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管旧上海警察机构整顿社会治安秩序（文/贡斯文）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市解放，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公安部副部长粱国斌、李士英，杨帆根据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统一部署，率领公安干部，接管了上海市国民党警察局．6月2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宣告成立，整个接管工作遵照华东局的既定方针，分成接收，管理、改造三大步骤，顺利地完成了接收警察局的任务，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会治安秩序。

周密的准备工作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城市，是旧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解放前，国民党为了维护它的反动统治，在上海建立了军政党团宪警特等庞大的反动机构．上海市警察局下设督察行政（治安）、刑警、政治、保安、总务、消防等七个处和秘书．人事，外事、会计、统计等五个室，以及交通大队、义务警察大队、驻卫警察总队、警察学校、警察医院，并拥有保警一、二总队，机动车大队、骑巡队．飞行堡垒等一支武装警察．总局以下又按行政区划设有30个分局和1个水上分局，其中有员警1.6万余人，局长毛森是个军统特务头目．总局的政治处，是专门侦察、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由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保密局直接控制的一个特务机构．

    鉴于上海的解放和接管在国际、国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华东社会部和市军管会公安部对上海解放后接管反动警察机构和组建人民公安的工作极为重视，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

    第一，转移工作重点，进行组织和材料准备．1948年12月26日，华东社会部及时提出公安工作重点，要求农村逐渐转向城市的方针和加强对江南特务系统调查研究，大量培养公安保卫干部的任务．1949年2月下旬，华东社会部根据中共中央社会部对《京（南京）沪调查提纲》要求，组织力量搜集、整理、编写上海和江南主要城市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组织、官僚资本主义企业、教育金融等机构以及其他有关材料，共编印53册，其中《上海调查资料》30册，及时发给各系统的接管干部参考．同年2月间，华东社会部在济南设立了华东警官学校，招收1300多名青年学员，进行短期的政治业务训练，以备上海和江南其他城市解放时调用．同年3月，华东社会部又从山东解放区各级公安机关抽调了384名股长以上干部送到党校学习，并在华东社会部集中待命，为南下接管准备了一批骨干力量．同月，华东社会部召开了第三野战军军以上保卫部长会议确定部队保卫机关在进入新解放城市后，要积极参加地方接管和公安保卫工作．

    第二，集训干部，进行政策、纪律教育．4月下旬至5月上、中旬，华东社会部部长舒同和副部长梁国斌、胡立教、杨帆率领公安干部684名、华东警校师生800多名，先后从山东，苏北，随华东局和“三野”机关，到达苏南丹阳会合．中央社会部调王范带领20余名干部从北平抵达丹阳．华东社会部将全体接管人员按治安、警察、反特、保卫、秘书、行政，编成6个队，集中学习有关方针政策，进行思想纪律教育，着重领会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提出的“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渐改造”的接管方针和党对新解放城市的各项政策，以及十二条《人城纪律》．同时，还学习济南，沈阳，北平、天津等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5月10日，。三野’司令员陈毅在丹阳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作了人城纪律的报告，要求所有部队和接管人员，象渡江演习那样，把人城纪律当作一件大事来抓，强调指出：“人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一．华东社会部根据《入城纪律》和陈毅讲话精神，结合公安工作特点，制订了《员警十项守则》，要求人城接管干部互相竟勉，互相监督，对知法犯法者，将从严惩处．经过反复学习，为广大接管干部人城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人城纪律，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三，制定接管计划，宣布职责分工。5月20日，经中央批准，在丹阳成立了以陈毅为主任、粟裕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军管会决定设立公安部，由陈赓任部长（后因率军南下未到职），梁国斌、李士英、杨帆任副部长；确定公安部的任务是入城后负责接管国民党在上海的警察、特务、党团组织。华东局还决定，人城后李士英负责治安警察、杨帆负责肃反、王范负责保卫、梁国斌以主持华东社会部工作为主，并协助上海的接管工作．华东社会部和市军管会公安部根据华东局和市军管会接管上海的部署，制定了接管警察局的计划，内定了上海市公安局科以上和各分局的领导干部名单，宣布了对各级警察机关接管小组和接管专员的名单。这样，对上海市警察局等反动机构的接管，从组织、思想、材料等方面完成了必要的准备工作．

