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莲山区抗日根据地的群众运动（文/《红色五莲》）
大生产运动
鉴于敌伪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解放区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同志“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和朱德总司令“背枪上战场，荷锄到田庄”的号召，从1943年夏以来，就开展了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领导干部走出机关，到生产第一线带头实干。广大农民劳武结合，战斗是民兵，生产是变工队。常常肩背枪，手扶犁，发现敌人投入战斗，敌人走后继续生产。在敌情紧张、农活繁忙的情况下，民兵以掩护生产为主，遍布山头高地，警戒着随时来犯之敌。一旦发现敌情，就以鸣枪挥旗为令，让群众迅速转移。敌人一走，又回到田间和群众一起生产。广大群众在各级党组织和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下，人与人之间，村与村之间，区与区之间，都制定生产计划，互相挑战，展开竞赛，对于生产成绩突出者，实行奖励，进一步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在大生产运动中，解放区的各个村庄先后建立起“变工互助组”“搿犋组”进行帮收、帮耕、帮种，这是适应战争环境，解决劳力、牲畜不足的困难，发展生产的有利措施，也为后来的互助合作运动打下基础。互助组的记账办法是：先算出每亩地每年从种到收所需要的工日，再算出每个劳动日的价值。地多劳力少的农户则按标准找给地少劳力多的户。“搿犋组”是为解决牲畜、工具不足的困难，将牲口、工具互相搭配，变工使用，或几户合养1头牛。为解决耕畜不足，抗日政府还贷款扶持缺牛户买牛。如洪凝区的一个村，抗战前养了60多头牛，100多头驴。抗战爆发被敌人抢掠后，仅剩40多头驴。这次政府贷款又为他们买了20多头，
并帮他们成立了“搿犋组”，把人和牲口组织起来变工。同时，组织人拉犁，三五人一组，一天能耕3亩地左右，使全村土地及时进行了耕种。为了将群众组织起来，进行大规模生产，在组织“变工组”“搿犋组”的基础上，有的村还组织了季节性的突击队。如石场区的南仲家村，在“镢头上山”的号召下，组织了380人，成立了20个开荒队，不几天的时间开荒30余亩，植树3000多棵。洪凝区大尚庄村的群众，在“东方太阳刚发亮，扛起镢头奔山岗，开荒5年免负担，咱们应当加油干”的口号鼓舞下，三五户一组，二三十人一队，掀起了开荒热潮，从1943年到1945年两年的时间，即开荒500余亩。
在搞好生产的同时，解放区各村群众利用冬闲季节开展了纺织、编织、运输、“四坊”等多种多样的副业生产，抗日政府发放了大批贷款进行扶持。据当时街头区统计，全区仅油坊就有24处、60户，豆腐坊750户。该区的东、西城仙两村，大人、小孩编蒲扇，每人每天能编10多把。宅科、马家河，家家户户妇女打草鞋。每个妇女每天能打4至5双。200余户的迟家庄，就有150户编车篓和条筐。挑沟、王世疃两村的群众，几乎家家编苇笠，每人每天能编2至3个。竹园村每二三十户就有一个窑场，每个窑场每年能烧20窑，每窑烧1万多块砖。
各抗日民主政府对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先进人物进行表彰奖励，以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仁里区宋家庄子3名纺线能手郑昭客、郑乃明、郑树莲三姐妹创造了倒线车，每天能纺12两（16两为1市斤）线。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伴随着纺车的呜呜声，人们常常听到她们的清脆歌声：“五更月儿明，响起纺车声，郑家三姐妹，月下开夜工……”。出于她们纺得好，纺得快，受到当时诸城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物质奖励，并到县府驻地（驻户部岭村）做了纺线表演，让大家学习。街头区西洪河村的修配工张传英、郑大货，土法上马创造出木制纺线机，受到日北县政府表彰和奖励。为了进一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滨海专署召开了民兵和农业劳动模范大会，奖励了大批民兵和农副业生产模范。五莲出席会议的劳动摸范冯可忠（松柏林村农民）受奖耕牛1头；王友德（白庙子村农民）受奖小牛l头；王守奎（烟台村农民）等各受奖纺车1辆。诸城、日北、莒北县抗日民主政府将定期召开劳动模范会议形成了制度化，每年冬季召开一次，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的开展。
