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之前党在五莲山一带的活动（文/《红色五莲》）
马克思主义在五莲地区的传播
1919年5月，五四运动爆发。运动的烈火很快燃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与五莲较近的济南、青岛、诸城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工商业者罢市的“三罢”斗争。枳沟小学以学生为主的反日救国和游行示威活动也轰轰烈烈开展起来。6月，为响应五四运动，五莲地区西楼子村的王蔚明，辉沟子村的臧凤仪、冯梦乡，高泽村的穆振邦等人参加了游行示威，并在各集市上查禁日货，开展宣传活动，大量印发传单，限期禁绝日货等。
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使早已在全国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有了很大推进，逐步形成了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思想运动。五莲地区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积极投入这一运动。当时担任山东省议会议员的西楼子村王乐平，在济南创办了齐鲁书社，大力宣传新文化，经销进步书刊。在北平师范学习的范家车村的范予遂也将《新潮》《新生活》等进步书刊寄往家乡。这些进步书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五莲地区的传播起了一定作用。但影响最大的属中共创始人之一、中共山东党组织领导者和组织者王尽美。
王尽美，1898年6月14日出生于莒县大北杏村（1949年划归五莲，1965年划归诸城）。1918年4月，王尽美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预科班就读。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革命洪流卷入济南，使忧国忧民、苦闷彷徨的王尽美豁然开朗。他毅然走出课堂，奔向社会。积极参加各种爱国活动，并出色地领导了山东学生运动。
1919年5月中旬，王尽美作为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到诸城一带组织学生会，发动学生运动，反日救国。枳沟镇是诸城、莒县、五莲山区的交界处。每逢集日，赶集的人很多。王尽美就借此机会，向赶集的群众发表演说，动员群众抵制日货，不给日本工厂送原料。当他遇见在高小读书的王蔚明（今许孟镇西楼子村人）时，便向王蔚明介绍了五四运动中北平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情形，还介绍了济南学生响应北平的呼吁，组织学生会进行斗争的情况。指出“人民要想得到民主、和平、幸福，必须再来一次革命。只有对内打倒军阀，对外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才能复兴。”王尽美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王蔚明和其他学生的心。不久，在王尽美组织发动下，枳沟小学学生与商会联合成立了救国联合会，印发了宣言和传单，并组织了“十人团”，到街头、路口查禁日货，向南来北往的人们宣传五四运动及巴黎和会的情况。还用《长江歌》调，演唱王尽美亲自填写的歌词“看看看，滔天大祸，飞到身边……。听听听，山东父老，同胞愤怒声……。反对卖国二十一条，保护我山东。”歌词到处流传，成了唤起民众的号角。
1921年7月，王尽美和邓恩铭两人代表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2年1月，王尽美参加了中国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后，王尽美曾回辉沟子村（属高泽镇）外祖母家探亲。借此机会，向亲友们讲述了自己赴苏的亲身体会，宣传列宁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优越性，宣传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能推翻剥削制度，建立美好的社会的革命道理。亲友们听后很受启发。王尽美看望塾师张玉生（东云门村），张玉生问起苏联的情况，他说：我到苏联后去过不少地方。苏联人的生活也很困难，但情绪很高，因为他们当了家，做了国家的主人，对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他还说，相当于中国宰相一级的官员也参加劳动，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当官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当官的和为民的都是平等的。这一新闻，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地在家乡一带传开了。