    同时，坚持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斗争的中共地下组织，遵照中共上海地下市委布置，为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也作了积极准备。至解放前不久，在警察系统（包括国民党监狱中的看守警察）已有共产党员470余人，建立了地下党委（简称“警委’），下设1个总支．20个支部．地下党组织领导全体党员，利用警察职业作掩护，进行情报策反，营救革命同志，利用敌人矛盾，开展合法斗争，声援工人，学生运动等革命斗争．1949年初，警委遵照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领导和发动党员，及时了解和掌握敌人动向，适时开展政治攻势，从内部动摇国民党反动统治。4月底，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委员苗雁群等收抄解放区电台广播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即“约法八章”）后，油印2000余份，连同对各级警官的警告信，由各支部分散投寄，在警察局引起极大震动，不少警官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有的借故辞职，有的离职逃跑．打入市警察局调查科的共产党员杨俊臣、董行健等五位同志，利用敌人内部混乱之机，将各分局特务报来的准备搜捕我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名单与行动计划，及时报告地下党组织，使得一些革命组织免受敌人的破坏。警委根据地下市委的指示，充分估计毛森一伙在溃逃前的疯狂破坏行径，作了应付的思想准备，对地下党员普遍进行形势教育、气节教育和组织纪律教育。同时，布置党员在警察中秘密开展“互保立功”活动，团结倾向于我党的警察，争取中间分子，互相保证不能做危害人民利益的事，不毁坏物资档案，不转移枪支弹药，为解放上海立功。5月25日，解放军攻入苏州河以南地区时，各支部又纷纷成立了“保管委员会”，从而完整地保护了警察总局和各分局的枪弹、档案和物资．

    中共中央社会部在上海的情报部门，对国民党警察局内部也作了十分出色的情报、策反工作．1948年底，中央社会部在沪情报部门负责人吴克坚布置情报干部肖大成，成功地争取了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员警消费合作社主任陆大公为我工作。接着，吴克坚又特派林亨元、翁正心策反了国民党上海监狱典狱长王慕曾。5月24日，当提篮桥监狱所在地还未解放，仍处于国民党统治的严峻时刻，在王慕曾的默认下，监狱地下党支部果敢地领导党员和积极分子，夺取监狱钥匙和武器，控制了整座监狱，坚持了三天三夜，到5月27日，终于迎来了人民解放军，使被关押在狱中的50多名革命同志安全脱险．5月27日，肖大成和另一情报干部戴宗义一起，还及时策反警察局警备科副科长喻飞，率领机动车大队300多名武装警察起义．

    上海警察系统地下党和驻沪情报机关卓有成效的积极配合，对入城后顺利接管国民党警察机构，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顺利地进行接管

    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前锋已逼近上海市区．当天上午，警察局局长毛森匆匆召开分局长、科长以上警官的“应变会议”，宣布任命陆大公为副局长，代理局长，下令烧毁档案文件．晚上7时许，毛森下了军统特务、保卫处长黄炳炎向将关在总局拘留所内的共产党员沈鼎发和国民党准备起义投诚人员聂闻远等9人枪杀命令之后，随即带了一批亲信，仓惶逃跑。毛森逃跑后，陆大公在我地下情报干部肖大成的指挥下，命令各分局立即悬挂白旗向解放军投降，并宣布提早戒严。25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顺利地占领了警察总局和有关分局。

    5月25日至27日，梁国斌．李士英、杨帆先后率领公安干部从丹阳到达上海．李士英在抵沪的翌日即与警委书记邵健接上关系，听取汇报，了解情况．当晚，接管干部和警委委员，各支部书记在市军管会公安部的驻地上海交通大学胜利会师，共商接管步骤．27日，在地下党员引领下，部分接管干部分别到总局和分局熟悉地形了解情况．28日，梁国斌，李士英、杨帆和各分局的接管专员，分头率领接管干部进驻警察总局和各分局，召开员警大会，宣读市军管会接管命令，重申《约法八章》，阐明党的政策，责令旧警人员各按职守，服从军管会和人民政府的命令，保护好枪弹、器材和档案，进行清点，准备移交．与此同时，市军管会公安部按既定部署，派出接管专员，分头接管在沪的国民党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三青团的市、区组织．

    6月2日，市军管会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由李士英任局长，杨帆任副局长，并立即废除警察局的原有建制．市公安局设立秘书、人事、行政、社会、刑警．消防、供给7个处和1所警务学校，31个警察分局相应改为公安分局。6月10日，市公安局发布人事任免命令，宣布解除留用的原警察局的股长以上人员的职务。我人民政府公安局共接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和各分局员警14，308人（占原有员警总数的88.8%），六0炮18门、重机枪46挺、轻机枪221挺、炮弹120枚、手榴弹4，876枚、枪弹827，802发、装甲车29辆、战车4辆．大小机动车277辆、各种水上警用船艇23艘，以及大批物资器材．共接收档案111，224卷，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了原有档案．整个接收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顺利地、完整地完成了摧毁国民党专政的重要机器———上海市警察局，建立人民公安机关的历史任务。

