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北费南县分化瓦解伪军惩处日本特务（来源/《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

1942年7月7日,针对严峻的斗争形势，中共中央号召根据地军民“加强团结，巩固内部，对敌以政治攻势为主，以游击战为辅”。中共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作出了“对敌攻势作战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指示，为此，鲁南区党委决定采取军事斗争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隐蔽工作相结合，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展开对日伪军的强大攻势。接着，各地委、军分区和各县委都建立了敌工部，各分区委都设一名专职敌工委员，形成一个有组织、有人员、有经费的完整的敌工工作机制。时鲁南区党委委员王少庸兼任敌工部长，曾少彬担任军区敌工科长。费南县先后由高锡贵、齐安昌、孙恕之任敌工部长。1942年10月，八路军鲁中军区一团政委王文轩到费北县帮助县委研究对敌政治攻势，开展对敌工作。1943年3月，调整费北县委敌工部，抽调军队干部刘希密任专职敌工部长，李培良、张文杰、宗琳、赵国裕等分别任各分区委专职敌工委员。为加强敌工工作，敌工部后改为敌工委员会，一一五师教导一旅敌工科长胡成放，任费北县对敌斗争委员会书记，县委书记刘次恭任副书记。

一、加强政治攻势 分化争取伪军 

各级敌工部成立之后，通过各种关系，调动各种力量，利用不同场合，采用不同方法，多种形式配合，展开对伪军政人员的政治工作。利用会议、节日、集市散发传单，对敌喊话；动员伪军亲属“唤夫索子”；向伪军政人员开展记“红黑点”和“生死簿”等做法，教育他们多留后路，少留骂名，不走绝路。对反正的伪军政人员，给以重用，大力宣传；对伪军家属不歧视；对作恶多端、屡教不改的坚决予以严惩。这些做法，在政治上给予伪军政人员以极大的震慑，使作恶者有所顾忌，使愿回头者看到出路。通过大量的工作，有的伪军政人员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或内线，被称为“白皮红心”的两面政权人物，明为伪乡长、保长，暗地里为共产党八路军办事；有的幡然醒悟，反正抗日，投靠共产党八路军。

1943年3月，鲁南军区三团团长王吉文，在费县（原费南县）敌工干部续靖宇的带领下，深入到被费县敌工部完全控制的伪毛家洼碉堡。王吉文从伪军口中得知，日军正利用枯水季节，在路边修浚河水漫桥，从这个碉堡上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浚河上的动静。第二天一早，驻平邑镇的日、伪军押着民工到碉堡下的河床里正要施工，王吉文等人端着机枪，向日伪军猛烈扫射。日伪军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碉堡里竟然向他们开枪，毫无防备，死伤惨重。等平邑镇的日伪军出来支援时，王吉文和战士已安全返回驻地。

卞桥据点是伪乡公所驻地，伪乡长在敌工干部李培良的争取教育下，思想有所转变。1943年冬，当费北独立营拔除卞桥据点时，伪乡公所按兵不动，未加抵抗。

1943年11月，驻白马关日军撤走后，仲村至白马关一带仅有伪军驻守。八路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大力开展对伪军的教育争取工作。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亲自面见白马关伪军中队长巩庆德。经做工作，12月31日，军分区命令有关据点伪军作好起义准备，晚上三军分区某部按计划将白马关、万山庄、玉皇山、孙家庄、武台、水沟等6处据点、炮楼包围，向内喊话，令其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在八路军军事、政治双重攻势下，加上内线对大部伪军的掌握控制，驻白马关据点伪军第三中队巩庆德部和第一、四中队两个班，共计169人，于1944年1月1日黎明前携步枪124支、小炮2门、炮弹14枚、子弹787发、手榴弹542枚、战马3匹反正。随后，八路军将6处据点、炮楼拔除摧毁。这一地区的群众在经受了日伪长达6年的蹂躏后，终于得到了解放。反正部队经过教育改编为泰费泗边游击大队，军分区派进部分兵员骨干，委任巩庆德为大队长，直属军分区指挥。

平邑镇驻有日军50余人，特务大队10多人，费县伪军警备队第三大队400余人，均属日军直接指挥。伪军三大队下辖5个中队、1个特务中队，配有步枪500余支、机枪2挺、迫击炮2门。原大队长李文江病死后，由副大队长陈昭澄接任大队长。1942年春，费北县委和泰南军分区分别派敌工干部做伪第三大队的争取工作。在经过长期耐心地说服教育后，陈昭澄打消了顾虑，愿意反正抗日。他又先后做通了5个中队长的思想转化工作。1944年11月初，在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的接应下，陈昭澄率伪军5个中队400余人携带全部武器装备，弃暗投明（特务中队未反正）。

