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征程江南路——华东子弟兵团垛庄连征战纪实（整理/李忠和 薛俊盈）

    1949年的元旦，新华社发表了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发出了“把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的庄严号令，淮海战役的胜利结束，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解放，使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南京、上海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直接威胁之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江南乃至全中国已指日可待。

    1949年1月15日，中央军委作出决定，人民解放军各部先后进行统一整编。2月9日，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治委员，实行渡江解放江南的作战任务。

    莒县这颗镶嵌在山东省东南部的明珠，历史悠久，钟灵毓秀；拥有的40万人民具有善良朴实，勤劳勇敢，不畏强暴的光荣传统，在历次对敌斗争中做出了不朽贡献。垛庄区就是这块土地上的一朵奇葩。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就是我著名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党的领导组织坚强，是对敌斗争的前沿阵地和坚强堡垒。1949年1月，根据六地委和滨海军分区的指示，中共莒县县委决定在处于横山革命根据地的垛庄区组织一个自带武器与行李的远征子弟兵连，随军南下为解放江南的第三野战军担负战地保障任务。垛庄区远征子弟兵连的壮丽画卷由此打开，子弟兵连的勇士们也由此掀起了他们人生中崭新的一页，他们中有的人把宝贵的生命永远留在了江南，有的人因此而影响到以后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记忆中不可磨灭的永久印痕。

    1949年的春节，人们沉浸在过节的气氛中，组织南下远征子弟兵连的指示迅即传达到了各村。上级指示，小村2人，大村4至5人，人选定在民兵、公安员、青年积极分子、村干身上。区里的干部也直接到村里做组织工作。区委副书记崔崇玉找到官路村的冯志举说：“再辛苦一趟，江南还没解放，还得去解放江南。”崔书记找冯志举有他的担忧，因冯参加淮海战役刚回来，满身的征尘尚未洗去。“老党员了，还得服从党的命令。”“你看咱什么时候不听从党的指挥。”一句朴实的回答就坦诚地表露了这位老党员的心迹。而这时，他家庭十分困难，两个小女孩拖累着媳妇不能干活，他一走，地谁来种呢？还有老人。冯志举顾不了这些，服从区里的安排，担任了二排的副排长。

    时间非常紧迫，很多人还在准备着过元宵节的东西，虢富红在村里是民兵，刚刚赶完集带着买来的猪肉、蔬菜、礼花等。回到家就听说村里正在组织子弟兵南下支援渡江的解放军，急忙找到村干部要求去。在他的再三要求下，村里只好把原定的人员做了调整，满足了他的心愿。时间已是正月十六的晚上，家里连一床好点的被褥都来不及准备，他也只有这天晚上才没有参加村里民兵的站岗放哨。

    警卫排的副排长何相久是何家庄子人，1947年入党，一直是区里、村里的积极分子，担任着四个村的药铺副经理，在村里是村团长，为老百姓的事忙忙碌碌。去凤凰山赶集刚到家就接到了通知，而这时正是元宵佳节，在别人忙着过节，吃着元宵的时候，他却在整理着行装，准备出发了。

    白土沟的王安忠，一位英勇刚强的汉子，听到区里的号召后说：“我是党员，党员就应该带头。”同村党员王玉祥，也表达了同样的决心。他们的行为感染了群众，带动了群众。白土沟村去的5人全都是自报奋勇。

    人员、枪支很快组织齐了，163名南下子弟兵们都舍小家、顾大家，抱着为解放江南广大父老乡亲的信念而出发的。按照区里的安排，小店以北的王家官庄、东心河、西心河、山疃、前李官庄、后李官庄、耿家庄子、何家庄子、前山头渊、后山头渊、东匣石、西匣石、万子、白土沟等村的南下人员正月十六在区委驻地小店集合起来，开了个简单的欢送会，由区里的负责人做了动员，会后吃了饭，就算是为远征子弟兵连送行。

