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的大跃进运动概述（上）来源/山东党史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中的一次严重的、带有全局性的错误。同全国一样，山东的“大跃进”使山东的国民经济发展遭到严重的挫折。记述和研究山东“大跃进”的历史过程，分析其危害，总结经验教训，对建设“大而强、富而美”的社会主义新山东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山东“大跃进”运动的发动与全面展开
“大跃进”运动，是在错误批评反冒进的过程中发动起来的。1957年9月至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扩大）全会，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急于求成的冒进情绪重新滋长。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公布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并发出通知，要求组织全民讨论，开展关于农业生产建设的大辩论，掀起一个生产高潮。10月27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巨大的跃进”，从而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提出了“跃进”的口号。11月13日，《人民日报》又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提出我们有条件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发布、宣传和实施，实际上开始了对农业“大跃进”的发动。
遵照中共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957年10月27日，山东省委、省人委联合发出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指示，要求山东要全党动员，领导群众开展一个比1955年冬季规模更大、内容更广、劲头更足、质量更高、成绩更大的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并以此为主要内容，掀起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生产高潮。指示强调，各地应结合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围绕兴修水利和积肥运动，开展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以批评右倾保守思想，鼓起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劲头；要坚决贯彻“以小型为主，中型为辅，必要与可能的条件下修建大型工程”的水利建设方针，正确执行水利建设的各项政策，动员各方面力量支援农田水利建设，并在大力兴修农田水利的同时，开展群众性积肥运动。
11月3日至10日，山东省社会主义农业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在济南举行。会议指出，当前的头等任务，就是全党全民紧急动员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在两条道路大辩论的基础上，展开改造自然的生产大进军，掀起思想、生产两大高潮，争取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实现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打下坚实的基础。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必须全党动员，书记动手，加强领导，扫除一切右倾爬行思想，以愚公移山的劲头，掀起兴修农田水利、养猪积肥、整平土地改良土壤三大群众运动。
1957年底，从鲁西黄河冲积平原到胶东半岛，从渤海之滨到大鲁南，一个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冬季生产高潮，在全省农村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到12月中旬，全省投入生产运动的每天约达1500万人，投入大型工程和各项农田基本建设的劳动力约达700万人。
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农田水利建设取得很大成绩，但也出现了浮夸和蛮干的情况。1957年冬至1958年春掀起的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实际上拉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7年12月召开的中共山东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是山东发动“大跃进”运动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山东省实施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规划纲要》和《全党动员，大干十年，改变山东面貌的决议》，把山东全党的指导思想纳入“大跃进”的轨道。
