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到延安/《文史参考》2012年第10期
按：从历史中寻找未来。最近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召开，让我们把眼光转向72年前、也转向西北那块黄土地。经国家人文历史公号授权，今天我们转发李响的这篇文章。相信大家读后会有收获。
鲁艺证章
1936年初冬，陕西洛川以北。
黄土高原上，一队骑兵护送着一个女子，驰往保安方向。
这女子刚刚把头发剪得像男人一样短，穿着八路军战士的军装。即使亲朋好友，远看恐怕也辨认不出，她就是曾经名扬海内的左翼女作家——丁玲。
1938年的丁玲
此时的丁玲，是在被国民党关押了三年后，经多方营救终于重获自由。牢狱生涯使她对国统区黑暗现实绝望，决心投奔陕北的中共中央。
作为第一个去陕北的著名文化人，丁玲的到来对中共意义重大。抵达当晚，她就被请进中央驻地最大的一间窑洞，参加专门为她举办的欢迎茶话会。中共高层领导悉数到场，丁玲首先看见的是坐在窑洞门槛上的周恩来——陕北艰苦，椅子不够，周恩来便一直坐在门槛上。
不一会儿，毛泽东来了。他一边踏进窑洞一边问：“我们的女作家在哪呢？”看见丁玲，毛泽东走过去表示欢迎，还特别提到杨开慧是丁玲的中学同学。
几天后，丁玲主动请缨去陇东前线。她收到毛泽东通过军用电报发来的《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文人奔陕北，自丁玲始，无人预料此后的时代洪流，将奔腾向何方。
贺龙与夫人薛明。
两人是在延安恋爱结婚的，薛明是从天津投奔延安的女学生，时年22岁，比贺龙小了整整20岁
从革命圣地到文化之都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迁至延安，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闻讯，从全国各地奔赴革命圣地。国民党政府在西安到延安途中设立九道关卡，1941年之后还派胡宗南率四十万大军封锁，都没能挡住这股弃暗投明的“移民潮”。知识分子的到来，促使革命事业进入新阶段，共产党开始为民主建国作人才和舆论上的准备。几年内，到延安的知识分子总共四万余人，数倍于1937年的延安中共官兵总数。
延安成了比上海、重庆还要兴旺的文化之都。土窑洞里，延河水边，处处谈笑有鸿儒。虽然不能给每个知识分子都开个丁玲那样的欢迎会，但中共竭尽所能给予他们优厚的待遇和尊崇：八路军师级以上干部，包括毛泽东本人，每月只有五元津贴，而到延安抗大教书的老师有十元津贴。如果老师们在其他学校兼课，还另有补助。
冼星海刚到延安时，吃不下小米。诗人光未然写了《黄河》组诗，冼星海受诗句感动愿为之谱曲，但是据传说，他提出：“必须每天给我吃一只鸡，要不然一行也写不出来。”在延安就算有钱也买不到那么多鸡，组织上只好想办法给他弄了两斤白糖。延安白糖一元一斤，是重庆价格的四倍，相当于八路军师级干部小半个月工资。冼星海盘腿在炕上，抽一口烟，吃一口糖，六天不出户，写出了《黄河大合唱》。
1940年夏秋之交，茅盾到延安参观，对刚成立不久的鲁迅艺术学院印象深刻。校舍是延安唯一的石结构西式建筑，整个延安只有鲁艺学生不住窑洞而住“洋房”。鲁艺教师虽然住窑洞，但“艺术家们运用巧妙的匠心，从最简陋的物质条件中将自己的家布置得或清雅，或雄伟，或奇特”。木刻艺术家马达用镢头在窑洞门前挖了个很深的圆坑，移来一株两米多高的洋槐，又把门口两侧的黄土坡削成方方正正的台阶形，然后铺上光板羊皮大衣，就成了舒适的土沙发。
延安文化人越来越多，大家都感觉缺一个能聚会畅谈的沙龙场所，有关部门便打了一个三孔窑洞，作为“延安文化俱乐部”。门窗绷着薄纱，墙壁也涂了颜色，屋里有沙发、地毯、挂灯、留声机、陶瓷器皿……这个“顶级窑洞”算是延安最奢华的地方。
20世纪30年代末，华君武（左）和音乐家冼星海（右）、音乐家盛家伦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合影
衣分三色，食分五等
虽然在军队干部和老百姓看来，延安给知识分子的待遇已经足够好，但这些文化人似乎并不因此心满意足、感恩戴德。
在延安，扔下锄头拿枪杆子打天下的工农红军被惯称为“老干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的出身背景、生活经历有天壤之别，双方在很多方面格格不入。仅从一件小事就可看出观念矛盾：钟表和手表在延安是非常稀有的珍贵物件，打仗过来的官兵除了指战员几乎没人有表，也不需要表，作息以号角为准。典礼、开会等集体活动无明确时间，什么时候主持活动的领导到场，什么时候宣布开始。“原地待命”对于革命队伍里的战士来说天经地义，他们丝毫不会有怨言，但这种习惯对于视浪费时间为“谋财害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不能容忍的。《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学昭曾留法十年，她在报上写道，开一次会“等待开会的时间往往可以和开会本身的时间差不多”。
