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烽火燃寿光
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寿光县委及时向广大人民群众发出了“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呼吁,各阶层爱国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展了一场前所未有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
8月,共产党员张文通受党的委托,参加了寿光县抗敌后援会的领导工作,以抗敌后援会的名义创办了《大众报》。在张文通,朱子通的主持下,利用《大众报》登载《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等文章,及时报道各地“民先”、“学联”等抗日组织的活动。通过宣传,使寿光人民听到了共产党为抗日吹响的号声,明确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也看到了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寿光在为抗日而沸腾。
在张文通大力宣传抗日救亡的同时,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共产党员马保三、侯荫南、郑子惠等,以担任乡长的合法身份,分别在湖东乡、凤台乡、古坨乡等地创办“抗日民众训练班”,在训练班内,学抗日理论,学游击战术,学武器的构造和使用,通过培训抗日骨干,不但筹集到一批武器装备,还增强了广大民众抗日保疆的意识,提高了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中共崔家庄支部以。国术馆、同乐会为基础,先后对80余名爱国青年进行训练,为开展抗日工作培养了大批骨干,在六、八区一带,共产党员王墨亭、吴化学、王淮湘、褚景塘、褚方普等成立了抗日救亡青年宣传队,运用表演文艺节目、街头演讲等形式开展抗日活动.到10月,寿光境内尤其是寿光北部的村村疃疃,无处不在燃烧着抗日的烽火。
义举牛头镇
10月下旬,中共鲁东工委成立,博山会议后,工委组织委员张文通按照会议的分工,星夜赶回寿光,在台头村向县委书记陈少卿传达了省委“紧急会议”精神和鲁东工委关于分区发动武装起义的决定。根据鲁东工委的指示,寿光县委于11月上旬,在牛头镇马保三家召开了县委扩大会议,具体部署和安排如何发动武装起义的问题。会议决定,各地要以党组织为依托、以党员为骨干,大力发动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根据“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的原则,秘密组建抗日队伍,并大力筹集武器装备。会议还认为,牛头镇靠近苇荡千顷的巨淀湖,又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因此,将全县武装起义的活动中心和集结点确定在牛头镇,根据上级指示,将全县起义部队定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各地起义军定为中队。会议一致推选马保三为全县武装起义的总指挥。同时,还就起义集结的大体时间、军旗、联络暗号等有关事宜议定出初步方案。
县委扩大会议后,各地党组织立即开展了创建人民抗日武装的活动,很快建立起以牛头镇为中心的几支时聚时散的抗日队伍。
在寿光中部,以崔家庄党支部领导的“国术馆”、“同乐会”成员和牛头镇抗日民众训练班学员为骨干,组成了八支队特务中队,李文辉任队长,李銮金任副队长。同时,共产党员王永周、王西安等根据党的指示,在王高一带,积极发动青壮年参军,各村爱国群众积极献枪献弹,出现了“父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上战场”的踊跃参军的动人场面。不到一个月,即建立起八支队第一中队,王西安任中队长,王永周任指导员。
在寿光西部,六区西部区委以共产党员王子固家的6支枪为基础,以南台头抗日救亡青年宣传队为骨干,顺利地拉起了一个中队,番号定为八支队第三中队,王子固任中队长,王文介任指导员。
在寿光北部和弥东一带,由陈纪明、常化轩等发动领导了爱国青年带枪参军的活动,许多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俩人一伙,三人一帮投奔抗日队伍,很快建立了八支队第五中队,常化轩任中队长,陈纪明任指导员。
在寿光南部,王文轩在后王村一带领导建立了八支队第七中队。不久,原土顽部队头目孟祝三也率40余人带枪加入该部,七中队发展到100余人。
各中队相继建立后,鲁东工委组织委员张文通,在牛头镇主持召开了党员骨干分子会议,宣告成立八支队军政委员会。由张文通任主席,马保三、王云生、李文、王培汉(王若之)、王文轩为委员.八支队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在牛头镇成立了一支30余人的基干队伍。
12月中旬,国民党县政府指示小清河测量舰拆下一门大炮和部分枪械,运往寿城入库,而不用来武装人民抗日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截取这批枪支来装备抗日队伍,并决定由县委书记陈少卿执行这一任务。在一个北风凛冽的日子,南河乡农学校学生用马车押运那些武器由北向南而来,当走到王胡城村时,陈少卿带领的8名游击队员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高喊:“不许动!谁动打死谁!”伴随着威严的命令,游击队员们从棉袍里亮出短枪。这些学生和壮丁有的不愿当兵,害怕打仗;有的厌烦枪炮,恨不得有人把枪炮拿去。因此,一见这种阵势,就乖乖地交出11支长枪,游击队员们满载而归,高高兴兴地向牛头镇走去。
八支队截枪获胜,却因此暴露了目标,引起口称抗日实为保命的国民党寿光县县长宋宪章的警惕,截枪后没几天,宋宪章通知马保三立即交出枪支,否则以谋反罪处治。在即将举行起义的关键时刻,马保三不顾个人安危,孤身一人到寿城与宋宪章进行谈判。谈判中,马保三坚持党的统一战线原则,指出国人以抗战为神圣职责,不计小节,不计个人恩怨,并答应查出枪械后上缴,为顾全大局,八支队挑选几支破枪交给县政府。
12月29日,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决定在牛头镇正式举行武装起义,并向各中队发出集结的命令。这天上午,各地游击队员肩扛长枪、大刀、长矛等武器,陆续赶到牛头镇,牛头镇的群众有的放哨,有的烧水做饭,周围村庄的群众慰问团体络绎不绝,整个村子沉浸在一片欢乐的节日气氛中。中午,乡公所门前升起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八支队的大旗,乡公所院内挤满了参加起义誓师大会的游击队员,在庄严隆重的誓师大会上,八支队指挥(对外称司令)马保三宣读《八支队成立宣言》,八支队军政委员会主席张文通宣读《告全国同胞书》,王云生等领导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随后,八支队进行编队,全支队共700人,编为一、三、五、七和特务队(七中队留城南活动)5个中队。八支队宣布成立后,把正式成立人民抗日队伍的有关情况通知国民党寿光县政府。
巧救韩明柱
1938年1月9日,日本侵略军由广饶沿沧(州),潍(县)公路向寿光境内进犯。下午,其先头部队进到距寿城20余里时,谈虎色变的国民党县长宋宪章惊恐万状,下令县警备队撤除城防,准备向东逃跑,此时,中共山东省委派往八支队的红军干部韩明柱和鲁东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正赶到寿光城,被宋部疑为日军奸细抓捕,交宋宪章审问。韩、杨一再声明是为投奔抗日队伍而来。宋宪章仍狐疑不决,将其扣押。傍晚,宋宪章率警备队弃城向东撤退,当撤退到邵家庄子时,队伍已七零八落溃不成军。这时,早在国民党县警备队作抗日发动工作的地下党员李登坦、李廷奎发现韩明柱、杨涤生二同志还被宋部士兵羁押着,俩人灵机一动,以帮助看押为名,将韩明柱、杨涤生解救。接着,他们又联络散兵16名,携枪18支和骡马9匹,于翌日投奔牛头镇,加入八支队。
韩明柱、杨涤生来到八支队,给八支队增添了领导骨干和指挥人员,全支队上上下下欢腾雀跃。几天后,八支队军政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文通向大家介绍了韩明柱、杨涤生的情况,杨涤生向大家作了全省抗日形势的报告。同时,会议就八支队的建制、机构设置、干部任命等问题进行了商讨。大家根据韩明柱的提议,沿用红军的编制和政治工作制度。决定:马保三任指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韩明柱任副指挥。指挥部设立政治部、参谋处、供给部。杨涤生任政治部主任,马健生任参谋处主任,侯连三任供给部主任。王云生任作战科长,陈少卿任组织科长,孙聿修任宣传科长,李文任民运科长,张子明任交通科长,李文轩任交际科长,褚方塘任军需科长。指挥部设立文艺宣传队,创办油印的《战斗简讯》小报。支队仍按5个中队建制,各中队设立党支部,分队设政治宣传员。
军政委员会扩大会议后,对全支队的中共党员作了一次统计,共有党员105名。部队在韩明柱的指导下,初步开展了军政训练,军政训练,对一支初创的人民抗日武装队伍来说,首要任务是为民除害,取信于民。1月17日,八支队指挥部接到土著部队白朴臣营在邢姚一带打家劫舍的报告.为保护群众利益,八支队离开大本营牛头镇到邢姚驻防,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八支队在邢姚一带驻防5天,不但制止了。白营”的抢掠,而且以其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而受到群众的敬仰与拥护,各阶层群众纷纷送粮送钱,献枪献弹,一大批青年自愿参加了队伍,部队临走时,大小街巷被打扫得一干二净,户户房东家里水满缸、草归垛,许多老乡拉着战士们的手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部队呵!”
