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的人员组成（来源/团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以下简称西南服务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以下简称二野）按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准备向西南进军的战略部署和有关布置，于1949年6月组建起来的一支为解放、接管和建设西南服务的干部部队。

这支以6000多名老区来的干部为骨干，以南京、上海、苏南、皖南、北平等地招收的11000多名大、中学生和青年职工为主体的干部部队，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隶属于二野建制。全团17000多人，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以红军长征为榜样，排除万难，英勇奋斗，遵照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把胜利的红旗插遍祖国的西南大地。他们经历了组建、集训、进军、接管等战斗历程，配合野战部队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临时首都”重庆市和川东、川南（当时四川分为重庆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云南、贵州五省、市、区（川西、川北行政区和西康省由贺龙同志率领第十八兵团和晋绥分局组建的西南工作团接管），做到野战部队打到那里，他们就接管到那里；野战部队解放一座县城，他们就接管一座县城，为西南五省、市、区的解放和人民政权的建立作出了历史的贡献。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西南服务团的一些同志，又随同18军进军西藏，参加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斗争。接管、土改等工作结束后，西南服务团的同志赓即投入到建设新西南的各条战线，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四十多年来，他们在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与西南人民建立了血肉联系，实现了党提出的外来干部地方化，扎根西南，建设西南的要求。

一、1949年上海南京等地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

6月中旬，西南服务团总部在南京成立。经二野前委确定，由宋任穷任总团部主任(即总团长)；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任总团部副主任(即副总团长)；段君毅、刘岱峰(二野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负责后勤供应；马继孔(南京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刘仰娇负责秘书联络工作；陆凤翔负责政策研究，编辑有关西南地区的资料介绍。为了便于同二野各兵团协调联系，各兵团派有干部参加总团部工作，三兵团为沈钦尧、胡君策，四兵团为赵有守、张宇磐、王庚星，五兵团为冯国治。

总团部制订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简章》，简章规定西南服务团的宗旨是:“为解放西南各省人民，协助军队前进，开展西南新区工作，接管西南所有城市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机构和铁路、矿山等国营企业。再进一步为建设大西南服务。”参加人员的资格是，“凡立志为人民解放事业服务，决心到西南去参加人民的接管工作与建设工作的学生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年龄在18岁以上40岁以下，具有中等以上学份的文化水平或同等学历，体格强壮，无传染疾病及不良嗜好者均可参加。”简章规定报名时“须持有所在学校的学生会、工厂的职工会、机关或团体的介绍信或证明文件，并填写履历表一份。”“凡审查合格的团员，均须集中学习三个月至四个月，学习内容为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各城市接管经验等，技术人员及专家另组研究会学习。”这个简章先后在南京《新华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公布。

根据华东局的安排，进驻上海的华支负责人曹获秋、魏思文(华支政治部主任)、王永福(华支政治部副主任兼苏南前方办事处主任)、张庆林(华支苏南前方办事处副主任)于6月初即在上海筹备组建上海西南服务团，并积极准备招收团员。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召开全市干部会议，在会上作了关于支援二野解放大西南的动员报告。接着，上海市委青委书记李昌召开了各校地下党负责人会议(当时地下党组织还未公开)，布置了抽调学校中的地下党员和动员招收育年学生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工作。6月12日上海西南服务团(后定名为西南服务团一团)团部开始办公，由曹获秋兼团长，张庆林(后魏思文)任副团长。6月16日上海市学联召开各大、中学校学生组织的代表会议，到会的有各大、中学校297个单位的代表1000多人。宋任穷从南京前往参加，并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在讲述了已经取得的伟大胜利后说:“我们的任务还未完成，我们要到闽广、西南及西北去，彻底消灭蒋匪帮，取得全国范围的彻底胜利。”他号召同学们要积极报名南征(当时对去福建的华东军区南下服务团和西南服务团一起统称南征)，配合解放军去解放华南(主要指福建)、西南八干万人民。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刘长胜也布置要求动员上海青年职工参加西南服务团。

