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的话：我的父母，都是“大青山突围战”的亲历者。但不知为什么，在我的印象里，他们从来没有向我提到过“有关这场战斗”的一个字……。也许是因为这场战斗过于惨烈;也许是因为这个话题过于沉重;也许是因为他们想讲,却又不知该怎样去讲?也许仅仅是因为当时我们还年青,还不懂事……。总之,他们选择了沉默,一直沉默到离开这个世界……。但这种沉默,最终还是向我传递了一个信息:这是一场令人难忘的、光荣而又悲壮的战斗。我终于在六十多年以后，有机会可以小心翼翼地推开了这扇“紧闭的大门”，走进了我的父母，以及那些和他们“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们，心中最神圣的战斗……。
    1941年冬季，日军集合五万之众，对我山东沂蒙山根据地中心区，进行了为期二个月的“疯狂大扫荡”，妄图将我山东抗日首脑机关及主力作战部队一网打尽，一战而定山东。在我主力部队以机动作战方式，从内线转入外线作战，暂时与敌脱离接触后，11月30日拂晓，我“抗大”一分校及115师和山东分局机关各一部，共计约五千多人（包括部分尾随部队转移的群众），在内线大青山地区，却突然遭遇日军“偷袭、合围”，形势万分危急。对我实施“偷袭、合围”的，是日军参与扫荡的主力部队一部，共计五千余人，战斗力强，装备精良，且具有山地作战经验；另有配合作战的伪军和土顽部队数千人，总兵力达到万人以上；而我被围人员，则绝大多数是机关和学校的无武装非战斗人员（包括部分女同志）。其中具有一定战斗实力的作战部队，主要集中在“抗大”一分校五大队（即“军事大队”）及山东分局警卫连，总共只有约数百人，双方实力极为悬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军没有发生慌乱、动摇，没有束手待毙，而是奋起进行反击，果断实施突围作战。以一分校作战部队和分局警卫连，分别担任阻击和突围任务，与日军进行了浴血拼杀，最终击破日军合围圈，以小部牺牲，换取大部胜利突出合围。这就是山东抗战史上，著名的“大青山突围战”。这场战斗，是山东敌后战场在抗日相持阶段，一场影响较大的战斗；同时也是一场争议较大的战斗。因此在战史学研究和宣传方面，占有特殊的地位。
    我们说“大青山突围战”，是一场影响较大的战斗，是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我军是以小部牺牲，换取大部五千余人胜利突出合围，粉碎了日军企图聚歼我山东抗日首脑机关的阴谋，使我被围人员免遭重大损失，保存了大批抗日有生力量；特别是在危急关头，我参战部队能够挺身而出，以大局为重，置局部利益和个人生死与不顾，顽强与日军进行殊死拼杀，以血肉之躯，为数千突围部队杀出一条血路；他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全局观念和英勇献身精神，在战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们说“大青山突围战”，也是一场争议较大的战斗，是因为在这场战斗中，我军也有较大伤亡。据事后不完全统计，我军在战斗中伤亡总数近千人，其中牺牲三百多人左右，受伤五百多人左右，是山东敌后战场伤亡较大的一场战斗。在战斗中，“抗大”一分校由于承担了“阻击合围与突围”的主要战斗任务，因此伤亡情况尤为突出，仅连、排级战斗骨干和学员，就牺牲近二百人左右。而115师和山东分局机关，由于事先缺乏准备，战斗打响后，队伍出现一些混乱，失去有效指挥，结果也造成不少伤亡。特别是其中一些领导干部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在战斗中也与部队跑散，即失去有力依托和掩护，后在与敌的“零星抵抗”中英勇牺牲。我军在这次战斗中所遭受的重大伤亡，对于极度缺乏干部的敌后战场而言，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损失。由此也暴露出我军在应对日军大规模“扫荡与合围”作战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和不足。诸如在统一指挥，作战部署，敌情分析，情报传递，以及大部队机动作战等方面，都还不适应严酷战争环境的要求。这些问题，从当时山东敌后战场的情况看，尚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普遍性；直到1943年下半年，在中央指出并加以纠正后，总体局面才开始有所好转。
    对于“大青山突围战”所反映出来的问题，长期以来，成为史学界和很多亲历此战、关心此战的老同志们，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各方看法不尽相同，众说纷纭，各有春秋。这种争议，一直断断续续地持续了几十年，始终没有停止过，几乎使这场战斗，成为山东抗战史上的一桩“悬案”。
