，蒙山和费南两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仍有一个大的发展。（选录自《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