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东北十年路寻踪记（二）走上革命道路参加坡里暴动_随笔

父亲回忆：1907年7月29日，我出生在山东省阳谷县后梨园村。后梨园村是个小村子，因村周围都是梨树而得名。村子位于聊城、阳谷交界处，北距聊城40里地（华里），南距阳谷50里地，贯穿南北的聊阳公路在村的西头穿过。公路西边有户人家，公路东边东西走向的前后两条街贯通全村，东南拐和西南拐及中间三条胡同使前后街相连。位于前街、公路东100米路南就是我的家。后梨园东一里地就是紧相邻、村子也不大的前梨园村。

我出生在十分贫寒的家庭。我的爷爷幼年时家境十分贫困，在他中年时，以烧碳窑、经营木料园为生计，家境逐渐有了好转，父亲王金生也有了读书的机会。父亲读书很用功，并练就了一手好毛笔字，他能一手提宣纸，一手在上边写字，本村及附近村的乡亲,逢年过节及红白大事写对子、打官司写状子都要请他。他不仅字写得好，而且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不用梯子从平地上一纵身就能跳到我家的房顶上，周围的墙头更是一跃而过。

旧社会是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不论你怎么奋斗，也跳不出穷坑来。我姊妹八个，四个姐姐，三个哥哥，我最小。从我六岁那年起家里就几乎天天吃糠咽菜了，有一年连续40天都是吃菜充饥，没见过一粒粮食。我八岁那年，全家九口人，有奶奶、父母、三姐、四姐（大姐、二姐已出嫁）、大哥、三哥（二哥六岁时因饥饿生病夭折,也有人习惯把我三哥当成我二哥称呼）、外甥女和我,十一亩地，五间土坯房，其中，三间堂屋，两间东屋。那时，收成好的时候，连糠帯菜的吃，一年也要缺两个月，收成不好的时候全年就是掺着糠、菜吃，也只能吃半年。

后来，大哥嫂扔下一双女儿，只带着一个儿子到东北逃荒。不久三哥嫂也去了东北。三姐嫁到曹庄，四姐嫁到李庄，都是穷人家。天下乌鸦一般黑，关外（东北）和关内没有什么两样，大哥、大嫂先后死在东北，他们的儿子王成林跟着在东北的我姐过；三嫂及其在东北生的两个儿子也先后死在东北，之后三哥王月明参军，解放后因年龄大被批准退伍，带着大哥的儿子和后来又娶的媳妇回到老家。

我老娘家（外婆家）在后梨园南边的刘窑村，离我家13里地。在我八、九岁时，有一次我舅舅在集上吃东西，我连喊了他好几声舅舅，他一声不吭。我九岁那年春天，与母亲去刘窑村我老娘家，回来时，我老娘给我们盛了大约有20斤的玉米，我们背着玉米刚走到刘窑村家西，舅舅追上来了，硬是把玉米从我娘手里夺了回去，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我和母亲一边走一边哭，母亲对我说：“谁叫咱穷啦，穷人要有穷志气，一辈子不再进他家的门。”那年春天奶奶因长期挨饿患病吐血而死，为了安葬老人，向有钱人家借了高利贷，月息三分至四分，到头来算给人家二亩地。

我十一岁时，去四家李村姑奶奶家要枣钱，她家是有家主（编者注：指富人），该村离我家有十三四里地，她家的七表婶子最看不起穷人，光说说给做饭吃，就是不给做，她不但不给饭吃、不给枣钱，反而讽刺挖苦我，我饿着肚子回家，哭了一路子。

有以上几次，我家很近的富亲戚，因为我家贫穷而看不起我家的人，对我打击很大。在那个社会，即便再近的亲戚，只要你家穷，人家就看不起你。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到有家主亲戚家去了，即便在集上、会上碰见了，也从不与他们说话，就像从不认识一样。反而与别人提起来，有时还要骂上一句：“有家主没好人！”有时人家问我：“你家中挨饿，为何不到你亲戚家去住？”我说：“穷小子有穷志气，饿死不进他们家的门。”从小无论与谁提起来就是反对有家主，所以我接近的人都是穷人，如李庄邢广珠、张堂庄葛奎生他们从小的时候也是贫农。我的家境及生活的经历，使我具有了朴素的阶级感情，认识到穷人才是自己人，看到穷人从心里就觉着亲近，从小心底里就埋下了憎恨有家主，同情穷苦人的种子。

我十二岁那年，父亲对我说：“不管咱家再穷再难，都得供你读书奔前程。”父母不顾家境贫困，硬是让我读书，并不断地嘱咐我：“要长志气，好好读书。”这一年我读了3个月的书。十三岁那年又在九都杨村念了一年的书。十四岁时因我家里贫穷，在郭店屯只上了四个月的学堂，学校就不让上了。十五岁时又在本村念了一年私塾。我断断续续地前后共读了二年零七个月的书，读完了一部四书、一部书经、一本诗经。十六岁那年因家中困难，实在念不起书失学了，开始在家为农。在为农期间，我与刘向阳、本村王义生参加了一天的安清运动，二人都死去。