    在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持续不断的争论，对于“大青山突围战”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1.使这场战斗，在战史学上的地位和意义，长期不能得到明确，留给后人很多悬念；并且这些悬念，会随时间推移越来越多，越来越难以“破解”。2.媒体对这场战斗的宣传工作，一直比较低调，有时甚至采取回避态度，久而久之，使这场战斗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造成这段历史的空白和缺位；以致于现在有很多年青人，并不知道抗战时期，在山东境内曾发生过这样一场著名的战斗；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仍然有所显现，这不能说是一种正常的情况。3.学术研究工作难以深入；长期以来，对这场战斗的描述和评价，起主导作用的，是一些带有浓厚时代背景的“说法”和“结论”；而其中有些“说法”和“结论”，所依据的史实基础不够充分，又缺乏学术观点做为支撑，行政色彩和人为因素过于明显，难以令人信服，等等。这些问题如果不能逐步加以解决，就会使我们对这场战斗的认识，长期停留在现有水平上，难以深入下去。
    令人感到振奋并受到鼓舞的是，近些年来，在一些亲历此战老同志的积极呼吁和推动下，在战区所在地党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有关这场战斗的研究和宣传工作，开始受到重视，并有了新的起色。一些高水平的回忆文章和研究成果不断面世；地方党史部门对这场战斗，也从战史学的角度进行了初步评价；修建了一些标致性的纪念物；开展了一些大型的宣传和纪念活动，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特别是在战区广大青少年中间，开展了“缅怀先烈，学做抗大人”的主题教育活动，在沂蒙老区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从而使这场几乎被尘封了几十年的著名战斗，逐渐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这对于告慰先烈，教育后人，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这样一场在山东，乃至在更大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的著名战斗而言，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还是初步的，带有引领性的，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以便使更多的人，能够更深刻、更全面地了解这段战斗历史，正确地把握历史经验，总结历史教训，把革命前辈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光荣传统，传承下来，真正转化成为我们时代的精神财富。为此，笔者提出三点工作建议，以期能够得到专家和前辈们的指教。
    一、要进一步加强对这场战斗的学术研究和探讨，逐步明确其在战史学方面的地位和意义。
    在研究和探讨这个问题时，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予以考虑：
    第一是从山东对日作战的历史看，这是一场具有典型意义的战斗。山东省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从中日之间军事对抗的角度看，在近代史上，一直是日军侵犯我国利益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中日之间发生军事对抗的主要地区之一。近百多年来，日军为了实现其侵华利益，在这一地区，曾先后与满清政府、欧洲列强、国民党政府，以及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进行过多次激烈的武装对抗。日军在这一过程中，最惯常使用的作战方法，就是“偷袭、合围”，进而达到其“围而聚歼”或“以围逼降”的作战目标，并且屡屡得手，极大地膨胀了其侵略野心，加快了其侵略步伐。但“大青山突围战”则属例外。在这场战斗中，日军虽然对我军也实施了“偷袭、合围”，并且作战双方实力悬殊，但日军始终没有能够通过合围，达到其“围而聚歼”或“以围逼降”的作战目标；我军则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抱着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不屈不挠，顽强拼杀，最终击破日军合围圈，以小部牺牲，换取大部突出合围，保存了大批抗日有生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说“大青山突围战”是一次“胜利突围”，并不为过。从中也反映出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上述各类武装集团之间，所存在的本质区别。他们在与民族利益攸关的重要战斗中，所表现出的果敢与顽强，体现了我人民军队为“民族而战”的坚强决心；在山东对日作战史上，树起了一面“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旗帜。