为进一步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农历大年除夕(1月30日),部队开到已故寿光县委书记张玉山的家乡张家庄。八支队指挥部组织全体指战员祭扫瞻仰了张玉山烈士墓,在张玉山墓前,王云生饱含热泪,向指战员们讲述了寿光县党组织诞生、发展的艰难历程,使广大指战员受到_次具体生动的教育.最后,大家在烈士墓前庄严宣誓:“坚决抗战到底!誓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
首战三里庄
部队的政治素质有了一定的基础后,军政委员会和指挥部决定将部队带到前线,直接同日军作战。2月3日,八支队进驻离县城不到15华里的罗桥村,这时,日军已侵占胶东大部分地区,沧潍公路已成为日军输送军队和物资的重要交通要道。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指挥部派特务队对沧潍公路寿城以西地段进行侦察。侦察发现,沧潍公路上时常有满载日军和军用物资的汽车通过。因此,指挥部决定伏击日军汽车,这是首次对日作战,为打好这一仗,指挥部认真作了战前动员,严格挑选设伏人员,充分准备了武器装备。2月4日晚上,韩明柱带领40余名精明强干的战士,冒着刺骨的寒风向寿城急行军。当晚到达寿城南关,仔细察看地形,研究好作战方案。5日拂晓,部队进入阵地,担负伏击任务的游击队员分三段在三里庄以东公路北侧埋伏,指挥所及预备队则在南关阁子上。7时许,日军中型吉普车一辆自东向西驶入伏击地段,游击队战士见敌眼红,杀敌心切,一齐开火,敌汽车驾驶员当场被击毙,汽车前轮被击中失去控制撞入公路南侧,此时,王其金、一杨成吉、常万田等迅猛地扑上去,将一名顽抗之日军军官劈死。同时,刘心斋等追赶另一名逃敌于三里庄村内,将其击成重伤,后被群众砸死,战斗胜利结束。这一战,时间短促,战果显著,击毙日军官兵3名,缴获军用指挥车一辆,长短枪各一支,战刀两把及部分军用物资。
战斗结束后,参战部队从当地群众中借来两头牛拉着汽车向罗桥村转移。一连几日,八支队在罗桥、夏家店子等村召开军民祝捷联欢大会,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杨涤生等领导人站在缴获的汽车上向群众讲演。三里庄伏击日军的胜利喜讯迅速传遍了寿城南北及临近各县,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战热忱.各地群众箪食壶浆,亲切慰劳,送子参军的、献枪献弹的络绎不绝,八支队很快发展到1500余人,各种枪械达到近1000支。为开展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打下了基础。
三合庄强编"韩营”
2月21日,部队整训后便移驻三合庄。23日下午,邢家茅坨村的群众报告:小韩家庄驻进一股土匪,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小韩家庄是个小村,距三合庄不足10华里,指挥部对土匪的数量、武器装备.来村的目的等情况全然不知,因此,没有贸然行事,遂派特务队副队长李銮金带一支小分队前去侦察情况。小分队侦察到,这股土匪约有六七十人,武器装备精良,单靠小分队难以制伏他们。根据敌情,韩明柱率500人直奔小韩家庄。此时,四周村庄的群众听说八支队帮助群众清除匪祸,纷纷赶来围观助战,满坡遍野喊声四起,原来,这伙来路不明的土匪,本是华北的伪军,送日军到山东后被收编一部分,剩余的这一部分有68人,由姓韩的人带领,自称“韩营”,图谋返回华北.他们对小韩家庄附近的地形不熟,又不知道八支队及当地群众有多少。当八支队发起进攻,靠近围墙,他们只反扑了一阵,便挑出白旗。韩明柱、杨成吉等见对方投降,先后进入村内与其头目进行交涉。傍晚时,将他们带到三合庄准备进行改编。到三合庄后,伪军们见八支队人数虽多,但装备低劣衣着杂乱,便对改编一事支支吾吾。指挥部领导人识破伪军伺机逃跑的企图,要求部队提高警惕,加强戒备,随时制止他们逃跑。同时,连夜召开会议制订解除伪军武装的行动方案。
次日上午,在该村三官庙前布置了“欢迎会”,主席台上悬挂着“欢迎韩营兄弟加入八支队”的横幅,台下“韩营’排成两列横队,每队后面是八支队从特务队及各中队中挑选的身强力壮的战士,每人对准“韩营”的一个士兵,待机而动;再其后是八支队的其他中队,庙宇内及四周都布置了岗哨,准备好应付意外情况的措施.会议开始,八支队政治部主任杨涤生主持会议并首先讲话,当他发出:“欢迎司令讲话”的行动暗号时,站在“韩营’后列的60多个战士迅猛地向前扑去,一个扭住一个,展开了搏斗。刹那间,场地上枪击、扭打、喝令、求饶声响成一片,仅几分钟,便结束战斗,除“韩营”头目只身逃跑外,其余67名全部就擒,共缴获长短枪70余支及一些子弹。在这次夺枪搏斗中,第三中队小队长侯学武光荣牺牲。
2月25日上午,八支队与当地群众在三合庄隆重举行军民庆功大会。会上,马保三和畅涤生讲了话,表彰了参战指战员,高度赞扬了人民群众主动配合子弟兵歼敌的大无畏精神和军民鱼水情谊.群众代表也在会上发了言,对八支队指战员坚持抗战,为民除害,英勇顽强的崇高精神表示敬仰,决心做八支队的坚强后盾,与抗日军队同心协力,共同对敌.会场上群情沸腾,士气高昂。一连数日,各地群众纷纷杀猪宰羊前来慰问部队。
傅家庄整编
自三里庄战斗胜利、三合庄收编成功后,八支队军威远扬,不仅寿光境内的抗日力量向其靠拢,就是附近各县的抗日武装也前往集结。3月1日,八支队移防夏家店子村。不几日,广饶县党组织领导建立的一支30余人的抗日队伍在王召进、吕中和带领下加入八支队,被编在第三中队,接着,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的两支抗日队伍,分别在齐秀堂、陈淑俊等率领下也加入八支队,被编为第十二中队。
3月11日,八支队进驻王胡城村.在这里,指挥部根据部队规模越来越大,战斗会越来越频繁的需要,建立了枪械修理所,任命李步坛为所长。
3月13日,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从昌潍来到八支队,并在王胡城主持召开了工委扩大会议.会上,总结了武装起义以来的工作,充分肯定了八支队的成绩,作出了八支队进行整编和东援七支队的决定,会议还决定工委宣传委员杨涤生去淄博一带开展工作,其八支队政治部主任职务由工委组织委员、八支队政委张文通兼任。
会后,八支队指挥部着手进行整编的准备.首先,向活动在寿光南部的七中队发出集结的命令,按照命令,王文轩、盂祝三带领七中队200人于15日晚到达王胡城。