经动员，很快掀起了知识青年参军南征的热潮。16日，上海市学联开会动员后不到三天，大夏、复旦、光华、同济、暨南，以及上海法学院等大学和华东模范、省吾、储能、建承、中正、复兴、南洋模范等中学就有上千人应征。不到半月，报名人数大大超过了招收名额。如复旦大学报名200多人，被批准116人；暨南大学报名100多人，被批准65人。大夏大学申请报名的竟超过被批准的三倍以上。华东模范中学(包括合并的复夏中学)的学生几乎全部报了多。更感人的是一些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如蔡明璇、顾天铭、胡穆、廖宜生、邱炜等，有的已被判处死刑，因上海解放迅速，国民党反动派来不及执行，他们刚被解放军从牢中救出，就立即报名参加了西南服务团。

各行各业的青年职工，同样出现了参军南征的热潮。他们毅然放弃了在旧上海好不容易谋得的职业和固定的薪金收入，自愿过供给制生活，离开大城市到祖国的边睡西南去工作。报名人数超过700人，录取名单575人，实到504人，组成了西南服务团职工大队。

6月21日，上海市学联在天蟾舞台，召开有300多所学校8800多名学生参加的动员大会。三野副司令员、上海市军管会副主任粟裕到会讲话，他说:“中国革命历史是与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历史分不开的。广大新区有许多工作亟待开展，要靠我们广大青年知识分子配合解放军共同承担起来。”他号召同学们踊跃参加南征，消灭反动派的最后巢穴。复旦大学教授章靳以、敬业中学教师周覃藻、家长代表陈子廉等先后讲话，鼓励同学们踊跃参军南征。复旦大学南下同学代表在会上表示，“一定要把胜利的红旗插到西南去”，“全国未解放，决不回来见大家”等誓言和决心。

 6月23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上海市军管会文艺处招收文艺战士去新解放区工作的消息，赓即有不少热爱文艺工作的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其中，有在党的领导下，长期从事革命文艺工作的，更多的是热爱文艺工作的青年学生。经过考试，于7月7日在《解放日报》公布了179人的录取名单，实到120余人，并由西南服务团总团部派李联峰、李庆升两位同志来带领这支队伍到南京。该队定名为“西南服务团文艺大队”。副大队长田晓东，教导员李庆升，副教导员冯旭。下设文艺、戏剧、音乐、美术四个专业队，这支队伍从报到集中起，就十分活跃。在南京集训，一直到行军路上，他们都是边学习、边行军、边创作、边演出。如陈岚指挥的《淮海战役组曲》，田广才编剧、宋清涛执导的《同志，别掉队》，宣传军民鱼水关系的《买卖公平》和四川金钱板《建设新四川》等剧目受到全团同志和行军途中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6月29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布了录取的4906名知识青年的名单，这些青年分别来自上海市30多所大专院校和60多所中学、10多所补习学校。其中首批志愿参加西南服务团的为2151人(其余2755人系去福建的南下服务团的)。6月30日起，先后到西南服务团团部驻地上海大夏大学(今华东师范大学)报到集中。

第一批录取的人员报到以后，仍有不少人要求参加。于是上海西南服务团负责人于7月4日发表谈话，决定继续招收团员。

7月6日，上海学联和上海西南服务团联合举行欢送欢迎大会。大会由上海学联主席张渝民致欢送词，上海西南服务团副团长张庆林致欢迎词，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冯定、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长曹获秋先后讲了话。大夏大学同学朱宝泉代表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学致答词。

7月24日晚，上海西南服务团招收的第一批四个大队的2600余人，乘坐火车，冒着强台风袭来的狂风暴雨，离开上海到南京集中。

 8月以后，上海市又陆续招收了700多名青年学生，连同已组建的职工大队，共1200余人，组成了西南服务团(直属)第三支队，由张文通、许凤翔带到南京。到南京后，由李晨任支队长，许凤翔任政委。辖三个大队:第一大队由上海职工大队组成，大队长马长合，政委阮中。第二大队由职工和学生组成，大队长李辛夫，政委王瑞峰，副政委张志。第三大队由学生组成，政委陈豪甫。