陈昭澄的义举，受到中共费北县委和鲁中三军分区的热烈欢迎。军分区司令员封振武在仲村镇主持召开庆功大会。会后将该部整编为泰南独立大队，任命陈昭澄为大队长，派张海棠任政治委员。

铜石中心碉堡伪排长宗孝义，原为费县抗日游击一大队排长，费南抗日形势恶化后，当了伪排长。鲁南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干部兼费西（天宝）工委敌工委员王力生等人，分析宗孝义虽然变节，但出身贫苦，群众反映他从不放任手下伪军欺压百姓，便通过亲戚胡光裕（共产党员）先结识并争取了伪保长庞树元，再利用庞树元与宗孝义从小一块长大，交往甚密的关系，由庞树元引见，多次与宗孝义接触，并晓之大义，讲明政策，说明前途，经过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宗孝义率全排伪军弃暗投明，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

徐富珍是驻铜石伪军费县警备队第四大队的副大队长，其舅父姚凤城是天宝山北峪姚家庄的村长。姚凤城拥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抗战主张和政策，为人也很忠厚。费南县敌工部长孙恕之等经常住在姚家，从交往中得知徐富珍富有正义感，也不愿意为日本侵略者卖命，便向姚凤城提出做徐富珍的工作，姚满口答应。应徐富珍的要求，费南县敌工人员也到铜石据点帮助做伪军的工作，逐渐掌握了4个连队中的两个连，同意择机起义。1944年11月8日，鲁中主力部队围攻铜石据点，徐富珍率铜石据点两个连的伪军起义。伪大队长陈三元掌握的另两个连看到副大队长起义，也有不少伪军跟着起义。陈三元只带少数伪军逃到费县城，至此，铜石伪据点被拔除。

二、打入伪政权机关 开辟隐蔽战线 

1942年7月，原国民党新泰县县长刘佛航投靠日军后，被派到费县任知事，他初来乍到，人地生疏，要找了解当地情况的熟人。费南工委委员王力生认为这是打入伪县政府的好机会。便找到地方镇大井头村的胡光宗、周之坡和西瑶草村的邵士德，因他们抗战前曾在刘佛航手下工作。刘佛航投日后，他们不愿跟着当汉奸，遂回老家。胡光宗回家后参加了一一五师民运工作团在天宝山举办的训练班。王力生和胡光宗、周之坡、邵士德都很熟，动员他们3人再到刘佛航手下作地下工作，他们欣然同意。胡光宗等3人找到刘佛航，刘喜出望外，一一重用。胡光宗做伪县政府的事务主任，周之坡任会计，邵士德担任刘佛航的警卫。根据王力生的指示，胡光宗等3人又与刘佛航的儿子拜了把兄弟。刘佛航对他们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他们3人把伪费县政府及驻费县日军的活动情况，及时传给费南工委委员王力生。

地方伪乡长杨德明，人称“杨三聋子”，是一个铁杆汉奸，对费西天宝山区抗日工作的开展是一个极大的障碍。王力生要求胡光宗、周之坡、邵士德3人，做刘佛航的工作，借刘佛航整顿伪县政府和基层政权混乱的机会，除掉杨德明。费西工委敌工人员动员地方乡20多个保长，列举了杨德明欺男霸女、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的10大罪状。保长们都在控告杨德明的状纸上摁了手印，由胡光宗呈送给刘佛航，很快就把杨德明抓了起来，保长们一致举荐开明人士孙传尧（中共党员）任地方乡乡长，也得到了刘佛航的批准。接着，经费西敌工人员的不懈努力，乡公所工作人员也换上了一些同情抗战的人。自此，地方伪乡公所基本上被费西工委敌工部所控制，成为典型的“白皮红心”政权。

1943年3月23日，日军再度侵占白彦镇。原逃到滕县城的汉奸头子孙秀珍等人率一批汉奸返回白彦，组成白彦伪警备大队，孙秀珍任伪警备大队长。

费南县委敌工部和费滕边工委，根据鲁南区党委关于“加强敌工工作，争取白彦伪军反正”的指示，利用老山区龙湾村孙广军和伪区长孙秀珍本族关系，派孙广军打入伪区公所，成为孙秀珍的警卫队长。同时，区党委还通过多种关系，派老山区公安特派员朱平镇，秘密做伪警备二中队长陈恩厚的争取工作。10月，伪警备大队突然将孙广军逮捕，打入日伪内部的秘密工作线暂时被切断。一次，朱平镇在伪警备大队二中队长陈恩厚家作争取工作时得知，龙湾村党支部书记孙广连是孙秀珍安插在共产党内的密探，朱平镇立即把此情况向区党委敌工部作了汇报。