1958年1月和3月，中共中央先后在南宁和成都召开会议，对“大跃进”作了进一步准备。1958年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由于它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制定的，片面强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过分夸大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忽视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
山东根据形势的发展，不断修改原来的计划，提出不切实际的更高的发展目标。自1958年初至10月短短数月内，山东省五次调整1958年的工农业生产指标。1958年1月，山东省第六次计划会议召开，确定了1958年山东国民经济“大跃进”的计划，要求全省粮食总产量保证达到320亿斤，争取达到350亿斤；棉花总产量原计划456万担，会议改为480万担，争取达到535万担；地方工业总产值由原定增长10%，提高到20.1%，达到24.1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由1.9亿元增加到2亿元，这已是一个冒进的建设计划。4月，山东省计委党组起草的《关于我省1958年度计划第二本帐的报告（初稿）》，上报山东省委，并于4月下旬召开的省委第八次全委会上通过。生产指标又大幅度提高，粮食总产量改为350亿斤，争取430亿斤；工业总产值增长50%，争取70%。不久，山东省委又提出生产指标的第三本帐，要求粮食总产量达530亿斤，工业总产值翻一番。此后，又要求力争粮食总产量达到600-700亿斤，棉花1000万担；在工业主要指标方面，生铁产量调整为75万吨，钢25万吨。1958年10月，山东省人委二届二次会议通过了新的跃进计划：工业总产值300-400亿元，粮食总产量1600-2400亿斤，棉花2000-4000万担。
（一）农业的“大跃进”
山东的“大跃进”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刚建国时，山东全省人口中90%是农民，除个别沿海城市有少许近代工业外，整个来说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基础薄弱，教育科技落后的大省。山东各地、市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也有很大差别。1949年至1958年，山东粮食产量人均占有数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一五”期间人均占有的粮食，除种子、饲料和工业用粮外，只能维持很低的粮食消费水平。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农业生产，以求粮食问题的基本解决和逐步改变农业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的状况，是山东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主要任务之一。
在“大跃进”的氛围下，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的时间被一再提前。1958年1月23日，山东省委召开地、市委电话会议，提出争取提前五年基本上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指标。为了实现这一不切实际的目标，会议提出要广泛开展竞赛评比，规定每年全省性的评比进行四次，并在报纸上公布专区与县的成绩。同时还要求各地有领导有组织地展开县与县、区与区、乡与乡、社与社之间的竞赛评比。在检查评比的基础上进行分类排队，采用抓两头带中间的办法，推动运动全面发展。
3月6日，山东省委再次召开电话会议。省委主要负责人代表省委号召全省人民“在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形势下，乘破竹之势，兼程前进，苦干三年，改变山东面貌”。他认为省委原来计划提前五年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指标，现在看来还是可以大大提前的，同时提出了大力开展蓄水运动，争取一年实现水利化；大力开展养猪积肥运动，争取1958年全省达到2500万头猪，推广亩施万斤肥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在会上，省委提出了创造大面积（一千万亩）高额丰产田的任务。会议要求大力推广优良品种，积极增种高产作物，开展群众性的高额丰产运动。全省所有县、乡、社都要为创造“百亩千斤队”，“千亩千斤社”，“万亩千斤乡”，“消灭亩产二百五十斤以下的县”而斗争。“千、百、万斤”的口号，仍要响亮地提出来。为了实现“大跃进”目标，省委要求各地党组织更好地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加强各个方面的工作，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分若干战线掌握各方面工作。并规定农业生产方面分四条战线：一条战线负责农业生产，一条战线负责水利建设，一条战线负责副业生产和多种经济，一条战线负责养猪积肥造肥工作。
为推动农业生产“大跃进”，山东省委于3月10日举行农业生产大跃进广播大会。全省一共组织180余万人收听了这次广播大会。