9月份，上海市领导同志到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向第一期毕业学员作报告，动员他们进军西南。有720人被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9月24日，由华东革大三部主任邓止戈率领这批学员从上海到南京后，根据二野副政委张际春(宋任穷确定去云南后，西南服务团的工作由张际春主持)的指示，与二野军官教导团和原三支队的部分同志一起组成西南服务团(直属)第四支队。支队长由教导团团长兼政委屈兴栋担任，政委邓止戈，副政委吴星峰。辖四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杨林山，政委王耀祖，副政委刘跨东；二大队大队长王正福，政委张健平，副大队长尹孤萍，副政委汪慈音；三大队大队长陆士元，政委刘东平，副大队长张志忠；四大队大队长张茂林，副大队长马长合，政委阮中，副政委张伯峰，全支队共1429人。

到9月底，上海市共招收青年学生、职工和文艺工作者4800多人(包括9月中旬招收的200多人，他们到南京后，因西南服务团即将出发，就委托二野军大代训)。

南京市西南服务团(即二团)招收团员的工作也是从6月中旬开始的。先由彭涛召集南京区学联党组的同志开会，在党内和学联干部中作了布置。6月25日，南京《新华日报》发表了“把胜利的大旗插到西南去，本市军管会正积极筹备成立西南服务团，欢迎教授学生技术人员参加，学联号召大中同学踊跃报名"的消息，并配发《踊跃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短评。

当晚，中共南京市委组织部召开全市文教部门的党员大会，要求党员作好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思想准备，并积极动员同学参加。

6月26日，南京区学联召开了37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会议，到会代表250多人，由南京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徐平羽讲话，动员同学参加西南服务团。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代表董俊松、邱鼎泽带头在会上表态。会议结束时，大会主席舒泽湖带领全体代表举手宣哲:“一定要把胜利红旗插到西南去。" 27日，南京区学联发出了《迎接光荣任务，向大西南进军》的号召书，接着，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政治大学、建国法商学院、东方语专、剧专等大专院校，在党组织和学生会的推动下，采取各种形式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中央大学学生自治会应变会主席、南京“四、一”示威游行的总指挥董俊松等14人首先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并向该校全体同学提出挑战。

6月30日，南京区学联在原国民大会堂举行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动员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戏剧专科学校、市立一、二、三中等30余所大、中学校的3000多人。大会主席、南京区学联副主席舒泽湖说明开会的意义后，宋任穷代表总团部在热烈的掌声中讲话。他号召“全市大、中学校的同学、教授、工程师、专家们，以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精神，行动起来，参加西南服务团。”接着指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是:“第一，协同军队执行战争勤务，宜传、教育、动员群众支援解放军;第二，参加各项接管工作，建立人民政权;第三，帮助新解放区军政当局肃清反动的残余势力;第四，废除旧的反动制度，建设新的民主制度。”中央大学教授梁希，南京军管会文教会副主任王明远，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教授代表宋广祥，工程师代表陈炽，金陵大学同学代表邱鼎泽，中央大学同学代表董俊松等相继讲话。川康滇黔四省代表赵之龚向大会献词。南京区学联向去西南的同志敬献了《一心一意为西南人民服务》的锦旗。最后，大会在“到西南去”的歌声中闭幕。

动员大会后，南京市各大、中学校立即掀起了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热潮。中央大学一些西南籍的同学，专门成立了“川康滇黔四省同学联合会”，出版“西南特刊”，介绍西南情况，号召西南四省籍的同学踊跃参加西南服务团，打回西南去。从6月28日开始，南京区学联在中央大学设立了报名处，接受各校同学报名。到报名处打听消息、询问西南服务团情况的人络绎不绝，每天有300多人报名。几天之内，中央大学报名的学生已达280多人。金陵大学已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学，还组成“西南服务队”，进行学习，随时准备应召入伍。

到7月14日，南京市报名要求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已达2000多人。当天的《新华日报》公布了经审查合格的第一批733人的名单。以后，《新华日报》连续发表南京西南服务团团长彭涛签署的通告，又公布了两批录取名单，总共录取1462人。这批人员于7月16日至18日陆续到中央大学附中报到入伍。

