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南下干部挺进宁波纪实（文/朝泽江）

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有关指示精神，山东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浙江。其中，分配到宁波的山东南下干部主要来自鲁中南区和渤海区，人数有800余名。本文从选调、南下和分配与使用三个方面对山东干部南下宁波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山东南下干部宁波60多年前，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有关指示精神，主要从山东省鲁中南行政区和渤海行政区抽调的800多名山东南下干部义无反顾地离开山东，历时3个多月，历经3000多里路的艰苦跋涉，来到宁波。抵达宁波后，他们克服水土不服和语言不通等困难，面对解放初期宁波外有国民党飞机以舟山为基地对宁波进行轰炸，内有匪特破坏的复杂形势，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为建设一个新宁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干部的选调 在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事力量进行战略总决战前夕，中共中央于1948年9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九月会议”。会议分析了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与战略决策，在讨论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准备工作问题时指出：“夺取全国政权的任务，要求我党迅速地有计划地训练大批能够管理军事、政治、经济、党务、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干部。”10月28日，中共中央根据“九月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作出了《关于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决议强调，“战争的迅速发展，业已将全国政权所需要干部的准备工作紧急地提到了我党面前。如果我党缺乏此项准备，势必不能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而使我党处于被动的地位。”要求中共华东中央局（简称华东局）抽调1.5万名干部。 为贯彻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华东局于1948年12月在山东临朐县与益都县交界处的闵家庄召开各区领导人会议，部署抽调干部随军南下的工作，研究大军渡江以后华东局及所属各区党委的组织安排问题，并于12月25日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准备五万三千名干部决议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发挥高度的负责精神，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动员起来，克服一切困难，为完成抽调1.5万名干部的任务而努力。根据中央的要求，《指示》对需要调出的干部人数进行了分配，其中鲁中南行政区需抽调3680人，胶东行政区3650人，渤海行政区3456人，华东局直属机关3009人，并要求各地抽调的干部分两期集结。为了完成抽调任务，《指示》还要求各地有计划地大量培养训练和提拔干部。 尽管山东各地为了支援前线和接管新解放的城市，已经抽调了大量的干部，但是抽调大批干部南下是党中央的一项重大决策，是争取全国早日解放，建立新中国的重大步骤，各级党委政府都非常重视。2月1日，鲁中南区党委下发《关于执行华东局准备一万五千干部外调任务的指示》，明确提出：“在执行外调干部的任务方面，必须坚决执行华东局提出的：‘既做到调出干部都很健全，都能称职，都自觉自愿的到新区去工作，又要做到原有的各级党政军民各类组织仍能健全地发展工作。’”指示要求各地在抽调南下干部时要掌握以接受新区为主、兼顾老区的原则，既反对保守本位，又要反对一把抓，必须从党的整体利益出发，双方兼顾。在配备干部上不仅要如数完成，而且要胜任其职，防止滥竽充数，外调及原有机构皆须注意配备一定数量的骨干。同时做到去者愉快、留者安心。各级党委应以大公无私的精神，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彻底完成此项任务努力。 针对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老不上北，少不下南，人到关东就回不来”等乡土观念，各地组织部门都深入了解干部的思想情况，进行形势与阶级教育，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加强组织观念，并帮助解决抽调干部的各种困难，消除顾虑。