    第二是从我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看，这是一场对日军规模较大的正面突围作战。就这场战斗的规模及战斗的悲壮和惨烈程度而言，在战区是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以致于到现在，沂蒙老区群众还念念不忘这场战斗；对我参战部队的英勇表现，充满了赞扬、崇敬和缅怀之情。
    抗日战争时期，我军对日军作战，主要是贯彻了游击战和运动战的作战原则，尽量避免与实力较强的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对抗，因此与日军发生大规模、正面阵地作战的机会也不多。而“大青山突围战”则是在遭遇日军“偷袭、合围”的情况下，被迫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突围作战。这种大规模的、双方实力悬殊的“合围与反合围”作战形式，在我军对日军作战史上（特别是在敌后战场）并不多见。由此而获得的直接（或间接）的战场经验和教训，是值得我们认真进行研究和总结的。以此战为例，一方面从敌方情况看，日军这次作战，不是通过预先“设伏”，以达成合围之势；而是采取长途奔袭（或称“偷袭”）、分进合击的战法，在运动中形成合围之势，以达到其“聚歼我军”的作战目标。这种以动制“动”的战法，是战场上“敌变我变，我变敌变”的典型转换形式之一，对当时我军所擅长的运动作战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要求我军对战场上动态信息（或称情报）的搜集、整理、分析、决策等，要具备更高的水平；而我军在当时情况下，无论是从作战部署，还是从设备、手段等方面，都还不具备这样“快速反应”的条件；结果造成在内线活动的三支非主力部队，误入敌扫荡部队主力的合围圈内，并且事先缺乏有效协同与配合，仓促应战，酿成惨痛后果。这种教训，即使是在今天现代战争条件下，仍然具有可借鉴和参考的意义。另一方面从我方情况看，在这场战斗中，我军虽然在战机选择方面，带有明显的被动性和偶然性；但在战场组织和指挥方面，我军却存在相当多的主动性和必然性因素。比如：迅速集中战场指挥权；果断决策实施战场突围；选择敌薄弱环节做为主要突围方向；以及组织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担任突围阻击任务等等。正是由于实施了这些正确的战场决策，才使我参战部队，能够在总体形势处于十分被动的情况下，仍然抓住了瞬间战机，在有限时间内，基本上控制住了战场上的主动地位，以果敢、勇猛的冲击，迅速击破了日军合围圈，成功组织了大部队胜利突出合围。当然，这些战场成果的取得，还应包括全体指战员的个人努力和我参战部队的整体配合，这恰恰是我人民军队的优势所在。
    第三是从抗日军政大学的军事实践看，这是抗战时期，以“抗大”为主体参加的，一次最为重要的对日直接作战行动。抗日军政大学，是我军在抗日战争时期，为培训军政干部人才，而创立的一种带有特殊性质的军政干部学校。由“抗大”总校及分布在各敌后战场的十二个分校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在战争条件下，培养各类军政干部人才，为我军不断发展、壮大的有利形势，提供源源不断的干部来源。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期间，抗日军政大学共培养各类军政干部人才达十多万人，取得了丰硕的培训成果。其中又以“抗大”一分校的创办时间为最早，办学时间为最长，培训干部为最多。
    由于“抗大”是在敌后战争条件下办学，这就要求“抗大”在办学过程中，必须随时面对各种战斗考验。因此可以说，参加军事实践活动，是“抗大”办学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为了保证实施这一点，“抗大”在组织形式上，实行军事化管理；在教学活动中，以军事斗争为主要培训内容；并且学校自身也保持一定的战斗实力，以便在必要情况下，配合主力部队执行战斗任务等等。同时“抗大”在办学思想上，也鲜明地提出“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的口号，强调了学习与参加军事实践紧密结合的重要性。这不仅成为“抗大”办学的一大特点，也是“抗大”办学的一种必要途经和方法。据粗略统计（因查询不到准确数字），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抗大”总校及诸分校各部，共参加大小战斗达数百次之多，歼灭日伪军在数千名以上，直接参与了敌后战场的对敌军事斗争；特别是在一些重点（或局部）地区，由于“抗大”的特殊背景和作用，甚至成为日伪军袭扰的主要对象，从而牵制和迷惑了大量敌军，为支援主力部队作战，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我党、我军“坚持在敌后办学，坚持在敌后抗战”的一大典范。