老干部们从枪林弹雨中拼杀过来，纪律严明，生死都听凭组织安排，他们看不惯文化人养尊处优还好发议论，标榜个性，不服从组织安排；文化人和学生也认为老干部和他们理想中的形象有落差。用周扬的话说，知识分子在上海的时候“也说要拥护红军，就是连杀头都不怕”，但到了延安，却说“老干部可敬、不可爱”，觉得他们没文化，“头脑简单”。
作家王实味肖像画
1937年10月他只身抵达延安，从事翻译马列原著的工作，因文惹祸，1947年，被秘密处死??许多在学校、医院等专业机构工作的知识分子，对党的干部不懂业务却担任领导职位也多有不满。1941年11月，丁玲在延安发表了一篇小说《在医院中时》，小说主人公陆萍是上海产科学校的毕业生，她奔赴延安，分配到医院工作，任劳任怨，也处处发表意见，招致许多误解和批评。在丁玲笔下，医院院长“对医务完全外行”，指导员“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工作方法很简单”。这篇小说引起广泛争议。
周扬到延安后，角色从文艺理论家转变为党的文艺干部，他写文章劝诫延安文人：“太阳中也有黑点。”周扬说，作家在延安这一新天地里受到了应有的尊重，应该写出对延安的赞歌。但作家们对此并不认同，萧军写文章回敬，言辞犹为激烈：“凡是到延安来的——连一个小鬼也在内——他们绝不是想到这里来吃肉或者是补充维他命C的。这也正如周扬同志参加革命，不仅仅是为了做院长，吃小厨房以至于出门有马骑。”??萧军所说的“吃小厨房”和“有马骑”，是知识分子颇为不满的等级分配制度。随着延安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制度法规逐步成熟，早期的乌托邦色彩渐渐淡去；加上国民党对延安包围封锁，僧多粥少，平均主义让位给了等级供给制，吃穿档次由组织决定。以饮食为例，依据党内职务高低、党龄长短等标准，分大、中、小灶。1941年初，艾青从重庆到延安，享受中灶待遇：每个月三斤肉，每天一斤蔬菜，一斤粮食，一半细粮一半粗粮。这些伙食特供给艾青这位高级文化人本人，他不能分给妻子和孩子，妻儿得吃大灶里的小米饭。
萧军1938年3月第一次到延安留影
骑马则是高级干部的权利，文艺界只有周扬、丁玲等干部能骑马。衣料也是分等级配给的，战士和学生穿土布，一般干部穿平纹布，延安外面买来的少量斜纹布给领导和高级知识分子穿，俗称“干部服”。这些现象刺激了知识分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结，他们在小说、杂文中时常批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的“不平等制度”。
延安繁荣的文艺风潮，与党对知识分子的期待和要求南辕北辙。1940年，朱德在鲁艺创立两周年纪念大会上讲道：“在前方，我们拿枪杆子打得很热闹，你们拿笔杆子打得虽然也还热闹，但是还不够。这里，我们希望前后方的枪杆子和笔杆子能亲密地联合起来。”
“打了三年仗，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但是，好多战士们英勇牺牲于战场，还不知道他姓张姓李，这是我们的罪过，而且也是你们文艺的罪过。”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
政治婚姻和延安舞会
1942年，国内外环境风云突变，太平洋战争爆发使抗战形势逆转。历史的抉择时刻即将到来，中共需要为民主建国做充分的军事、文化、意识形态的准备。在此背景下，为“整肃作风，清洁精神，统一思想”，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在延安展开。
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理解“整风”的涵义，他们把对延安种种现象的不满集中表达出来，以此配合“整风”。1942年3月，几篇引发争议直到“文革”还未平息的作品发表在《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包括艾青的《尊重作家，了解作家》，文章点明：“作家除了自由写作之外，不要求其他的特权。”“希望作家能把癣疥写成花朵，把脓包写成蓓蕾的人，是最没有出息的人——因为他连看见自己丑陋的勇气都没有，更何况要他改呢？”罗烽发表了《还是杂文的时代》，主张应该用鲁迅当年“划破黑暗，指示一路去的短剑”——杂文，来抨击“阴暗的角落”。
20世纪40年代，延安鲁艺的排球队
3月9日，丁玲发表了重磅文章《三八节有感》。她以极富同情心和批判的笔触，揭示了女性在延安的困惑和遭际。当时，三十八岁的丁玲刚刚力排众议，嫁给比她小十三岁的陈明，但在延安，大多数女性无法像丁玲这样潇洒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早期延安革命队伍男女比例为30：1，女学生们的到来缓解了“供需困难”，但男女性别比仍高达18：1。许多未婚女青年被 “做组织工作”，嫁给戎马半生耽误了结婚的老干部。延安流行一个段子：有个知识女青年与老干部谈恋爱，晚上散步，女的说：“今晚的月亮真好看。”老干部说：“好看什么？铜洗脸盆子！”