1922年王尽美出席中共二大。1924年参加国民党一大。会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会议特派宣传员回山东宣传国共合作，开展国民会议运动。由于长期繁重的工作和艰苦生活的折磨，王尽美的健康受到很大损害，染上了严重的肺病。1925年6月，经党组织批准，他回到家乡北杏村休养。塾师张玉生前去看望他，并顺便将载有青岛、上海闹工潮，工人惨遭杀害的一份报纸交给他，提醒他当前形势很紧张，劝说他在家安心养病。王尽美看了报纸非常气愤，不久即返回青岛，带病和同志们一起战斗。后因病情加重，在青岛住院治疗。临终前他委托青岛支部的负责人笔录了他的遗嘱。他希望“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为无产阶级及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同年8月19日，王尽美在青岛医院病逝，年仅27岁。
王尽美同志虽然英年早逝，但他那短暂的一生却熠熠闪烁着共产主义的光芒。他对共产主义事业坚贞不渝、孜孜以求的高贵品质，在艰难困苦面前百折不挠、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对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人类最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而英勇奋斗。
中共五莲山支部建立
五莲山区是建立地方党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了革命火种。从此，五莲山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谱写了光辉的历史篇章。
五莲山区群山连绵，沟壑纵横，方圆百余里，南有会稽山，北有马耳山，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天然屏障。五莲山上的光明寺，山下有土地四万八千亩，每年可收入地租粮食60余万斤，寺内有多年陈粮，山上树木柴草遍地，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五莲山周围许多村庄是光明寺的佃户村，广大劳苦百姓深受压迫和剥削，便于接受革命和进步思想的指导，有着开展革命斗争的良好群众基础。
1927年，遵照党组织安排，安哲、郑天九、牟春霆等党员回山东。1928年，安哲回家乡日照组建中共日照县委。县委直属省委领导，安哲任书记，牟春霆任组织委员，郑天九任宣传委员。1930年，日照县委书记安哲以同族关系认识了安子璋。安子璋是五莲山光明寺主持绪让的养子，8岁到潮河乡的私立小学读书，后又考进诸城的省立第十三中学。期间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富有正义感，中学毕业后回到潮河，深得穷苦人们的信任。安哲认为发展安子璋入党，可以利用老和尚的钱粮，解决党的活动经费问题；又因安子璋在社会上有相当的地位，进行革命活动也便于掩护；更重要的是安子璋曾受到过进步教育，有较好的群众基础。经过考察教育，1930年冬，由安哲亲自介绍安子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五莲山区发展的第一个党员。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五莲山区撒下了第一颗革命的种子。
安子璋入党后，根据中共日照县委的指示，奔走于潮河、大榆林、老君堂和五莲山等地，秘密宣传革命理论，先后发展了钟奎文、尚福、马秀福、李善廷等22人入党。为了便于领导，经中共日照县委批准，1931年3月，在潮河村西的和尚庙里正式成立了五莲山区第一个党的组织——中共五莲山支部（后称诸城特别支部），安子璋任书记，直接受日照县委领导，下设4个党小组，其中潮河2个，大榆林1个，五莲山光明寺1个。中共五莲山支部建立后，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党支部经常秘密进行活动，尽可能完成党交给的工作任务。一是秘密召开会议，进行党的活动。党支部建立后，经常秘密召开会议，传达贯彻党的指示，研究党的工作。开会地点主要在潮河西南芦苇里，或者在潮河西边和尚庙的后囤里。各党小组也都随时召开小组会，传达党的指示。党小组开会多在野外或党员家里。