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服务团的集训与整编（来源/团史）

    各地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就地进行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先后汇集于总团所在地南京，开始了紧张的政治、军事、政策等学习和训练。

一、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7月28日晚，在原国民党行政院草坪举行了西南服务团第一支队开学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大会。参加的有南京区学联和南京市妇联、青年团、工会的代表和西南服务团的成员4000多人。彭涛首先报告了学习计划，接着，刘伯承讲了话。他分析了国际形势和京沪杭胜利后的国内形势后，指出：“目前，最主要的任务是要彻底肃清残余敌人，把革命进行到底；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就是去解放西南7000万人民，去建设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把农业的西南变成工业的西南。并要求大家作好三点准备；第一是树立艰苦奋斗的决心，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第二要学习城乡各种政策，以便到西南去工作。第三是整装待发。”

    从7月下旬至9月底，全团学习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当前的形势和任务，新区政策方针和接管经验，以及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重点是抓住世界观的改造这个根本，帮助大家树立革命人生观，立志献身人民的解放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学习一开始，各支队、大队首先安排大家学习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和《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社会发展史》等重要著作。

    为了帮助大家较系统地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许多首长亲自给大家上大课作报告，讲国际国内形势，党的基本知识，世晃观的改造，社会发展的规律，革命的传统，党中央的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中央关于新区的政策，各地的接管经验和有关的专业知识等，同时还针对学员们在学习中反映出来的模糊认识和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解释，把大家的立场、观点、思想感情引导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当时，先后给西南服务团成员作报告的有；曹获秋讲《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彭涛讲《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宋任穷讲《学习（<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区基本政策》，粟裕讲《关于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邓小平讲《学习<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论老实》，张际春讲《中国共产党党史》、张霖之讲《切实抓好新区的财经工作》等。另外给大家讲课的还有李达、张子意、余秋里、段君毅、万里、李大章、马继孔、周兴、冯定、刘岱峰、贝仲选、石西民等同志。

    各个专业支队、大队还结合本身的业务进行政策业务学习。如职工大队在上海集训时，请刘长胜讲《关于在新解放区组织工会和解决劳资问题》的报告；刘秉琳给公安支队讲《公安政策》；财经大队请随军到西南的民主人士胡子昂和温嗣芳教授介绍西南地区的财政、金融情况等。

    每一次报告，同志们认真地听，详细地记，然后分单位进行认真讨论。大家联系实际，敞开思想，积极发言，热烈争论，互相启发，提高认识。每学完一单元，都要进行小结，叙体会，谈收获，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等自我教育的方式，达到自觉改造世界观，求得共同进步的目的。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大部分是刚参加革命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革命热情很高，学习革命知识如饥似渴，虽然学习时间不长，但收获特别大，进步特别显著。时隔40多年，许多同志回忆当年所受的教育仍牢记不忘。普遍认为，这为自己确定人生的正确座标，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后来许多同志不管经受多大的政治风浪，个人经历如何曲折坎坷，始终没有迷航，这不能不归功于在西南服务团期间所受的政治思想教育。

    归纳起来，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当时受到的革命教育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了解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坚定不移地跟着共产党走

    当年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知识分子和职工虽然普遍政治素质较好，文化水平较高，革命热情高涨，但毕竟没有经过系统的政治思想教育和艰苦环境的锻炼。要帮助他们改造世界观，首先要让他们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和了解中国共产党，真心实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跟着共产党走，这是改造思想的第一步，也是先决条件。

    首先，学习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结合首长的辅导报告，认识到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进行了许多次反帝反封建英勇斗争的失败原因，就在于没有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和革命的领导核心，只有在由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才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的历史证明，除了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这一革命的历史使命。中国人民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而使大家进一步从理论上提高了认识，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走，为夺取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新中国而奋斗。

    邓小平在以《论老实》为题所作的报告中，具体而深刻地分析了青年知识分子在接受党的领导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把大家从理性认识引导到实际的行动中去。他在谈到党和青年的关系时说：中国革命历史的发展说明，中国共产党对青年是十分重视的。中国青年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获得解放。我们党向来是谦虚谨慎的，但在领导权的问题上不能谦让。革命的领导权是不能让的，这是一个革命的政党对革命、对人民负责的态度。中国青年应当维护党的领导，真心诚意地接受党的领导，树立坚决跟党走的观念，这是青年的责任，也是辨别一个青年是否真正革命的分界线。邓小平还分析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青年，容易把接受别人的领导看成是一种“耻辱”，这种情况需要改变过来，要认识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正确的光荣的。

    小平同志在报告中还谈到青年在接受党的领导的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他说，要善于区别党的组织和党员个人。作为整个党的组织来说，是很高明的，但以个别党员来说，思想觉悟、工作能力、斗争经验、阶级出身、社会处境各有不同，你们在接触共产党员之前，应该明白这一点，先有思想准备。如果没有思想准备，在具体接触时就会出现开始时“满腔热情”，一旦遇到不太好的党员，就会有“一瓢冷水”的感觉。