经过3月6日的电话会议和3月10日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广播大会的发动，山东的农业“大跃进”在全省热火朝天地开展起来。为了实现农业大跃进，山东还要求一切工作部门必须无条件地大力支援农业生产，按照党委订出的农业发展全面规划，制订自己的具体规划，帮助农业发展规划的实现。
据不完全统计，1958年1月，约有男女整半劳力和附带劳力1800多万人投入了农田基本建设、养猪积肥、麦田管理和副业多种经济等各项生产运动。许多地方表示，要以“抓晴天、抢阴天、大风小雨当好天，大雨小干、小雨大干、没雨拚命干，起早带晚当半天，汽灯底下当白天，一天功夫当两天”的实际行动，争取十年规划三年完成。粮食、水利、农业、工业、商业、卫生等部门的干部纷纷写保证书，表示支援农业“大跃进”的决心。齐东县供销社的干部表示：“磨破肩为了大跃进，跑烂鞋为了‘四、五、八’；坚决做到农民要啥供应啥；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到。”省、地、县等机关纷纷抽调干部组成检查组，协助各地推动工作，掀起农业生产高潮。
1958年入夏以后，各地粮食产量竞相放出“高产卫星”，先是亩产一千到几千斤，后来上报亩产竟然达到几万、几十万斤。据《大众日报》报道，6月16日，山东省扬起第一面小麦丰产红旗，东阿县曹庙乡余屯农业社创小麦高额丰产新纪录，l亩产量2639斤。6月22日，寿张县城关乡台前社，2亩小麦亩产3175斤。农业上的浮夸风越刮越烈，7月17日，《大众日报》报道，一个让秋季丰收红旗插遍全省，高产卫星飞满天空的培植大面积高额丰产田的运动在全省各地展开。“大胆地想把丰产红旗插成林，踏实地干让高产卫星飞满天”。八个专区确定的高额丰产田达3705万亩，占全省总耕地面积的26%以上。各地都计划搞亩产“万斤玉米、10万斤地瓜、千斤皮棉”。
秋后，全省各地大放“高产卫星”，竞出现亩产35200多斤的谷子，51800多斤的玉米，26700多斤的高梁，43100多斤的水稻，16700多斤的大豆，50000斤的皮棉，53000斤的花生，几十万斤的地瓜等虚报的产量。《大众日报》在社论《高举丰产红旗，大创高产卫星》中说：由于今年小麦生产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高额丰产典型，以及当前创造大面积丰产田和高额丰产田运动的开展，人们对于大面积丰产和高额丰产这两个名词也有了新的领会。现在人们对于大面积丰产这个名词中的所谓“大面积”已经不是从几十亩、几百亩的水平去考虑，而是从几千亩、几十万亩以至几百万亩、几千万亩的水平上去考虑了。对于高额丰产这个名词中的所谓“高额”，也不是从亩产千斤粮食、百斤皮棉、万斤地瓜的千、百、万的水平上去考虑，而是从亩产万斤以至几万斤粮食，几百斤以至几千斤皮棉、几万斤、十几万斤、几十万斤地瓜的水平上去考虑了。
据后来统计，1958年山东农业实际生产情况是：粮食245.2亿斤，棉花424.9万担，油料15.7亿斤。而当时省里的总产量预报数字却不断加码升级，10月初已报到粮食800亿斤，棉花1000万担，花生41亿斤；11月粮食又报到1000亿斤。当年9月，省里就宣布山东已经基本解决了粮食问题，人均1300斤到1500斤，不但可以放开计划用粮，放开肚皮吃饭，而且还有余粮。实际上，山东农业的“大跃进”，只是指标和口号的“跃进”。1958年的粮食丰产也仅仅比1956年增产了20亿斤左右，所谓农业 “大跃进”的“伟大胜利”，基本上足虚报浮夸造成的一种假象。
在农业“大跃进”的高潮中，山东开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对“大跃进”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工业的“大跃进”
继农业“大跃进”发动之后，工业“大跃进”也开展起来。
1958年1月27日，省委主要负责人以地方工业为农业生产服务，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等为主要内容，向出席省级各部门召开的11个会议的干部作报告，提出地方工业要加快发展速度迎头赶上农业。他说，今后五年地方工业的增长速度，不再是百分之几十，而是要加快到二倍至三倍以上。2月6日至12日，山东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济南举行。大会号召在深入开展整风运动的基础上，以英勇豪迈的伟大气魄和革命首创精神，迅速掀起新的生产高潮，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竞赛，促进工业生产各项建设事业的大跃进，为实现中央提出的15年后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而奋斗。省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山东工业生产“大跃进”的开始。在会上，济南市1400名先进生产者、积极分子，代表全市16万职工，向全省八个兄弟城市职工提出开展一个以发展工业为中心的各项事业全面大跃进的社会主义竞赛运动。