鲁南区党委副书记张雨帆即刻召集老山区委书记吴雷等，在费南县的郑城村研究对策，决定吴雷连夜赶到龙湾村，找到孙广连，揭露其罪恶，指明利害关系和前途，让他立功赎罪，利用他为敌工部提供日伪情报。孙广连交待了充当内奸的经过，表示悔过，同意立功赎罪。

数日后，据孙广连报告，顽九十二军被打垮后，除一部投奔王洪九外，另有约300人要投靠孙秀珍。经敌工部调查属实，认为这样会干扰伪警备队的争取工作。为防止日、伪、顽合流，敌工部设法让日军对九十二军残部产生怀疑，拒绝顽固派残部进入白彦。又过了几天，孙广连再次提供情报：日军可能要撤到滕县，孙秀珍要孙广连和他们一起逃走，白彦的军政事务由王世俊统管。吴雷接到情报后进行了复核，认为基本可信，及时向县委、鲁南区党委报告。为尽快争取伪军的反正，敌工部一面加派精干人员打入伪军内部，加大对伪军的争取工作，一面利用孙广连做王世俊的工作。于此同时，鲁南军区三团的两个营从流峪迅速接近白彦，主要任务是准备接应伪警备大队人员。

王世俊系兵痞出身，当汉奸的立场十分顽固。12月中旬，日军命令王世俊带伪警备大队出动。伪警备大队到达石洞口村南的山脚时，王世俊被伪二中队长陈恩厚一枪打死。接着，陈恩厚向全体伪军宣布：“我们从现在起，再不当汉奸替鬼子卖命，全体加入八路军；王世俊死心塌地当汉奸，才有今天的下场；谁不听命令，王世俊就是样子。”此时，三团一营也派人接应反正伪军。白彦伪警备队大队全体反正人员在四开山接受教育后，被编入山东纵队一旅三团。

1943年秋，打入伪费县政府的邵士德，在地方协助伪乡公所为日本人挖封锁沟、修碉堡时，按费西工委的指示，白天带人挖，晚上带人填，白天修，晚上拆，进度缓慢，引起了日本顾问的怀疑和震怒，抓住邵士德以私通八路罪名，要“杀一儆百”。费西工委决定由孙传尧出几千大洋，让胡光裕做汉奸陈怀绪的工作，买通日本副官小林。胡光宗又做通刘佛航的工作，由其从中疏通，商定在夜间行刑。是夜，日军副官小林一脚将邵士德踢倒，朝天放了一枪，回头就走。孙传尧、胡光宗和周之坡抬着邵士德送到刘佛航家。戒严解除后，把邵士德化装后送出费县城。

王宝恒，今平邑县地方街人，是中共费南县天宝分区委通过关系，安插在地方伪乡公所任文书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工作之便，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一次，根据他提供的日军从费县增兵地方的情报，鲁南三团某部在宋家庄桥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942年冬，为王宝恒转送情报的汪海迎被日军逮捕供出王宝恒。日军当即将王宝恒抓捕，对王宝恒用尽酷刑折磨。王宁死不屈，未吐半字。日军决定将其枪决，由伪军陈怀绪部执行。费南县敌工部通过胡光裕和进步士绅何敬轩做陈怀绪的工作。陈怀绪不肯通融，最后买通了行刑时的伪军，谎称白天行刑怕八路军营救，改为夜间在地方南岭执行。执刑的伪军空放了一枪，王依然挺在那里，原来敌工部买通行刑的伪军实行假枪毙，王宝恒不知道，执刑的枪手只好一脚把王宝恒踹倒，谁料穷凶极恶的陈怀绪临走时又向王宝恒打了三枪，其中一枪打中了王宝恒的大腿。伪军撤走后，王宝恒拖着伤腿向康太庄爬去。营救人员赶到把王宝恒送到蒋家庄（今平邑县郑城镇宁安庄）鲁南军区野战第一卫生所，由于流血太多，王宝恒于下半夜牺牲。

在分化争取伪军的同时，对死心塌地投靠日军而又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少数顽固分子予以坚决铲除，给那些死不改悔的顽固派予以警示和震慑，有力地促进了敌工工作的开展。