    小平同志谈了党对青年的严格要求．他说，你们参加了这个队伍，党对你们的要求是严格的，犯了错误是会批评、教育的，有了成绩和进步也会鼓励的。但是，不鼓励也不要惊奇：“为什么不表扬我呀！”你们不要这样想。要养成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习惯，除了党的组织生活外，党是把你们看作组织的一部分，必须有铁的纪律来约束你们，你们要经得起考验。

　　几十年来，原西南服务团的许多同志，始终没有忘记这些教导，无论是经历顺境或逆境，受到表扬或批评，甚至个人遭受坎坷曲折，但是，坚信党的领导，矢志不渝跟党走的根本立场却从未动摇过。当年的西南服务团成员，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由于在西南服务团期间所受的政治思想教育，奠定了一个良好的思想基础。

　　（二）学习社会发展的规律，树立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

    通过学习社会发展史和许多领导同志的报告，使大家懂得了劳动创造人类的基本观点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懂得了奴隶制社会、封建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是建立在人剥削人的基础上的，我们干革命，就是要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推翻一切剥削制度，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把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解放出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联系到中国的实际，使大家认识到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只有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代表——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派，武装夺取政权以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才能获得彻底解放。我们到西南去，就是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建设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西南。

    刘伯承在开学典礼的报告中就指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是什么？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已经从它的名字上说明了，就是为西南七千万人民大众服务。服什么务？就是西南要我们去解放他们，军事上肃清反动派残余，进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他还进一步说：“军事上我们仍须兢兢业业去作战。但一般说来没有什么大的打头，国民党军队一打就垮。恐怕各位有用武之志，而无用武之地。所以希望各位在经济上为人民服务，使他们翻身，去作这种工作。”“以唱旧戏来比喻，打仗是武戏，要武生演；文戏该是须生上台，须生是不容易做的，各位是去唱最困难的文戏。”   

    这个“文戏”，就是西南服务团的建团宗旨，就是宋任穷所讲的西南服务团的四项基本任务：协同军队去解放西南，接管西南，肃清西南地区的反动残余势力，进一步为建设新西南服务。

    经过学习，大家把树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同当前进军西南的具体任务结合起来，从而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为实现远大理想而奋斗。

    （三）学习党的新区政策和接管经验，为接管西南地区作好业务和工作准备

    宋任穷在《新区基本政策》的报告中，给大家讲解了毛主席关于“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道理。他说，我们到西南去做工作，就是要严格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党的政策的出发点是根据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还说，“毛主席讲，要照顾到四个阶级的利益。如果我们不顾资本家，只把工人看得高，提高工资，结果会造成资本家的工厂停闭和广大工人的失业，没有饭吃。这是只看到短时的利益，没有看到长远的利益。因此，我们要从实际的具体的情况出发，要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的利益，这是政策的出发点。他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新区政策的掌握，要谨慎稳重，既要防左，又要防右，不要冒失，不要怕慢，就怕搞乱。切忌对少数民族乱来。”

    接着，大家学习了党在新区的各项政策，认识到党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转到城市。在接管城市工作中，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正确对待民族工商业，以及对国民党军政人员也要采取包下来，给饭吃，给出路等政策。在农村工作中，要紧紧地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组织农民协会。第一步实行清匪反霸，减租退押，然后逐步进行土地改革等措施。

  许多领导同志在报告中给大家介绍了西南地区的藏族、彝族、苗族、回族、白族等少数民族的基本情况和风俗习惯，要求大家切实认真地执行民族政策，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邓小平还专门给西南服务团的各级干部讲了搞好会师和群众工作，特别强调要认真执行党的统一战线，并列举毛主席亲自到北平车站迎接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一事，说明统一战线这一工作的重要意义。通过学习讨论，使大家认识到统一战线是党的三大法宝之一。作好这一工作，对于加速西南的解放和解放后稳定当地局势，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西南服务团政策研究室还汇集各方面的材料，编写了西南地区的公路、铁路、盐业、金融、兵工、电信、邮政和四川、贵州、云南、西康、重庆市、成都市的概况以及有关敌特组织的介绍等资料二十多册，帮助大家了解西南地区的情况。

    全团同志还结合自己到新区后可能担负的专业工作，联系实际学习了各方面的政策和接管南京、上海等地的经验，研究了西南地区的有关情况，进一步明确了自己为什么要到西南去，到西南去干什么，怎么干等问题。