各县先后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和全县干部大会，进行广泛的政治思想动员，组织干部学习中共中央、华东局关于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开辟新区的有关指示和文件，进行政治、形势和阶级教育，确立敢于胜利的决心，树立到新区为人民服务的正确观念，特别是认真学习和热烈讨论了新华社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提高了认识，鼓舞了信心，开阔了眼界，增强了顾全大局、服从国家需要的观念。这次学习对动员干部南下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打到南京去，活抓蒋介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中，党员干部开展了争先报名南下的热潮。为了消除外调干部的后顾之忧，各地都按照华东局的有关指示，规定凡外调干部家属，各级党委必须认真负责照顾，应按中央指示，不脱离生产的家属，按军属待遇；脱离生产的家属，亦应受到照顾，给以适当工作或组织其学习。 各地都根据华东局编制草案的要求充实机构，设立副职，配备双套各级各类干部，根据干部与工作情况，事先作好抽调计划，以便随调随补。章丘县按照配备两套班子的要求，在县委增设了组织部、宣传部、民运部、秘书处四个部门，在县政府增设了公安局、民政所、文教科、财经科、秘书处五个部门。每个区增配了9至10名干部，分别是：区委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民运委员、妇女委员、区长、民政助理、财粮助理和公安员。大区增加了组织干事、宣传干事、统计干事。在机构设置基本完成后，各地组织部门按照既要大胆选拔，又要严格标准的原则开展了大规模的干部选调工作。对于外调的主要干部主要根据季米特洛夫的四个标准进行选拔。如泰山专区章丘县委书记苏展经过组织部门的审慎考察，被提拔为专区副专员。对一般干部强调的是忠实，身体健康。对女干部的选调主要在被选调的干部配偶中进行。鲁中南行政区章丘中队的韩寓吾、李爱华夫妇，莱芜中队的张兆万、朱庆香夫妇，渤海行政区临邑中队的王学正、刘桂厚夫妇，南皮中队的潘振铎、刘宝珍夫妇。在选调干部过程中，组织部门都经过调查研究、熟悉了解干部情况，防止了单纯从材料上及从印象上出发，草率决定的简单化方式。在确定调谁留谁时，掌握“调强留弱”的原则，发现缺职或任职不当的以及身体病弱的都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充实调整，使调与留的工作两不误，保证工作不受影响。泰安县徂徕区委原书记刘志刚调任县公安局长，书记缺职，县委任命区长李祝三同志接任书记，提拔赵平富同志为副书记，提拔原副区长孟浩同志为副书记，提拔区粮库主任吴贯九同志任区长，提拔会计刘保田同志为副区长。 在干部选调工作结束后，各地一般都召开动员大会，宣布外调干部名单。泰安县委是在1949年农历正月十六（即2月13日）在泰城召开区委书记会议，宣布了调谁留谁和干部职务名单。被选调的干部都表示服从组织的分配。王学正的一席话代表了广大被选调干部的心声：“这是党的需要，服从组织安排”。 按照华东局分两批选调干部的要求，各地在1948年底到1949年初完成第一批干部的选调工作。12月初，渤海行政区一地委所属的乐陵、振华（宁津）、庆云、靖远（盐山）、南皮、东光、吴桥等7县抽调了730多名干部，并以县为单位组成7个中队。其中，南皮县中队队长刘春泉（从乐陵县调来），指导员林生。在春节前后，各地开展了第二批大规模的干部选调工作。春节过后，各地第二批选调的干部都陆续到地专机关所在地集中，宣布干部队伍的组织编制、番号，行军途中的职务和到江南新区后的职务。鲁中南行政区泰山专区，按每区配备干部6人，每县配备县级干部9人的要求，组织一个地委、四个县委的整套干部班子，共400余名，加战士、勤杂人员等共计700佘人，编为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王醒任大队长，苏展任政委，李频如任宣传部长，马子成任组织部长，韩寓吾任大队参谋长兼章丘五中队长，黄益源任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大队下编6个中队：第一中队，由军分区选拔的优秀战士组建的一支武装连队，中队长由黄益源同志兼任，指导员高寿亭；第二中队是由原泰山地专机关干部组建的，是配备到新区地专机关党政各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中队长朱信，中队指导员闫墨林；第三中队是由泰安县干部组建的，中队长杨仲起，指导员刘刚；第四中队由莱芜县干部组建，中队长周效儒，指导员芦云亭；第五中队是以章丘县抽调干部为主和泰山地委党校一个班的学员组编而成，中队长韩寓吾，指导员纪中一；第六中队是由历城县和莱芜县两部分干部合编组建。历城县多系新解放区，工作基础薄弱，干部来源少，因此将其抽调的干部和从莱芜的仪封、鲁西、香山等区抽调的干部再加地委党校的部分学员合编，中队长王裕民，指导员英宜之。 二、南下进程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需要，发出了《中央关于军事形势和准备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华东、华中调动集中及训练一万五千干部的工作，应立即动手去做，并于2月底在徐州集中待命”。