1925年我十八岁那年，因家中挨饿，为了吃两顿馍馍，跟张宗昌当了两个月的杂板兵，两个月后又回家为农。在此期间，由本院叔父王金安说合，叫我给二审子过记，二婶子闲我贫穷不要。他们说服我二婶子，她的地叫我给她种，三、七分粮。

1925年，我与曹庄的曹万年认识。曹庄位于我家的正北方向，距我村三四里地。我三姐的婆家就在曹庄，姐夫叫曹万林。我姐一家与其公婆在一块生活，我姐的公爹在他家五个兄弟中排行老五，数他最小，也数他家过得最穷（土改时他们家被化为贫农）。我有时到我三姐家里去串亲戚，就认识了我姐夫的堂兄弟曹万年，他家在曹庄路北东胡同，他中等身材，胖瘦适中，稳重沉着，办事牢靠。他常背着个从法国带回来的背搭子（上面写着法国二字），以行医之名到处宣传“人人平等”、“平分土地”等。认识他后，我们常在一起交谈，那时我看他像是地主，不想接近他，他和我交谈时，我就不断地刺激他，我说：“你们是大有家主，俺穷人不跟你们共事。”他说：“我这个有家主与别的有家主不同，谁穷我着意与谁交好。”并屡次对我说：“你别看我是富人子弟，但始终是与穷人站在一起的。”我认为穷人生就的就是穷骨头，他说：“穷，并不是生就的，而是被剥削的。”我当时对有家主的阶级本质还认识不清，就说：“他剥穷了人，咱离的远一点，他捞不着下刀不就行了吗？”曹说：“不是那样的剥，你家借过账没有？”我说：“借过，月利顶少三分至四分，到头来算给人家二亩地。”他说：“这就叫剥削。”有时他还拿出很多活教材来教育我，他说：“你知道你姐姐家怎样穷的吗？他和我们一样分家，他如何穷了？他也是被咱三大爷、二大爷还有我家三家剥削的，五叔最小，不会照管家，没钱用就借，欠账多了还不上就给地，慢慢地把地卖给了我们三家。别说你舅，你看他们都是自己弟兄们还谁也不顾谁哩。”他越说我越喜欢，越愿意和他接近，看他真的是愿意接近穷人。从那时起，我们就常在郭店屯集上见面。郭店屯位于我家东北，曹庄的东南，距我家二里地，距曹庄三里地。郭店屯是三天一小集，五天一大集，乡亲们都到那里去赶集，我每隔五天就在集上和曹万年见面，有时我们喝起酒来，我还不断地诉说有家主怎样的不好，他就说将来穷人有出头的那一天。

1925年秋季，有一次曹万年问我：“您王家与九都杨王家是不是一家？”我说：“是一家，还有孝服哩。”他又说：“您王家和杨兰亭有亲戚么？”我说：“有，我姑表姐姐许配给他大儿子杨耕心为妻，不过那人不大好说话。”他接着说：“那人比我还好哩，他反对他父亲，一切为穷人着想，你不要认为他是坏人，从今以后咱共同为穷人谋幸福，好让穷人翻身，不挨饿。”

1925年古历（旧历）10月间，我与九都杨村杨耕心联系上。家里人都叫他杨一斋或叫他大考，他聪明过人，学识渊博。他有一个弟弟叫二考，有点憨，虽然娶妻，但无生子。他的父亲杨兰亭一生就这两个男孩子，所以就把杨耕心当成了他的命根子。九都杨村，位于我家后梨园村西南，距我村二里地。我院中王金河二叔就在杨耕心家扛活，我借找王金河为名到我表姐家，见到了表姐夫杨耕心，他中上等身材，很清秀，一看就是文人。还好，他很愿意跟穷人接近，并叫我有空时多看《狭五义》《大八义》《小八义》《响马传》等狭义小说，还对我说：“要多接受一些杀富济贫、杀赃官、除恶霸的思想。”有时我们也谈谈穷人的苦处及地主为富不仁的残酷。