在野外开会时多是借打帮干活等形式，在党员家里开会多借串门玩耍为名，随时把党的指示传达给每一个党员。二是建立情报站点，及时进行情报传递。为便于与上级党组织联系，先后在潮河村西大庙、驻跸岭大庙等处建立秘密情报站点，进行情报传送。当时传递情报的方法主要是口头、密写两种。密写就是用碘酒、碱面写在草纸上，再用白矾水洗，用火烘干后显示出文字来。利用这种方法向上级党组织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三是个别串联教育，宣传革命理论。党员利用个别串联的办法，发动群众。通过发动，在潮河、大榆林等村培养了一部分入党对象，为后来扩大党的队伍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党支部利用走亲串友，个别串联，夜深人静在一些街头巷尾、交通要道等地张贴“打土豪、分田地”“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标语。有时利用山会、集日、戏台等散发传单，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
1932年10月，五莲山一带农民武装暴动（日照暴动的北路）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仅持续了13天就遭到失败。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和诸、日、莒三县的反动地方武装，在日照和五莲山一带大肆清乡搜山，致使五莲地区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党员也失掉了组织联系。
中共五莲山支部的建立，使五莲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进一步加快了五莲党组织的发展，促进了革命斗争的深入开展，书写了五莲党的光辉灿烂的历史。
五莲山一带农民武装暴动
1932年，中共日照中心县委根据省委组织武装暴动支援中央苏区的指示，于10月13日晚，发动了“日照暴动”。按照当时的计划，日照暴动分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北路暴动主要在五莲山一带进行，并计划南路在攻打下涛雒后即与北路汇合，建立以五莲山区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因此，五莲山区农民武装暴动，也是“日照暴动”的主战场。
为此，五莲山区的党组织，在中共五莲山支部书记安子璋的带领下，秘密进行了大量的暴动准备工作。一是筹集资金购买枪支弹药。安子璋以造假地契的方法卖掉了其养父五莲山当家和尚绪让的200亩土地，又趁绪让上山避暑之机，带领20多名党员和骨干分子利用夜晚将潮河西河属于绪让的300多棵青杨树卖掉，用所得资金去青岛购买短枪24支及子弹一批。二是安排党员分头秘密发动可靠群众，为暴动组织力量。三是对五莲山一带地主的枪支、弹药、粮食等物资的存放地点做好秘密调查，以便暴动时夺取。为把五莲山光明寺中的枪支弄到手，党支部指定在光明寺的共产党员邵福堂以各种手段取得老和尚绪让的信任，把寺中的4支短枪和7支长枪交给邵福堂管理，以利被党支部所有。四是对村与村之间的通信联络信号使用规则及应配合的办法，做了详细规定。五是宣布纪律，规定泄露机密、临阵脱逃要受到严厉处分，不许侵犯人民群众一草一木。
1932年10月13日晚7时左右，在秦家庄（现属东港区两城），安子璋带领80余名的队伍起义，收缴地主枪支，当场击毙恶霸地主安老七，后到安家村（现属两城）与北路暴动总指挥安哲汇合，安哲把100多名青年农民编为一个大队，任命安子璋为大队长。
14日、15日，暴动队伍先后攻克了当时日照的通商重镇王家滩和两城，并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和军需物资。在两城大庙开会整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鲁南游击纵队第一支队（北路支队）”，下辖两个大队，约700余人，五莲山区的第一支人民革命武装队伍正式成立了，安哲任总指挥。暴动队伍开会整编旧址——两城大庙在誓师大会上，安哲以他那宏钟般响亮的声音宣布：“我们的目标是开向五莲山，建立一块红色根据地……”
16日黄昏，北路支队从两城出发，穿过日照、诸城两股反动武装的空隙，进驻潮河村附近的林泉村和陈家沟村。17日夜，由林泉、陈家沟出发，向潮河村发起突击，捣毁了潍县奸商在这里开设的商店，打开五莲山光明寺和尚设在此地的粮库，将3000多斤粮食、200多尺洋布、30多桶美孚洋油及红糖等分给贫苦农民。
18日黄昏，进入五莲山、九仙山之间的老君堂村，并在这里重新进行了整编，除已整编的两个大队外，又组建了奋勇队、交通队、辎重队、看护队各一个，并设立了政治部和军需处。在得悉叩官村除驻有少量地主武装，别无其他武力时，支队便组织100多人的突击队，于19日攻打叩官村，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品，胜利返回老君堂。