    做好对旧警人员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顺利地做好接管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接管之日起，遵照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旧警人员“一面拿过来，一面工作”的指示，我接管人员严格贯彻《约法八章》，责令旧警人员在各自原来工作岗位上各按职守，在军代表的指挥下维护社会治安．市公安局成立后，解除旧警官的职务，但仍对他们量才录用，安排适当工作．当时，在一部分留用员警中存在种种疑虑：害怕追究罪行，担心不受信任，怕被开除，生活无着等等．少数人则仍持对立、甚至反动立场，阴谋反抗．针对这种情况，市公安局于6月7日召开员警大会，陈毅市长亲自到会讲话。陈市长在讲话中，希望留用员警认清形势，安心工作，并以共产党的接管干部和国民党在日本投降后的“接收大员”作对比，说明共产党人大公无私，严格按照政策办事。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只要大家转变立场，拥护人民政府的领导，努力为人民服务，政府将根据表现，一面录用，一面教育，有功者奖，犯罪者罚，决不让一个有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的机会。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从事潜伏破坏的人，定当惩罚，他最后号召旧警人员反省自己，转变立场，努力学习，为人民服务，争取立功。陈毅市长的讲话在大多数留用员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表示心悦诚服．与此同时，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到留用员警中，反复宣传党的政策，不断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各单位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把留用员警和接管干部合编成学习小组，共同学习政治形势和政策纪律，并开展“警察人民与人民警察”、“怎样做一个人民警察”的讨论。在生活上，对留用员警同样给予照顾：在执行纪律上，对留用员警和南下干部一视同仁。李士英在局务会议上指出：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公安局的干部员警，是视工作好坏为准则，是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而不以新旧人员之分。7月1日，北站分局留用警察黄伟生，在执勤中被拒捕的盗匪开枪击中而殉职。市公安局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士英，杨帆以及许多处长、分局长和驻军首长都到会悼念，并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对他的家属从优抚恤。这些都在留用员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深切体会共产党言行一致，确实严格按《约法八章》办事．同时，也注意抓紧对留用员警进行考查甄别，做到心中有数。1949年7月，遵照华东局《关于机关部队的整编节约方案>>'首先对1，014名巡官、股长以上的警官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员警，进行集训审查，组织他们学习形势和党的政策，发动他们控诉国民党警察的罪恶，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号召他们主动交代和揭发问题，并结合内查外调，对留用员警进行了初步的清理。经过半年的审查，对400余人作了清洗处理（其中有部分人自动辞职），其余的人重新分配了工作。

迅速稳定社会治安秩序

    经过战火硝烟回到人民手中的上海城乡，战争遗迹到处可见，大街小巷垃圾成堆：因战争积下待外运落葬的棺柩达10万余具。国民党军队溃散时留下的数以万计的散兵游勇，作恶滋事：潜伏特务乘机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破坏捣乱：盗匪分子趁机行动，案件增多：不法商人哄抬物价，扰乱金融。市容破败，交通阻塞，秩序十分混乱，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定．公安机关面对国民党留下的这个烂摊子，遵照市委和市军管会“肃清残余敌人，建立革命秩序，保护人民自由，恢复生产”的指示，在接收国民党警察机构的同时，依靠驻军的配合和人民群众的支持，集中力量，分别不同情况，采取各种措施，迅速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

    一、消除战争遗迹，整顿市容交通。上海解放后，面临着许多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清除战争遗迹，疏通交通干线。根据市军管会统一部署，公安机关会同驻军，动员全市人民很快拆除了碉堡工事，收缴国民党军队败退时丢弃的枪弹、车辆等军事物资，清除垃圾、迅速疏通了苏州河南北的交通。接着市公安局公布《公共卫生管理规则》全市公安机关配合卫生部门，动员百万市民清扫和整顿市容，清除垃圾3.8万余吨，使全市坏境卫生有了明显改善。针对交通运输工人由于长期受警察欺压，对解放后留在岗位上的旧警察有对立情绪，不听指挥，引起车辆交通混乱，苏州河水上交通频频出现船只严重堵塞水道等现象，公安机关除请警卫部队战士配合交通警察指挥交通外，颁布了《上海交通管理暂行办法》、《苏州河交通规则》，分别制定了车船行驶、停靠和违章处罚的规定，依法治理交通，使车船堵道现象大大减少，交通秩序有了显著改进。影响市容交通另一个问题是数以万计的失业工人和外地城乡流人上海的难民，不少人以摆摊营业为生，侵占交通要道，既影响市容，又妨碍交通．市公安局于6月下旬公布了《管理摊贩暂行规划>，对摊贩进行登记后，对部分摊贩劝导回乡生产或转业外，其余都发给执照，指定设摊地点，并把摊贩组织起来，民主选举代表和小组长，发动联系人遵照政府规定，加强管理，做好设摊点的环境卫生工作。不久摊贩从15万多个减少到8.4万个，对积下的十万多具尸体棺柩，公安机关加速审发运柩证，运出上海埋葬，以维护市区卫生。