曹万年和杨耕心文化水平都很高，在他们的教育和影响下，我的文化水平、社会和历史知识等方面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对有家主与穷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懂得了穷人要翻身就要革命的道理。1926年12月18日（古历11月14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我由曹万年介绍，在曹庄曹万年家里的喂牲口棚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向党宣誓：“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服从党的纪律，严守秘密，永不叛党，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这是我一生中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我开始走向了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我在认真地思考着：我入党后，担子更重了，能够担当什么任务？能为党为人民做些什么贡献？我深知，在当时的背景下入党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一旦暴露了身份，轻则坐牢，重则杀头。因此，一定要严守党的秘密，学会斗争艺术，经受住考验，同时也要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在有了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之后，确实好像又获得了一次新的生命。从此，我在马列主义小组领导下共同活动，我当时对马列主义没有什么更深刻的认识，就凭一股热情，认定只有革命才有出路。当时，曹万年还介绍了胡廷连、胡学敬、胡学善、胡守正等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党的活动都是保密的，有些事情都是以后知道的，如他介绍的党员多数是在他家牲口棚里举行的入党仪式。但谁也不知谁是党员，以后谈起来才知道。

那时我已经19岁，但因长期挨饿骨瘦如柴，别人就误认为我十六七岁的样子。我入党后，党组织交给我的主要任务是当曹万年的秘密通信员，来往给曹万年和杨耕心他们之间送信，也为党内通信员，主要跟杨耕心联系。我入党后曹万年就把我当成他的心腹，他比我大十六七岁，他把我当成小弟，我就把他当成老大哥，很是亲近。

1927年古历4月间，郭店屯东南六里地的梁庄，徐登朝回家葬母(退役的北洋军阀军队旅长)。曹万年活动徐登朝组织起义军，杨耕心、曹万年透过关系来掌握许登朝，我党计划在本地给许登朝扩军几个团，徐为鲁西总司令。当时研究掌握会道门，叫我发动会道门头子杨学文和大刀会头子张大甲。计划叫杨学文为七团团长，张大甲为三营营长，党计划叫我掌握张大甲，当九连连长。曹万年的意思是拉起来再说，以后跟南边合起来（当时他还不知道国共分裂）。因为没有枪，当时队伍也没集中。后来徐登朝去陕西阎锡山处领枪，被张宗昌派来的国民党特务席参谋所陷害，许登朝走到朝城即被国民党阳谷保安大队副（后改编为阳谷人民自卫团，陈任团长）陈二杠子用铡刀“腰断三截”，上述计划落空。陈二杠子名叫陈广川，因他惯用杠刑，人称“陈二杠子”。他逮住“犯人”先砸三杠子，打得皮破血流，不承认再打，一天打一次，直至交代为止，而且多是亲自动手。所谓“腰断三截”就是陈二杠子亲自动手用大刀先砍左腿，后卸右臂，四肢砍掉，而后割头，最后腰断三截。

1927年夏天以后，中国正处在军阀混战的大骚乱时期，到处烽烟四起。阳谷一带的农村到处都是打起的高大的圩子墙和坚固的碉堡式楼房。尽管遍地烽烟滚滚，但高楼上的有家主，却是“清风徐来”。不论苛捐杂税，还是敲诈抢夺，他们的这一套鬼把戏耍来耍去，最终都是落在贫苦的劳动人民头上。地主家的粮食终年堆积如山，而且六畜兴旺，骡马成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哀鸿遍野的景象到处都是。不管军阀们多么凶狠，归根结蒂，他们还是担当着地主阶级保护人的角色，而且他们永远不会损害地主阶级身上的半根毫毛。

在聊城西南40里，阳谷北50里，莘县东北25里三县交界地带，有一坡里庄，在我后梨园村偏西南方向，距我村八九里地。坡里庄东北角有一占地近50亩地的天主教堂。村子的西南面有些贫困破落的农户，其中大部分早已沦为教堂的农奴。教堂的南面，有两户大地主，他们各自盖有自己的碉堡式楼房。在教堂的南面和建筑群之间有一个甬道相隔的地方，还有一座大楼，由教堂内架起一座带房顶的天桥，把教堂内外连接起来，桥的两面都装有很厚的楼板作隐蔽之用。教堂外面偏西还有一家地主楼院，距教堂较远。

这座天主教堂，是由德国天主教创建于清光绪年间，坐北朝南，两扇黑漆排钉大木门的正上方，写着“天主堂”三个红色大字，教堂大门西侧的神鼓楼直插云霄。整个教堂共分前、中、后三个院落，迎路将三院落前后相连，外环为两层圈楼，圈楼的外墙是坚固的垣墙，两层西洋式圈楼与五座三层碉堡楼相间。特别是两层圈楼楼顶平台均建围墙，可通四周，它担负着观察守望和防护守望的任务。教堂院内可容千人的主教堂、神鼓楼、修士楼、修女楼、育婴堂、修道院、孤儿院、老人院等八栋西洋楼相互连接，楼下地下室相互贯通。教堂内有一个神甫、五个修女和一个五、六岁的外国小孩。还有几十支步枪，雇佣几十名打手护卫，只要把大门关起来，没有炮攻是打不开的。