随后,指挥部在傅家庄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了整编的决定:支队设指挥部,这是全支队的最高统帅机关,马保三任指挥,张文通任政治委员,韩明柱任副指挥.指挥部设政治部、参谋处、供给部.张文通兼任政治部主任,马健生任参谋处主任,侯连三任供给部主任,政治部下设组织科、宣传科、民运科。陈少卿任组织科长,孙聿修任宣传科长,李文任民运科长,参谋处下设作战科、交通科、交际科,王云生任作战科长,张子明任交通科长,李文轩任交际科长。供给部下设军需科、修理所、卫生所,褚方塘任军需科长,李步坛任修理所长,崔文华任卫生所长。支队的建制为3个大队及特务中队、骑兵队、文艺宣传队等.第一大队队长孟祝三(后叛变),政委王永周;第三大队队长郑德卿(后叛变),政委王文介;第五大队队长吴吉亭(后叛变),政委王文轩;特务中队队长李文辉,指导员陈纪明;骑兵队队长刘永山:宣传队队长李梦先.全支队共计2000余人,长短枪1000余支。
整编结束后,八支队准备东援七支队,为了使广大战士能致身于前方,指挥部决定,交际科长李文轩去上口一带同张景月进行谈判,顺利达成八支队借路东进,两军互不干涉和不侵扰我抗日家属的协定。同时,为不使反动地主朱泮藻在后方制造骚乱,马保三带警卫员以走亲访友为名,摸清了朱家庄子朱泮藻“保枪团”的装备和活动情况。3月18日夜,指挥部从特务队和原七中队挑选100余名机智精干的战士组成突击队,乘着灰暗的夜色,悄悄的将朱泮藻家的大院团团包围,按照分工,一部分队员突入院内,戒禁了甬道和庭堂,一部分队员干净利落地搜缴了“保枪团”的全部枪械和弹药。这样,基本解除了八支队干部战士的后顾之忧。
3月23日,八支队2000余人排着整齐的队伍,同傅家庄父老乡亲告别。当晚,到达稻田村宿营,在稻田村,文艺宣传队的青年战士们不顾行军的疲劳,为群众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抗日战歌》等节目,尤其是8名女战士的演唱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名扬固堤
3月24日早晨,霞光初照,微风拂煦,八支队2000多名指战员在鹿省三、马保三、张文通、韩明柱率领下,告别寿光的父老乡亲,向昌邑北部进发.当天傍晚,部队到达潍县北部重镇——固堤。
固堤镇是潍北的政治、经济中心.其历史悠久,唐朝建镇,明、清在此设巡检,历代官府设盐警管辖潍北盐务。1937年冬天,这里的抗日青年冲破腐朽势力的羁绊,成立一个中队参加了八路军鲁东游击队第七支队。八支队来到后,各种势力、各派人物一齐拢来,有的观察动静,有的看热闹,多数人热情洋溢,真诚欢迎。在安排好部队的宿营后,鹿省三和马保三便邀集附近村镇的社会名流、区乡绅宦、小学教员及各宗族长辈,向他们讲明部队的来意和去向,请他们支持部队的行动,马保三以他雄辩的口才向大家讲道:
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本指挥率军前来,实为抗日大计.目前形势极为严峻,事变半年多来,倭寇很快占我华北,染我华东,侵我齐鲁,铁蹄所到,纵火奸淫,杀戮抢掠,无恶不作;数日前,日军已践入寿光、潍县,兽蹄正踏向我广大乡村,我数千年文明古国正遭受涂炭,我勤劳善良的中华儿女正遭受蹂躏,我富饶的矿产宝藏和稻麦菽粟正遭受劫掠。乡亲们,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民族危亡,匹夫有责.揭竿而起,是唯一的出路,我炎黄子孙素有抵御外侮的传统,我所有同胞应精诚团结,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共赴国难…
讲者慷慨激昂,如泣如诉;昕者怒火中烧,深受教育。夜深了,人们还不肯离走,再三催促下才姗姗离去。第二天,部队东进时,有的青年前来要求入伍,有的老人箪食壶浆,表示慰问。指挥部考虑到组建七支队时已入伍了一批青年,并且枪支短缺,只允许少量青年参了军。
会师瓦城
4月25日下午,八支队的先头部队到达昌邑北部的马渠村时,七支队一部、昌邑县各界代表和马渠一带村庄的百姓敲锣打鼓,熙熙攘攘,热烈欢迎。会师后,两个支队的战友携手并肩,北进到七支队的发源地之一——瓦城。
两个支队的会师,对昌邑人民的抗日情绪是极大的鼓舞,但对坚持顽固立场的地主武装,也是严重的威胁。他们必然对两个支队进行诋毁、破坏,甚至武装挑衅。自马渠到瓦城,必经龙池,龙池是昌北的一个重要村镇,西、南两面环水,北面是一望无际的大洼。入村须经小石桥、过南门,村内有数户地主,并建有武装,配有枪支弹药。七支队组建时,陈龙飞、刘光汉曾派人与村内的地主武装谈判,希望他们把枪支弹药献给抗日队伍,或参加抗日军队。但几次谈判,几次被蛮横拒绝。后来,他们干脆把部分枪支送给昌邑城附近的土顽部队。当八支队要到昌北的消息传到龙池后,村内的地主武装对八支队既恨又怕。于是,有意歪曲八支队的形象,污蔑八支队是“叫花子队”,是到昌邑来要饭吃的。就在八支队到达昌北的当天上午散集后(该天适逢集日),他们强令村民抬土封堵了围墙的南门,以遏制八支队进村。不仅如此,在八支队从龙池村西经过时,地主武装公然向北上队伍开枪射击,这一挑衅行为,激怒了七、八支队的指战员。当场有人提议打进村去,将其缴械,但八支队领导人考虑到,部队刚到昌北,对昌北情况尚不熟悉,部队没宿营,很多事情没安排妥当,因此,没允许部队还击。八支队到达瓦城一带后,指挥部设在瓦城,部队分驻在瓦城、徐家庄、邓家庄等附近村庄,七支队的指挥机关设在白塔村,部队分驻在白塔、齐西、郭疃等村。晚上,部队全部安置好后,七、八支队的一部分人员袭击了龙池村,解除了地主武装,改变了村内群众抗日情绪被压抑的局面。
第二天,在瓦城学校的操场上,七、八支队和当地群众数千人隆重集会,庆祝两个支队的胜利会师。两个支队的指战员互相勉励,表示携手抗战,共同杀敌。
会师以后,队伍扩大,力量强壮,但所处的环境和部队的成份也复杂了,第三十四别动大队的来归和七支队永安整编的结果,是鹿省三始料不及的。对于张鸿礼,八支队和潍北的部分老同志认为他不适宜当七支队的指挥。同时,部队新成份的大量增加和干部的大批更换,使部队更难带领。
为加强党对部队的领导,保证部队的政治素质,使部队能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中共鲁东工委决定鹿省三、张文通分别担任七、八支队的政委,强化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并决定把两个支队合编,成立联合指挥部,统一调动、指挥部队,按照决定,鹿省三、张文通分别去做七、八支队的工作,当张文通把工委的决定通知马保三、韩明柱、王云生等军政首长时,他们一致拥护工委的决定,赞成两个支队合编。可是,当鹿省三到七支队传达工委决定时,却遇到了复杂的情况。一大队即原参加潍北蔡家栏子起义的绝大多数同志赞成合编;二大队即以张鸿礼为首的原三十四别动大队的部分同志反对合编;三大队即昌邑的同志也有两种相反的意见.面对这种情况,鹿省三试图通过开会先统一干部的思想,再向部队传达决定,这样,他在七支队驻地白塔村召开了中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可是,事与愿违,在会上,当鹿省三讲明七支队成立以来几经波折,八支队近来力量壮大,为共同作战而进行合编时,因代理支队长张鸿礼中间作梗,会议不了了之,合编的决定暂时被搁置起来。