2月8日，中共中央电令“华东局华东军区机构立即移至徐州，同总前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一同工作，集中精力布置南进”。根据中央电令，华东局指示华东局党校南移临城（今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并要求党校将各战略区的15000名南下干部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遵循华东局的指示，各地抽调的干部开始踏上南下征程，向临城进发。为欢送干部南下，各地都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3月1日，泰安民众和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从四面八方云集在从泰安城到火车站的大关街、车站街的两旁，夹道欢送南下干部。当南下干部背着简单的行装，一边同两边群众招手致意，一边向车站行进时，欢送的群众打出“热烈欢送南下干部到新区立功”、“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到江南去，解放全中国”的标语，敲锣打鼓，高呼口号。8时许，队伍集结在火车站广场，泰安县委举行了欢送大会。泰安县委书记刘众前代表泰安县党政军民机关干部和群众致欢送词。大队长王醒代表南下干部致答词。全场响起一阵又一阵的掌声和口号声。9时许，泰山专区的全体南下干部告别了战友和群众，按中队顺序登上列车。机车汽笛长鸣，列车向南徐徐开进，南下干部和站台上送行的干部和群众代表招手示意，依依惜别。在选调干部到达临城后，华东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指示，全体南下干部统一整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下辖4个支队，并公布了南下干部纵队大队以上军政干部名单：刘少卿任“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司令员，温仰春任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刘德胜任参谋长，方忠立任政治部副主任；鲁中南行政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一支队，司令员汪乃贵，政治委员张雨帆；华东局直属机关南下干部编为第二支队，司令员赵毓华，政治委员王尧山；渤海行政区南下干部编为第三支队，司令员周贯五，政治委员刘格平；胶东行政区南下干部编为第四支队，司令员廖昌金，政治委员赵明新。其中，泰山专区第一批被选调的干部被编入华东局直属纵队，第二批干部编为第一支队一大队。来自华东大学的学生，除一部分有才干、有专长的高年级学生被直接编入部队政工、宣传、文艺等部门外，其本科部的大部分学生单独组成了青年大队，预科部的学生则被分散编入其他四个支队。其中，预科二部四班的6个学生被编入南下干部纵队三支队一大队吴桥中队。在沙沟整训期间，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华东局又指示渤海行政区党委继续抽调干部南下。这样，渤海行政区抽调的大量干部，再加上编入的华东大学学生，组成了六大队，干部人数达5000多名。在临城，南下干部进行了紧张的学习和集训。在政治思想上，主要是解决对形势任务的认识和坚定南下的思想问题。3月2日到3日，党校各部的县级以上干部齐集临城北关天主教堂听山东分局第一副书记傅秋涛同志作城市政策报告；5日至6日，由第三野战军后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刘瑞龙同志作支前和征粮工作报告；12日至21日，由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全校各部总支委员以上的干部，传达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精神，并作了新区农村工作的报告。在组织管理上，由于“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的组建是按照区、地、县的建制整套抽调，因此，为统一管理，“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律穿军装，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实行军队编制，进行军事化管理。学员们也学习了一些简单的军事知识，进行出操、跑步、站队、点名、熄灯、起床等训练。一支队一大队的干部还专门学习宁波地下党组织编写的介绍宁波当地政治、文化、经济、交通、风俗习惯和上层人物社会关系等情况的《宁波概况》参考资料，从而对将要去江南接管的城市——浙江省宁波各县有了初步的认识。由华东财办系统南下干部整编成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青州南进纵队”（当时华东财办驻地为青州），从2月18日出发，3月1日到达安徽怀远县淮河沿岸后，按原定计划进行学习集训，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城市工商业政策、入城守则和“约法八章”等文件。在怀远期问，胶东的部分海关、财经干部和华东工商干校的部分学员也编入“青州南进纵队”，纵队又进行了一次整编，一部分同志到安徽、一部分去上海，大多数人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赣纵队”，随军渡江南下。 