这时，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急调驻莒县的81师运其昌旅，并纠集日照、诸城、莒县的各路反动武装从四面围攻北路支队。企图把支队消灭在老君堂村。发现敌人的动向后，支队为争取主动，甩掉敌人，于20日迅速占领五莲山寺庙（光明寺），控制了山上风门口、望海楼、天竺峰等各个制高点。凭借险峻的五莲山地势，与敌人形成对峙局面。在周围人民群众的支援下，顽强坚持战斗。安子璋带领一队战士居高临下，向敌群猛烈射击、投弹，接连打退敌人数次进攻。敌人在枪炮掩护下向山顶进行轮番冲击，许多战士流尽了最后一滴血。有的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黄埔军校出身的安哲智勇双全，沉着指挥，及时调整部署，顽强阻击。枪法百发百中的安子璋机智勇敢，带领20多名战士奔向东面高地，高喊：“同志们！西面有敌人，向南冲啊！”在敌人慌忙集中兵力向南围攻时，安哲乘机指挥战士迅速向西冲出包围圈，退至九仙山的仓敖岭与敌人周旋。至此，英勇的北路支队在五莲山上顽强战斗了两天两夜。
23日，队伍沿九仙山北麓的桃花洞、薄荷峪、上沟、黄崖川继续西进至三关口一带的洼子北山时，又遭到运其昌旅的陈延年团和古家沟、洪凝、高泽、枳沟等处民团组成的“联庄会”的包围，致使支队腹背受敌。尽管运其昌部机关枪、迫击炮等装备精良，火力猛烈，但是安哲率领队员占据有利地势，沉着应战，敌人数次冲锋均被击溃，战斗从中午一直持续到黄昏，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弹药缺乏，决定转移突围方向。黄昏后，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突出敌人包围圈，沿南北沟东沿转向东南，到达现在王世疃以东的寨山，隐蔽休整。
25日，在寨山后涧，安哲主持召开了全体干部会议，认真分析了当前敌我形势，认为继续坚持公开武装斗争，对我不利，遂决定将部队疏散，进行隐蔽地下斗争。
这场武装暴动，从10月13日开始至25日结束，坚持了13天，经过大小战斗30余次，137人为了人民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五莲山、九仙山一带清查搜山，对革命人民实行疯狂的报复，进行灭绝人性的烧杀抢掠。期间，就有 85名未及走远的队员和无辜受牵连群众惨遭杀害，其中仅五莲山周围村庄就有夏德胜、尚福、吴德荣、陈佃松、吴梅昌、范金友等人被杀害。革命群众遭到疯狂的反攻倒算，被捆绑吊打，因瓜葛株连被捕押的不计其数，五莲山区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
安哲和安子璋辗转去到大连，由于叛徒出卖被俘入狱，安哲于1934年冬病逝于狱中。安子璋经组织多方营救出狱后，秘密打入五莲山东部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海军陆战队，并当了营长，后被国民党中统特务侦悉逮捕，于1940年秋在胶南县胜水村被活埋。
这次暴动，正值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危害最严重的时期，过分夸大国民党统治区的危机，过分夸大革命力量的发展，不从客观实际出发，盲目冒险的组织暴动，是导致这次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当时，尽管全国处于军阀混战时期，但国民党新军阀韩复榘在山东的统治却处于暂时的相对稳定时期。除拥有5个师的正规军外，还有县民团大队、警察、“联庄会”等地方武装，总数不下14万人，可以随时集中兵力镇压农民暴动。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举行暴动是很难成功的。尤其是在博兴、益都的暴动相继失败后，以武平为代表的山东省委不吸取暴动失败的教训，继续蛮干，并几次派员到日照督促发动暴动。日照暴动就是这样在“左”倾路线的驱使下发动的，因此其失败也是在所难免的。
此外，当时没有建立巩固根据地，没有建立政权，军事上缺乏指挥游击战争的经验，暴动计划安排不周，队伍没有得到应有的训练等，也是这次暴动失败的原因。
这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击了反动势力，是漫漫长夜中五莲山区农民的一次大觉醒，为五莲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不久，五莲山区的革命斗争又蓬勃发展起来，至抗日战争时期终于形成燎原大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