周围村庄的农民，大部分被迫入教，成为他们的农奴和佃户。他们把霸占的上千亩土地，分租给同教的佃户耕种，收入很丰，钱满串，粮满仓，饲养的牛、马、猪、羊无数，事实上是鲁西北唯一的大庄园。这些洋人及其走狗仗着帝国主义的势力，结官府，走衙门，在当地作威作福，形成了一个农村“小王朝”。附近的豪绅地主，也为虎作伥，给洋人帮凶，欺压百姓。洋人还披着宗教的外衣，以“传教”的方式宣传“教义”毒害百姓，他们教人们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主”！“主”会保佑他们，对任何人不要进行反抗，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等，目的是使受苦受难的人们听从他们的摆布，忍受侵略及剥削。而神甫和修女们却过着“高尚和体面”的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都非常奢侈。因而，我们这一带的农民对他们恨之入骨，但只敢怒而不敢言。尤其是坡里以东的郭店屯、梨园、九都杨一带，是贫苦农民集中的地方，在共产党员杨耕心、曹万年等人宣传发动下，我们这里农民的觉悟日益提高，自动提出来要打到洋人，拆毁教堂，打土豪，分田地等泄怨恨的口号，充分流露出反抗压迫的心情。由于杨耕心和曹万年二位同志，在郭店屯一带十几个村庄上，从事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到了1927年的冬天，已在郭店屯、曹庄一带建立起了农民协会（农会）及党的支部，连我在内大约有十几个先进的农民已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有一部分逐渐了解到党的政策和基本精神。当时，党的“八七会议”认为要极力组织工人、农民举行部分的、全面的武装暴动，夺取政权，建立中华全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群众自动提出了“打倒洋人”的口号，要求拆毁教堂。

在那个年代，阳谷县杂牌武装众多，“司令”多如牛毛。曹庄村北一里地韩庄的韩建德，中等身材，身体偏瘦，眉目清秀，思维敏捷，大胆敢干。因从小扎一小辫，四处八乡都叫他“韩小辫”。他父母去世早，他与妹妹由其叔婶抚养，入私塾读书时，和曹万年是同班要好同学。韩建德成家另住后，其妹也嫁到薛寨，却因对其婚姻不满而自杀身亡。本村地主韩丕显、韩丕厚依靠人多财广横行乡里，对从小失去父母的韩建德随意打骂，有一次韩建德还地租晚了几天，韩丕显就把韩建德的一窝小猪赶走抵债。韩建德打架打不过，就和韩丕显打官司多年，打官司也打不赢，为此事其叔面对苍天喊冤叫屈，围观者敢怒而不敢言。为此，韩建德愤而拉起杆子为“匪”。但他不嫖不赌，不劫路，不牵牛架户，只对大地主“喊款”济救穷人。1927年北伐革命兴起，华北大乱，韩建德要率弟兄起义，但不知投奔谁好，正好梁庄的徐登朝，在我乡拉队伍，韩盲目投奔了徐登朝，做他的部下，并结识了徐的参谋长程宗岳，二人成了朋友，他二人对徐的做法，尤其是对徐的作风很是不满，便密谋自立。杨耕心通过家中长工杨保善（党员，与韩建德表弟关系）了解到这些情况，便利用与韩建德家有亲戚关系，向韩建德反复宣传我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动员他跟共产党走，为劳苦大众谋福利。韩建德为洗去“匪”名，欣然接受了我党的政治主张，表示愿意跟共产党闹革命。与此同时，杨耕心、曹万年活动徐登朝，并且通过关系来掌握许登朝，徐登朝表示愿意同我党联合行动。

1927年11月间，鲁西县委委员袁果代表鲁西县委来到九都杨村，杨耕心、曹万年立即向袁果汇报了韩建德、徐登朝的情况，并提出了联合徐登朝参加坡里暴动（坡里暴动前徐登朝被杀），并建议把韩建德争取为发动暴动的主要力量。我参加了在九都杨村召开的有几十个有觉悟的革命群众的大会，并聆听了鲁西县委委员袁果作的政治宣传性的报告。他们在碾坊道里开党团员支部联席会议时，我在碾坊外给他们站岗放哨。

一天，鲁西县委指定赵以政和聂子政二同志，经杨耕心、曹万年引见，在郭店屯街中心路西坐西朝东的于家马车店和韩建德接上了头，我就在于家店门外给他们站岗放哨。赵以政用大量的事实揭露了帝国主义和新旧军阀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向他宣传了共产党的主张，话越谈越投机，韩建德问：“共产党能否派代表和我们经常取得联系？”赵以政同志笑着说：“我和聂子政同志即是代表共产党来和你们协商进行起义救国这个大事的。”韩建德十分高兴，马上整顿队伍，加紧操练，准备随时听从党的调遣。1927年10月至12月间，杨耕心、聂子政、郭庆江、曹万年、韩建德等分别在定水镇、郭店屯、九都杨、曹庄、杨庙等多次秘密开会，研究暴动计划，部署暴动分工，聂子政、郭庆江在郭店屯还参加了动员大会，都是我在门外给他们站岗放哨。经过多次商议，最后决定于腊月三十日下午利用敌人花天酒地，人烟喧腾的时机，乘其不备一举占领教堂。