    1949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七，各村的南下子弟兵带着武器和简单的行李向莒南县进发，在莒南县的大店镇，垛庄的南下子弟兵们集合齐了。莒南县县委的张秀坤，垛庄区武装部副部长李珂，莒南县武装部副科长曹建珠早就安排好了食宿。在一所地主家的大房子里等着迎接，并随同一起南下。垛庄区委派来的负责人庄子玉、董凤德带队，在这里进行了班排组编。全连分为4个排（其中，警卫排36人属团警卫连）。连长庄子玉，指导员董凤德，副连长卢从理；一排排长薛彦升，副排长赵凤兰；二排排长燕厚公，副排长冯志举；

三排排长严升玉，副排长严永忠；警卫排排长王秀金，副排长何相久。连设连部，副连长卢从理兼文书，司务长王松年，医生于成忠，通讯员陈记、潘维祥，另有炊事班。连队成立了党支部，董凤德任党支部书记，庄子玉、卢从理为党支部成员。党支部充分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团结、带领党员完成任务，发展新党员，充实党的队伍。小店村的王培，在团部当医生，就是在南下时发展的新党员。

    经过组编以后，按照原定计划，向徐州方向前进。途中在滨海军分区驻地欢墩埠，与阎庄、苗蒋、寨里的子弟兵们会合。滨海地委组织的1500多名南下子弟兵在欢墩埠镇举行了大会。滨海军分区武装部长王晓在全团大会上宣布任命：南下子弟兵团团长孙桂芳、政委杨凤山。垛庄连所在的营为一营，营长李珂，教导员张秀坤、副营长曹建珠。

    由欢墩埠镇步行至新安镇乘上闷罐火车到达徐州，又从徐州步行至丰县的赵庄，进行了整训。根据华东支前委员会的命令，团里的干部进行了调整，由张传仁任团长，乔学诗任政委，杨凤山任副政委，孙桂芳任副团长兼参谋长，因战时保密，团长、政委、副团长、副政委均用数字代号。华东共组织了18个南下子弟兵团，垛庄连为第十六团一营二连，归属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指挥。整训期间，整顿思想，打消思想顾虑，各连队普遍召开了诉苦大会，控诉自己受地主老财的剥削，受土豪劣绅欺压的悲惨经历，激励大家为江南的解放贡献力量。学习毛泽东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3月1日，第一次穿上了黄粗布的军装，胸前佩戴上了“华东子弟兵团”的新胸章，人人显得格外精神。

    3月中旬左右，垛庄连的子弟兵们经睢宁县境、洪泽湖畔、高邮，穿过第三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泰州白马庙，到达指定地点——泰兴以东的黄桥与季市间。在这个地方做渡江前的准备工作。按照十兵团司令员叶飞的指示，主要抓好三件事：第一件，开展政治练兵。针对有些同志认为，国民党军队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已经被我军消灭得差不多了，渡江战役只不过是走走路而已，不会有什么仗可打了。主要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连里还给大家讲“农夫与蛇”的故事，使大家认清，必须穷追猛打，决不能半途而废。第二件事，开展军事训练。支前子弟兵们，生活在北方平原和山地，缺乏江南水网地区的作战经验，没有见过这样宽达数里甚至10余里的大江，因此怕“长江无风三尺浪”，晕船难以通过。军事训练中，子弟兵们练习挖战壕，从选址、尺寸、形状都严格要求。每人每天必须挖数个深达人跳进去稍一蹲即看不到人，站起来操枪就能射击的掩蔽洞。还要练习每小时15公里的越野急行军，每天都要跑得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学习训练乘船，练习不晕船的方法和乘船注意事项等。在训练中，要求大家从实践中体验，熟悉渡江作战的一整套战术方法。第三件事，就是筹集船只。船几乎被国民党军队抢劫一空，因此，征集船只有一定的困难，就动员大家制做竹筏，并操练如何乘坐竹筏和船只代用品。上级给子弟兵团下达了今后的任务，一是打好渡江战役，看押俘虏；二是警卫后勤机关，搞好后勤保障；三是维护社会治安。警卫排的同志则跟随团首长执行任务。．王青振跟随团长张传仁，何相久跟随副团长兼参谋长孙桂芳，王德明跟随副政委杨凤山。