    （四）继承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

    通过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服务》等著作，逐步认识到，为人民服务，首先要树立为工农兵劳动大众服务的观点。要作到这一点，就要转变自己的立场、观点，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走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把学到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斗争、实际行动结合起来，不能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我们向西南进军，就是去实现我们的理想，去实行和工农兵相结合的具体步骤。这样理论联系实际，进一步提高了大家对进军西南的认识，增强了革命的自觉性，斗志更加昂扬。

    邓小平在《论老实》的报告中，讲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他说，我们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全人类的利益，代表着全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着未来。青年们要接受党的教育，要忠于党，忠于人民。而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他要求大家对党、对人民群众都要采取老实的态度，老老实实学习，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做事。这次报告，给大家的教育极为深刻，40多年来，许多同志都把“老实”二字作为立身、处世、干革命、搞四化的基本准则，老老实实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西南人民。

    9月20日，邓小平给西南服务团各级领导干部讲话，强调要把内部团结搞好。他说，西南服务团的6000多名老区干部来自全国五大解放区，好处是可以集中五大解放区的经验，缺点是来自四面八方，经验不同，作风上也可能不同。要作到思想上、步调上一致，生活上打成一片，就要所有同志都自觉地认识这个问题，有意识地去解决这个问题。在干部的分配上，由于干部从四面八方抽调，而且现在才会齐，领导上对干部的了解与分配免不了有不够周到的地方，这就要大家服从工作需要，并适当地照顾。要从大的利益考虑，不要认为是降了级，受了委屈。凡是根据党的需要，符合党的利益，有时受点委屈，也要乐意接受，将来再逐步个别调整。总之，团结搞好了，工作也就好搞了，这一条非常重要。根据邓小平的教导，西南服务团的6000多名老区来的干部，从工作需要出发，服从分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此，西南服务团的机构、人员去向多次调整，大家都能服从需要。老干部的这种品质，也深刻影响了新干部，不仅有利于新老干部的团结，而且也促使新干部以他们为榜样，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什么就于什么，毫无怨言。许多同志还自愿申请到基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西南服务团在招收、集训期间，都特别强调西南地区的艰苦条件，要大家充分做好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准备。许多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向大家讲爬雪山、过草地，冲破敌人前堵后追，不怕艰难险阻的革命精神，更是激励着青年一代，决心以老红军为榜样献身革命，越是困难越向前，越是艰苦的地方越是要争着去。敢于吃大苦、耐大劳，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勇往直前。

    西南服务团在集训期间，还针对有些农民出身的老干部，担心越走离家越远的思想顾虑，组织他们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使他们懂得不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已经取得的革命胜利就没有保障；就是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更伟大的事业。大家通过学习讨论，畅谈自己对进军西南的认识，端正态度，纷纷表示个人利益要服从革命利益，服从党的需要，坚定不移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决不半途而废。

    在集训期间，西南服务团按照二野政治部8月7日下达的《关于进军西南政治工作的指示》的要求，于8月1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要求共产党员在进军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并布置了建党建团的工作。会后，各中队建立了党支部，大队建立了总支，支队建立了党委。同时，经过试点，逐步发展了一批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到9月底，以中队为单位普遍建立了团支部。

    新招收的西南服务团成员，于8月1日普遍换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服，佩戴“八一”帽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胸章。以中队为单位，普遍进行了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军容、军纪的教育。出发前，各支队、大队、中队，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普遍开展了立功创模运动。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订立了行军保证和决心书，小队（班）、分队、中队分别订立了行军要求。在此基础上，个人与个人、小队（班）与小队（班），分队与分队之间展开挑应战，开展了革命的友谊竞赛。以中队为单位还建立有俱乐部，教唱革命歌曲，出版宣传快报。这些政治宣传工作的开展，使整个西南服务团充满着朝气蓬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在集训的后期，不少支队、大队、中队进行了必要的军训，如练习行军，打背包，捆绑腿等。每天背起背包在南京街头、紫金山麓、玄武湖畔，冒着酷暑进行行军训练，作好进军准备，随时待命出发。

二、调整建制，作好出发的准备

    按照中央的部署，二野前委于9月上旬开会，确定四川解放后，分为重庆市和川东、川南、川西、川北四个行政区进行接管。川西、川北由贺龙率领的第18兵团和由李井泉率领的西南工作团负责配备干部，重庆、川东、川南、云南、贵州由二野配备干部。为此，西南服务团建制又进行了调整，按重庆、川东、川南、云南和贵州等地区进行编队。这次调整，原则上确定：南京、苏南和华支的大部分干部以及上海招收的青年到重庆和川东；东北的干部和苏南（包括南京部分）招收的青年到川南；华北、山东和皖南的干部以及南京、皖南招收的青年到云南；由东北来的贵州籍干部为主和西南服务团的贵州籍青年共同组织贵州干部队到贵州。调整后的建制如下：