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使五莲地区抗日根据地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敌人的经济封锁彻底破产，到处是喜气洋洋的景象。部队、机关的生活有了较大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储存了大批粮食、棉花、食盐等物资，为大反攻作了物质准备。
“双减”增资运动
为了从经济上给群众以援助，改善群众生活，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抗战和生产的积极性，抗日民主政府除1943年拨急赈款10万元救济饥民，宣布免收半年田赋、公粮及其他一切积欠税收外，从1944年开始，在洪凝、街头等区开展了减租减息，增加工资。但当时只是在个别村庄开展，未形成群众运动，1945年麦收后，地委和各县委越来越重视群众工作，反奸、反霸、减租减息与增加工资的斗争由点到面逐步开展起来。
地委组织了工作组，由邓仲儒、徐华带领，先在洪凝区试点，然后在各区普遍展开。各区也采取“中间突破，四面开花”的办法，先选择几个封建势力强、对周围村影响大的村为点，然后向周围村庄发展。
洪凝区以大小古家沟、小凤堂、长兰、汤家沟、陆家庄子为点；街头区以街头、挑沟、户岭为点；仁里区以前后长城岭、朱家老庄为点；户部区则先在外围村试点，再展开“户部岭大会战”。由于重点突出，以点带面，各村的群众运动很快普遍地开展起来。
减租减息开始前，为了启发农民的觉悟，使他们自觉起来跟地主恶霸作斗争，各级党组织首先领导群众开展算账对比，进行“谁养活谁”的阶级教育。几千年来，农民虽然受地主阶级的剥削与压迫，造成辈辈贫困，但在封建制度的欺骗愚弄下，往往认为受穷是“命里注定”，地主不给地种，农民就要饿死。针对这种思想，党和政府首先讲明劳动者创造天下，没有穷人劳动，地主就会饿死的道理。有的还用算庄稼账的办法进行教育。如按一亩地瓜计算，从育苗到收刨，大约需要花费295元工本（北海币，下同），收入折款420元，交一半租，还剩210元，实际上农民劳动了一年还得贴本85元，而地主一点不劳动却净得210元。经这样一算，佃户们恍然大悟，明白了是穷人养活地主，而不是地主养活穷人。
弄清“谁养活谁”的道理后，广大农民从内心拥护“双减”，但是还顾虑重重。有的怕变天，怕抽地，不敢减租；有的碍于情面，不愿减租；有的听天由命，不想减租；还有的认为不是自己的事，不管减租等。各级党组织针对第一种思想，广泛进行时事教育，讲明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和武装力量的强大，同时订立合同，先订合同后减租。针对第二种思想，大力揭露地主的残酷剥削事实，让佃户们认清其伪善本质，打破旧道德观念，自觉起来减租。针对第三种思想，进行“穷无种，富无根”的思想教育，讲明只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穷人就能翻身有饭吃。针对第四种思想，进行“天下穷人是一家”的教育，讲明穷人想翻身就得你帮我，我帮你，团结起来一齐干。通过党和政府广泛地思想教育，广大农民的觉悟提高了，顾虑打消了，开始自觉地起来跟地主进行减租斗争。
为了使“双减”运动顺利开展，有的地方还成立了以农救会为核心的“减租减息委员会”，加强了对运动的领导。在方针和策略上则依靠雇贫农，团结中农，分化瓦解、争取富农，集中打击拒不减租的封建头子和恶霸地主。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的领导下，各村农救会和减租减息委员会，在发动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教育的同时，对地主也进行了减租政策法令的教育，向他们说明减租是政府照顾双方利益，有利于团结抗战，有利于增加生产，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自觉起来保家乡的利国利民政策，要求他们以抗战这个大局为重，自觉执行。