在招收青年学生的同时，南京市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也发出通告，号召工程师、专家、技术工人献身革命，参加西南服务团。中共南京市委工区党委书记彭涛到南京工人政治学校动员工人学员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到7月中旬，全校已有200多工人学员报名，并组成了“西南服务队”，随时准备应招入伍。与此同时，到市总工会筹委会和各单位报名要求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工程师、技术人员和青年职工也有数百人。经审查批准，录取工程技术人员160人，录取工人306人。录取的工人名单于7月25日在《新华日报》公布。

7月23日，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南京区学联等团体和西南服务团在原国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欢送、欢迎西南服务团成员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各校代表3000多人。南京市总工会筹委会主任高骏宣布大会开幕，工人代表陆少华，南京区学联代表、南京区学联主席朱成学分别致欢送词。南京西南服务团团长彭涛致欢迎词。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西南服务团总团团长宋任穷到会讲了话。工人代表陈企高代表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向南京市人民保证，“我们一定能够完成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为人民服务到底”。在军乐声和热烈的掌声中，南京市总工会、南京区学联向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献旗、献纪念章。

另外，在南京参加西南服务团的还有南京公安学校的干部、学员412人，南京新闻训练班学员100多人，以及南京邮电学校学员等。总计南京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共3000多人。

在上海、南京招收西南服务团人员的同时，在苏南和皖南地区也分别开始了招收工作。苏南地区于7月初，由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苏南行署主任、苏南军区司令员、无锡市军管会主任管文蔚，遵照华东局的部署，着手组建苏南区西南服务团，并在苏南公学(原华中大学)干部中传达了苏南区党委要求学校动员1000名学员参加西南服务团的指示。7月15日，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苏南行署副主任刘季平、苏南公学校长董希白向学员作了动员。两天内，就有1700多名学员争先报名，首批批准录取750人。7月20日，《苏南日报》刊登启事，向社会公开招收西南服务团团员。7月26日，以苏南公学批准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学员为基础，并从苏州地委干校和各地团干校，以及社会上招收的300余人组成了西南服务团苏南团。由苏南行署公安局副局长、无锡市公安局长、四川籍老红军宋学武任团长，无锡市委组织部长、四川籍老干部熊宇忠任副团长。苏南区党委还承担了抽调干部组成一个地区的接管班子的任务，从苏南行署机关及所属无锡、松江、苏州、常州、镇江等地市抽调了200多名干部组成干部大队，由常州地委副书记兼武进县委书记梁岐山、常州地委宣传部长赵铎等率领，加入了苏南团。苏南团于8月28日至9月1日分批抵达南京后，编为西南服务团一团第四支队。宋学武任支队长，梁岐山任支队政委，熊宇忠任支队副政委，赵铎任政治部主任。下属三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刘岳，教导员王磊；第二大队大队长叶云，教导员叶绳；第三大队大队长贾成，副大队长王猛，教导员王达(未到职)。

8月初，皖南区党委抽调屯溪地委第二书记郝化村等20多人，筹建皖南区西南服务团。接着，皖南区革命干部学校党委分别向第一部(屯溪)、第二部(径县)学员作动员，号召学员到西南去，到艰苦的地方去。许多人踊跃报名，经审查批准350多人，连同从皖南地区抽调的100多名干部，共400多人，于9月中旬，先后到芜湖集中。9月23日，皖南区党委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翌日，他们乘火车抵达南京，即编入云南支队。

当时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安徽大学100多人，安徽公学150余人，华东警校100多人等。

至此，从各地招收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学生，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和文艺工作者，已达10000人左右。