柳疃受挫
自日本侵略军2月12日占领昌邑城后,很快便将铁蹄踏入昌北,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即在昌邑城北10公里的柳疃镇安设了据点。柳疃镇是昌邑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交通枢纽.镇的东面是大河,水深堤高;西面是开阔的平原,站在新修的围墙上,一眼可以看见5公里以外的龙池、岱邱等村,南门外是通往昌邑城的公路,便于运输物资和调动兵力,日军安设据点后,一方面在这里培植汉奸势力;一方面把它当作侈托和基地,到北海滩涂掠夺海盐,到附近村庄抢劫杀戮,使它变成了昌北人民望而生畏的魔窟。因此,鲁东工委和七、八支队首长决定先拔掉这个据点,然后再到潍河以东继续筹集枪支,发展抗日力量。
鲁东工委根据柳疃镇的敌情、地形和八支队刚到昌北的情形,决定由张鸿礼率七支队从西门主攻,八支队一部从北门助攻,八支队另一部由韩明柱带领在昌邑城和柳疃之间沟崖一带阻击昌邑方向来的援敌,马保三和七支队参谋长刘光汉在龙池坐阵指挥,掌握全局。4月2日凌晨,部队进入指定位置。拂晓时,战斗打响。七、八支队战士凭着敢打敢冲的英勇精神,很快突破围墙,冲进了镇内。可是,到镇内才发现战前了解到的敌情不准,日军的数量绝不止一个小队,武器装备也大大超过了情报中提供的数字,火力非常凶猛。指挥员和战士多是第一次对强敌作战,没有攻坚经验,武器装备相差悬殊,面对敌人的猛烈反击,基本失去控制。天亮以后,部队分别从西门、北门退了出来。退出来的部队,一部分被孟祝三带回寿光,投靠张景月;一部分撤到北部沿海一带的村庄;一部分跑回潍北;大部分被日军尾追到龙池、岱邱一带。设在龙池的七、八支队指挥部,看到日军已到村南,急忙向东北方向转移。日军对村内地形等情况不熟,没有进村,只向村内发射几发炮弹便离去。担任阻击任务的部队,坚持到中午时,因听到龙池方向有枪炮声,便向龙池增援,赶到龙池时,指挥部已转移,他们同日军不期而遇,因情况不明,不能恋战,只稍作应付便转向潍北,一次攻坚战就这样失利了。
然而,按照人民军队宗旨建立起来的七、八支队,并没有因重大失利而解体。战斗后的第二天,大部分队员便陆续在潍北的泊子村一带集中起来,稍作休整,又拉到龙池、瓦城。
合编东进
柳瞳战斗失利后,鹿省三首先和张文通、马保三、韩明柱、李福泽等人认真分析了部队的情况,认为昌潍的形势暂时对七、八支队不利,部队在这里短期内不会有重大发展,反而会受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厉文礼等部的牵制;同时,胶东的群众基础、地理环境都很好,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胶东特委又曾邀请七、八支队去帮助建立根据地;再加上天气转暖,部队要换装,这在昌潍很难解决。因此,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成立联合指挥部,然后拉到黄县、招远一带,开辟蓬、黄、掖抗日根据地。
在统一领导骨干认识的基础上,鲁东工委于4月5日,在龙池召集两个支队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讨论合编和东去问题,鹿省三主持会议并首先讲了工委关于建立联合指挥部和东去胶东的主张.最后决定:(一)成立八路军鲁东游击队指挥部,统一指挥两支队的行军、作战、训练等重大事宜.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鹿省三兼任政委,张文通任副政委,指挥部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司令部参谋长李福泽,参谋主任马健生;政治部主任王一之;供给部主任翟绍先,副主任侯连三;卫生部主任王仪亭,指挥部下辖七、八两支队,直属特务大队和骑兵队,张鸿礼任七支队队长,王云生任八支队队长,陆升勋任特务大队长,陈介章任骑兵队长.(二)立即东进平度、掖县、黄县地区。
会后,各机关、支队和直属队忙于东进的准备工作,并在第二天将指挥部机关的大都和七支队迁到潍河东岸.指挥部驻下营镇,七支队驻刘家圈.就在部队大部东移时,鹿省三回到瓦城,一方面安置柳瞳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并抚恤其家属;一方面布置部队留守人员,成立后方工作委员会,做好留守工作。同时,组织昌、潍两县坚持地方工作的党员成立联合县委。
4月7日,就在鹿省三紧张部置工作时,混入七支队的坏分子金炎由七支队驻地骑马返回瓦城,向鹿省三无礼取闹,并乘鹿不备,将鹿枪杀,经张文通、王云生、王一之3人审讯后,决定将金炎枪决。
处决金炎后,指挥部在下营举行会议,继续落实合编的决定,调整有关军政领导人员,决定由张文通继任政委,刘光汉继任七支队队长.4月10日,部队离开昌邑,浩浩荡荡向东进发。
心向胶东人
大部队出发之前,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新任七支队队长刘光汉带领全支队人员首先渡过胶莱河,到达平度县新河镇,等候指挥郝率第八支队到来。
4月中旬,莱州湾畔的气候乍寒乍暖,这天风大天冷,指挥部率部队从潍河岸边廒里一带出发,渡过胶莱河,来到掖县西北部的海沧一带。指挥部进驻海沧后,发现家家闭门锁户,大街小巷空无一人。原来,这一带被国民党杂牌部队杨新元、张金铭等部盘踞着,他们得知七、八支队越过胶莱河东进后,又恨又怕,生怕部队抢占了他们的地盘。于是,千方百计造谣惑众,欺骗群众弃村外逃,妄图断绝七、八支队的给养,使其不战而退,鉴于部队初次开到新区活动,群众对部队不了解。因此,严守军纪,扩大部队的政治影响,取得群众的支持,是十分重要的。于是,马保三指挥传令各大队、中队,抓紧时机对部队进行群众纪律教育,要象正规八路军一样搞好军民关系。部队进村后,集合在大街、场院上,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日歌曲,宣传队则在十字路口敲锣打鼓,弹琴吹笙,演出文艺节目,后勤都的干部们还带着医生到农户中送药治病。群众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队伍,慢慢转忧为喜,纷纷敞开大门,探视外面的情况,当他们得知是八路军的队伍东进抗日,路过本村时,一齐围拢来问长问短,观看演出。有的听说队伍中有好大夫,急忙赶来看病。有的骑上马跑到村外通知受骗外逃的群众立即回村。当群众看到战士们挖野菜充饥时,非常感动,纷纷凑集干粮给部队指战员充饥。日西时分,逃到村外的人们陆陆续续回到家中,村里象过年似的热闹。第二天,部队离村时,男女老幼依依不舍,一直送到村头。当队伍在临近几个村子遇到”红枪会”的阻拦,不让过路时,海沧村的老乡,立即派出德高望重的老者前去解释说服,揭穿了反动派的欺骗宣传,使部队得以顺利前进。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部队粉碎了平度国民党土顽张金铭部的袭扰,进驻到平度县西北部重镇新河镇一带。
