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南县早期党的活动（文/中共沂南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沂南县（大部原属老沂水县）的党的活动，属沂蒙山区最早的地区之一。
（一）
沂南县的早期党的活动，应追溯到大革命时期。
二十年代初期，经过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的冲击，沂南地区的一些爱国青年，不满于社会的黑暗统治，弃家出走，奔向城市，在黑暗中求索，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一九二四年，沂水县第九区垛庄村（一九三九年至一九五六年属沂南县）刘氏大家庭一一“燕翼堂”的刘晓浦（原名刘星厚，三一年被韩复榘杀害），因对其家庭不满，抱有实业救国的思想，投考了南通纺织专门学校。在那里，他开始从事一些革命活动，引起校方不满，学校要开除他，刘即转入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时期创办的上海大学学习。刘晓浦有个侄子叫刘一梦（原名刘增溶，号大觉，三一年被韩复榘杀害），和刘晓浦叔侄关系融洽，感情笃厚，志同道合。刘一梦早年曾住金陵大学文学系读书，后转入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刘氏二人，在上海大学读书期间，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期，沂水县第六区门家庵子村（今沂南县）的刘鸣銮（字金坡，号元之），也由临沂第五中学考入了上海大学，
他的工作基点。苏村一带的司马、世舍庄、李家庄、夏家小河，依汶一带的朱家里庄都是他经常去的地方。他组织农民协会，并在农民协会中组织贫民会，从贫民会选拔优秀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种组织在沂水南乡的司马、依汶一带搞得特别好。贫民会是党的外围组织，是农民协会的核心。只在苏村一带的司马村，孙就发展了农协骨干徐兴师、徐作欣，在李家庄发展了李德厚、李竹林、李韵声等数名党员。这样以来，全县党员数量增加了近百名，党员成分也有了很大变化。在他的指导下，农民协会有了较大的发展。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孙兆彭奉命调回中共山东省委。在他走之前，山他主持正式成立了中共沂水县委。建立沂水县委的会议，是在司马村外的荒野里召开的，到会代表二十多名。县委成员由孙兆彭提名，代表们举手通过。选举结果：县委委员有朱寿年、孙固斋、徐子厚、鞠百实。朱寿年任县委书记，孙固斋负责组织工作，徐子厚负责青年工作，鞠百实负责军事工作，另有袁子云负责文书工作。县委成立不久，相继又成立了城里区委、南乡区委、北乡区委。南乡区委书记由徐湘南担任。从此，沂水南乡的党组织在中共沂水县委的领导下，走上了一个相对稳定发展和较有作为的阶段。
（二）
县委成立以后，其工作是按照孙兆彭在这里推行的暴动政策干的。县委曾开过两次会议，集中研究了当时的形势，决定广泛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积蓄力量，为实行暴动、夺取政权作好准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搞农民协会成为县委的中心任务。
农民协会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农村的一支生力军。农民协会的章程是由县农民协会根据上级有关指示制定的。农民协会会员入会手续是本人中请，经介绍人介绍，填志愿书，会员大会通过，批准入会。农民协会会员条件：以户为单位计算，三十亩地以下者，只要申请即可接收为会员；三十亩至一百亩地者须有选择的接收；百亩以上者无特殊情况，一般不接收其为会员。农民协会的会旗，是红底镶黄边，旗徽是金黄色的一张犁。会旗规格按县、区、乡级农民协会依次减小，农民协会会员则佩有“农民协会会员”字样的红布徽章．他们亦有会歌：“苦哇！我们庄农人，终年受苦辛，难得饱和温，有土豪，有劣绅，剥削咱庄农人，谁要稍迟延，马上遭监禁！” “吾辈这次来革命，打倒奉鲁军，铲除新军阀，钱不爱，死不怕，为民为国家。”