3月11日，山东省委召开市、地委书记电话会议，号召全党动员起来，以乘风破浪，万马奔腾的气魄，排除万难，奋勇前进，促进工业生产大跃进，保证地方工业迅速赶上和超过农业，从根本上改变山东经济面貌。会议要求县以上党委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业，相辅相成，并肩前进。山东省委认为，要使地方工业切实为农业生产服务，关键问题在于充分发挥县、市工业的积极性，把县的工业潜力发挥出来，因而发展县乡社工业成为大跃进的一个重要举措。5月23日，山东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县、乡、社迅速地把乡社工业搞起来。首先从满足农业的需要出发，把铁业、木业、肥料制造、饲料加工、粮食加工和油料加工、服装加工等工业办起来，同时兼顾好县管工业，力求每个乡社6月份都要做出显著成绩。之后，全省掀起大办县乡社工业高潮。据《大众日报》报道，到6月上旬，102个县、市（郊区）新建、扩建4.46万个厂、矿、组。其中，县办400多个，乡社办4.42万余个。到8月20日，全省建成乡社厂、组681090个，超过省计划50万个的36%。
为进一步促进全省工业的“大跃进”，6月19日至23日，山东省委召开全省地方工业会议，检查了自3月以来全省地方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跃进情况，部署开展地方工业进一步大跃进的问题，提出了“1959年平，1960年超，1962年基本工业化”的目标。即1959年工农业产值要相等，1960年工业产值要超过农业产值，1962年工业产值要达到工农业总产值60%以上的要求。会议确定山东工业发展的方针为：以钢为纲，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带动机械工业和其他工业全面大跃进。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干，立即在全省掀起一个以发展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工业生产高潮，年内要建立起1000个小高炉，发展50万个厂矿（组）的乡、社企业。此后，工业生产的“大跃进”发展为全民大炼钢铁运动。
为了适应“大跃进”的形势，1958年7月24日至8月1日，山东省委召开一届九次全委会，讨论山东省1958年和1959年工农业生产规划和企业下放、区划调整等问题，通过了《关于加强领导，保证企事业单位下放的决议》、《关于调整市、专区行政区划的决议》等文件，决定将原属省级各部门管理的企业、事业，除少数重大的关系到全省的以及特殊性、试验性的单位外，原则上一律下放给市、专、县（市）管理。同时决定当时的3个市和8个专区划为两个市5个专区。泰安专区被撤销，莱阳专区改为烟台专区，淄博市和昌潍专区合并为淄博专区、惠民专区和聊城专区合并为德州专区，济宁专区和菏泽专区合并为济宁专区。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北戴河会议后，山东同全国一样，掀起了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8月20日、27日，山东省委连续召开市、地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提出各级党委必须把钢铁生产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要集中全党全民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为保证完成1958年的钢铁生产计划而战。省、地市、县各级都成立了钢铁办公室或指挥部，省委专门成立了钢铁生产检查团，实行督促检查。在大炼钢铁运动中，采取以土为主、以小为主、大中小高炉一起上的办法大炼钢铁，从机关、学校、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到乡村的农民，从白发苍苍的老人到刚上小学的儿童，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大办钢铁的热潮，一时间，全省各地到处是大炼钢铁的人的洪流。“村村点火，处处冒烟”，就是当时钢铁狂热的真实写照。
（三）其它行业的“大跃进”
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开展的同时，全省其它行业也掀起了“大跃进”热潮，许多不切实际、毫无根据的口号和做法比比皆是。
宣传文化战线上，1958年3月10日至20日，山东省委召开第六次宣传工作会议。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讲话，提出“党的宣传工作应成为鼓舞和推进大跃进的路标、引路人，而不是马后炮”。会议提出了“全线出击，展开竞赛，奋战百日，赶上形势”的口号。分管文教的副省长在关于文教卫生工作大跃进的发言中提出，“苦战一月，创造四无省”，“力争两年（最多三年）内完成扫盲任务”的奋斗目标。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第六次全省宣传工作会议的决议》、《一年变山东为文化省的具体要求》、《宣传工作百日奋战计划要点》、《争取1958年成为文化省，为开展革命友谊竞赛给七兄弟省的倡仪书》等。3月21日，山东省和济南市1.6万余名宣传文教工作者在济南青年公园隆重举行山东省暨济南市宣传文教工作大进军誓师大会，提出“开展文教战线大跃进，促进生产大跃进”的口号。全省6万余名宣传文教工作者收听了大会实况广播。