二、华东局抽调解放区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

（一）华东支前司令部3000多名支前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

1948年10月下旬，为加强和统一领导华东的支前工作，全力支援即将进行的淮海战役，中共华东局设立了华东支前委员会。由于鲁中南区地处华东解放战场最前沿，因此中共华东局决定华东支前委员会的干部主要从鲁中南区抽调，鲁中南区党委第一副书记兼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任主任委员，梁竹航任副主任委员，唐少田、白备伍、张雨帆、张劲夫、魏思文等任委员。华东支前委员会从鲁中南、胶东、渤海各地抽调几十万民工，由地、县、区干部带队，以县为单位，组成浩浩荡荡的支前大军，随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京(宁)沪杭战役，有力地支援了人民解放战争。渡江战役后，为支援人民解放军在江南作战，华东支前委员会成立华东支前司令部，傅秋涛任司令员，曹荻秋任副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陈王显任副政委，魏思文任政治部主任，统一领导华东地区前方支前工作。华东支前司令部下设人力部(部长魏思文)、财政部(部长程照轩)、粮食部(部长梁竹航)、煤炭供应部(部长黎培元)、船管部(部长吕镇中)、运输部(部长齐仲华)、人武部(部长齐仲华).交通部(部长梁从学)。为保证人民解放军南渡后的粮食供应及战勤工作，华东支前委员会决定在苏南、浙北、皖南、赣东北分别设立支前办事处，统筹做好随军支前工作.苏南前方办事处由王永福任主任，张庆林任副主任，徐亚云、林松、萧戎为委员、浙江前方办事处由张劲夫任主任，陈筹任副主任，何波、张种玉、张凤五为委员。赣东前方办事处由谢辉任主任，王子谦任副主任，吴智明、汲书田、杨川为委员；皖南前方办事处由林岩任主任，刘君雅任副主任，夏戎、郭焕中、尹迺为委员。傅秋涛、魏思文、王永福、张庆林、张劲夫、陈筹、谢辉、王子谦、汲书田等都是来自鲁中南区的支前带队干部。1949年4月，渡江战役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的部属要求，来自山东的支前民工陆续复员回家，参加带队支前的原华东支前司令部及其所属苏南、皖南、浙江、赣东北四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多名来自山东干部统一集中到上海，成建制转入西南服务团。山东支前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后，被派到各支队、大队、中队担任带队工作，后来主要到达四川地区。

（二）华东局继续为西南服务团抽调干部

在向社会招收知识青年的同时，中共中央华东局除已将华支的3000干部交给二野编入西南服务团外，还从南京、上海、苏南、皖南、赣东北、山东分局为西南服务团抽调大批干部。

南京抽调了干部1692名，其中县团以上224人。分别组建了公安、财经、技术、新闻出版、邮电等专业队伍。

从南京市公安局抽调局长周兴、副局长赵苍璧、刘秉琳(二野保卫部长)，以及参加南京市公安系统接管工作的432名干部，于8月中旬组建起了西南服务团二团二支队公安大队。8月25日，又将华东警校的100多名学员和南京公安学校的干部、学员412人(包括女学员115人)，合并到公安大队。公安大队扩编为西南服务团公安支队(即第六支队)。支队长周兴、刘秉琳，政委赵苍璧，副支队长李俊成(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副主任)，副政委段大明(南京市公安局人事处长)。下辖两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刘国华，政委邓家辉，副大队长焦成，二大队大队长兼政委杨正凡(原南京市公安学校教育处长)。

为了做好即将解放的西南地区的财经工作，二野于6月中旬建立了西南财委，即二野财经办事处，由二野后勤司令部副司令员刘岱峰负责。先由财经办事处的干部科长管学思从上海、南京招收的学员中选拔了学过财经和工业的近百人，组建了财经大队第一中队。又确定由二野军大抽调三个中队(即一团二营)的学员，10月到武汉会合后，正式组成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这个大队由二支队政委霍衣茹(原南京市军管会公用事业部部长)领导，大队长王芝、政委马忠太。与此同时，西南服务团还组建了一个财经大队(即五支队二大队)，成员大多为上海的青年学生，分为财政、税收、粮食、银行和贸易四个中队，共391人。由张种玉任大队长，田景风任政委，程明轩任副大队长。

7月初，由上海和南京的工程技术人员联合组建了西南服务团技术大队，属西南服务团和二野后勤部双重领导，随二野后勤部行动，以便在进军途中修复被敌人破坏的铁路、公路、桥梁，保证部队顺利前进。这个大队由蒲吉五、陈志坚任大队长，王成志任副大队长，刘雅清任政委，宋望平任副政委。这个大队拥有机械、冶金、建筑、水利、农业、地质、电机、铁路、公路、邮电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员120多人。其中有总工程师、教授、厂长，有的是国外留学回来的专家。如曾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重工业处处长的李文采，早年留学德国，专攻钢铁冶炼，曾在德国西门子公司工作过，经陈毅同意把他抽调出来支援二野进军西南。从瑞士学习桥梁隧道刚回国的何云骆回到上海后，立即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被编入技术大队。当时参加技术大队的还有原南京市公路总局局长方兆镐，原国民党联勤总部劳建司总工程师、留学美国的吴时霖，安徽工业专科学校副教授冯如为等知名专家、学者。