丁玲写不服从组织安排的女性，“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如果她们肯嫁干部，又会遭遇知识分子的冷嘲热讽：“一个科长也嫁了吗？”“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没有艺术家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情人的。”
文章中颇具讽刺意味的一段话是：“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而有着保姆的女同志，每一个星期可以有一天最卫生的交际舞。”这句话出处是江青说过的一句话：“每星期跳一次交际舞是卫生的。”
20世纪30年代，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全景
交际舞由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引入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大力支持，延安几座教堂被开辟为交际舞礼堂，周末舞会雷打不动，盛行一时。领导人支持舞会，一是因为跳舞利于身心健康；二是希望通过舞会鼓励军中将领结识女青年，解决婚恋问题。但舞会在领导阶层内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引发不少争议，反对者认为，在全民抗战之际，“美人帐下犹歌舞”不合时宜。延安中央研究院特别研究员王实味对此批评尤为激烈。某天负责组织文娱活动的鲁艺戏剧音乐系毕业生金紫光从王实味窑洞前经过，王实味当场跳起来揪住金紫光的衣领，指着下面依稀传来乐曲声的礼堂，狠狠地说：“再跳，再跳我就找颗手榴弹来把你们全炸死！”
杂文激怒贺龙、王震
如今回顾延安文艺座谈会，王实味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他曾是北京大学预科生，外文功底扎实，1937年奔赴延安，在中央研究院从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据当年的同事回忆，王实味“性格十分不可爱”。工作上，他的译稿如果被人改动就要大吵大闹；生活上，他作为特别研究员享受较高待遇，但该发给他的东西稍微差了一点也要大吵。整个编译室，他只和两个人没吵过架：一个是持重厚道的老留日生王学文，一个是博学谦和的洛甫（张闻天）。
1939年，鲁迅艺术学院延安合唱团成员
延安多狂狷之士，王实味性情乖戾本也不算大事，但1942年3月，他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野百合花》、《政治家与艺术家》等文章，将自己推到历史的风口浪尖。他在文中讽刺延安舞会“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他曾为了研究院没按规定给他发过冬的“干部服”，和范文澜从山前吵到山后，直到范文澜把自己的衣服给了他才罢休。但在《野百合花》中，王实味却激烈地批判“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等级制度，还特别强调：“笔者自己是有所谓‘干部服小厨房’的阶层，葡萄并不酸。”
这些文章发表的同时，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整风壁报《矢与的》创刊，副院长范文澜亲写发刊词：“民主之矢，射邪风之的。”王实味在创刊号上发了两篇文章，矛头直指中研院整风运动的领导人罗迈（李维汉）。此前，罗迈在中研院开会，决定成立以院领导和各室主任为当然委员的整检工作委员会，王实味当场反对，要求检委会应由民主选举产生。参会研究员几乎一边倒地支持王实味，窘得罗迈中途愤然退场。在壁报上，王实味重申，罗迈“不从把工作怎样做得最好看问题，只心心念念不忘‘领导’……也许本院研究员同志都是些幼稚无知的小孩子，非得家长照顾才能生活吧？”
1942年3月，贺龙离开晋西北奔赴延安，并和妻子蹇先任离婚，恰巧这时看到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不禁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保卫延安，保卫中央；你们吃饱了却暴露延安，骂党，骂工农兵。再这样搞，我就班师回朝了！”
壁报贴在红布上，挂在延安最繁华的南门外，来看壁报的人像赶庙会一样多。王震看了《矢与的》墙报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的文章，拍案而起，直奔毛泽东的窑洞“报警”，指责写这些文章的人：“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