我那时给曹万年当警卫员、给曹万年和杨耕心之间来回的送信，又是党内通信员，他们叫干啥我就干啥，他们开会我就给他们站岗放哨。曹万年对我说：“我叫你去那你就去。”坡里暴动前，他叫我去九都杨庄给杨耕心送过几封信，他嘱托我：“这信啥时也不能失迷了。”他还说：“杨耕心与咱是一样的，他叫你做什么事你就听他的话，咱做的事绝对不要对任何人说。”

暴动队伍的集结地点定在了杨庙村，因为在韩庄韩建德已无立足之地，况且和韩丕显、韩丕厚对立是不利因素；在曹庄曹万年家，其父母可能不支持暴动；在其他人的家里，若暴动失败会带来灭顶之灾。经过多方考虑杨家庙村的老古庙条件最佳，其有利条件是：杨庙村路南是富户、有围墙，前几年富户主杨东善的大儿子杨紹春，被土匪绑架走，经济损失很大，故到天黑紧关大门。路北是穷人，对曹万年、韩建德的杀富济贫行动很佩服和支持；古庙在村西，与村不连接，平时（特别是晚上）富户人家不去玩，穷户人家很少去玩，尤其是小孩，大人教育有神有鬼更不去玩；看庙的老道叫刘振清，老家是苫山刘文的后裔，因家庭贫寒流落到这里看庙，同曹万年、韩建德关系尚好；杨庙村的古庙离曹庄不足一里地，离韩庄有一里半，形成三角形。况且暴动人员大部分是临近几个村的，便于集合和分散。于是曹万年、韩建德先同看庙的老道刘振清见了面，并讲清这次在共产党领导下，为穷人打天下举行暴动的意义，经过教育，刘同意在庙里为集结点，并答应帮忙。

之后，杨耕心、曹万年、韩建德等积极采取亲连亲友连友的方式，互相通知，秘密向杨庙一带聚集。1928年1月10日（古历1927年12月18日）傍晚，各地人员到达集结点的有40余人，之后各地人员陆续到达，有杆子、农会会员和共产党员等近百人。因铺草不足，韩建德的侍卫杨万奎去该村杨绍和场里弄麦秸铺铺，因没找到人就动手了，地主杨绍和知道后出言不逊，解释劝说不起作用并发生口角，杨万奎掏出手枪要毙了他，吓得杨绍和浑身筛糠，磕头求饶。韩建德知道此事后说：“穷兄弟们随便拿他的麦秸是错误的，军法无情，杨绍和是我们穷兄弟们的死对头，要不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暴动，需要注意影响，讲究策略，今天就是他见阎王的日子。”（杨绍和曾任汉奸队长，解放后被捕，释放后逃到东北。）

为防止出现意外，庙外由暴动人员打扮成拾粪的观察情况，庙内暴动人员开会、吃饭、休息的地方也有站岗的。在集结地点，聂子政给我们讲了当前全国革命形势，说劳苦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暴动，将来建立人民政权，才是最光明的道路；曹万年给我们讲了他在法国当劳工时所见所闻，使我们开阔了眼界，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韩建德侧利用仅有的几天时间搞暴动训练，讲解注意事项等等。

韩建德、宋子美等到坡里庄找到一个姓李的，外号叫“四猫眼”的“内线”，了解教堂的一些情况，并得知1928年1月14日（古历1927年12月22日）晚上教堂“晚祷”，教徒都要聚集到主教堂里向天主朝拜，教徒可自由出入，九点多才关门。根据以上情况，韩建德等执意要提前行动，于是就取消腊月三十进攻教堂的计划，提前行动。为保证坡里暴动成功，腊月21日晚又派王志本、张文贤回坡里了解情况，防止出现意外变化。