西南服务团的新闻专业人员从多方面汇集拢来，组成了到重庆、川南和云南的三支新闻出版队伍。到重庆的新闻队伍，由上海《解放日报》社的雷勃同志负责，按照上海文管会领导人夏衍、范长江、恽逸群等的布置，从《解放日报》社、新华社上海分社、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上海新闻出版局、上海图书业工会等单位共抽调了100多人参加.他们到了南京后，与新华总社南下的部份人员，以及淮海支前分社、《支前快报》的人员汇合，组成了西南服务团新闻出版大队(即一支队三大队)。大队长周布(新华书店)，政委任国听(支前快报社)，副大队长何明生(新华总社)，副政委高维新。到湖南后，与原《晋绥日报》人员廖井丹、常芝青和老重庆新华日报社的人员邵子南、徐君曼、曾岛、羊村、顾页等会合，组成创办重庆《新华日报》的班子。到川南的新闻队伍，由南京《新华日报》抽调副社长陈阵、副总编辑李力众等，同豫皖苏的《雪枫报》、济南的《新民主报》部分同志，以及南京原《中国日报》的部分地下党员等组成，编为川南支队新闻大队一(即四大队)，共220人。大队长李力众，政委陈阵，副大队长丁立。考虑到二野进军西南需要大批新闻工作人员，6月底，宋任穷布置南京《新华日报》社社长石西民，以《新华日报》和新华社南京分社的名义联合举办了新闻训练班，招收了216名具有大学文化、有志于新闻事业的育年知识分子。他们于8月份结业后，除部分留南京工作外，有100多人参加西南服务团，分别编到重庆、川南、云南各新闻专业队伍。

当时编入新闻出版队伍的还有一部分出版发行方面的同志。宋任穷曾多次听取了中央出版委员会派到南京工作的延立祥的汇报，并要他在南京新华书店、印刷厂抽调40多人和上海抽调来的出版发行干部一起，准备到西南办新华书店和出版进步图书。二野后勤司令部司令员段君毅当即拨给他们必需的经费，从上海、南京采购了两卡车样书和纸型，随军运往重庆。随后，新华书店北京总店又派来一批人员，一起编入了新闻出版队伍。

为了作好西南地区邮政、电信事业的接管工作，从南京市军管会交通接管委员会邮电部、华支邮局、三野军邮局、豫皖苏交通总局、江苏省邮政管理局、南京市邮政学校，以及山东南下工作团中抽调了一批人员编入西南服务团，由南京市电信局军代表郭克刚率领的四川邮电队和由二野军邮局长于淳率领的云南邮电队，携带了62箱邮票，供沿途发行。其中有他们临时赶着设计印制出来的《进军图》邮票全套共十一枚。另准备有《西南解放纪念》邮票共四枚，于西南地区解放后的1950年、1月1日发行。

1949年7月初，中央和华东局电示山东分局，抽调1200名干部南下，其中县以上干部200名。虽然山东已多次抽调干部南下，干部较为紧缺，但为了解放全中国，山东分局从大局出发，积极从各地区党委、直属市和省级机关中抽调了大批干部，在山东分局党校学习。后来华东局通知只要老干部，他们就从这些学员中，选拔了340名老干部和西南籍干部10人，共350名干部组成南下干部队，由周贤任大队长、孙振华任政委。9月17日山东分局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24日，他们离开济南南下，于10月5日到达徐州，与途经徐州的西南务团云南支队会合，除部分同志调川南支队、贵州干部队外，大部分同志编为云南支队第六大队。

