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公安南下接管上海
山东南下干部队伍中，除了从事政权工作的地方干部外，还有一些特殊的战士，是默默工作在看不见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他们就是山东南下公安干部。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主要包括华东警官学校学员、华东社会和政治保卫系统的在职干部两部分。
1946年2月，华东局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在山东临沂创办了山东警官学校，培训了20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公安保卫干部，这是由我党领导的华东地区最早的一所培养训练公安警务人才的学校。同年底，由于敌机袭击骚扰，学校被迫停办。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成立济南特别市，直属华东局领导。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继续开办警官学校，后又改为华东警官学校。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兼任校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李士英兼任副校长，林道生任教育长，徐盼秋任副教育长。学校下设教务科，供给科，教研室和8个学员队。一、二、三、四队为警官队，五、六、七、八队为警士队，校址在济南东大街79号。
1948年12月，华东警官学校开开始面向全省招生，名额为1500名，男女兼收，基本条件是身体强健、品行端正，年龄在18岁以上、38岁以下。其中，警官部500名，修业期限一年，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或同等学历；警士部1000名，修业半年，要求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历或粗识文字。通过积极动员发动，借鉴动参扩军手段、采用政府部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学员一千余人，以备上海和江南其它城市解放时调用。
1949年1月5日学校开学，贯彻以政治教育为主，业务训练为辅的教学方针。首先开展政治教育，进行形势任务教育。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教育，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开展业务教学，针对学员以后担负的任务，选学一些城市管理、户籍、治安、交通、刑侦、敌情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进行严格的队列训练。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上大课听报告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生活上实行供给制，进行军事化管理。通过几个月的教育训练，学员初步掌握了公安警务工作的基础知识，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最终选拔南下的八百余名学员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
1949年5月初，华东局决定由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等带领华东公安干部接管上海国民党警察、特务机构，组建人民公安机关。南下公安干部队伍除了包括部分华东警官学校师生外，还包括从华东社会、政治保卫系统抽调的在职干部：一是把济南市公安局和分局（包括派出所）全部按照两套班子配备，一套留下坚持工作，另一套则南下；二是从全省和华中各级公安机关抽调的384名股、营级以上干部；三是从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等部门抽调的六百余名公安保卫干部。与此同时，华东局社会部还开展了对上海和江南其他敌占城市的敌特组织、党政要员和经济、文化、社会情况资料的调查收集，编印成《上海调查资料》发给各系统接管干部参考。这就从组织、干部、材料等方面为接管上海的旧警察系统作了初步准备。
5月9日，1400余名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乘火车从济南出发。15日到江苏丹阳与其他参与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会合。同年5月下旬，教育长林道生又带领学校部分干部和家属前来会合。丹阳集训期间，山东南下接管干部分析了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警察局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三套相应的接管方案：一是如同潍县、济南，解放后警察局员警全部逃散，则重起炉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二是如同北平，和平解放后，警察局机构和员警基本未散，则采用先派军事代表进驻警察局和各分局，稍做准备后宣布接管；三是由于上海地下党的有效工作，解放后可能跑掉一些上层警官，下层人员大部留下，则根据《约法八章》规定，在接管人员领导下，发挥旧员警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根据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警察局中有强大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利条件，认为上海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准备工作重点放在第三套方案上。针对南下接管干部对上海人地生疏的实际情况，带队领导请组织接管人员阅读《上海调查资料》、学习接管江南城市政策、接受入城纪律教育。学习济南等城市接管经验的同时，请上海警察局地下党派去丹阳联络的同志向接管干部介绍了上海市警察系统和整个城市的情况。
不久，华东局批准了新上海公安系统的人事任命和机构设置方案。决定李士英、杨帆出任解放后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副局长，批准了拟定的各处处长、分局局长的人选及其他人员分配方案；决定公安局下设秘书、人事、行政（治安）、刑侦、社会、消防、供给7个处和1所警察学校，下按行政区设30个分局和一个水上分局，批准了各新设机构接管专员和军代表的名单。