卫生战线上，1958年1月，济南市开展了规模空前的“除四害、讲卫生”突击运动月，并作出“三年战斗、二年扫尾、五年变成‘四无’城”的决定。青岛市开展爱国卫生突击周，并提出争取年内变成“四无”城市。阳信县则决定提前8年达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要求，两年内成为“四无”县。15日，《大众日报》为此发表《让爱国卫生运动也来个大跃进》的社论。18日，省委第一书记、省爱委会主任主持召开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会议，提出1958年山东省要基本上达到“五洁”（室内清、厨房清、厕所清、院内清、街道清），争取5年内变成“四无”省。20日，又召开了全省除四害、讲卫生广播誓师大会。24日，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委发出《关于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指示》。一个卫生运动的“大跃进”热潮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在1月27口至2月2日的全省卫生行政工作会议上，有44个县市提出1958年即实现“五洁四无”。3月5日，省爱委会又发出通知，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一次以除四害为中心的春季爱国卫生运动突击月。至五一节前后，全省就有113个县市宣布基本达到“JIJ东省除四害讲卫生跃进指标”的标准。浮夸风、高指标在群众卫生工作中泛滥。
政法战线上，1958年3月10日，山东省公安、检察、法院就政法工作如何“跃进”问题联合召开电话会议。4月28日至5月7日，山东省公安、检察、法院在济南召开联席会议，研究政法工作如何“跃进”，讨论制定了《1958年山东省公安、检察、司法工作跃进规划》，提出“苦战三年，实现‘十无’安全省”（无凶杀、无抢劫、无纵火和较大火灾、无偷盗、无赌博、无谣言、无反动标语传单、无封建迷信活动、无骚乱）。在贯彻执行中，不少地方又将指标发展到“十几无”，甚至“几十无”。在侦破工作中提出“大案不过天、小案不过时”的口号。有的地方则将“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法运用到破案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大跃进”运动高潮兴起后，人们普遍接受了毛泽东的观点，认为最重要的是人民群众的那么一股干劲。但一些不切实际的盲目“跃进”的做法，也遭到山东一些党员干部，甚至普通群众各种各样的抵制和斗争。如在1958年初修改山东工农业生产计划指标时，省人委有的负责人就反对制订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省委、省人委有的负责人根据山东的实际情况，认为山东是北方、旱田、杂粮、低产地区，人多地少粮食紧张，农业生产条件落后，不可能实现省委制订的跃进目标。认为省委的计划数字是“政治数”、“号召数”，是“吃冒险饭”，对一些不切实际的建设项目和发展生产的措施拒绝执行。在当时“大跃进”的氛围下，这些正确意见和做法遭到了压制。省委主要负责人以进行所谓整风补课，解决领导干部中的地方主义、宗派主义、分散主义和右倾保守思想为名，对这些干部进行了错误批判。坚持实事求是和正确意见或比较正确意见的干部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批判。一些基层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对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提出了批评，并想方设法减少在实际工作中的损失，在“拔白旗、插红旗”斗争中被冠以“右倾保守”、“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等各种罪名，说他们举的不是红旗而是“白旗”，被当作“白旗”拔掉。有的地方对被当作“白旗”拔掉的干部实行体罚和人格侮辱，有的地方还组织“白旗队”进行劳动改造，影响极坏。
在浓厚的“大跃进”氛围中，有一些优秀的基层干部顶住重重压力，把群众利益放在首位，力争把“大跃进”的危害减少到最低程度。菏泽县马岭岗公社刁屯大队就是一个例子。在1958年秋收季节，上级调大批劳动力外出深翻土地、大炼钢铁时，这个大队的总支书记段清华等精打细算，巧作安排，既保证了任务的完成，又做到了颗粒归仓。在10月很多地方放“吃饭卫星”时，段清华认为按这么高的产量安排生活，势必会造成粮食紧张，他在食堂中实行分等定量、凭票吃饭的办法，并教育社员省吃俭用，利用空闲采集干菜，准备渡荒。在秋季种麦时，公社强调大兵团作战，集中种麦，并要求土地深翻2.5尺，每亩施肥20万斤、播种30斤，段清华顶住各方面的压力，在取得一位公社党委委员同意后，从实际出发，改变集中种麦方式，比邻近大队种得又早又好。在1959年春节前后，因为缺粮，有的食堂停伙，群众情绪不安，段清华冒着挨批受处分的危险，不顾公社党委的反对，召开会议，决定发粮给群众，稳定了群众情绪。正因为如此，在许多地方大批劳动力外流，大批牲畜死亡，水肿病流行，抢粮闹事事件此起彼伏时，唯独刁屯大队风平浪静。这个大队后来被国务院领导人称赞为“乌云笼罩下的一颗明星。”
二、初步纠正“大跃进”运动中的“左”倾错误
（一）认真解决粮食问题