三、各解放区抽调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

宁沪青年学生队伍、华东局所属干部队伍之外，各解放区积极抽调干部参加西南服务团。

根据毛泽东5月30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电报指示和中央6月11日下达的《中央关于准备三万八千干部的布置》的精神，中央直属机关和华北、东北、华中等解放区立即行动起来，积极为即将解放的七省准备干部。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涉及到解放区干部的又一次大调动。1948年底和1949年初，全国各解放区已经抽调了53000名干部南下，占老区干部总数的六分之一，许多县只保留了四五位，甚至一两位老干部了。这次又要抽调大批干部南下、西进，必将给老区的工作带来很多困难。但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广大干部高昂的革命热情，老区人民包括干部家属的积极支持，使为新区准备干部的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迅速。许多云、贵、川、康籍的老干部，不留恋繁华的城市，主动申请参加进军西南，为解放故乡贡献力量。

二野在组建西南服务团这支干部部队的时候，曾向中央反映，解放和接管西南急需大批新闻、财经等方面的专业干部。在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下决定北平市委机关报《北平解放报》停刊，全部人员到云南去办《云南日报》。北平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到报社动员。该报于7月31日停刊。8月10日，北平新闻界隆重欢送《北平解放报》社南下职工，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北平市委副书记兼《北平解放报》社社长邓拓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张磐石等同志到会讲话。8月11日，全报社一百多人，在副社长兼总编辑袁勃的率领下，离开北平到南京，编入西南服务团。毛主席还应报社同志的请求，为即将创刊的《云南日报》题写了报头。毛主席还和邓小平商定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机关报定名为《新华日报》，由原《晋绥日报》的人员来办，并为《新华日报》题写了报头。为此，中央决定调原《晋绥日报》的老干部廖井丹、常芝青入川，又将老《新华日报》人员邵子南等调回重庆，和华东地区抽调出来的新闻工作人员以及南京新闻训练班一部分学员一起到重庆创办《新华日报》。中央还考虑到昆明广播电台所处边境的重要性，新华总社负责人廖承志亲自布置调济南特别市新华广播电台台长黎韦和邯郸新华广播电台台长李廉士(行军到湖南芷江时，李廉士同志不幸因病去世)，以及中央广播事业局的部分同志一起到云南去办人民广播电台。新华总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人民日报》等中央单位还为即将解放的西南地区抽调了一批新闻干部和报务人员。这些人员到南京后，均编入了西南服务团。

1949年7月13日，中央给华中局电报，令在鄂西北待命的四川干部队(即长江支队)的300多名干部随二野去四川工作。这支队伍是1947年进入战略反攻时，中央决定组建起来回川开展武装斗争的。他们当中，有从重庆、南京、上海撤回延安的原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中共四川省委和重庆《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有在中央机关和陕北、晋绥工作的一些川籍干部。这支队伍由原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于江震任队长，梁华任副队长，程占彪任参谋长，杨超任政治处主任，陈野苹任副主任。他们到达陕南后，因形势发展很快，中央指示他们“暂不入川，工作待命。”部分人员调出了“川干队”。他们接到中央7月13日电报后，立即在鄂西北郧阳进行整训，并招收了陕南地干校、陕南公学的一部分学员和当地的一些知识青年参加，总人数达698人，改名为南下工作团。由于江震任团长，程占彪任副团长，孔勋任参谋长，陈野苹任政治处主任，刘瞻任副主任。他们于10月初到达武汉与西南服务团会合，编为西南服务团川干支队。

为了给二野进军西南调配财经干部，中央组织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和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抽调40多名干部，在北平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西南区行的领导班子，由合作银行总经理邓辰西任经理，山西省分行经理张茂甫任副经理。这支银行队的人员于8月份到北平集中学习。10月15日南下到达汉口与二野后勤部和西南服务团会合，编入西南服务团直属财经大队。同时，为了解决去云南的财经干部的不足，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从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抽调了一批干部。有中共太原市委常委、分管财经工作的副市长吴作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李铁亚和河北省税务局局长翟昌宗，由他们分别带领金融、贸易、财税三个队共265人。其中红军和抗战时期的干部127人，党员181人。开国大典时，适逢银行队中的51人正在北京集中学习，参加观礼。这三支队伍先后在北京集中时，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行长南汉宸、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政务院财委秘书长薛暮桥，财政部副部长王绍鳌等领导同志的热情接待，并讲了去云南应注意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任务。