    4月18日季市下了一场小雨，垛庄连的子弟兵们踏着泥泞的小路，20日抵达长江边。不准向外走，不准解开背包，不准生火做饭，只能靠在一起，吃点备好的熟食，静候渡江命令。警卫排王安忠与穆严田奉命到三营下达命令，二人不顾天黑路滑，疲倦乏力，顺着弯弯曲曲的田埂走了十几里的小路，准时将命令送到，受到首长的表彰，王安忠荣立三等功，穆严田荣立四等功。

  4月21日，一声令下，万炮齐鸣，大地被震得不停地颤抖着，密集的炮弹拖着长长的火光，飞向江南岸。火光映红了天空，连咆哮的江水都映成了血红色，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火光烛天，万船竞渡。

    4月22日黄昏，天空朵朵黑云渐渐向西移动，西边一片彩霞色彩斑澜，一层层相互重叠，耀眼夺目。垛庄连的子弟兵们无心欣赏这大自然的美景，他们每人携带武器、背包和10斤半大米，悄悄埋伏在江边，半夜时分，从房口强行横渡。他们面对迎面飞来的子弹，冒死前进。熟练的船工弯着腰，死死扳着舵，连排长不停地鼓励着：“不要停，使劲划，身子不要动，坚持就是胜利，登上岸就是胜利。”子弟兵们毫不畏惧，帮助船工使劲划船，谁也不吭声，次日拂晓到达江阴。这天晚上，由于船只少，需要运送的弹药物资多，在押送船只的过程中，他们有的人来回四次。头两次运送后勤人员过江，后两次运送军需物资。下船以后，是一片开阔的水面，没有码头，江水淹没到胸口，冰凉冰凉的，脚底淤泥又粘又滑，一个浪涛涌来，打得他们左右摇晃。他们高举着武器，奋勇向江岸冲去。

    过江以后天已经亮了，国民党部队已经溃逃。垛庄连从江阴一路越过无锡沿京沪铁路向苏州奔进时，在繁昌至江阴的弓形地区内，第二野战军与第三野战军的郎广围歼战役正白热化。到达已经解放的苏州，垛庄连驻扎在东渚镇、木渎镇、广福镇、金山寺等地。

    第三野战军主力集中在苏州、常州一带，第十兵团的战区西起昆山、太仓、浏河，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大场、真如、江湾一线。5月22日，三野指挥部向各军下达总攻命令。23日，各军同时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面八方围攻上海市区。从战役一开始，警卫排的子弟兵就冒死跟随首长参加战斗，在钢筋水泥地堡群中冲锋陷阵。警卫排副排长何相久、战士张庆明等人，同团首长几次到市里联系，接收俘虏后，押送到苏州，交给驻扎在苏州的子弟兵们看管，垛庄连接收看管了3000多俘虏。子弟兵们轮流站岗放哨，严加看管，并反复交待我军的俘虏政策：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愿意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可立即掉转枪口，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再回到国民党部队也可以。看押的俘虏多，一间不大的房子，经常关押几十名俘虏。天气热，拥挤不堪，俘虏之间经常发生争斗。子弟兵为贯彻俘虏政策，对他们进行劝导。张庆明从上海接收俘虏向苏州押送，由于情况紧，一时供应不上，缺少吃的，他就四处找食物送给俘虏，还给俘虏联系车辆，将行李物品送到苏州。在他们的感召下，很多俘虏提高了觉悟，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掉转枪口，向蒋家王朝射出仇恨的子弹。

    上海解放以后，发行了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的人民币。垛庄连的子弟兵们负责收缴俘虏携带的金银财宝，交给国家，并给俘虏更换人民币。俘虏交金银财宝的时候，他们就在一边站岗，但他们毫不为这些金银珠宝所眼红，动摇。有一个连的国民党官兵交的银元有一大布袋，还有金手饰、金条等，这些东西摆在他们脚下，最后清点，一点都不少。有一次，虢富红在站岗时，发现一个俘虏向鞋里偷偷藏掖什么东西，他及时向上级做了汇报，从这个俘虏的鞋里搜出了金条。有些俘虏将银元拴在腰里不交，他们就主动协助搜查。只要他们稍稍动心，就能发一笔财，可他们毫不为之所动。而当时，他们发的津贴只有2元钱，还不够几条香烟钱。