    “大青山突围战”，是“抗大”参加的、诸多对日作战行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并且在这次战斗中，独立承担组织指挥和主力作战二大任务。这对于一个以培养军政干部为主要目标，非战斗人员与战斗人员之比高达6：1以上的军事教育组织而言，不能不说是一次严峻的战斗考验。这种战斗考验，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伤亡数字，还有对学员综合素质（诸如包括战斗性、坚定性、组织纪律性以及军事斗争的专业性等等）和培训成果的全面检验。据事后有人统计，在这场战斗中，日军也有较大伤亡，敌我双方阵亡比例，大致在1：1左右。这对双方实力相差悬殊，又担负掩护突围作战任务的部队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此也可以看出，“抗大”一分校在培养学员战斗力方面，是下了真功夫的。只有平时对部队严格训练，严格管理，战时关键时刻，部队才能冲得上，顶得住，以一当十，用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大青山突围战”，我军能够在十倍与我之敌的包围下，杀开一条血路，胜利冲出合围，其关键原因就在于此。对于一个军政干部学校而言，我们讲“战场”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检验。“大青山突围战”，使“抗大”一分校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他们不仅在战斗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也用自己的出色表现，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我们所以说“抗大”是一所光荣的学校，是因为她所走过的“光荣和战斗”的历程。这一历程，不仅包括“抗大”所创立的、与其他旧式军校所完全不同的教学方法和学风，也应包括她所经历的“战火、硝烟、流血和牺牲”，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抗大”。我们研究“抗大”的历史，不仅要研究“抗大”办学的历史，也要研究“抗大”在办学过程中参加战斗的历史。因为这些战斗历史，张扬的是“抗大”的筋骨和刚性；反映的是学员在战斗中成长、成熟的过程；宣传的是“抗大”在战争中支援前线、支援军队的英雄事迹。认真研究这些战斗历史，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抗大”的光荣性和战斗性，丰富“抗大”的精神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在“大青山突围战”中，“抗大”一分校在上述很多方面，都有十分突出的表现，是研究这方面历史的典型战例，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二、大力宣传我参战部队的英雄壮举，弘扬我优秀民族精神。
    抗日战争对于中华民族来讲，是被压迫民族在寻求民族解放的道路上，所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是我们民族的觉醒和光荣。在这场战争中，我中华民族有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斗、搏杀、流血、牺牲，他们的浩然正气，是我优秀民族精神的传承和光大，应该得到我们后人的肯定和赞扬。“大青山突围战”，我参战部队的英雄壮举，就是这种优秀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战争，不仅是双方战斗实力的比拼，也是双方精神和意志的比拼。在“大青山突围战”中，我参战部队无论从人员数量、武器装备、战机选择，以及天时、地利等诸多方面，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唯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成为克敌制胜的法宝。我参战部队在“既无援兵，又无退路”的情况下，勇敢地担负起掩护首脑机关和大部队突围的艰巨任务。他们坚决地执行了“阻击合围与突围”的作战命令；面对强敌，敢于“亮剑”，依托劣势装备，与日军进行浴血拼杀，只至战斗到最后一人，全部英勇牺牲在阻击阵地上；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大部队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大青山突围战”是山东抗战史上空前悲壮和惨烈的一仗。我参战部队的英雄壮举，捍卫了中国军人的荣誉，唱响了我中华民族“不屈不挠，顽强抗争”的悲壮战歌；他们的英名，将同所有抗日民族英雄一样，被镌刻在中华历史的丰碑上，接受后人的瞻仰和缅怀，永垂不朽，万古流芳。