    重庆支队（即第五支队）支队长汤成功，政委沈兰芝，副支队长郭焕中，副政委王长俊，政治处主任林琳，副主任王玉珏。辖三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饶海澄，政委王炎。二大队（财经大队），大队长张种玉，政委汤化愚，副政委田景风。三大队，大队长周布，政委任国听，副大队长何明生，副政委高维新。

    另外，到重庆的公安支队（即六支队）以及文艺、技术、邮电等专业队，整编时均未作大的调整。

    川东地区则按四个专区组建四个支队：一支队（壁山支队），主要由华支苏南、浙江两个前方办事处的500多名干部组成，支队长兼政委为张庆林，副政委熊宇忠；二支队（大竹支队），主要由华支赣东北前方办事处的700多名干部组成，支队长吴智铭，副支队长汲书田，政委武雨琴；三支队（万县支队），主要由华支皖南前方办事处的600多名干部组成（以后增至800余人），支队长兼政委夏戎，副政委石清玉；四支队（涪陵支队），主要由苏南抽调的600余名干部组成（以后增至700余人），支队长宋学武，政委梁岐山。

    川南支队共2300余人，支队长兼政委李大章，副支队长杨寿山。辖六个大队：第一大队大队长陈林．政委曾谋，副政委王愚（即张守愚）；第二大队大队长段其寿，政委罗家镐；第三大队大队长李跃东，政委李志深；第四大队大队长李力众，副大队长丁立，政委陈阵；第五大队大队长杜子云，政委刘安；第六大队大队长高毅，政委胡俊德，副大队长席长林。

   去贵州的干部，除由伍嘉谟率领的由东北抽调来的贵州籍干部外，在南京与团中央调贵州开展青年团工作的汪行远等会合，并从西南服务团抽调了部分贵州籍的同志参加，共69人，组成西南服务团贵州干部队。由于去贵州的干部严重不足，中共中央华东局、二野前委、南京市军管会指示驻赣东北的二野五兵团，就地组织随军入黔干部队伍（当时苏南、皖南、赣东北均归南京市军管会领导）。由赣东北区党委书记徐运北、副书记申云甫抽调地、县、区干部，以及就地招收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共计4000多人，定名为西南工作团。他们于8月份随五兵团从江西上饶出发向西南进军。

    原来中央为云南抽调的干部，因华中开辟新区使用了，中央又指示去云南的干部仍由二野统一筹调，并确定由宋任穷同志去云南主持工作，因此，西南服务团组建了云南支队。云南支队共2600余人，由刘林元任支队长，马继孔任政委，李旭任副支队长兼参谋长，周贤任副支队长，侯保锐任副参谋长，陈方、黄天明任政治处正副主任。云南支队在南京组建时有五个大队：一大队大队长胡彭年，政委杨真，副大队长王志；二大队大队长于淳，政委袁勃，副大队长黎韦、张更生，政治处主任刘希玲；三大队大队长王冠海，政委柴栖雁，政治处主任曹茂先；四大队大队长张毅，政委栾仲丹，副大队长杨芸生，政治处主任沈毅力，五大队大队长黄志恒，政委郝化村，副大队长季达，政治处主任李书成。云南支队途经徐州时，与山东分局抽调的南下干部队会合，即将这批350名干部编为第六大队，大队长朱靖宇，政委孙振华，副大队长王文玉，副政委宿士平，政治处主任方章。云南支队到武汉和贵州盘县后，与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组织的财政、金融、贸易等队先后会合，编为云南支队第七大队（财经大队），由吴作民、李铁亚、翟昌宗三同志负责。另外，云南支队还有直属机关268人，直属技术队45人，直属警卫连156人。西南服务团还成立了南京留守处，邱克难任政委，潘德胜任第一主任，李华肪任第二主任。全处共有800多人，多是各支队、大队年纪大、身体弱或临时生病住院的同志，以及怀孕的女同志。

    由于去西南的干部不足，二野军大在毕业的学员中，抽调4000多人，组建了四个团，一团去云南，二团去贵州，三团去川东、川南，四团去西康（后用于四川各地）。这批干部的建制，在行军途中先后有所调整。如一团的一、三两个营到长沙后即编入了西南服务团的云南支队，二营到武汉划归西南服务团的直属财经大队。同时，二野各兵团和二野军大各分校都抽调干部、学员组建了地方干部队。仅三兵团就抽调了1500多人，组成地方工作队。在湖南整编时，有的编入西南服务团，有的到新区后和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一起参加接管工作。

    坚持地下斗争的中共川东特委书记肖泽宽、副书记邓照明等同志，1949年9月绕道到达南京向二野首长汇报了四川省的有关情况，后留下参加了西南服务团政策研究室和有关一支队的工作。

    这样，西南服务团成员，从中直机关和全国各大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共6000余人，新招收的青年学生和职工为11000余人，全团共为170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