    中央原定的渡江战役时间是两个月，而人民解放军一夜强渡长江，三天后解放了南京。1949年初中共华东局为解放上海，准备了大批干部组成接管大队。垛庄连的子弟兵们在强渡长江时，莒县首批南下干部也正沿着津浦路南下。在嘉兴，副连长卢从理就碰到了垛庄分区委副书记宋光明。

    上海战役结束后，第三野战军只有十兵团的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一3个军南下解放福建。华东地区组织的18个子弟兵团只留下1个团随军继续南下，其余17个团全部回原籍。根据年龄构成、文化程度、党员比例等情况，决定第十六团留下，升级为第三野战军十兵团直属团，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式官兵。

    垛庄连在苏州正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很多人给家里的父母、老婆、孩子买了一些物品，准备回家团聚。接到升级为正规部队的命令后，连、排长们分头做工作，解决思想问题。团里派人把各人买的东西收集起来，邮寄回家。在苏州，他们更换了新军装，“华东子弟兵团”的胸章更换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胸章，步入正规军人的行列。很快完成了一个老百姓到军人的转变，同其他部队一起，向福建进军。

    6月下旬，他们接受了保卫野战二十三医院的命令后，从嘉兴坐火车直抵江西省上饶，下火车便开始步行。正是炎热的夏天，每人背上枪枝弹药、背包和干粮，起码也有50多斤。在苏州装备的一门60追击炮、掷弹筒，一挺歪把机枪，两挺轻机枪，也在他们之间轮流的背着，他们同二十三医院的医生、护士一起，很快就进入了横亘在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脉。山多，又高又陡，分水关、黄岗山，像一头头野兽，虎视耽耽，考验着这些人。路，都是叠起来的，成“之”字形的向上盘旋着。他们脚不停步地爬了一圈又一圈。晚上行军，从西向东爬一个拐弯，看到北极星在前方，从东向西再爬一个拐弯，看到北极星还在前方，直把人爬得晕头转向。白天，抬头向上看，浓阴蔽日，看不见天，低头向下望，深沟断壑，望不见底。他们累得直喘粗气，挥汗如雨，汗水将衣服浸透了，又烤干了，眼睛被汗水浸得看不清路。有的战士全身溃烂，下身没皮，脱水脱得几次昏倒，尿出的尿都成了红的。

    为了避开烈日，他们都是半夜起床行军，到天最热的时候停下来。山高林深，没有村庄，也没有人烟，只有他们这些南下的战士们穿行在山里。运输物资，开始还用马匹驮运，山越走越多，越来越陡，马匹爬山时跌死了，他们割下点马肉带着继续前进。物资只能人扛肩挑，50斤一包的钱箱，医院的器械他们硬是把它们背出了大山。张庆明在爬山时，帮助炊事班挑着炊具，炊事班一位姓张的战士一不小心把行军锅掉下山沟摔成了好几瓣，可行军还得做饭，张庆明只好爬到山下，挑了一块大一点的碎片带着。油、盐也都撒了，只能吃些没油没盐的菜。一次行军后，累得实在走不动了，连气都好像没有力气喘了，浑身连一点汗都没有。张庆明到离公路不远的一户人家，烧了一大锅大米茶等着同志们来解渴，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人来，只得回去找部队，一看都累得躺在地上。喊起来，挣扎着喝了点大米茶，才又继续赶路。

    “爬上高山就是胜利！”

    “咬紧牙关，越过万重山，一定要解放全福建！”

    这些鼓动人心的口号，写在路边的石头上，它代表了全体指战员的信心和决心。在这些口号的鼓舞下，他们一路前进，攀登着一座又一座山峰。从嘉兴出发时每人发了6双鞋，也不够穿的了，后边的同志只好拣前边的同志穿破后扔掉的鞋穿，还有的同志连破的鞋子也没有得拣，只好赤着脚行军。满脚的血泡，也没能挡住他们向福建前进。