深夜，毛泽东提着马灯，去南门外仔细看了《矢与的》，看完指出：“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这也是有的放矢嘛。”
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1942年3月31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召集会议，亲自过问《解放日报》改版问题。党内老同志、重要将领、文化人等出席七十余人。贺龙说：“丁玲，你是我的老乡呵，你怎么写出这样的文章？跳舞有什么妨碍？值得这样挖苦？”胡乔木见火药味浓重，在旁边跟毛泽东说：“关于文艺上的问题，是不是另外找机会讨论？”第二天，毛泽东对胡乔木说：“你昨天讲的话很不对，贺龙、王震他们是政治家，他们一眼就看出问题，你就看不出来。”随后，《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宣告停刊。
4月7日，中宣部组织中央研究院负责干部和积极分子开会，严肃批评了研究院整风时出现的偏向。之后，研究院不断派人与王实味谈话。范文澜说：“他仍是不认错，并且辱骂和他谈话的同志。”
1942年，延安军民在看戏。
大戏台是延安的著名标志之一，延安军民经常在这里集会和进行文娱活动
两个多月过去，宣传干事温济泽好心安慰开导王实味，王突然哭了。王实味觉得，自己一心为党，意见提的也没错，这样挨整太冤枉了。然而即使有心认错，也为时已晚——王实味早年同情托派、与托派分子往来的旧事又被重提，康生把他定性为托派，王实味落入了“反党集团”的深渊。
王实味被关押了近四年，直到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他跟随部队转移，途中几次闹脾气，甚至干脆赖着不走，要求担架抬他。为减轻负担，晋绥公安总局看守所用砍刀将王实味秘密处死，下令者是谁至今成谜。王实味的妻子刘莹直到1978年才知道他已死去，奔走十三年，于1991年为王实味争得了平反决定。
经过1942年早春的一系列风波，共产党已经意识到，到了党着手改造知识分子、创建文化艺术体系的时刻。四月，毛泽东多次与各文艺团体的知识分子约谈。首先约的是丁玲，毛劝导丁玲，写文章进行内部批评，要讲点辩证法：“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
丁玲毕竟和毛泽东、彭德怀等领导人有深切交往，贺龙等将领在会上激烈批评丁玲时，毛泽东曾为她说话：“《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毛泽东还说过：“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晚年的丁玲回忆：“毛主席的话保了我，我心里一直感谢他老人家。”
与丁玲谈话后，毛泽东又约了艾青。毛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的《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
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吧！”
毛泽东说：“我说话有人听吗？”
艾青回答：“至少我是爱听的。”
毛泽东又对艾青谈了一些文艺方针。两天后，毛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收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赐知为盼。此致敬礼！”“反面的”三个字上面，特别加了三个圈。
艾青没有去收集“反面的”意见，只是把自己对于文艺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写成文章并附信交给毛泽东。
先后被约谈的还有刘白羽、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草明、欧阳山等人。基本每次谈话，毛泽东都会请来者在自己窑洞吃饭，作家欧阳山去谈话的那一次，正赶上食堂杀了一头猪，餐桌上有炒猪肝、炒猪肚、炒肉片。几十年后，欧阳山仍对那顿饭念念不忘。
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和酝酿策划之后，毛泽东终于决定以召开座谈会的方式，讨论并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种种问题。1942年4月10日，经毛泽东提议，中央书记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延安文艺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
（本文原载于《文史参考》2012年第10期，资料整理：李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