4月中旬,七、八支队在新河镇一带一面宣传群众,一面整顿训练,指挥部派出数路人马奔赴胶东,与各地党组织及兄弟部队取得联系。几天后,部队沿潍烟公路继续东进,在掖县沙河镇遇到前来联络的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掖县党组织负责人张加洛、黄县三军三大队负责人仲曦东等,于是,便在沙河镇举行了鲁东与胶东互通情报的联席会议。据介绍,胶东人民在中共胶东特委的领导下,举行天福山起义,建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特委书记理琪已在对日作战的雷神庙战斗中壮烈牺牲,掖县已由郑耀南、张加洛等领导建立了“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但是,胶东各县国民党顽固派和土匪势力较大,栖霞县的辛诚一、招远县的焦盛卿、黄县的王景宋等都打着“抗日”旗号,拉起队伍,扩充势力,趁机抢占地盘。相比之下,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单薄,发展相当困难,黄县已建立的八路军第三大队被王景宋合编为第二支队,掖县三支队的部分军事指挥权也掌握在国民党顽固派手里。因此,胶东的同志邀请七、八支队继续东进,遏制顽固派势力,与三军合力战斗,发展壮大。指挥部接受了这一邀请。
智取黄县城
4月中旬,队伍继续东上,数日后,在掖县军民的热烈欢迎下,进驻掖县城。三支队战友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在物资供应上给予很大支援。在此,指挥部派赵修德跟随仲曦东前去黄县城,与国民党县长王景宋举行谈判.经过几番艰苦会谈,双方达成让指挥部和后勤机关驻进黄县城内的协议。接着,赵修德与仲曦东及二支队的同志们商量好从城内策应七、八支队进城的有关事宜,制订了应急措施,然后,星夜返回掖县,向指挥部报告情况。正在这时,招远县“民先”派人前来联系,邀请七、八支队前往招远城,由已经打入国民党杂牌部队的同志作内应,解决城内武装。指挥部分析了黄县、招远的形势,决定两个支队分头行动:刘光汉、赵修德带领七支队主力直奔黄县城,协助二支队摆脱王景宋部;八支队由韩明柱带领开赴招远城;马保三率领指挥部继续东进,驻扎黄县西部的黄山馆,统一协调指挥两路人马。
4月26日,七支队到达黄县城西北部的北马村时,王景宋派其秘书长乘汽车前来,通知七支队不准进城。原来,赵修德离开黄县城后,王景宋立即派出情报人员,打听七、八支队的底细。当探听到七、八支队是拉起来不久的便衣游击队,并非正规八路军时,便原形毕露,撕毁先前与赵修德达成的协议,拒绝部队进城,赵修德等对于王景宋的背信行为早有防范,便先发制人,下令将王的秘书长连人带车一起扣下,然后带领部队径直向黄县城西关进发。这时,虽然王景宋早已下达了关闭城门、全力固守的命令,但守卫西门的部队却是二支队的战友们。他们先是不露声色,摆出一副死守的阵势.但当七支队开到城下时,他们立即打开城门,为七支队带路冲进城去.王景宋得知七支队闯关进城的消息后惊慌失措,急令其主力部队撤退到县政府大院内负隅顽抗,七支队便趁势将大院团团包围起来。
正在这时,韩副指挥带领八支队主力赶到黄县城。原来,八支队开到招远北部时,先前打入国民党杂牌武装内的王檐雨等同志突然被栖霞县国民党第五纵队刘万岭部逮捕。于是,指挥部决定,放弃招远城,八支队星夜赶奔黄县,支援七支队战斗,韩副指挥听了战况报告后,唤来王景宋的秘书长,对他进行一番政策教育,然后写好一封劝降信,让他送交王景宋,狡猾的王景宋收到信后,既不回信,也不出击。双方一墙之隔,相持不下,为了尽量减少伤亡,争取统一抗日,韩副指挥采取逼和的办法,他亲自挑选了几名优秀射手,指示他们占领大院四角的制高点,严密注意院内动静,只有院内敌人首先开枪,我方才可对准肇事者予以还击。不出所料,待了半天,几个不知死活的家伙果然首先向七、八支队开枪。七、八支队的射手立即瞄准肇事者还击,弹无虚发,枪枪命中,不等开枪者再扣扳机,便中弹身亡。这一来,可吓坏了王景宋,只好乖乖地率部投降.这场战斗,缴获长短枪3000多支,弹药无数,还有汽车、摩托车等大批军用物资,七、八支队指战员无一伤亡。
解围黄山馆
正当黄县城中抗日军民欢庆胜利的当天夜里,驻扎在黄山馆的指挥部机关却经历了一场特殊的战斗,这天夜里,栖霞县国民党土顽刘万岭得知七、八支队主力远去黄县,黄山馆只有指挥部机关和后勤人员,且新来乍到,对黄山馆情况不熟,便集中兵力向黄山馆发起突然袭击,妄图一举吃掉七、八支队指挥机关,使七、八支队在胶东站立不住。敌众我寡,情势对七、八支队指挥部十分不利,恰在这时,单独活动在昌潍南部的七支队二大队前来会师,他们见指挥部被敌人包围,立即投入战斗,该大队有四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全是“二人抬”土炮装备,大队长何凤池亲率“大炮队”向敌人发起猛攻,一排排巨雷般的炮火向敌军背后射去。刘万岭事先听说指挥部多为赤手空拳的勤杂人员,并无重武器,此时,一阵土炮打来,刘万岭部猝不及防,死的死,伤的伤,鬼哭狼嚎,溃不成军,指挥部乘胜派出骑兵迂回包抄,大获全胜,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指挥部和七支队二大队无一减员。