1928年1月14日（古历1927年12月22日），以杨耕心、曹万年为首的共产党，发动的鲁西地区我党领导的最早的一次农民武装暴动 —— 坡里暴动开始行动了，并决定由共产党员曹万年任第一司令，绿林武装首领韩建德、王志本、王朝聚为副司令。暴动口令：“创业”。傍晚，雪仍下个不停，聂子政、曹万年、韩建德召开了简明扼要、气壮山河的战前动员会。我们告别了杨庙古庙里的刘振清，顶风冒雪，沿着徒骇河向坡里进发。我们到了坡里北一里许的土骇河，王志本、张文贤早已在此等候，他们汇报情况后，曹万年进行了具体战斗布置：暴动队伍分两路攻入教堂，一路由韩建德带领十几个人组成尖刀排，扮着晚祷的模样混进教堂，另一路由曹万年带领部分暴动武装由教堂的西北角攻入，以枪声为号。韩建德率领韩建春、韩建中（韩建德堂叔伯兄弟）、韩金池、杨万奎、朱新泽、邢二（邢庄村）、姬达明（河南的）、宋学言、王德五、魏金锁等十几个人组成的尖刀排，扮做“晚祷”的教徒，陆续接近教堂大门，正好教堂两扇偏门没关，但“晚祷”已近结束，两名守卫不许入内，说着就要关门，被邢二一刀将—名守卫刺倒在地，另一守卫被迅速绑上塞进门楼，尖刀排一拥而进，占领了位于教堂中的二门楼，打了一排子弹，高喊：“不准动，缴枪不杀!” 与此同时，曹万年司令率领王志本（王把势村人）、王朝聚、曹保真（曹庄人）、杨德清（杨庙村人）、胡学敬（胡楼村人）、胡学善（胡楼村人）、胡守正（胡楼村人）、胡廷连（胡楼村人）、张文贤（坡里村人）王守聚和我（后梨园村人）等，还有徐登朝手下的部分士兵（齐鲁自愿军），大约有20余支枪，其余人员都持着红枪（红缨枪），六七十人的暴动队伍从教堂防卫比较薄弱的西北角，搭人梯迅速跳了进去。因为教堂的东、南、西三面都有小村子靠近教堂寨墙，只有北面是一马平川。又因教堂后面的西北角是教堂的厕所，高高的砖墙在教堂寨墙的西北角的北面围西、北、东三面而建。教堂的北面有两个通往教堂外的厢房圈门，最西边那个通往厕所，一般不关；往东约十米左右还有一个，这个门是教堂通往外界的地方，常年牢牢地关着。教堂的东北角是建教堂时因取土而形成的大水坑，像个大大的月牙环抱着教堂。再往北是地，没有人家。所以教堂的西北角是教堂防卫最薄弱最容易进攻的地方，那天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在一片喊杀声中，教堂被我们全部占领。

暴动队伍将教堂内的护院、打手、教徒共二三百人，全部集中控制起来，又从地道和夹壁墙里搜出修女5名。正在二楼饮酒作乐的德国神父听到消息拍案而起，操起瘪脚的中国话吼道：“胡说，神父的天主圣地，没人敢的！”这时暴动队伍已冲入了大院，堵住了所有的楼口，“捉洋鬼子”和“缴枪不杀”的喊声从四面八方响起来。这个一贯鄙视中国人，高傲得简直要上天的外号叫”大架子”的洋神父一反常态，慌忙抓了两包点心，从窗户爬入正楼楼顶上的阁楼天花板上的黑洞里躲藏起来。几天之后，这个家伙饥渴难忍，又像狗似的从黑洞里爬了出来，向我们低头认罪，祈求给饭吃，曾在中国人民面前耀武扬威的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卒，一个个狼狈不堪。

这次战斗，缴获步枪四、五十支，手枪十余支，子弹十余箱，银元二万七千元，还有不计其数的粮食及其他大批物资。本打算攻进教堂夺些枪，把我们农民武装起来，但我们平素没有使用枪的习惯，没有积极去抢枪，结果大部分枪都被韩建德的人抢去了。

我们攻占了教堂，轰动了鲁西北各县，远及省会济南及直隶（河北省）大名府。关键是绑了洋人。清朝历史上的所谓“教案”，在北洋军阀和反动官僚看来是天大的祸事，吓坏了官吏和土豪劣绅，他们惊慌失措，不知怎样才好。

坡里暴动的第二天，是古历1927年腊月23日，正是旧俗送灶的日子，这天下午申仲铭（申兰生）从聊城开会后骑毛驴回家，当将要走到郭店屯北二里许，杨耕心忽然从道旁闪出，上前拦着申仲铭骑的驴头，杨耕心悄悄地对申仲铭说：“昨天晚上坡里打响了，正等你，我们同去吧！”他们两人先到后梨园王筱湖家落脚，他们三人吃过晚饭，乘夜进入教堂，按照党的决定申仲铭留在教堂内工作，杨耕心另有任务便和王筱湖离开教堂。

当晚，在聂子政的提议下，建立起了暴动队伍的领导机构，聂子政总揽司令部全局，可以把党的方针政策以非命令的方式，交总司令执行，但未发表正式职务名，实际上是以党代表的身份出现的。韩建德为总司令，程宗岳为参谋长，宋子美（党员）为参谋主任，王志本为第一路军司令，王朝聚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军司令，曹万年（党员）为第三路军司令，崔存厚（党员）为第四路军司令。申仲铭（党员）为宣传科长，郭庆江（党员）来到后为谍报科长。