到1958年末，“大跃进”、大办钢铁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问题逐步暴露出来。由于大批劳动力离开农业搞各种各样的所谓“大办”，致使1958年秋收中成片的庄稼、棉花无人收获，冬小麦种植减少，再加上对粮食实行高征购政策，造成后来的粮食严重不足。1958年末，一些号称“特大丰收”的地方就开始闹粮荒，1959年2月，粮荒遍及全省农村。为了补充口粮，不少地方的农民刨开冻土，挖掘秋收残留于地下的地瓜、萝卜，四处搜集干菜叶、树叶、树皮。一些灾情严重的地方，榆树皮、榆树叶、柳树叶、槐树叶、椿树叶均被采光。因饥饿而普遍发生浮肿病，有的村庄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1958年底，部分地区开始出现的粮荒和1959年2月以后粮荒的蔓延，逐渐引起山东各级党组织的重视。山东各级党委根据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11月至12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的精神，针对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混乱、模糊的思想和山东现实状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是“大跃进”运动后，开始主动纠正“左”倾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全国各地的纠“左”有重要的指导作用。1958年12月13日，山东省委召集省委各部委和省人委有关负责人开会，研究如何传达贯彻八届六中全会精神。14日，省委常委会议决定，先举行省委全会（扩大到各地市委书记），接着召开省、地（市）、县、公社四级干部会议。同日，为了做好“两会”的准备，解决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省委召开有各地市委负责人参加的电话会议。谭启龙根据六中全会精神，突出强调要“压缩空气”：一是原规定任务过大该减的要减下来，转入正常，不再突击，不要限时间，不要超过可能条件；二是要切实检查安排好群众生活，包括吃饭、穿衣、住房都要安排好，保证群众过好春节；三是教育干部，转变作风，提倡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假，反对强迫命令；四是认真搞好年终分配，争取春节前每个社员能分到三五元钱。关于工农业生产，要求钢铁产量能稳定下来，准备搞基地。在农业方面，主要抓好冬季麦田管理，抓紧水利建设。这次电话会议是山东“大跃进”以来第一次提出把过高的指标降下来，在党的指导思想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
1958年12月20日至30日，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省、地（市）、县、公社党委书记四级干部会议。与会者达2900多人。会议传达了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在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成绩的前提下，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了批评。会议认为：现在头脑太热了，要冷一点，冲天的干劲，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要关心群众生活、关心群众疾苦，要特别注意作风问题，一个是浮夸，再就是强迫命令。会议期间，山东省委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关于整顿人民公社问题、关于修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关于安排人民生活问题和关于转变干部作风问题等意见，大家进行了认真讨论。这次会议对山东以后几个月的纠“左”起了重要作用。
全省四级干部会议后，山东省委采取了几项具体措施，以转变党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一是制定《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党员、干部十项守则的规定》。1959年1月7日，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委员会作出该规定，对人民公社党员、干部的思想、劳动、工作、作风、职责、义务以及学习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要求“所有基层人民公社的党员、干部，均必须遵照执行。”二是各级领导干部到人民公社当社员，参加体力劳动，帮助基层干部总结经验。至3月14日，全省县以上党政机关有2.9万多名干部到农村当社员，到厂矿当工人，其中地、市委书记和常委36名，县（市）委书记和常委470名。三是对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热潮中被错误斗争的干部平反。1959年5月25日和6月12日，中共山东省委先后批转省委、聊城地委工作组《关于冠县在干部中乱拔白旗的检查处理情况报告》和济宁地委《关于在“拔白旗插红旗”中对于发生乱拔白旗错误的处理意见》。批示虽在总体上仍肯定1958年下半年的“拔白旗插红旗”工作的成绩，但承认对“拔白旗”的概念缺乏确切的理解，对某些界限交待不清，加上没能坚持履行严格的组织手续，因而发生了乱拔白族的错误。这一措施的施行，使一大批在工作中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抵制领导上某些措施不当（如不适当地要求深翻密植、盲目过急过大布置任务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等等）的基层干部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党群关系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为了了解农村特别是粮荒严重的地区的真正情况，采取有效对策，山东省委负责人和有关部门负责人多次到济宁、惠民等地区了解情况，指导工作，解决问题。1959年3月21日至6月25日的3个多月时间里，谭启龙等三次到粮荒严重的济宁地区，调查了60多天、10多个县，走访了一些村庄和社员家庭，深入调查研究，同各方面干部、群众进行座谈讨论，研究克服困难的措施和办法，并及时如实地向省委、中央作了汇报。