次日上午8时左右,经过一夜战斗,困倦不堪的战士们还在睡觉休息,指挥部接到哨兵报告说,从东面公路上来了一辆敌人的汽车,直奔黄山馆而来.马指挥命令警卫班立即进入阵地,予以阻击.当汽车开到150米远时,阻击人员长短枪一齐开火,汽车“嘎”地一声停住。与此同时,从汽车驾驶室内”腾”地跳出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只见那人冒着枪林弹雨,山猫似地就地一滚,躲进公路沟里,阻击部队的战士正想包抄过去捉活的,不料从那边却传来一阵熟悉的喊声:“哎!……我……是……杨……成……吉,别……打……啦!”大伙凝眸望去,只见八支队中队长杨成吉一边喊着,一边慢慢地猫着腰从沟中站起身来。嗬!这一下可把众人弄愣了,一齐奔向前去问个究竟,杨成吉也来不及拍掉身上的泥土,迎面飞跑过来……原来,王景宋率部投降以后,韩副指挥命令杨成吉穿上新缴获来的军装,乘上新缴获的汽车前来黄山馆,一方面向指挥部报告黄县大捷,一方面接马指挥进城,因为指挥部事先不知道黄县城内有汽车,更不知王景宋都已经归降,才发生这场误会,幸好没有造成伤亡,听杨成吉一番介绍后,一场虚惊转眼间变成了一片欢腾。马指挥令部队整顿军容风纪,准备进黄县城。无奈,指战员都是穿着各式各样的农民衣裳参军入伍的,几个月来,白天摩爬滚打,夜间钻草垛,睡地铺,棉衣露出了棉絮,随着天气逐渐转暖,同志们将棉花一点点地抽出,而今棉衣已经变成夹衣,且又旧又破,无论怎样整理,也还是活象一群穷要饭的,特别是马保三指挥,打从领导起义起就穿在身上的一件旧棉袍,经过半年多的风雨转战,早已又脏又破,实在不象个八路军指挥员!俗话说,“人要衣裳马要鞍”,总不能让部队的指挥员穿得太寒碜了,有损于部队的形象。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只有司令部特务员王士曾穿着的一件黑士林布长衫,还算整洁体面,便左说右劝硬是逼着马保三与王士曾换衣服穿,人们一边为马指挥整饰着仪容,一边开玩笑.不知谁说了句“嗬!西乡里种牛痘的大夫来了……”笑得众人前仰后合。
指挥部机关列队进黄县城时,在城门夹道欢迎的各界代表人士,都想一睹马指挥的风采,势力强大的商会代表更是想抢先把马指挥接到商会驻地,借以表达他们的抗战热忱。结果,仓促间,他们把为部队前头带路的杨成吉当成马指挥,簇拥着接进商会,当他们发现接错人时,马指挥早已夹在衣服褴褛的队伍中进了城。
龙 口 大扩军
部队进城后,根据二支队同志介绍,龙口镇设有国民党政府的公安局,有四五十人的武装,且装备精良。指挥部认为,国民党黄县县政府已经垮台,王景宋部己被收编,龙口这批武装应该、而且也有可能被争取过来,共同抗日。于是,派赵修德、李建梓、陈迈千等人前去联系。可巧,龙口公安局局长李梅生,系寿光籍人,正是赵修德、李建梓的同乡同学。俩人向李梅生介绍了七、八支队起义和解决黄县的过程,阐述了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对待友军的政策。李梅生得知他的许多同乡同学都已参加八支队后,当即表示愿意率部参加抗日游击队。同时,李梅生还介绍,龙口设有英国人管辖的海关;海关有一支水上警察队,装备有30多支英式步枪和两挺英式轻机枪,是当时国内数得着的精良武器;队长纪永芳,为人正派,与梅生交谊颇深,大有争取起义的希望。赵修德等便与李商量如何做工作。这天正是农历“端午”节,大家便以过节为由,备好筵席,由李梅生出面,邀请纪永芳夫妇前来做客,筵席上,李梅生将指挥部的首长一一向他如实介绍。其实,纪永芳早有一腔爱国热血,双方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指挥部首长邀请纪部并肩战斗,共赴国难,纪队长当即表示愿意率部起义,参加抗日队伍.第二天,龙口公安局和水上警察队同时宣布起义,开赴黄县城,编入鲁东游击队。
七、八支队解放黄县、收编龙口武装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胶东军民的抗战情绪.许多胶东青年、昌潍青年纷纷参军参战.部队很快发展到6000多人,钢枪5000多支,根据韩明柱副指挥的建议,部队在黄县进行整编整训。整编后的部队仍由指挥部统率全军,马保三任指挥,韩明柱任副指挥,张文通任政委。指挥部下设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和直属特务大队、机炮大队、骑兵大队。由刘光汉任参谋长,王一之任政治部主任,翟绍先任供给部主任,陆升勋、薛绍庚分别任特务大队长和政委,纪永芳、王文轩分别任机炮大队长和政委,张明三、牟瑞生分别任骑兵大队长和政委。指挥部下辖一,三、五3个区队,由李福泽、张子明任一区队队长、政委,何风池、予辉任三区队队长、政委,魏培德、王永周任五区队队长、政委。另外,还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与此同时,进行党员登记,建立各级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健全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制度.政治部出版了《前进报》,编印政治教材,大力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素质.后勤部开办被服厂、兵工厂,部队很快换上黄军装,兵工厂也造也一批手榴弹和几门迫击炮。这些成就,开创了山东人民抗战史上的先例。
驰援三支队
5月上旬,中共胶东特委副书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主席林一山等率领三军直属部队从文登、荣成、牟平一带来到黄县,与七、八支队会师。5月12日,掖县三支队负责人张加洛星夜赶到黄县城,向胶东特委汇报三支队四面受敌的紧急情况,请求军事援助,
原来,胶东国民党顽固派看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迅速发展,粉碎了他们独霸胶东的美梦,于是,他们便串通一气,互相勾结,妄图集中兵力,将各地人民抗日武装各个击破。自恃势力雄厚的平度县国民党顽固派张金铭充当急先锋,纠集莱阳、栖霞、招远等县的土顽部队,从5月6日开始,兵分四路,进攻掖县,妄图首先将三支队一举全歼。
为了援救三支队战友,三军负责人林一山、宋澄、吕志恒等,三军四路负责人仲曦东,三支队负责人张加洛,七、八支队马保三、韩明柱等共同举行紧急联席会议,研究援助掖县三支队的行动方案,会议决定成立“胶东抗日联军指挥部”,马保三任指挥,林一山任政委,韩明柱任副指挥,赵修德任参谋长,宋澄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成立了“掖县前敌指挥部”,韩明柱、郑耀南分别任正、副指挥,张加洛任政委。
会后,韩明柱等率领三个大队的兵力星夜赶赴掖县。这时,张金铭部已经攻占白沙、夏丘堡等三支队防守阵地.因张部系来犯之敌的主力。所以,前敌指挥部决定,七、八支队与三支队并肩战斗,立即向占据白沙村的张部发起反击。5月下旬,战斗打响后,七、八支队从正面冲杀,三支队从侧翼进攻,并派出一支人马迂回到敌人阵地后面,以便夹击敌人并切断其退路.经过数小时的激战,部队攻占了白沙,张部溃逃夏丘堡。“掖县前敌指挥部”率部乘胜追击,次日清晨又攻占了夏丘堡,一直将张金铭残部赶到了高望山以南地区,远离了三支队的活动地域。在张部溃败的同时,其他土顽部队似惊弓之鸟,望风而逃,三支队转危为安。这次战斗,消灭敌人200多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和军需物资。