坡里暴动的第三天夜间，中共鲁西县委书记张干民、委员王寅生赶到教堂，宣布成立了“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并以“东临地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发布了《告民众书》，揭露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军阀、地主豪绅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同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国民党蒋介石、反对国民党蒋介石屠杀工农群众、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等政治口号。并将《告民众书》在附近村庄大道上张贴、散发，曾轰动一时。张干民、王寅生他们在到达坡里教堂的第二天傍晚就离开了，但政治影响是深远的。

坡里暴动期间，杨耕心、宋励华（邵楼村）的任务是在外联系外围武装，收缴地主枪支，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影响。杨耕心先把自己家里的两支钢枪（汉阳造步枪）拿出，并带领佃户和贫雇农分自己家里的粮食。当即被他父亲杨兰亭（后为开明人士）得知，把他禁闭在家中，不许他出门一步，认为他惹祸招灾，当逆子办他。曹万年利用杨耕心是我表姐夫的关系，让我去九都杨给杨耕心送信，我从坡里村走到王营村西南时，遇见了宋子美，他是率部赴四乡收集枪支武器，由王营村回坡里的路上，他问我：“上哪去？”我说：“去九都杨给杨耕心送信去。”

当时，九都杨村共有三个土圩子，东西排列，建筑都很坚固，自称是“固若金汤”的堡垒，其中就有杨耕心家的一个。杨耕心的父亲杨兰亭是范军门出钱办的私立崇实完小校长。军门就是提督，清代在重要省份设提督统辖全省水陆各军，为武职最高的官。那时候阳谷还没有中学，只有两个公立完小，一个私立完小。完小校长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本来就很高，崇实完小是声威显赫的范军门办的，遇事有范军门这块大牌子撑腰，所以杨兰亭是县里说一不二、人人敬畏，阳谷城中一跺脚四面城墙都落土的人物，他还是九都杨村的头号大地主。

当我们暴动队伍占领坡里之后，九都杨村的地主就以杨兰亭为首，自动纠集起来和我们对抗，他们计划从古历元旦的晚上开始，严密设防，并想凭借这三个土圩子不分昼夜的轮班守卫。这些工作并不是由他们自己干，而是强迫全村的群众联合起来，为他们当看家狗。当时杨耕心正在被他的父亲监视在家不得自由，他父亲的筹划，杨耕心是完全知道的。当我通过在杨耕心家扛活的我院中王金河二叔，找到我的表姐（杨耕心的妻子），见到杨耕心时，我就把曹万年叫我送给他的信交给他，他把他父亲的反革命措施及布防情况，写成详细的书面材料叫我带给曹万年。

我暴动队伍根据杨耕心的信，决定打击地主阶级的反动气焰，走在他们的前头。于是，就在古历除夕的凌晨向他们发动了进攻，我们分成三个进攻队，每一个进攻队担任攻击一个土圩子，同时进攻。就在地主们冷不防的情况下，我军的枪声一打响，三个土圩子同时被攻破，地主们吓得各自奔逃。按照杨耕心提供的情况，曹万年等率领暴动队伍逐家清查，缴获步枪十三支、弹药百余发，银元一百零八包等，这一胜利，壮大了暴动队伍的声势。

与此同时，为了打击土豪劣绅，消除他们可能对暴动力量造成的威胁，在杨耕心、宋励华等人的积极建议和组织下，暴动队伍派出小分队到附近一带村庄，协助四乡的农民协会，领导群众斗争地主，收缴枪支，分粮分款。在九都杨、杨皋、徐庄等周围四乡村庄收缴了三十多家地主枪支，肃清了暗藏的敌人，还分了他们的衣服粮食，解决了贫困农民冬季的衣食问题。一次，我暴动人员带领几百名农民群众，到坡里南面的青杨李村去分地主的粮食，当他们走到定水镇时，地主就派出他们的代表迎上前来。这两位代表中有一个是阳谷县的头号大地主、大绅士申集磐，他就是暴动队伍里的宣传科科长申仲铭的父亲，另一个代表是当地有名的“青皮”（即地方混子，流氓头儿）盛思本，这人能说会道，平日江湖，公私两面均有交往，他认识一些匪首，说票架案，只要有利，什么都干。他们二人当时表示恭顺的样子，说他们绝不抗拒，只不过是商量一下分粮的方式。所谓“协商”是在一家药铺中进行的，在协商过程中，盛思本表现得异常狡猾，他们是想拖延时间，阻碍分粮工作的进行。我方看透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就给了他们一个最坚决而又最现实的惩罚，把盛思本当场枪毙了。当天的分粮工作未能进行，但枪毙了盛思本，给人民群众出了口气。韩建德还命令逮捕了韩庄恶霸地主韩丕显、韩丕厚等。