上冶伪军据点中队长杨立堂，无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府的一再警告，残酷镇压杀害抗日军民。鲁中军区和费北抗日民主政府决定派武工队除掉杨立堂。独立营通过中共党员王公义，做通了伪副大队长刘金奎的工作，他愿意反正抗日，作费北独立营的内线。根据上冶据点戒备森严，杨立堂深居日军“红部”，只有驻在地方的伪十军和其来往甚密的特点，武工队员刘宝生等伺机在东固河里假扮捕鱼，将正在河里洗澡的伪十军一个班俘获，搞到十几套伪十军服装。1943年9月4日，年仅14岁的敌工部干事高廷光，以卖烟抓药为名混进上冶，在张春金的药店与刘金奎接上头，通知刘当晚接应武工队员进上冶，并取回了刘金奎绘制的杨立堂居住的四合院及上冶布防图。当晚10时许，费北特工队员身着伪十军服装，在刘金奎的接应下，很快来到杨立堂居住的四合院，站岗的卫兵早换上了可靠的人。武工队员们分别把守在南屋和东西厢房日军和伪军居住的门口。武工队员范成玉、窦元胜冲进堂屋，用杨立堂的东洋刀将正在熟睡的杨立堂刺死，把事先写好的费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处决汉奸杨立堂的布告盖在他的身上，而后队员们迅速撤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首长称这次行动为“腹中摘胆”。

常马庄据点伪队长唐义山，依仗碉堡工事坚固，且有壕沟、鹿砦、吊桥、铁丝网，死心塌地地投靠日军，穷凶极恶地吊打、活埋抗日民众。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和费北县抗日民主政府要求独立营、公安局、武工队尽快铲除唐义山。

1943年农历腊月二十五，逢常马庄大集，集市正巧又在碉堡附近。费北特工队员分别扮成算卦的、卖豆腐的、贩药材的混进集市。扮成女艺人的特工人员在集市上操扬琴说唱《杨八姐游春》。唐义山是个戏迷，经不住诱惑，放下吊桥，带两个护兵来到说书场听戏。这时武工队员张西柱戴礼帽墨镜，着长袍马褂，听到“算命的”暗号后，来到唐义山身边，假装认识，说掏洋烟孝敬队长，在长袍下一扣扳机，从唐义山的腿裆向上连发三枪。两个护兵还没反应过来，早被另两个武工队员制服。碉堡里的伪军闻枪声刚放下吊桥准备增援，吊桥却被扮作卖豆腐的武工队员炸飞。队员们把事先写好处决唐义山的布告贴好，盖在唐义山的尸体上，迅速撤离。鲁中军区第三军分区首长称这次行动为“虎口拔牙”。通过政治工作和武装镇压，对分化瓦解伪顽势力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三、打击日本特务 

为了打击日本特务组织在沂蒙山区的猖狂活动，中共山东分局、鲁南区党委、鲁中区党委要求各地方党政军组织，加强对反特锄奸斗争的领导。为此，费北、费南县都成立了由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以武委会主任、县大队长、公安局长等为成员的反特锄奸领导小组。在政治上，通过会议、报刊、墙报、课堂，揭露日本特务的罪行和欺骗手法，号召根据地军民提高警惕，严防敌特的破坏。在军事上，成立了敌工部、特工队，坚持在边沿区斗争，深入到敌占区袭击日伪特务机关，捕杀日特人员。同时，通过组织委派地下党员，打入日特内部作内线，掌握日特活动，及时传送情报。在根据地内，军民站岗放哨，盘查行人，不论何人一定要出示路条，清除敌特奸细，使敌特难以到根据地活动。在部队中进行反特保气节教育，提高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警惕性。

1942年11月21日，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日本军部主办的中国革新运动》的文章，揭露了“青年协会”特务组织的罪行。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称“青年协会”是“红皮黑心萝卜”，并领导了对“青年协会”的斗争。“青年协会”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臭名昭著，无立足之地。

1942年春，日特组织费县伊贺事务室（不二情报室），为刺探费北蒙山根据地的军情，委派女特务吕某带一小孩，以要饭为名，到蒙山大洼山口猪尾巴沟，被费北县大队站岗的战士王增文拦截，并告诉她不论是谁只要无路条都不准进山。女特务见进山不成，便以求口水喝为借口，与王增文攀谈，并劝他到费县跟日本人干，有吃有喝有官做，还说在这里多艰苦等。王增文受过反特锄奸教育，知道来的是特务，为不打草惊蛇，假装心动，应允“投降到费县跟日本人干，”并与日本女特务约定几天后在岐古庄相见，而且还带几个弟兄一块下山投降。王增文回来后即刻向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汇报，而后逐级反映给县委和军区政委罗舜初、司令员王建安。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决定由费北县公安局长赵焕章、县大队副大队长王保胜，随王增文假扮投敌，于约定时间在岐古庄与日本女特务吕某见面。女特务刚掏出委任王增文为日特小分队长的委任状，即被捕，经公安员唐毅审讯后，在猪尾巴沟探沙河将其处决。（来源/《中国共产党平邑县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