    在山里行军的时候，雨特别多，山水甚至能把汽车、马匹冲走，战士们经常冒雨行军，浑身淋得透湿。这里号称四多：老鼠多、蜈蚣多、蛇多、蚊子多。用战士们的话说：  “老鼠比咱家的小猫大，蚊子大的像苍蝇。”蜈蚣多的翻身都能压死几个，数不清的蛇蜷曲在草丛中，横在小路上，比比皆是。没有纹帐，他们只好支前民工把自己的棉衣盖在伤员身上把床单两头用绳子扎起来，当中用树枝或竹篾圈成个弓形撑起来，人躺在里边睡觉。可蚊子太厉害了，白天穿着衣服，也照样被叮的满身疙瘩，70%以上的战士都得了恶性疟疾，发作时寒颤高热，把人折磨得十分难受。刚开始病号少的时候，用担架抬着，病号越来越多，抬不过来了，就用两根竹竿夹在病号的胳膊下，前边一人拖着，后边一人推着，艰难前进。实在不行，就用背带绑住病号，一人或二人连拉带拽。有一个战士得了疟疾，三天不吃饭也不喝水，爬都爬不起来，张庆明就买了一块钱的油炸糕，泡成水往他的嘴里滴上几滴给他捋捋胳膊伸伸腿，把他救活了。

    治疟疾的药不够用，就只好硬撑着，许多战士因此而牺牲。邵家垛庄的李成玉，是炊事班长，因行军过于劳累，又得了疟疾，几天几夜牙关紧闭，连水都喂不进去，就此倒在了福建的山里。垛庄连的官兵们悲痛万分，举行了简单的仪式后将其火化，把骨殖用弹药箱装好，一直背回家乡，后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在福建山里，连长庄子玉、指导员董凤德先后病倒，离队休息治病，全连的工作由副连长卢从理主持，直到二人在福州赶上部队。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他们仍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连队在行军时，组成“品”字形的作战队形。前头一个排是尖刀排，后面两个排为保卫排，保护着整个二十三医院前进。殿后人员一路收留掉队的医生和护士，挽着、扶着追赶部队。宿营时，他们忙着劈柴、扫地、做饭、整理病房、病床，帮助医生、护士洗衣服、床单，还做一些年轻护士的思想工作。医院的人休息了，他们还要站岗、放哨、巡逻，确保医院的安全。警卫排战士王安忠因为疟疾，住进了野战二十五医院，到出院的时候，不知部队去向，只好留在医院。留院等待部队期间，他积极工作，站岗放哨，搬运物资，行军打仗，样样干在前头，受到医院领导的好评和表扬。当得知部队在安海的消息后，搭乘医院的车，回到部队。

    当时福建形势特别复杂，国民党军队溃逃时，遗留下了一批批成营成连的部队，他们窜入深山老林，成为散兵游勇，与当地的地主恶霸相互勾结，形成多股土匪流寇，到处打家劫舍，逼迫农民送钱送物，拦截交通，抢掠财物，袭击我军队。维持地方社会治安，剿匪灭寇，成了垛庄连的一项重要任务。每到一地，都要安置临时镇公所。按照十兵团指示，进行了大规模的剿匪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剿匪，局面安定下来。张庆明得了疟疾，掉队赶不上前边大部队了。太阳一落山，从山上下来4个国民党兵，离他仅有20米远。他病得手脚酥软，但他提着枪，坚持着跑到前边一个废岗楼里，将枪口对准了这4个国民党兵，双方对峙了半天。这4个国民党兵慑于张庆明的正气威严，掉头逃窜，而这时的张庆明已经连扣动扳机的力气也没有了。在山上还有成连成排的国民党官兵放冷枪，等部队追上去后，他们就自动拍着巴掌走出来。原来他们的冷枪是“叫点子”，就是叫我们的部队过去，接收他们投降，不然，这些国民党官兵在山里饿也饿死了。与这些国民党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垛庄连的全体指战员每到一地都要帮助老百姓挑水，扫院子，还帮助无住房的老百姓盖起了新房。等他们走的时候，这些老百姓都放起了鞭炮，拿出家里最好吃的欢送他们。