为配合人民解放军做好渡江作战的充分准备，中共中央决定从正在临城集训的华东南下干部中抽调一部分提前南下，参加渡江作战，随军筹集粮草。一支队一大队的干部奉命随中国人民解放军35军行动，随军等集粮草。没有支前任务的南下干部，统一由刘少卿和温仰春带领，从临城南下向长江边挺进。4月中旬，南下干部纵队到达位于宝应与高邮之间的界首地区等待渡江。在界首期间，华东南下干部纵队党委传达了华东局4月10日下发的《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草案）》。《指示》明确提出：“对新收复的人口在五万以上的城市或工业区，均应实行一个时期的军事管理制度。”根据指示精神，纵队对南下接管浙江的干部进行了分配和调整，渤海区一大队中由李干卿、仇静生带领的临邑中队和一大队中由刘春泉带领的吴桥中队（部分）被调整到接管宁波。 国民党反动派拒绝签订国共和平协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遵照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4月20日凌晨强渡长江。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盘据了22年的反革命统治中心——南京。24日，一支队一大队随35军进驻南京，参与城市接管工作。泰安和章丘中队的部分同志主要参与了把飞机场的汽油运到中山陵的任务。南京解放后的第四天，第二野战军的干部到达南京市，参与接管的同志将接管工作进行移交，离开南京城，到市郊农村驻防。 于5月5日先期抵达杭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浙赣纵队”干部，向杭州市军管会报到，领取“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军事管制委员会”袖章，参加了杭州市的接管工作。稍后抵达的三支队中队支部委员以上干部于14日到杭州市拱震桥剧院听取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副书记谭启龙关于浙江省情况和接管任务的报告。一支队一大队于5月20日下午才到达杭州市。 负责接管宁波的22军在5月6日进驻杭州三墩地区后，奉第七兵团命令就地集结休整，待令向浙东进军。期间，军党委开始进行新任务的研究学习，抽调干部集训，组织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机构，开始做接管余姚、宁波等城市的组织准备工作。 5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2军奉命由杭州三墩镇地区出发，沿杭甬路向浙东进军。随同22军一起出发的主要是三支队的南下干部。19日，22军抵达绍兴与浙东游击纵队胜利会师。21日，南北干部聚集在绍兴剧院召开会师大会。23日，余姚解放。随同22军东进的三支队南皮县中队干部与61师开始了接管余姚的工作。三支队中的临邑县和吴桥县的干部随22军东进并一起到达宁波。在得知余姚解放的消息后，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分配到宁波工作的南下干部于次日向宁波进发。在拱宸桥刚休整3天的一支队一大队的同志，于5月24日乘汽车向浙东进发。因公路高低不平不太好走，途中住绍兴百官镇。次日迎着5级大风和倾盆大雨，向宁波挺进。5月25日下午5时许到达宁波郊外，大家以中队为单位排起整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浙东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宁波市。此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浙赣纵队”中的部分干部和华东南下干部纵队青年大队中的部分学生也陆续抵达宁波。 历时三个多月，辗转三千多里，山东南下干部终于到达目的地——宁波。 三、干部的分配与使用根据浙江省委副书记谭启龙在南北干部会师大会所作的关于接管任务和干部地区分配问题的报告，原定的山东南下干部分配地区又进行了一些调整。鲁中南一大队的大队长王醒奉调赴省委直属四县工委（后改为绍兴地委），先后任四县工委书记和地委书记、专员等职。由于宁波已有浙东游击纵队这样的武装部队，黄益源和高寿亭奉命带领第一中队到丽水地区组建丽水军分区。这样，到宁波的鲁中南一大队共有5个中队。根据省委的安排，渤海区一大队中的南皮中队被分配到宁波地区，负责接管宁波的22军政治部从华东大学中挑选了20名学生，加上在临城学习整训期间编入吴桥中队中的6名华东大学预科部学生，来宁波的华东大学学生共有26名。在杭州的接管基本完成后，省委组织部又将渤海关的部分海关干部、胶东的部分财经干部和华东工商干校的35名学员分配到宁波。这批干部到宁波后绝大部分被分配到宁波市军管会财经部。根据1949年7月20日前后二地委拟定的干部登记表，宁波共有山东南下干部804人。 22军在5月19日到达绍兴后，宣布成立宁波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并宣布了军管会主要干部名单。宁波市军管会的主要干部由22军干部、南下干部、和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三部分组成。