针对已经存在的严重粮荒问题，谭启龙等指导和协助地、县委分析造成粮荒的原因，有针对性地采取补救措施，停止了造成粮荒加剧的“反瞒产私分”运动。当时，提出了解决粮食紧张的五项办法。3月22日，谭启龙将济宁专区当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同济宁地委书记处研究的解决办法，致信省委第一书记并省委书记处。同日，省委将此信批转各地（市）、县（市）委。批示指出，各地凡有类似济宁专区把贯彻郑州会议当作搞粮食、“反瞒产私分”手段的错误做法的，都应采取济宁地委现在所确定的方针和方法予以纠正。首先领导上进行检讨，承担责任，并向基层干部说明；之所以较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的不正常现象，主要是由于集中过多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造成的，而不应该反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本位主义。各地、县都必须紧紧围绕郑州会议精神的贯彻，讲清和解决所有制问题，这个问题解决透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济宁问题暴露后，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等先后到济宁视察灾情，领导救灾工作。中央工作组在调查的基础上，与省委商定了善后措施，并在全省推行。中央和省里调拨大批粮食到济宁，救济群众，扶持生产，并派医疗队救治病人。
为了解决全省的粮食问题，当时中央和省委指示各地，不论粮食是否紧张，不得再挤占群众的粮食，要向群众说明困难，动员党员团员带头，共同克服困难，度过春荒；要求各地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基础上，落实基本核算单位，配好干部，编好生产小队，实行包工包产，安排好生产，粮食紧张地区生产队和社员个人欠款麦收前一律不得清算。
4月12日，山东省委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研究济宁地区工作问题。谭启龙就济宁发生严重粮荒的原因、扭转局势的措施作了详细汇报。5月4日至5日，山东省委书记处听取了省委书记处书记裴孟飞关于济宁地区粮食紧张情况和工作情况的汇报，就扭转济宁地区粮食紧张问题进行讨论研究。会议认为，虽然济宁地区由于贯彻执行了中央和省委的指示，通过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部分地区粮食紧张的形势开始趋向好转，但要从根本上扭转，还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做艰苦细致的工作。会议除同意谭震林给邓小平的报告中所作指示外，又提出了5条意见：（一）济宁专区全党当前的根本任务是保证人民群众吃上饭，停止水肿病和饿死人的严重现象的发展；（二）在安排好群众生活的同时，组织群众搞好小麦管理和春播任务，这是稳定人心，扭转粮食紧张局面的物质基础；（三）贯彻好中央郑州会议和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精神；（四）解决干部思想问题，改善干部作风；（五）为便于掌握和开展工作，按原济宁、菏泽两专区的区域分工专人负责，省委派谭启龙、裴孟飞分别掌握两区域的工作，济宁地委的领导干部也按此精神组成两个领导小组，分别负责，并准备恢复原济宁、菏泽两专区的机构。根据山东省委的指示，5月12日，济宁地委成立了西部地区领导小组。14日，济宁地委作出五六月份主要工作安排，指出当前的根本任务，是保证全体人民都能吃上饭，防止水肿病和饿死人的现象继续蔓延，迅速安定群众生产情绪。6月，济宁、菏泽两专区按原建制分设。
经过中央和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28.4亿斤粮食返销回灾区和缺粮地区，严重的粮荒得以缓解，外逃人员开始陆续返回，水肿病等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疾病蔓延的趋势得以遏制，农民的情绪逐步安定。这为生产的恢复和人民公社的整顿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初步整顿工业
1959年初，“大跃进”带来的弊端在工业和城市经济中也日益暴露出来。钢铁生产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极不相称，给整个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比例失调，经济不平衡状况日趋严重。企业管理混乱，经营不善，劳动生产率下降。1959年4月，山东省委在济宁召开的常委扩大会议，在研究农业问题的同时，研究了工业问题，开始对工业的冒进进行初步纠正。为了确保完成工业生产的主要指标，会议根据“缩短战线，集中力量，突破重点”的方针，砍去了一些次要项目，并确定以城市为单位，采取上下结合、大鸣大放、边整边改的方法对工业战线进行一次整顿，力求扭转生产和管理中的混乱状态。