    二、收容散兵游勇，对在乡军人进行登记。国民党军队留下的散兵游勇，解放后，分散在社会各个角落，他们成群结伙，作恶滋事，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宁．为了清除这些战争遗留下来的祸害，市军管会迅速成立了由警备部队、公安局、民政局等单位联合组成的治安委员会和军警民联合办事处，各区也建立相应的机构，统一指挥收容散兵游勇，并协调处理市、区的治安工作．随后，淞沪警备司令发布命令，责令散兵游勇限期到指定地点报到，听候处理。在解放后的头10天中，由驻军和公安机关收容了散兵游勇万余名。至6月29日，又先后收容8，477名，其中有中将1名，少将10名，上校17名，还缴获了一批枪枝弹药．6月23日，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蒋匪在乡军人登记管理办法》'规定在社会上的原国民党军队中的退役军人，必须在7月10日前到公安机关登记，拒不登记者，将予严惩．先后有2，827人前来登记，其中将级军官83人，并交出了一批枪支弹药。对于收容的散兵游勇和确无生活来源的在乡军人，公安机关会同民政部门进行了遣送安置。

    三、加强侦察工作，肃清特务分子．解放前夕，国民党在上海的各种特务组织共有84个处、站、组，特务分子约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骨干分子1，600余人．这些特务组织在上海临近解放时，都分别作了“应变”和潜伏部署．同时，从杭州，南京和北方的一些城市还逃来了一批特务、反革命分子，使上海的敌情更为复杂。解放以后，这些特务、反革命分子趁社会秩序还没有安定之机，纷纷蠢动，刺探我军政情报；制造谣言，蛊惑人心：甚至阴谋暗害我党、政、军负责干部等各种阴谋破坏活动．华东局根据上海的敌情，决定采取先打击有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严格执行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6月2日，市军管会颁布《解散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党、社会民主党等反动组织》、《解散伪国民政府内政部调查局、伪国民政府国防部保密局、伪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特务组织》和《收缴非法武器、电台的办法》三项布告以后，公安机关与兄弟地区和驻军密切配合，积极开展侦察工作。从6月中旬开始的半个月内，集中破获了一批特务潜伏电台案件，一举侦破了国民党保密局精心布置的代号为“沪特小组”的7个潜伏电台，逮捕特务分子21名，缴获美式收发报机7部，密码本五套。接着，又破获了国民党国防部二厅上海直属组台、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工运委员会潜伏组台，以及配合兄弟地区破获了在苏州、无锡、田家庵、明光，淮阴等地的特务潜伏电台8起，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特务的情报联络活动．不久，特务机关又加紧从台湾、舟山等敌占岛屿向上海派遣特务，进行袭扰活动，制造恐怖事件，公安机关与警备部队紧密配合，加强内线侦察，严密防范，坚决打击，先后破获武装特务案59起，捕获特务分子500人．“保密局上海直属小组”上校组长刘金德在逃往台湾接受专门训练后，于11月2日带领一个行动组潜入上海，阴谋暗害陈毅市长等我党政军高级领导人。市公安局获得情报后，经过周密侦察，于11月9日，就将刘金德等8名行动特务一网打尽。接着，又破获企图策应刘金德行动的9名派遣特务。从上海解放之日到1949年底的7个月中，上海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特务案件417起，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缴获电台109部、枪枝200支，沉重打击了敌特机关的破坏活动。