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也抽调原华北大学团委副书记汪行远等10人，到贵州去开辟青年团的工作。他们离开北平前，团中央副书记兼组织部长蒋南翔、副部长高扬文、宣传部长杨述分别同他们谈了话。

在北平，朱德总司令于7月22日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参加第一期学员毕业典礼时，号召北平青年到西南去，为解放全中国而奋斗。随即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后经审查批准1100多人，于7月27日离开北平,8月4日到达南京编入西南服务团。

当时，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的陈刚知道二野要去解放他的故乡时，他多次向中央要求参加进军西南。中央同意后，他于8月份，到西南服务团报到，编入川南支队。

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华东局抽调千部的同时，其他解放区也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积极抽调干部支援进军西南。

为了安排好云南省的领导班子，毛主席还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同志商量，将吉林省主席、抗日名将、云南白族干部周保中调回云南工作。

中共中央东北局按照中央的部署，积极抽调干部南下。他们当中有中央点名抽调的东北局宣传部第一副部长、四川籍老干部李大章。还有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云南彝族干部张冲，云南籍干部刘林元、潘朔端等。还组建了一支南下干部大队，共400多人，由刘披云任大队长，陈林任副大队长，程子建任政委，曾谋任副政委。其中有由罗家镐率领的财经干部队和由贵州籍老红军伍嘉模率领的贵州干部队，他们到达南京后，均编入了西南服务团。

湖南和平解放后，9月，宋任穷同志到湖南大学向学联干部和学生代表作动员报告，号召青年参加西南服务团，会后由党组织或学联介绍审查批准了200多人，就地待命，等西南服务团途经湖南时正式入伍。

10月初，由华中局书记林彪在武汉召开干部会，号召川、黔、康、滇籍的干部积极报名随二野进军西南。当即有张文澄、王中杰、李止舟、陈伯林和叶兆麒等多人申请回川工作，这些同志先后到湖南与西南服务团会合。

至此，全国各地和华东地区抽调了老区干部共6000多名，大多数到南京，少数到徐州、武汉、长沙等地先后编入西南服务团。

西南服务团的组建过程清楚地说明，其成员主要来自两个部分:一个是来自全国已解放地区的干部，包括部分西南四省籍的老干部;一个是从解放不久的大城市上海、南京和苏南、皖南等地招收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和社会知识青年。这是一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政治素质普遍较好、文化水平普遍较高的革命干部队伍。首先是6000余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中有为夺取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干部，有老红军、老八路、新四军等老同志，有经验丰富的各级领导干部，还有熟悉各种技术和专业的行家。他们是这支队伍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骨干和中坚，也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导师和兄长。他们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强烈的革命责任感，率领万余名知识青年从华东到西南，长途跋涉，克服行军途中各种困难，胜利地到达目的地，去开拓新的革命事业。凝聚在老干部周围的万名知识青年中，许多人是中共地下党员或党的外围组织成员。据上海华东模范中学(包括合并的复夏中学)、省吾中学、上海中学、建承中学、新陆师范、南洋女中等六所学校的不完全统计，在参加西南服务团的130余人中，地下党员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约占百分之八十。职工大队500余人中，有地下党员76人。还有相当部分的知识青年，解放前在地下党的影响下，不同程度地受到过革命启蒙教育，不满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独裁统治，参加过地下党组织领导的各种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如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运动，反对国民党破坏城市，奋起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迎接解放的斗争等，许多人是这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其中有的知识青年，虽然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是他们在地下党和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选择了革命的道路，像所有进步青年一样，真心实意地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愿为建设新中国而献身，义无反顾地投笔从戎，参加西南服务团。年青的战士们，说服了亲人的劝阻，告别了温馨的家庭，在“再见吧，妈妈”的歌声中，迎着朝阳，踏上征途.他们在集中学习期间和行军途中，得到老区来的工农干部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帮助，在互帮互学中结成了亲密的革命友谊，有力地促进了知识青年坚定地走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道路。（未校对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