    对于这样一段悲壮、光荣的战斗历史，对于这样一群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宣传他们，记住他们，弘扬他们优秀的民族精神，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前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首先要强调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和认识路线，本着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态度，如实、客观地介绍这段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从中受到教育和启发。其次是要顾全大局，搁置争议，从全局的高度来审视和处理这个问题。强调这一点，对做好“大青山突围战”的宣传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从过去几十年的情况看，忽视从大局着眼，长期对一些具体问题争论不休，是影响做好这方面工作的最主要原因，现在到了该解决的时候。我们这里讲的“大局”，就是党的方针和政策；就是客观存在的史实；就是大多数人所呼吁的正确声音。抗日战争是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凡是主张抗战的人，坚持抗战的人，实践抗战的人，和为抗战而流血牺牲的人，不管他们的政治意愿如何？不管他们的斗争结果如何？他们在战争中所体现的精神本质，都是一致的；都应该成为我们宣传、鼓励和团结的对象。这对于一个曾经领导全民族抗战，又通过抗战逐步发展壮大，最后夺取政权的执政党来说，更应该具备这种崇高的视角和广阔的胸怀，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在“大青山突围战”中，我参战部队在战斗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战斗意志和忘我牺牲精神，不仅为世人所公认，也是我们弘扬优秀民族精神，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最好的素材和内容，因此应该成为我们宣传工作的主要对象和工作重点。我们党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曾经很认真地宣传和介绍国民党正面抗战中的许多典型战例；对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各方英雄人物，不管他们的政治态度如何？在历史上做过什么？只要他们在民族抗争中旗帜鲜明，大义凛然，坚决抗日，我们都一视同仁，给予认真的宣传和褒奖，极大地唤起了民族团结的意志，弘扬了我优秀的民族精神，产生了很好的反响。这一做法，超越了党派和阶层的利益，体现了我党政治“大家”的气度和胸怀，收到了“大得人心，大快人心”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为我们解决党内争议和不同看法，妥善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借鉴。第三是要正确地处理好“人与事”的关系问题，不要“因人而误事”。“大青山突围战”，是我军在山东敌后战场上，影响较大的一场战斗。对于这场战斗，任何宣传和研讨工作，都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因此如何掌控好这种关系，实在是做好这方面工作的关键。我们在这里提到的所谓“因人误事”的问题，可以从二个层面来理解：一个层面是不能简单地以“个人”（或领导和领导机关）的成败，来确定“事件”的成败，这是不完全的；另一个层面是不能因为顾虑对“个人”（或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影响，而忽略了对“事件”的宣传和研讨，这是不应该的。这两种倾向，都会使我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和宣传，产生片面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是应该注意加以避免和纠正的。“大青山突围战”，做为我党领导下的一场空前悲壮和惨烈的战斗，但长期以来，却少有人提及并做认真的宣传，其中是否也包含这两方面的原因？这是需要我们进行认真反思和回答的！基于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在目前尚存争议的情况下，我们的宣传工作，应该主要采取“就事论事”的方法，重点宣传和介绍“大青山突围战”，在民族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这场战斗中，我参战部队为民族解放和复兴，所做出的奉献和牺牲。至于在宣传报道中，如果涉及到个人（或领导和领导机关）的功过是非及一些争议问题，可以暂不多用笔墨，留待后人慢慢去解读。
