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下干部入临名录》说明

    中共临安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开展“南下干部入临纪事”的调研过程中，进行了“南下干部入临名录”的收集整理工作。

    一、查阅资料

    为了较好地完成此项工作，我室先后在浙江省档案馆、临安市委组织部、市老干部局、市档案局以及本室资料室进行相关资料的查阅，没有找到南下干部第一批入临名录，能查到最早反映南下干部材料的是1950年於潜县干部登记表和1951年临安县、昌化县干部登记表。我们也曾多次打电话给南下入临的山东相关县、市，了解南下的相关情况，遗憾的是，也没有具体的入临名录。义据《中国共产党临安历史1949 - 1978》一书记载：“1949年5月19 日，杨泮星、安成夫率85名南下干部抵达临安。5月30日，张剑霆等39名南下干部到达於潜，与先期抵达的梁震等人会合。6月1日，赵克吉、李子正带领南下干部和原昌化县青训班学员54人抵达昌化。”上述材料能反映的只是一个数据，但没有具体的名录。同时也说明，到达於潜的应该超过39人，到达昌化的也应该是少于54人，但具体多少人数，无从查考。经分析，造成原始名录散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由于解放初期临安行政区划调整比较频繁、复杂。解放初期，临安县、於潜县、昌化县先后归属临安地委、嘉兴地委。1958年，昌化县并入於潜县，归属建德地委；佘杭县并入临安县，归属嘉兴地委。1960年，余杭县从临安县划出，於潜县并入临安县。二是由于“文革”时期，对档案资料不重视。据老同志回忆，“文革”时期，造反派曾在昌化地区对档案资料进行过焚毁，可能包含了其中的那些材料。

    为了完成南下干部入临名录的收集整理工作，我们对市档案馆现存最早的干部登记表进行分析，并对相关名录进行摘录。但这些名录明显存在很大的问题，与《中国共产党临安历史1949 - 1978》一书记载的数据有出入。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原因：一是解放初期，干部调动比较大。第一批到达的南下干部，有的早在1949年和1950年就调出，这些人不可能出现在1950年、1951年的干部名单中。一部分南下干部最初抵达上海或临安周边县市，在1950年、1951年前调入临安，因为无法鉴别而被统计在册。二是解放初期，临安、於潜、昌化土匪横行，因剿匪于1949年牺牲的一些同志，不可能出现在1950年以后的干部档案中。

    一、甄别名录

    由于原始名单已无从查考，所查到的名录又具有不确定性。为了让历史还原真实、可靠，对历史负责，我们通过市老干部局，走访了至今仍健在的部分南下干部尹作让、杨贵举、封伯祥、刘乃全、张学廉、黄继业、李斌、宋文斗、董福财、狄燕里、萧杰等同志，以及曾与南下干部共事的当地离休干部丁先明、陈新武、章敦仪、张桂贞等同志。同时，在资料的收集整理过程中，查阅南下干部撰写的回忆文章以及口述资料中从中得知：第一批抵达临安县的共85人，主要来自蒙阴和沂南等地；抵达於潜县干部有39人，另外还有十多位武装班和通讯班人员，以滕县等地区为主；抵达昌化县共42人，主要来自山东凫山和白彦等地区。

    为了把第一批抵达的名录进行有效甄别，我们赶赴湖州，拜访第一批抵达临安的南下干部尹作让同志，他是临安县第一任组织部长，对第一批抵达的干部应该有大致的了解。通过尹老回忆，第一批抵达临安的85人中，其中1人是北上南下的临安籍人，女同志5人；全体均为汉族，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有1人信教；另有“解放成分”2人。狄燕里与萧杰同志两人集体回忆“1949年春山东济北县、滕县南下干部名单”，涉及到确切姓名有39名干部，7名通讯班战士（有3人在39名单之中）以及在“六．二八”事件中牺牲的有11人（其中3人在39名单之中）。我们还多次走访在临安的南下干部，他们或回忆，或打电话给已调往外地的老领导、老首长、老同事，一次次、一遍遍进行核对。核对的结果是：临安89人、於潜51人、昌化47人。

    三、尚存不足

    一是名录的不确定性。南下干部在南下过程中，每天急行军，同一中队相互交流也并不多，造成相互之间不熟悉，到达地方后，马上就分派到各区开展工作，相互之间根本没有联系。另外，虽然老同志们身体仍很硬朗、思维仍很活跃、对当时的情况比较熟悉，但毕竟年事已高，面对这么庞大的名录，在他们的印象中，这些南一卜干部都曾在临安工作过。尽管我们想让名录尽量的回归真实，但是，这第一批抵达临安的89人名录中明显存在问题，至于有哪4人不是第一批南下的，无从辨别；同时，据尹老回忆，当时南下的女同志5人，但我们的名录中有7人，至于哪2人是后来来到临安的，也已无从考证。於潜县51人，是否还有遗漏；昌化县47人中，究竟哪42名是真正第一批抵达的，同样都已无法鉴别。

    二是名录条目的不完整性。由于无法找到原始的档案资料，因此，南下干部名录中关于他们最初南下时所担任的职务无法确定。名录中所记载的南下干部在南下后所在单位有从1950年、1951年干部档案所得、有从老干部局查阅所得，也有从健在的南下干部口述所得，所以名录中显示的南下后工作单位和担任的职务不统一。同时，对南下干部在南下前所在工作单位和担任的职务大多都无法确定，这就造成了名录的不完整性。三是人名及籍贯的不准确性。由于年代久远，1950年、1951年的资料存在破损、模糊等问题，尽管我们通过资料比对和在世的老干部回忆核实，因此所记载的南下干部名录难免出现一定的差错。

    四、弥补不足

    为了能全面、真实再现南下干部在临安的历史，为了弥补第一批抵达临安、於潜、昌化名录的不足，我们通过查阅1950年至1953年（昌化县至1956年）临安、於潜、昌化干部登记表，将登记表中的南下干部名录以及老干部局最后统计的南下干部名录进行摘录，作为附件附在名录之后，或许在我们统计的第一批到达的名录中的错漏在这些附件中得以弥补。另外，尽管大部分南下干部，没有轰轰烈烈的伟业，正如他们所说“只是沧海一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他们默默的工作、辛苦的劳动，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正逐渐远离我们的视线，但“南下干部”所蕴涵的历史意义、时代价值和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向前。所以，我们觉得有必要将他们记录在册，尽可能做到凡是到过临安的南下干部，都能“榜上有名”。但是，对于50年代中期调入不久又调离临安的那些南下干部，无法记载在册，在此，我们诚表歉意！如果在这些名录中，我们仍然有错漏之处，希望知情者能为我们提供相关线索和名录，以便我们在以后的工作中，更好的做好南下干部入临的资料收集和整理工作，在此，我们谨表谢意！

    编  者201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