对那些顽抗减租的地主，党和民主政府召开群众大会，发动群众，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揭发控诉其罪行，迫使其减租。1942年刘少奇同志来山东视察工作时，对山东的减租减息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根据刘少奇同志的指示，按照地委的指示精神，五莲山区的减租减息，实行的是“二五”减租，分半减息，即农民向地主缴纳的地租比原来减少25%。凡是农民借地主的钱，一律按年息一分半计息。实行“二五”减租以后，农民租种地主的土地较前明显见效。有些地主为了抵制减租，就借故把地抽回，不给农民耕种。为了保卫“双减”果实，维护佃农的利益，党和政府又领导群众开展了“拔地”斗争。即从地主的土地中，硬拔出一部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地租按新政策收取。
在减租减息的同时，部分村庄还开展了增加工资的斗争。增加工资就是减少地主富农对雇工的剥削，增加雇工的工资收入。当时，雇工分为三等，一等为“大把头”，一般每年工资2 4元左右（折合高梁400斤）；二等称“二帮”，每年工资1 5元左右（折合高梁250斤）；三等称“放牛的”，每年工资6元左右（折合高梁100斤）。雇工辛勤劳动一年，只能自己糊口，寒冬腊月连棉衣都穿不上，更谈不上养家。 “增资”以后，“大把头”一般增至900斤高梁，“二帮”一般增至700斤，“放牛的”也能增加到450斤，能基本保证维持1.5口人的最低生活。
“双减”增资运动的开展，使封建势力受到削弱，使农民得到了看得见的利益，提高了共产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威信，也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反奸诉苦运动
1945年秋，取得抗战胜利的五莲人民面临着新的考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表面上伪装和平，暗地里准备内战，他们一方面同共产党争夺新解放区，一方面向老解放区派遣特务，从中进行破坏活动，致使老解放区抗战期间开展起来的减租减息和参军支前等运动受到严重影响。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五莲人民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大张旗鼓地反奸诉苦运动。
五莲的反奸诉苦运动是在滨北地委的直接领导下开展起来的。1945年冬，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奸诉苦和减租减息运动。为了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地委在莒南试点后，从该县抽掉了200余人的工作队，开赴藏马县，分赴各县组织反奸诉苦。工作队到各区后，又选择封建势力强，对周围影响大的村庄作为工作重点，先搞“中间突破”，然后再“四面开花”。当时影响较大的是五莲山周围群众（属藏马县五莲区）对五莲山光明寺老和尚的讲理斗争。
五莲山光明寺系明朝万历年间所建，五莲山下，方圆百里都有他的佃户。他们对佃户除了严重的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外，还巧立名目，横加勒索。日军入侵后，又勾结敌伪、汉奸，为非作歹，鱼肉百姓。大榆林等村庄受害更甚。佃户不但要向五莲山和尚缴纳地租，而且还要无偿地给和尚出工打差（干拨工）。五莲山一带人民早就对其恨之入骨。
地委工作队派往五莲区的工作组会同县委和区委的有关负责同志，首先组织五莲山周围的群众诉苦。经过一段思想发动后，他们召集五莲山周围十几个村的群众，于1945年12月19日，在大榆林村同五莲山老和尚展开了说理斗争。辛庄贫苦农民石兆和详细地揭露了和尚怎样买通官府，害死他家三条人命，最后又枪杀了他三哥的罪恶事实。小峪子农救会员说：“俺给你出夫，不管饭又不管钱，一天还得挨三遍粗棍子。上租晚了一霎，就吵呼着揭锅锁门。上租回回用大斗，还得量上个尖。地叫水冲了，你还照样要租，这里哪一个种地户不叫你逼得半死不活呢？”大榆林村卢大嫂也哭着把为了交租，卖了闺女，甚至被“大抹头”的苦水都吐了出来。讲理的结果，使昔日“神圣”的老和尚，第一次在群众面前低下头，显示了原形，也使群众体会到组织起来的力量。大槐树庄的农救会长说：“早先光说皇帝百万兵，不如百姓一齐拥，咱还不信。这会可真看到咱们的力量啦！”小峪子村一开完了会，加入农救会的马上由44人增加到93人，妇救会、儿童团也很快成立起来，并有18个青年自动要求参加民兵，决心保卫抗战果实和家乡安全。春节期间五莲山周围十几个村工、农、青、妇等群众组织又集合起来锣鼓喧天地召开大会，庆祝反奸诉苦的胜利。