    历史，不需要修饰什么，更不应该掩饰什么；越是真实的东西，就越有生命力和说服力。“实事求是”是我们党在处理历史问题时，所采取的一贯方针和政策，也是我们做好宣传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我们有责任向人民群众提供一段真实的历史，并且相信他们会从真实的历史中，寻求到真理和信念。就象我们在解读“长征”、“文化大革命”这类复杂历史问题时那样，人民群众正是从这种真实、深刻的解读中，看到了我们党、我们人民军队的正确和伟大。今天，我们如果能够把对历史问题的认识，统一到这些基点上，我们对“大青山突围战”的宣传工作，就会做的更广泛，更深入，取得更好的实际效果。
    三.认真分析、研究战场情况，客观总结、评价战场经验。
    “大青山突围战”的发生，包含相当多的复杂因素和偶然因素，这在瞬息万变的战争环境下，是不足为奇的。仅就其复杂因素而言，就涉及到指挥系统和指挥员的责任，战场目标的选择与确定、战场情况分析以及战斗结果评价等多方面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战场的复杂情况，以及产生的原因和后果，进行认真的分析和研究，这样我们才能对这场战斗，形成比较客观、公正的看法，以引导我们正确地总结战场经验，吸取教训，提高我们在应对战争条件下，处理紧急事变的能力。在探讨这一问题时，笔者认为有三方面的情况，是不可回避的：
    第一是关于指挥系统和指挥责任问题。要探讨这个问题，首先应该确立一个“系统和整体”的概念，这是我人民军队严格组织纪律原则，所规定的基本工作格局。具体到这场战斗来说，就是在我军指挥系统中，不仅要有准确的“下情上报”问题，也要有准确的“上情下达”问题，两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缺一不可。从这场战斗的实际情况看，笔者认为，在日军对我几支部队形成“合围”这个重要环节上，上级指挥机关，由于所处的角度不同，应该承担起更大的责任；而在组织实施战场“突围”这个具体环节上，则现场指挥员应该担负起更直接的责任。
    第二是关于战场情况的分析与战场指挥问题。我们在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时，应该更强调客观性。其主要方面应包括：（1）参战部队是以“军校”为主体的非主力作战部队，在战斗中要承担掩护大量机关非战斗人员突围的重要任务，且作战双方实力悬殊；（2）遭遇强敌偷袭，不期而遇，战斗带有突然性和被动性，并且身处“内线”作战，基本上是孤军奋战，缺乏友邻配合和支援；（3）参战部队分属三个独立单位，仓促集合，临机处置，战场组织和指挥都十分困难（混战之中，三个单位的负责人，是否曾有机会“谋面”？目前还没有看到有关这方面的文字记载）；（4）被迫实施正面与敌突围作战，可供选择的战机和方案不多，并且没有绝对成功把握，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增加了现场指挥的难度，还加大了伤亡的可能性，绝非一般有准备的游击作战或运动作战所能比的。
    第三是关于这场战斗伤亡结果的评价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有关这场战斗的伤亡情况，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因此我们现在还很难用定量的标准，来准确地评价这场战斗的伤亡结果；但是如果用定性的标准看，有二点史实是很清楚的：（1）伤亡人员是少数，突围人员是绝大多数；笔者在这里采用的是“一般说法”，即伤五百多人左右，亡三百多人左右，突围五千人以上；（2）这次“胜利突围”所保存下来的有生力量，在我党、我军日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骨干作用；他们中间的许多同志，为新中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导者和精英人才；正是这些战斗的“生还者”们，用他们自己出色的工作成绩，为这次“胜利突围”的重大意义，做出了最充分的诠释和说明。由此也提醒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广泛、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这场“胜利突围”所包含的重要意义；它所留给我们后人的巨大精神财富，已不是一组简单的伤亡数字，所能包括的全部含义和内容。
    在这里，笔者认为有必要根据各方面的文字记载，将有关这次战斗的“几个细节问题”记录在案，以供今后我们在研究和探讨时参考：
    1、战斗发生前，为了牵制、迷惑外线之敌，“抗大”一分校根据命令，已在内线地区与敌周旋近二十多天，曾多次摆脱日军的偷袭、合围，而无重大伤亡。