在多数南下公安干部奉命接管上海公安系统的同时，梁同斌于7月率领六十余名师生继续南下福建；后又有三十余名学员奔赴西南，参加重庆接管；还有部分山东公安干部随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南下接管徐州并分别担任了领导职务。总之，南下公安干部和师生成了当地公安保卫部门的骨干力量，在巩固政权、管理城市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山东省档案局编研室供稿）
1946年2月，华东局根据革命形势需要，在山东临沂创办了山东警官学校，培训了200多名军队和地方的公安保卫干部，这是由我党领导的华东地区最早的一所培养训练公安警务人才的学校。同年底，由于敌机袭击骚扰，学校被迫停办。
1948年9月济南解放，成立济南特别市，直属华东局领导。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继续开办警官学校，后又改为华东警官学校。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兼任校长，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山东分局社会部部长、山东省公安总局局长李士英兼任副校长，林道生任教育长，徐盼秋任副教育长。学校下设教务科，供给科，教研室和8个学员队。一、二、三、四队为警官队，五、六、七、八队为警士队，校址在济南东大街79号。
1948年12月，华东警官学校开开始面向全省招生，名额为1500名，男女兼收，基本条件是身体强健、品行端正，年龄在18岁以上、38岁以下。其中，警官部500名，修业期限一年，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或同等学历；警士部1000名，修业半年，要求具有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历或粗识文字。通过积极动员发动，借鉴动参扩军手段、采用政府部门推荐和考试相结合的方法，招收学员一千余人，以备上海和江南其它城市解放时调用。
1949年1月5日学校开学，贯彻以政治教育为主，业务训练为辅的教学方针。首先开展政治教育，进行形势任务教育。革命人生观和为人民服务教育，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同时开展业务教学，针对学员以后担负的任务，选学一些城市管理、户籍、治安、交通、刑侦、敌情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和进行严格的队列训练。在教学方法上主要采用上大课听报告和自学讨论相结合的方式；生活上实行供给制，进行军事化管理。通过几个月的教育训练，学员初步掌握了公安警务工作的基础知识，思想觉悟和军事素质有了明显提高，最终选拔南下的八百余名学员就是从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
1949年5月初，华东局决定由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等带领华东公安干部接管上海国民党警察、特务机构，组建人民公安机关。南下公安干部队伍除了包括部分华东警官学校师生外，还包括从华东社会、政治保卫系统抽调的在职干部：一是把济南市公安局和分局（包括派出所）全部按照两套班子配备，一套留下坚持工作，另一套则南下；二是从全省和华中各级公安机关抽调的384名股、营级以上干部；三是从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等部门抽调的六百余名公安保卫干部。与此同时，华东局社会部还开展了对上海和江南其他敌占城市的敌特组织、党政要员和经济、文化、社会情况资料的调查收集，编印成《上海调查资料》发给各系统接管干部参考。这就从组织、干部、材料等方面为接管上海的旧警察系统作了初步准备。
5月9日，1400余名山东南下公安干部乘火车从济南出发。15日到江苏丹阳与其他参与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会合。同年5月下旬，教育长林道生又带领学校部分干部和家属前来会合。丹阳集训期间，山东南下接管干部分析了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警察局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三套相应的接管方案：一是如同潍县、济南，解放后警察局员警全部逃散，则重起炉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二是如同北平，和平解放后，警察局机构和员警基本未散，则采用先派军事代表进驻警察局和各分局，稍做准备后宣布接管；三是由于上海地下党的有效工作，解放后可能跑掉一些上层警官，下层人员大部留下，则根据《约法八章》规定，在接管人员领导下，发挥旧员警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根据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警察局中有强大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利条件，认为上海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准备工作重点放在第三套方案上。针对南下接管干部对上海人地生疏的实际情况，带队领导请组织接管人员阅读《上海调查资料》、学习接管江南城市政策、接受入城纪律教育。学习济南等城市接管经验的同时，请上海警察局地下党派去丹阳联络的同志向接管干部介绍了上海市警察系统和整个城市的情况。
不久，华东局批准了新上海公安系统的人事任命和机构设置方案。决定李士英、杨帆出任解放后的上海市公安局正副局长，批准了拟定的各处处长、分局局长的人选及其他人员分配方案；决定公安局下设秘书、人事、行政（治安）、刑侦、社会、消防、供给7个处和1所警察学校，下按行政区设30个分局和一个水上分局，批准了各新设机构接管专员和军代表的名单。
在多数南下公安干部奉命接管上海公安系统的同时，梁同斌于7月率领六十余名师生继续南下福建；后又有三十余名学员奔赴西南，参加重庆接管；还有部分山东公安干部随济南市委书记张北华南下接管徐州并分别担任了领导职务。总之，南下公安干部和师生成了当地公安保卫部门的骨干力量，在巩固政权、管理城市等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山东省档案局编研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