1946年1月22日，《大众日报》以《反对老和尚压迫群众奸淫妇女，五莲山周围群众奋起讲理》的醒目标题报道了 这一消息后，不久又发表了毕光萍（五莲区委书记）的文章，介绍了组织五莲山周围群众反奸诉苦，同老和尚讲理的六条经验：（一）初到村后，表明来意，让群众听到福音，乐于接近；（二）运用积极分子，团结教育群众；（三）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入手，取得群众信任；（四）让翻身村的群众现身说话，启发落后农民；（五）进行阶级教育，反对变天思想；（六）在斗争中提高领导人的阶级觉悟。这不仅从声势上鼓舞了反奸诉苦情绪，也从方法上给人民以启示。五莲山区的反奸诉苦运动很快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46年1月18日，赵家辛庄召开两千余人的控诉大会，控诉大汉奸赵某。会议接连开了两天，在50余人控诉后，汉奸赵某当众一一承认自己的罪恶，其他汉奸向群众坦白悔过。最后，由政府根据群众要求，将大汉奸赵某逮捕送区，其他汉奸均找保开释，听候处理。赵家辛庄毗近管帅，属于新区，新区之反奸诉苦运动略见一斑。
到1946年春、夏，五莲山区不管是新区还是老区，不管是哪县的辖区，反奸诉苦运动均已开展起来，大都形成高潮。一般的做法是，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先采取由政府协助，群众将其押赴街头示众的办法，打掉其威风，消除群众的顾虑，或者没收汉奸恶霸的财产，分给贫雇农，扩大影响。在此基础上，发动群众开展诉苦运动。大都先从发动积极分子入手，经过深入细致地思想工作，由秘密地向工作人员诉苦，再公开到群众会上诉苦；由小型会议诉苦，发展到大型会议诉苦，以苦引苦，掀起大规模的诉苦运动。在诉苦的基础上，各村确定斗争对象，召开斗争大会。对牵连几个村的汉奸恶霸便举行联合斗争大会。这样，由秘密到公开，由小到大，逐步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这次反奸诉苦运动，除反汉奸反恶霸外，就是反伪政权。死心塌地为敌人效劳的伪保长、乡长等伪政人员，依附敌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群众深受其害。在反奸诉苦运功中，摧垮了伪政权，清算伪政人员的罪行，亦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是发动群众，开展新区工作的重要一环。因此，在发动群众斗争那些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开展诉苦的基础上，开展了反伪政权的斗争。一般是从反贪污，反不合理负担入手，发动群众控诉伪政权的罪行，同伪保长开展“结账清算”斗争，反贪污、反黑地、反“狗腿”、反谣言，使伪村政权如同秋风扫落叶，纷纷垮台。
通过反奸诉苦运动，广大群众沉冤昭雪，深仇得报，思想觉悟不断提高，进一步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彻底解放；组织起来力量大，劳苦大众能彻底掌握自己的命运。于是，各村的农救会、妇救会、青救会、识字班、儿童团等群众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民兵组织、民主新政权亦相继建立。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党、团员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掌握起村政大权。
在运动中，由于个别地方没有着眼新区的特点，也曾出现过扩大化的倾向。提出要“斗了大奸斗小奸”，甚至随意逮捕、打骂、捆绑、封门等，但为期不长，很快被纠正。
总之，反奸诉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大规模群众运动。反奸诉苦运动的胜利，打击了汉奸恶霸势力，树立了群众优势，使群众基本掌握了基层政权，出现了参军参战，保卫胜利成果的热潮，巩固了解放区，为清查敌特和减租减息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