在由7人组成的军管会党委委员名单中，山东南下干部只有苏展一人。在军管会六部一处一委的机构设置中，政务部和财经部的部长均由苏展担任。在5月19日形成的《宁波市军管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关于军管会的政治任务及在领导时掌握的几个问题的决定》中，除了军管会的人员组成名单外，还有地委、专署及宁波市8个镇的主要干部名单。在地委主要干部名单中，没有书记和副书记的名字，组织部长为马子成，宣传部长李频如，秘书科长乔仲均，均为鲁中南一大队的干部。在专署主要干部名单中，苏展为专员，粮食局局长阎康侯，也来自鲁中南一大队。而宁波市8个镇的主要干部来自渤海区二地委的临邑县。此外，《决定》还罗列了对宁波市内的电话公司等7个主要工厂企业的委派军代表名单，主要为鲁中南区的干部。这标志着宁波的分配工作已具雏形，但宁波所辖7县的干部组成名单及军管会各部的详细名单还未形成。从干部名单可以看出，尽管鲁中南的干部还未到宁波，但其主要干部的名单已为浙江省委掌握。5月29日，宁波地委正式成立后，地委组织部开始承担起了解干部、配备干部的任务，主要是由上而下地充实、配备干部的工作。在充实配备干部的过程中，由于对干部不够了解，对情况不熟悉，客观上究竟需要多少干部不够清楚，二地委组织部采取了由上而下有重点地配备原则，先确定主要干部，经过主要干部提供意见，适当地配备其他干部。在步骤上，首先配备地委、专署及关部门领导干部及当前次要人员，然后再抓几个中心县进行配备，如已解放的余姚、慈溪、镇海、鄞县和奉化，最后对拟定派往当时还未解放的定海、象山干部临时留在宁波市做城市工作。在重点方面，充实配备干部工作体现了三个“先”。一是先配备党委机构，树立核心领导，执行任务，领导工作。二是先配备县委书记、县长，党务干部和财粮干部。三是在地区上先配备几个中心区，不完全按照原有的区划来配备。6月7日，二地委组织部拟定了《县级以上干部配备登记表》，明确7各县主要干部名单。从6月20日前后，二地委组织部先后拟定了宁波所辖6县的干部配备登记工表，基本完成了任务。 

由于军管会的设立，原来设想的以南下干部为主体，成建制配备干部的方案被打破。在军管会的六部一处一委的机构设置中，只有政务部和财经部是由南下干部为主体组成。在政务部31人的名单（部长苏展不在配备表中）中，来自渤海区和鲁中南区的南下干部有22人。财经部197人中有南下干部176人，主要由渤海区、鲁中南区和胶东（包括华东工商干校学员）干部组成。在军管会中还有一个庞大的负责做宁波市属八镇工作的民运工作团（据南下干部回忆，也称民运部），也是以南下干部为主体构成的。在民运工作团124人的名单中有南下干部91人，以渤海区临邑县的干部为主。总的来看，相对于解放初期庞大的军管会各部人员配备，地委和专署机关的干部相对较少，在50人组成的二地委机关干部名单中有南下干部29人，在69人的专署干部名单中只有20名南下干部。在宁波下属7县中，渤海区南皮县的干部负责接管余姚，渤海区吴桥县和鲁中南区莱芜县的部分干部负责接管慈溪，鲁中南区章丘县的干部负责接管鄞县，鲁中南区莱芜县的干部负责接管奉化，镇海也主要是由渤海区吴桥县的干部接管，负责接管定海的鲁中南区历城中队的干部由于定海未解放暂留宁波。而象山县由于还未解放，没有配备专门的干部。 为了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和不断有新干部到来的情况，宁波地委组织部开始对部分南下干部的工作岗位进行调整。为了加强对工厂企业的领导，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在6月21日宁波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地委组织部在原有接管工厂干部的基础上，从民运工作团抽调30人，在市内各个主要工厂企业成立工会筹建处。为配合宁（海）象（山）战役的开展，7月2日，宁波地委根据省委关于“组建象山县工作大队，随大军解放象山，接管象山，发动群众，筹建象山县人民政府”的指示，开始从民运工作团中抽调干部筹建象山县工作大队。在7月8日二地委组织部拟定的41人的《象山县干部配备表》（名单中有5人重复）中，从民运工作团中抽调的就有24人。鉴于贸易公司在恢复发展生产和稳定物价的重要作用和业务开展后面临的人手紧张的情况，除了财经部将接管海关的大部分干部调往贸易公司外，二地委组织部还将后期抵达的南下干部充实到贸易公司中。贸易公司中的南下干部人数由21个增加到59人。这批山东南下干部对于组织分配坚决服从，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们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和水土不服的困难，与22军和当地坚持斗争的干部一起，面对解放初期宁波复杂的形势，共同承担起了建设新宁波的光荣任务。他们通过参与接管城市，建立革命政权，坚决打击匪特和银元贩子，积极征借粮草，支援解放舟山群岛等活动，为宁波全境的解放和社会秩序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朝泽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共党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处级调研员、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