当时，工业战线的整顿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强计划工作，从宏观上实现对经济的有效管理和控制。1959年上半年，山东在全省范围内压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和发展速度、规模，以适应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为加强综合计划的管理工作，省委、省人委强调各部门、各地区的计划必须统筹安排，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建立和健全计划管理和检查制度，掌握计划执行情况，督促计划的落实，保证重点工程、重点产品按期完成。
第二，加强企业管理。1958年“大跃进”造成了生产管理的无政府状态，人员庞杂，组织管理混乱，指挥调度不灵，各种制度和操作规程被废除或被忽视，使原料消耗过多，质量下降，设备严重失修，工伤事故增多。为加强企业管理，全省组织恢复和建立了党委统一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建立了生产、技术、行政工作强有力的指挥系统，整顿劳动组织和职工队伍。按照生产任务和企业管理的需要定员定额，坚决裁减多余人员，动员其回乡务农，不准企业盲目吸收劳动力；建立健全规章制度；改善上下关系、干部职工关系，克服在“大跃进”中滋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适当解决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提倡劳逸结合，改善职工生活。
第三，提高轻工业、手工业的地位。当时虽继续把钢铁、煤炭当作重点，但根据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注意合理安排轻工、化工、纺织和百货日用品的生产，适当压缩钢铁的基建材料和投资，充分挖掘潜力，节约原料、材料的使用，提高产品产量和质量，拨出部分金属材料进行小五金和日用品的生产，改善市场供应。在手工业方面，恢复手工业管理局及其下属机构，恢复人员、设备，加强机械、原料等的供应。将被冲掉的名牌产品如烟台的钟表、绣花、花边等，重新恢复生产。
第四，开展增产节约运动。1959年5月22日，山东省委发出关于开展全民性的增产节约的指示。指示指出，在1958年“大跃进”之后，党内外滋长了一种铺张浪费、讲究排场、形式主义的不良风气。在很多地方，百废俱兴，乱铺大摊子，不能将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到最急需的地方；不少单位忽视产品质量，不计成本的现象相当严重。指示要求厂矿、企业、机关、人民公社等，应根据自己的情况和特点，提出切实可行的增产节约的具体指标和要求。为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千方百计地解决原料、材料、燃料短缺的困难，规定各地区节约的原材料，可在增加生产的原则下自行处理。加强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严格操作规程，提高产品质量。精简职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全省头5个月共精简52万工人回农村。加强设备、工具的维修，保证机器正常运转，改变拚设备、吃老本的办法，防止设备和人身事故的发生。
第五，加强财政监督和财务管理，严格财经纪律，克服资金管理和使用上的混乱状态，扭转紧张被动局面。
自1958年底至1959年7月半年多的时间里，山东省委在中央精神的指导下，结合山东实际，对前段工作中的主要错误进行了初步检查，认识到：在“大跃进”形势到来之后，领导人不够冷静，头脑发热，存有“左”的情绪；在思想方法上，存有主观片面性，表现在对下布置任务过大、过急，没有全面考虑实际可能性，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工作作风上，存有官僚主义，表现为对很多问题不能防患于未然，出现问题又未能及早解决；在组织方面，失去控制，表现为取消了必要的统计工作，只凭主观估计定数字；在规章制度方面，只破不立，或者乱破乱立。
在认识错误的基础上，山东省委认真贯彻执行毛泽东“退够、站稳、前进”的指导思想，在农业、工业以及商业的经济体制、管理体制等方面都退了一步；对于干部的不良作风和某些“左”的思想进行了纠正；对于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做了一些调整。这虽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整个经济的混乱局面，但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干群关系，维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经过9个月的纠“左”，山东的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风得到了初步遏制。从纠“左”情况和效果看，山东对“左”倾错误的认识比较深刻，纠正“左”倾错误的措施也比较得力。但由于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对错误的严重性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还是从根本上予以肯定，所以，山东的纠“左”从总体上还是在“左”倾错误指导思想的大框架内进行的，不可能彻底纠正“左”倾错误，从根本上扭转形势。
相关链接：山东的大跃进运动概述（下）来源/山东党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