当时的口号是：农友们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取消苛捐杂税。这期间，农民运动可谓风起云涌。久受奉鲁军阀张宗昌及其爪牙土豪劣绅残酷压榨的广大贫苦农民，听到农民协会是为解放自己而斗争，便欣然前往，纷纷报名入会。全县区、乡、村大都建立了农民协会领导机构，一般由五至七人组成。各级农民协会的负责人大都是地下党员或贫民会会员。全县实行分片领导，沂水南乡司马一带，由徐湘南负责；西南乡依汶一带由朱寿年、郭文宗（今沂南县宅科子人）负责；另有西乡、北乡、西北乡、城里等几片，分别指定专人负责。次年春，县农民协会领导班子进行了充实，主要负责人仍为张敬诺，地下党员徐湘南又充实到县农民协会领导班子里，充任张的助手，为县农协会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此，县农民协会的领导权更加控制在我们共产党的手里。沂水南乡农民协会尤为活跃。广大贫苦农民，一经组织起来，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会员们经常集合起来，扛着会旗，喊着口号，抓住当地土豪劣绅捆绑起来，戴高帽子，用绳子牵着游街示众。农民有了纠纷，也不找区乡政府，而找农会解决处理，农会一出面，问题就解决了。农会提出： “不准地主退田，保持永佃”，地主也不敢说半个不字。农会向地主借粮，救济贫苦农民，说多少就多少，地主们一般不敢打折扣。农会会员扎城隍庙砸了，动员妇女放足，到集市上去剪辫子，而那些封建老朽包不敢反对。司马村农民协会，集中民间的大刀、长矛，建立了自己的武装，使该村地主心惊肉跳，坐立不安。该村有个叫徐鼎心的地主，竟然拿着五十块大洋送到农会，说： “帮助点会费。”沂水南乡苏村一带的牛家小河有个较大的土豪牛守元，他家有八百多亩地，平日地租繁重，剥削佃户，高利放贷，盘剥农民。更加他包揽词讼，欺压善良懦弱的人们，附近群众被他压榨陷害无法生存的不在少数，真是一方之大害。苏村区农民协会决定，先把牛守元打倒，除此害人的毒虫。计划在苏村集上抓老牛，游行示众，如果他下来赶集，再到他家去捉他。一九二八年农历九月初六是苏村大集。这天早饭后，徐湘南，李德厚、李韵声等农会领导人，带领李家庄、司马、夏家小河等村庄的农会会员五百多人，在苏村北头散布开，专等老牛来赶集。十点多钟，老牛到了苏村北头，会员们一拥而上，把他包围起来，老牛见势不好，要想逃跑，李德厚赶上去把他揪住．老牛把眼一瞪说： “在青天白日之下，你们想干什么？”会员们怒喝道：“你平日为非作歹，自己不知道吗？我们今天御你算帐！”马上用绳子把他反绑起
党支部会议。尔后，徐湘南通过亲友关系，活动于国民党驻莒县的第五游击纵队中，教育敦促该纵队司令武振山、副司令于化龙走上革命道路。起义前夕，该部在诸城军阀混战中全军覆没。武振山，于化龙二人重同莒县筹组新军，徐湘南随后又人莒城大力协助。
徐湘南的革命活动一天没有停止，敌人对他的追捕也一天没有放松。二九年秋，沂水县警备队乘深夜入司马村再抓徐湘南，午夜前，县警备队就到了该村，庄周围布岗、戒严，下半夜，开始抓人．徐湘南闻知，遂率部分党员和农会会员与敌枪战，且战且退，突围出庄，最后退至夏孟寺，坚持不住逃跑。会员徐兴瑞、徐志高未及逃脱而被捕。次年春，一直对农会阳奉阴违，对徐湘南怀有刻骨仇恨的司马村大恶霸地主徐鼎心，终予以重金收买了我党叛徒杨春增（今沂南县杨家官庄入），由杨将徐湘南暗杀在胡头村东南的沟坡上。至此，沂水县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被国民党彻底镇压下去了。
（三）
党组织遭到首次严重破坏以后，党员和党员干部，有的被关，有的被杀，有的出走，有的消沉，沂水县的党一度失去了与上级党的联系．
以瑞麟小学校长邵德孚为首的一部分党员，为了寻找党，曾做过大量工作。一次，邵德孚在找党途中，适遇被国民党逮捕坐狱释放后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谢梅村，此人系河南省人．邵即偕谢来沂水瑞麟小学任教师，并利用假期派谢梅村赴河南省找到了许昌中心县委书记张本固（即张体学）
方之大害。