5月15日至17日,在黄县城内,为了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在胶东特委的领导和七、八支队的支持下,黄县城乡各界代表50余人举行会议,选举产生了行政委员,成立了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又组织成立了工、农、商、妇、学等抗日救国群众团体,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黄县成为当时山东省抗日活动最活跃的县份之一。
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不久,日军一边派出飞机轰炸县府驻地,一边派出炮艇两艘,在飞机掩护下,进攻龙口港,七、八支队指战员,凭借有利地势,出奇制胜,用迫击炮击沉炮艇一艘,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从此,七、八支队威名大振。不久,又协助掖县三支队和蓬莱县二路军的战友们清除了内部的叛逆,使蓬莱、黄县、掖县抗日根据地联成了一片。
固堤镇谈判
6月,鲁东工委组织委员、鲁东游击队指挥部政委张文通长途跋涉前去邹平、长山一带,与成立不久的中共清河特委取得联系。得知省委要七、八支队挥师清河,然后由清河开赴鲁中南山区,扩大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
张文通立即赶回黄县,向鲁东游击队指挥部及全体指战员传达了上级要部队开赴邹、长的指示。7月下旬,七、八支队告别三军战友,离开了征战3个多月的胶东战场,挥师西进。回到昌邑西北部瓦城时,部队为七、八支队的创始人,前鲁东工委书记鹿省三烈士举行了追悼大会。全体指战员决心继承烈士的遗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消灭日本帝国主义英勇战斗。
早在这年春天,八支队离开寿光,东进潍县、昌邑时,国民党顽固派张景月便尾随到昌潍北部,不断制造摩擦。七、八支队东进胶东以后,张景月便成了寿光县及昌潍西北部独霸一方的地头蛇,如今他听说威名大振的七、八支队从胶东返回,十分害怕,他一面调集兵马沿途布防,一方面威逼老百姓收高粱时,只准收穗,不准砍秸,妄图制造事端。为了团结抗日,避免摩擦,马保三亲赴张景月司令部所在地潍北固堤镇,与张举行谈判,当马指挥一行数人策马来到固堤街南头时,只见岗哨林立,戒备森严,一派杀气。为防张景月胡乱猜疑,马保三首先将挂在腰间镌刻着“胶东抗日联军司令马保三”的铜牌摘下来,让通信员先头递送进去。正式谈判时,马保三首先申明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七、八支队此次路过家乡西上的目的。张景月最怕的是七、八支队回到本土发展壮大,挤掉他的“地盘”,听此一说,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连忙满脸堆笑,好话说了一大串,表示愿为七、八支队提供方便。谈判中,马保三还义正词严地谴责了张景月部在七、八支队东进胶东以后,虐待七,八支队战士家属和多次扣押我部队联络人员的行径,并警告此后不得发生类似的事件。最后,马保三质问张景月:“眼下高粱陆续成熟,为何不让百姓在高粱熟后砍秸整地?”张争辩说:“高粱棵是抗日军民的遮挡,砍倒了对抗日不利。”马保三驳斥说:“抗日战争乃是群众性的持久战争,秫秸不砍,就不能倒茬整地,倘若错过了农时,来年百姓缺衣少食,军内无粮无草,抗日如何坚持长久?……”一席话驳得张景月无言以对,只得答应在七、八支队所经路线附近可允许群众灭茬整地。
会师三支队
谈判结束后,昌邑、潍县籍的同志告别了乡亲父老,继续西上。部队途径寿光县境时,为防不测,分成多路前进。沿途人民群众听说八支队回来了,纷纷走出村头,迎接子弟兵.指挥部人员途径寿光城南胡营村时,原八支队七中队队长、柳瞳战斗后率部投奔张景月的孟祝三在村头迎候,他见到马保三后,滚鞍下马,敬礼致意,并假惺惺地声言,他有意回归八支队,只是怕张景月虐待其家属,只要八支队对空鸣枪,他即可借机率部起义,对于如此朝秦暮楚、反复无常之辈,马保三一笑置之,并告诫他,只要真心抗日,四海一家,不分彼此,愿他好自为之。说罢,颔首为礼,策马而行,避免了与张部的一场摩擦。就这样,八支队从大局出发,灵活应付,多次避开张部的挑衅,很快通过其“防区”,在临淄县苇子河一带遇到前来迎接部队的中共清河特委书记霍士廉及其他领导同志。
七、八支队与中共清河特委取得联系后,方才得知中共山东省委已改为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根据清河特委的意见,七、八支队一面配合活动在邹平、长山一带的清河三支队开辟清河根据地,一面等待边区省委指示,伺机过铁路进军鲁中南。队伍稍事休整以后,便迅速向三支队驻防的邹平、长山一带迸发。先头部队在桓台县卫固附近与一股日伪军正面遭遇,七、八支队指战员,凭着一腔爱国热忱,与敌人血肉相搏,毙敌十数人,但英勇善战的十三大队长孙善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战斗结束后,部队在卫固街与清河三支队会师,三支队副司令杨国夫向韩指挥等通报了清河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当时,三支队活动地区的南部是日军严密防守的胶济铁路,有张店,周村这两个侵鲁日军的重要据点,敌人经常向北进犯.北部有数股土顽部队,不断与三支队制造摩擦,三支队腹背受敌,处于相当困难的境地,韩明柱与杨国夫等及时分析了敌情,制订出协同作战计划,准备消灭敌人,武装自己,在抗战斗争中发展壮大。
9月的一天,邹平、长山、桓台一带的王尚志、李笑文、宋雨田、张景南、高竹军、杨湘南、张景鲁,周胜芳8个土顽队伍的所谓“司令”,麇集在长山北部的焦家桥村开会,妄图乘七、八支队立足未隐之际,联合袭击,或挤跑,或干脆吃掉。指挥部得悉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与三支队取得联系,商量对策,决定由韩明柱率领一区队为主力,由三支队配合,长途奔袭焦家桥,部队采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8股杂牌土顽部队一举击溃,其残部逃往小清河北,从而改变了三支队腹背受敌的局面。
夜袭周村