    2、战斗发生时，“抗大”一分校已做好了突围准备，并正在按计划实施机动转移；如不是115师和山东分局机关大量非战斗人员突然卷入，“抗大”一分校有可能按计划突出合围，而不致于遭到重大伤亡。
    3、在战斗进行过程中，“抗大”一分校诸领导，对突围作战部署，是进行过集体研究的（而其他二单位，目前还没有看到有类似、明确的文字记载），并且决策意图明确，即：组织力量，扼守要点，阻击敌人，主动承担掩护领导机关突围的任务；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4.战斗结束后，“抗大”一分校和115师两位与此战有关的主要负责人，一位调出一分校，一位调入一分校；这种人事调整，令人费解？！
    最后，笔者认为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史料（包括计划、命令、电文、作战日誌以及当事人回忆等）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整个研究和宣传工作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问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是：（1）公众获取信息的渠道不畅，限制了“局外人”的介入；（2）史料的数量少，且零散、无序，难以进行归纳和总结；（3）对一些重要史料（如伤亡数字等），缺乏深入研究和考证，有些研究和宣传工作根据不足；等等。为此，笔者建议做如下改进：（1）党史、军史主管部门要加强领导，统筹规划，明确任务，突出重点，有计划地推进这项工作；（2）要增加档案资料和党史、军史资料的公开性和透明性，实行历史信息资源的共享；（3）对这项工作要有紧迫感，要采取一些“抢救性”措施，搜集和整理史料；（4）要加强对重点、关键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力求有所深入，有所突破。我们现在是生活在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因此学会运用信息科学的规律，来指导我们的研究和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这不仅是信息化社会的特点，也是促进史学研究和宣传工作的方法；我们应该了解这种方法，掌握这种方法，并以此来推进我们的工作。
    如同任何事物都要接受历史检验一样，“大青山突围战”也要接受历史的检验。六十五年后，我们再回首这段往事，会有很多感慨，很多叹息；同时也会有很多发现，很多思考，很多收获。今天，我们会更冷静、更客观、更平和地去面对这段历史，去探求这场战斗留给我们后人的启示和经验 。可能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还很不成熟，有些甚至还很片面；但我们的本意是一种探索和求实的精神，是一份对先烈、对前辈的缅怀和敬仰，同时也是一种坚实的历史责任感，所以我们会努力前行的。
    六十五年过去了，当年激烈搏杀的战斗场面，已经演绎成一段历史的传奇。一群英雄倒下了，但他们的故事，却永远留在了人间。蒙山之上，沂水之边，大地涌动的情怀，在一遍遍地呼唤着英雄的名字：你们的躯体，将与青山同在；你们的精神，将与日月同辉。
    结束语：山水无声，英雄无语；我站在昔日沉寂的战场上，仿佛听到一种声音，始终在山水间回荡；这是一段段生者与死者的对话，他们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在不断地交换着一种信息：信念、理想、忠勇、献身；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一颗永远战斗、永不停息的心……。
    谨以此文献给“大青山突围战”英勇牺牲的先烈们，以及那些为民族解放和复兴，永远战斗的前辈们。
    向他们敬礼！！
    周岩二00六年十月十六日完稿於北京
    说明：本文所引用资料及数字，均摘自於有关出版物；如有不妥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巍巍大青山” 中共费县县委、费县人民政府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罗荣桓元帅功著山东” 王汇川主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百岁将军闫捷三” 本书编委会 金盾出版社；
“抗大旗帜在沂蒙大青山飘扬” 傅泉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抗大——革命的大熔炉” 陶彝著；
“抗大一分校大事记”（征求意见稿） 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
“抗大一分校简史”（敌后七年的战斗历程） 抗大一分校校史研究会；
“抗大历史研究”（总17期） 上海抗日军政大学研究会。
注：本文作者系抗大一分校校长周纯全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