区委的宣传工作也是比较活跃的。他们经常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这些宣传品大多是由小曹从瑞麟小学带至南乡，放到贺发堂家。贺发堂是苏村镇长，好掩护；他又住在村外，便于活动，这些传单，有的贴在墙上，有的贴在树上，有的还压在公路上。在这些传单中，比较重要的有《中华临时苏维埃政府布告》（署名是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粉碎国民党第一次围剿胜利的报告》，还有红军第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报告。
沂水南乡区委对莒县支部的领导经常而深入。
一九三二年秋，区委书记王赞堂分别介绍孔福亭、张“川入党，并指示二人要在本地向农民、亲朋、同学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发展党员。他们于一九三二年底到一九三三年春，先后在西辛庄发展了孔凡梯、张纪玉，孔凡植、孔祥禄、孔祥均等人人党。
一九三三年清明节时，莒县的地下党员孔福亭、主纪先二人到苏村，找王赞堂汇报、请示工作。王指示他们回村成立党支部。为开展好这一工作，王送给了《怎样进行支部活动》、<怎样开党小组会》两本小册子。另，王赞堂还主持建立了莒县南关小学党支部。
一九三三年六月，王赞堂根据上级指示，在凤凰山庙里，第一次召开了筹建中共莒县县委会议，到会的主要成员有孔福亭、杨作舟、宫文中。后因沂水县委遭破坏，王赞堂出走夕|地，建立莒县县委工作暂时停顿下来。后来，莒县党组织与王赞堂的关系仍一直保持着，并受王的指导。从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至一九三六年，王赞堂不断给莒县党组织邮寄
只是由于当夜县教育科一我党同情分子黄敕五打电话将邵等被捕消息告知他们，作了应变的准备才未被捕。敌人又令河阳公安分局巡长郭善初带警察到垛家庄去捕王象坤。由于郭原就知道王与地下党员于松泉是朋友，而郭同于也是至交，因此，郭等到垛庄后故意“打草惊蛇”，王幸免而逃走。这就是沂水党的历史上发生的第二次党案。
（四）
县委又一次被破坏了，但是共产党员心中的革命烈火是扑不灭的。身陷囹圄的同志，在狱中以种种方式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幸免的同志更决心再显身手继续战斗。沂水南乡的党员在区委的领导下，除开展营救狱中同志、筹集钱款接济被捕同志家属外，试图再作一次武装暴动的尝试。乃于一深夜，召集葛德甫、秦相猷、贺法荣、范来修等在竹篮村（今沂南县）附近野外开了一次会，计划以苏村一带和莒县一部分地下党员为骨干，以苏村、铜井一带的大刀会为主要力量，以沂水西北乡枫山为根据地打游击。并实现南北区武装力量汇合。会后，除立即同埠前的同志取得联系外，并积极地开展了武器、药品上的准备工作。为购买医药、手电筒之类东西，区委书记王赞堂和一李姓青年到了临沂。凭着王在临沂乡师的同学和组织关系，在临沂城北的船流小学，找到了临沂县委。临沂县委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帮助购买了一大箱西药。在船流的三天中他们还学会了《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及办小报的方法。在家的同志，也先后搞到了几卜支短枪。准备就绪，遂于一天晚上，游击队在南乡姚家店子村集合开会，在王光华的领导下，由王赞堂带队沿沂河西岸前进，天亮到达沂水北乡的枫山。北乡的陈善同志领大家上了山，吃喝都由他们供给。山上设备不错，有围子，有房屋，还有别的储备。但是在活动方式上发生了争论：王赞堂主张打起共产党的旗帜，象南方那样打土豪，分田地；另一部分同志认为这样会暴露，国民党就会围剿我们，主张小规模地把地主搞来，要钱、要粮，积累力量。意见没有统一下来，再加我们力量太薄弱，选择的地点靠近沂博公路太近，很难坚持下去。三四天后，只好各分南北，人员解散。
公开打游击没成功，他们又想着对沂水和河阳的警察所攻打一次，搞些枪枝再发动武装暴动。这样的会议在苏村街北头的树林子里开了三次。参加会议的有王赞堂、葛德甫、秦相猷、贺发荣、曹云道、秦相洲等。但又都因意见统一不下来。力量单薄而没有搞成。
一九三三年十月，县委书记谢梅村及南乡党员徐风太、田锡仁等，转移到沂河西扈山店一带的道士庙里，昼伏夜出，一面安排该地支部、党员注意隐蔽，等待时机，寻找上级党组织；一面筹措经费，接济被捕同志的家属。