焦家桥战斗后,七、八支队留少量部队防守小清河一线,其余部队挥师南下,直逼张店、周村之敌。这时,日军已将遭到破袭的铁路修复通车,运送军用物资的列车往来不绝。敌人目空一切,十分嚣张,11月上旬,游击队指挥部多次派出侦察人员,化装进入周村据点侦察,摸清了敌人兵力部署和活动情况,指挥部决定:夜袭周村据点。
周村的日军,重点驻守城里据点和火车站两个地方.指挥部挑选部分指战员,事先化装潜入城里,作为内应。
11月16日黄昏,部队派出一支人马,首先把周村火车站通往外部的电话线切断,把车站附近的路轨炸断,随即对车站之敌发起佯攻,牵制住站内之敌,随着进攻车站的枪声一响,事先潜伏到城内的部队按照原定部署一齐动手,杀掉城门哨兵,打开城门,主力部队迅速进城,很快把日军据点包围起来。接着,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向敌人开火,据点内的敌人第一次遭到如此猛烈的攻击,龟缩在碉堡内,气得嗷嗷直叫,胡乱放枪,不敢出来。七、八支队乘机捣毁了日军的特务机关,砸烂了“维持会“。然后,押着俘虏撤出周村镇。这次战斗,在胶济铁路沿线日军中引起很大震动和恐慌,同时也使广大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血战蒙家庄
周村之敌遭袭击后,为保证铁路运输,迅速增加了守备力量,并死守据点,好久不敢出城活动。但是,随着冬天的来临,田野里空空荡荡,增兵后的周村日伪军,开始对七、八支队活动的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
七、八支队指挥部由于一直未与边区省委取得联系,因此,在部队是否过铁路南下问题上一度举棋不定,部队也在驻防待命中产生了急躁情绪。
1938年11月29日,一股日伪军窜到蒙家庄一带烧杀抢掠,前方指挥部的韩明柱得知后,立即带领一支人马向蒙家庄疾进。他们出其不意地冲到日军阵前,同敌人展开了近距离激战,神速的战斗行动和猛烈的射击,压住了日军的火力,数十名日伪军被击毙。这时,从周村城开出一支日军骑兵,前来接应受困的同伙,被七、八支队后续部队阻滞。这边,韩指挥带领精兵锐将,一步步向被困敌人接近。敌人躲在一道土岭后边,双方相距约100米,韩指挥等匍匐占领靠近土岭的一片坟地,双方进行着激烈的射击。突然,敌人的机枪射手被击毙,一挺崭新的机关枪被丢弃在一旁,在当时,七、八支队人多枪少,重武器更少,日制机枪对于他们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武器。韩指挥见状,一股强烈的民族复仇愿望和不可遏制的求胜心理使他早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他挣脱了警卫员的拖拽,奋勇地向前夺枪,不幸被枪弹击中,以身殉国!韩明柱副指挥的壮烈牺牲,给七、八支队带来巨大的损失。韩明柱,原名张正,河南省光山县人,“七·七事变”后,他被十八集团军总部派来山东领导抗日武装起义,对于七、八支队的组织建立、军事训练、作风培养、战斗指挥等多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的牺牲,不但给七、八支队广大干部、战士带来极大悲痛,而且还在他们的心情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七、八支队必须尽快靠近省委,在上级党组织领导下,整饬全军,振奋军心。
六天务突围
农历冬月,天气渐冷,部队与边区省委仍未取得直接联系,为了制做棉装,准备过冬,指挥部决定,主力部队仍在邹平、长山南部与日军周旋,指挥部机关带几个大队移驻小清河南岸六天务、陶唐口一带,收买土布,赶制棉装。就在这时,侵鲁日军对清河根据地发起了较大规模的“扫荡”。一天下午,一支日伪军突然袭击指挥部驻地六天务,敌人凭着优越的装备,从三面包围过来。在这危急关头,五区队十一大队担负起阻击敌人、掩护机关转移的任务。新任队长张玉坡率领全队战士正面冲向南来之敌,顶住了即将合围的敌人,机关人员刚刚转移,十一大队的指战员们便被日军火力封锁在六天务村南的一段路沟里,敌人的机枪、步枪、迫击炮、掷弹筒各种枪弹一齐倾泻而来,同时,一队队日军在强大火力掩护下“嗷嗷”地叫着,轮番向十一大队阵地冲锋。十一大队的勇士们,在张玉坡的指挥下,英勇顽强,沉着应战,一次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疯狂冲击,张玉坡队长多处受伤,浑身上下成了一个血人,仍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战斗进行了两个多钟头,最后展开了肉搏战,在给日伪军以重大杀伤的同时,我部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直到黄昏时分,十一大队指战员才在夜幕掩护下冲出敌人的重重包围,这次战斗,粉碎了日伪军偷袭围歼七、八支队指挥机关的美梦,开创了清河地区与日军进行阵地作战的先例,在当时,能在平原地带与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日军短兵相接,坚持战斗两个多小时,并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是十分了不起的,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六天务战斗”。
在此期间,七、八支队还配合清河三支队的战友们在益都城北水渠村、临淄城北岳家庄、长山城北司家庄等地与日军进行过多次激烈战斗,胜利地粉碎了敌人对清河地区的“扫荡”。
挺进鲁中
12月上旬,林浩等率领四支队的一个团从鲁南来到邹平,代表上级党组织对七、八支队慰问,传达了中央指示将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建为山东分局,并派张经武等同志带领一批干部来到鲁中,正在筹建八路军山东纵队,山东分局指示七、八支队速过铁路南下,参加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的斗争。12月中旬,部队从淄河一带趁夜穿过敌人严密封锁的胶济铁路,沿淄河急速南下。下旬,部队被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从此,这支迎着抗日的烽火揭竿而起,在鲁东、胶东大地转战一年之久的人民抗日游击队,变成了正规的八路军,成为活跃在山东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未校对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