    垛庄连的指战员们翻过崇山峻岭，越过了建阳，建瓯，到达了闽江上游的南坪。按照十兵团的作战部署，分为南北二路：一路向南迂回到尤溪，翻越百余公里的山路，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夺取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一路从北沿闽江、闽清到福州。垛庄连的官兵也就兵分二路，有的跟随作战部队走南路，有的保护医院、后勤，和作战部队走北路。

    8月17日，福州战役打响。战斗异常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当天，十兵团就攻入了福州城。各部队以团或营为单位作战，看谁抓的敌人多。垛庄连在6天追击战中，看押6000多名俘虏，其中还有国民党的将校级军官。警卫排在安海接收了800多名俘虏，向泉州押送时遭遇敌机轰炸，这些俘虏拒不隐蔽，大部被敌机炸死，我押送人员也有伤亡09月中旬至翌年1月，王维升等警卫排的部分同志和执行勤杂任务的人员参加了漳厦战役，其余同志在福州休整待命。

    10月1日，垛庄连的全体指战员在福州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并进行了评功授奖活动。垛庄连的全体指战员因作战勇敢，战绩突出，几乎人人都被评为功臣。已调到团警卫连任指导员的卢从理等10多人荣立二等功，其余被评为三等功和四等功。他们手捧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签发的立功证，都以自己为江南的解放贡献了力量而无比自豪。

    1950年1月，他们奉命办理了复员手续回山东。从福州乘船溯闽江而上到达南坪，从南坪步行重又穿过崇山峻岭到达江西上饶，坐上了火车。途中一段乘汽车时，遭到了土匪的流弹，一颗子弹击中了供给员的腰部，幸亏他腰部捆着帐本，从打碎的帐本中，掉出了子弹头。大家都说，这位供给员的命大，这些帐本也为革命立了功劳。在行将到达牛山火车站时，殷家孟堰殷富贵得了伤寒，在火车上得不到有效的治疗而牺牲：战友们把他的遗体葬在了牛山。直到1950年的寒食节，才将遗体运回，在官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垛庄连在牛庄火车站下车以后，住在副团长孙桂芳家，在此等候着副政委杨凤山从济南带回组织关系介绍信。临近春节时，他们经欢墩埠镇步行向家乡奔去。

    到达垛庄区小店村时已是1950年2月14日，农历腊月廿八，各家各户都在忙着办年。他们刚到小店村，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家人互相打探着亲人的消息，山路上到处是向小店跑着迎接亲人的父母、兄弟、妻子。杨家崮西的人听说他村里只有虢富亮回来了，其他的人家忙向小店跑，在崎岖的山路上，鞋子跑掉了都顾不上穿，直到见到自己家的亲人安然无恙才松了一口气，忍不住嚎啕大哭。在小店村，指战员们把南下时带回来的用于路上吃的大米交给了政府，回到了阔别一年的家乡。

    这次南下远征，历时一年，经四省（苏、浙、赣、闽）一市（上海市），行程万里，参加渡江等多次战役，先为民工，后为军人，是我县支前史上行程最远，历时最长，立功受奖人数最多的一次。一年的艰苦征战，使这些南下的勇士们身体状况极度恶化，在回来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先后有十几人去世。1950年3月份，大部份同志复发疟疾、伤寒等病，因为家庭生活窘迫，多得不到有效治疗。这些同志得气管炎、腰腿痛病的非常普遍。复员后，由于行政区划的变迁，营团干部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单位。战士们想家心切，只想着安全回到家就行了，复员证明，立功证明都没有交给有关部门，致使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50多年过去了，这些老战士们都已步人古稀之年，他们中有的从政府机关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有的担任了几十年的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等农村干部，有的在农业生产中成为模范带头人，有的被党和政府授予各种荣誉称号。岁月沧桑，谈起往事，这些垛庄连的老战士们仍是斗志昂扬，兴奋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