通过这一系列的活动，工作很难奏效：同时大家也感到，在山东能寻找到上级党组织接上关系，看来是没有把握了．要干，只能是零零星星，盲盲目目，成不了大事。只有走出去，到外地寻找上级。于是，县委书记谢梅村，县委委员王光华及南乡区委负责同志王赞堂、秦相猷等人，在世合庄秦相猷的新房里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会上，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凡是暴露了的党员骨干都到外地去找关系，闹革命，如果谁找到关系，就互相联系，互相介绍，并决定，西南乡区委书记王象坤已去抚顺，李善亭已去安东，都和王光华保持联系，都算线索；王赞堂与高灼三（斜屋人）一路去察哈尔；谢梅村与王光华去河南谢的老家；王富春、吴宝仁去安东找李善亭；秦相猷、贺发荣一路去青岛；贺法堂因隐蔽的好，暂留下来坚持。会后他们按县委指示分头行动，到达分派地点。
去察哈尔的王赞堂和高灼三，首先投奔了东北义勇军第三路指挥姚丙乾。后因内部争权，姚气病而死，部队为冯占海吞并，他们仍留在冯部的六十三军里。王赞堂由一个叫竹云青的人介绍认识了朝鲜族党的负责人老黄，由黄联系组织派老李接上了关系。该军党组织又被破坏，王逃走，在华北一直做兵运工作，其中还到河南省灵宝县发展了地方组织。去河南的人，先是谢梅村与王光华到河南谢的老家。不久，谢叛变了。王光华只身找党，历经风霜，辗转南北，到了武昌．后徐凤太、田锡仁、陈善等党员也从山东到了河南，因陈善打死河南省郾城县长常寿峰，陈、田被捕，徐凤太逃走。被捕后陈善被杀，田承认是共产党员，人苏州反省院半年释放回家。徐凤太只身从河南来到了武昌黄鹤楼派出所，准备经此处赴上海找党，不期遇到王光华。徐即先赴上海，遂函告王去上海，由王给徐接上了党的关系，并介绍他们到中央保卫局战斗科工作。后他们又到中央北方局工作，并积极参加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一九四二年冬，徐凤太同志在任冀南行署公安总局二科长期间，因积劳成疾病逝，享年二十九岁。
到青岛的一路，秦棚猷同志积橄联络原沂水县后去的党员，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秦相猷还乘国民党青岛市警察局招考机会，派刘翔鸥报考并录为三等警察，以此作身份掩护。秦相猷为了寻找党组织还多次往返于大连、上海、青岛。一九三五年，秦经先去东北的本村党员贺百珍介绍，去苏联学习电报技术，一九三七年回国，到上海秘密搞电讯工作。一九四O年再度赴苏，四二年回沪继续原工作，从一九四五年，秦已完全为我党电讯联络工作。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七日的深夜，适值发报，被敌侦破而逮捕，五月七日被国民党秘密杀害。这就是他们离乡闹革命的大略情况。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伟大的抗日战争爆发了，特别是十月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山东，使山东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各地的地下共产党员、仁人志士，以民族利益为重，纷纷组织抗日救亡活动，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不抗日政策，发动人民不做亡国奴，坚决抗日。并积极响应中央北方局的号召：“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投入到了伟大的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中去。
沂水县的老党员邵德孚同志，刚从监狱里走出来，就奉省委的指示到沂水恢复党的组织。一九三八年春，邵在基本恢复原有党组织之后，曾来到横河村（今沂南县）的李开业家。李开业（字纪斋），系邵在沂水监狱里发展的党员，邵到这里意在联络发展党员工作。到一九三八年旧历四月，邵德孚和李开业在该村发展了李开尊、李开运、李开文、李长春四人为党员。
原沂水县委书记朱寿年，一九三三年获释后也于一九三八年旧历正月十六日，与杨志诚（又名杨荫田）、共产党员刘焕缘在崖子崮回龙寺拉了第一次武装，随后加入光复军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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