    四、严厉打击盗匪活动，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从监狱、看守所释放了数以千计的惯盗惯匪和其他刑事犯罪分子，企图散在社会上制造混乱．上海解放初，盗匪分子十分猖獗，有的在光天化日之下，持枪抢劫；有的在水域杀人越货：有的冒充我军警人员，侵入民宅，抢劫财物。1949年6月，全市发生持枪抢劫案190起，比解放前夕发案最高的1949年3月还多41起。6月3日深夜，惯盗王金荣等5人持枪闯入德国侨民、上海煤气公司督察员希尔家，将希尔捆绑后投入井中溺死，轮奸其妻，金银财物被抢劫一空．针对这种情况，公安机关把打击盗匪列入公安工作的首要任务，协同驻军大力围剿武装股匪．同时，在接到群众报警时，迅速出动干警到现场捕捉或守候伏击。对于持枪拒捕的盗匪分子当场予以击毙，显示人民公安机关坚决镇压盗匪的决心和威力．与此同时，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受奖”的政策，采取“以盗反盗”、“以案破案”的斗争策略，坚决镇压盗匪头子，争取利用罪行较轻有悔改表现的盗匪分子，给予立功自赎的机会，取得了良好效果．二批惯盗惯匪，纷纷落网。例如，曾18次在内河客轮和陆上持枪抢劫的33名股匪，于9月28日为我一网打尽，缴获手枪8支及弹药一批．在上海解放后的头7个月中，全市共发生强盗案737件，破获655件，破获率90.23%，捕获盗匪分子1，667名，缴获轻机枪、冲锋枪、步枪、手枪543（挺）支，手榴弹20枚，子弹6，350发．到1949年12月底，盗匪抢劫案已降到56起，比6月份减少240%，社会秩序日趋安定。

    五、坚决取缔金融投机，严厉查处伪造人民币案件。上海解放以后，一度歇业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重新复业，证券大楼内的各个证券商号纷纷从事金银、美钞的倒买倒卖活动，成为全市投机活动的中枢。数以万计的“银牛”（即非法买卖银元的贩子）在闹市区公开买卖银元，使金银、美元的价格在10天内猛涨了3倍。这些活动促使各种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在流通市场中，还不断发现伪造的人民币，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和人民币的信誉．公安机关贯彻执行华东局、华东军区、市军管会有关稳定市场、管理金融和打击投机奸商的破坏活动的各项方针、政策、措施，特别是当华东局、市委、市政府、市军管会联席会议决定对证券交易所采取断然取缔措施后，公安机关立即全力以赴，投入这场斗争。6月10日上午10时，市公安局局长李士英、华东警卫旅副旅长刘德胜率领200多名公安干警和警卫旅1个营的部队配合市军管会金融处，包围证券大楼，控制证券交易所活动场地和进出通道，对场内人员逐个登记审查，逮捕了238名投机奸商，封闭了这个黑市金融投机的指挥中心。接着，公安机关又在全市开展取缔“银牛”的非法活动，很快刹住了银元在市场上自由流通的状况，维护了人民币的信誉和权威。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对伪造人民币案，认真开展侦察工作，发现伪币，跟踪追击，及时侦破．至1949年底，共破获伪造人民币案20余起，其中突出的如国民党华中剿总上校参谋特工组长黄浩、少校副官艾中孚勾结印刷厂伪造人民币1.8亿余万元（老人民币）的特大案件。

    六、加强治安行政管理，整治社会治安。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到解放时，尚有许多妓院、舞厅以及酒吧间、游乐场、影剧院、饭店旅馆等特种行业在继续营业。同时淫书淫画充斥街头。游民乞丐到处流浪，露宿街头，有的偷窃扒拿，有的强讨恶化，这些问题都严重毒化社会的风气和安宁。市公安局针对这些情况，区别轻重缓急，及时颁布了有关特种行业管理、消防工作、户口登记、外侨管理以及卫生、犬类管理等规则、规定、通告、布告等行政法规20余件，对印售淫书淫画等非法活动，明令宣布取缔。如6月27日，市公安局宣布取缔中外文淫秽书画106种，查获没收淫书淫画9.3万余本（张），将一批印制商和发行人移送人民法院惩处。接着又在全市查禁和取缔买卖淫具、春药等非法活动。对妓院妓女，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只能采取逐步消除到彻底铲除的步骤．6月28日向妓院发出《管理妓女妓院暂行规则》，规定妓女妓院均须重新登记．妓女只准转业，不准扩大，妓院只准停业，不准新开，到1951年在全市全面取缔妓院，彻底铲除了娼妓制度。对旅馆规定业主对住宿者必须登记，旅客登记表送公安局备查，对反革命和刑事犯罪分子知情不报追究业主责任．对数以万计的游民乞丐，会同民政局根据华东局《关于上海市疏散难民回乡生产的指示》，深入宣传教育，动员他们回乡生产，对既不愿回乡，又无生活出路者，采取强制收容，安置劳动，至年底，全市共收容安置游民乞丐1.1万人。对典当、旧货业和公共娱乐场所也分别颁布法规，责成业主必须遵守国家法律，合法经营，公安机关经常上门突击检查，发现违法事件及时处理制止．从而使上海社会秩序得到了初步整治，并取得显著成效。

    通过上述一系列工作，上海的社会秩序逐步趋于正常，旧上海遗留下来的腐朽混乱现象有了明显改观，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新秩序，为以后全面改造旧上海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