在头一天晚上攻进去后我就到了政治处，王寅生、申兰生、胡廷连、胡守正、宋子美、冯德华都在政治处，政治处有胡楼的胡守正、胡廷连为领导。第二天早上，胡廷连派我到胡楼，给胡承修的父亲去送信，我也当他们的通信员。

我们为了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壮大革命力量，打击这一带的土豪劣绅，建立农村政权。在四乡打击土豪劣绅、收缴地主枪支，分粮分物的同时，在教堂也开仓放粮赈济百姓。不送信时我就跟着政治处活动，政治处专管分粮分钱等事项。教堂内的粮食在一排北楼房里堆得满满的，究竟有多少？反正一屋子一屋子的，不知几千上万石（一百五十斤为一石），到底有多少？这样说吧，当时我们除了发放给群众的几百石以外，在占领教堂的25天里，暴动队伍最初由100多人，很快地发展到近300人，我们吃的全是白面馒头，上下级一致。直到退出时，始终没谈到过粮食的补给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多得很！”我们除了吃的是白面大馒头以外，吃的菜没有一顿不是白菜炖猪肉的，从没吃过别的肉，别的菜也很少吃。吃饭的时候分队分组，用大盆盛菜，每人一个大碗自盛着吃，馒头不限数量。由于经常吃肉，哪一顿饭都剩下一部分菜，一直到我们退出教堂。他们驱使大量的农奴，为他们饲养了多少牲畜、猪羊之类，也可以肯定地说：“”多得很！”

我们把粮食一袋袋用小车运到教堂外打谷场上，鸣锣叫喊：“开仓放粮啦，不拘多少，自带袋子或筐篓来领啦！”在放粮的头一天，来领粮的群众不多，一天只放了几十石，第二天传开了，领粮的群众由四面八方涌上来，成群结队像赶集一样热闹。我们一不限人，二不限粮，能拿多少就给多少。领粮的群众有的用肩挑，有的用背扛，还有的几个人合推一辆小车来领粮，路上来往的车辆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未有，领粮的群众都喜笑颜开地说：“这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大喜事啊！”第三天多得拥挤起来，场面非常热闹，我们有四五十人经管发放，还有一小队武装士兵在场内外警戒。

暴动队伍发布了“枪毙盛思本宣言”，同时组织了宣传队若干人，在放粮现场做口头宣讲，控诉洋人及反动统治阶级的罪行，阐明共产党的主张，号召民众动员起来，一齐为推翻黑暗的统治添一份力量，群众听得热血沸腾，有的青年当场就报名参加暴动队伍。暴动影响日渐扩大，声势大壮，几乎使群众有改朝换代之感。不几天，各地农协会员及一些会道门已在坡里聚集了近三百人。我们几天的时间估计放出去的粮食，最少有几百石，或者可能更多些，大家正在高兴，还准备扩大发放。但到第五、六天头上，来的群众忽然减少，后竟然断绝了。

敌军在对我包围之前，提出与我方和谈，他们采取了边和谈边包围的缓兵之计。敌方对我方的要求是：叫我方接受他们的改编，由他们发给枪支、弹药、给养，并“保证”我方的很多人升官。我方对敌方的要求是：他们撤出聊城，把鲁西作为我们的活动地区。这种和谈大约在十天之内就进行过三次，三次的谈判内容都一样。第一次，是由谍报科长郭庆江带随行人员到他们约定的崔庄进行的。郭庆江和敌方相见时，他们的几个人正在喝酒，当时他们很客气，并于临别时叫武装人员把郭庆江等送出村来。这就是后来盛传了很久的所谓：“坡里下战表”。第二次，是敌方七八个人到坡里天主教堂院内进行，我方对他们也做到了客气和有礼貌。第三次是聂子政同志到坡里东的张寨进行的。因双方的条件差距太大根本无法接近，和谈失败了。紧接着，暴动武装又公布了“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宣言”。

东昌道尹陆春元对坡里暴动很是惊慌，惊呼是“赤党叛乱”，决心要平复叛乱。陆春元他一边叫人与我方和谈，一边命令阳谷县知事王家桢速作处理，王家桢是个鸦片鬼，平时就多病，现在他管辖的地方出了这么大的祸事，加上又受了他顶头上司陆春元的斥责，很是惊慌，上马时不小心，一下子摔死在地。陆春元于腊月二十六日，调集东临道所辖12县的警备队来包围坡里，陆续进来了千多人。可是我们鸣锣打鼓，虚张声势，号称一万，外人也多不知底细。陆春元又勒令各县民团助战，民团总团长是申集磐。这时，包围教堂的总兵力估计不下四、五千人。一时间，敌人住满了教堂四外村庄，把教堂团团围住，断绝了教堂内外交通，村民进不来了，放粮不得不停止。随后我们就与阳谷及东临道（聊城地区）军警团队开战。

过了春节，从古历初四起，陆春元就开始进攻。各县民团人数虽多，但战斗力不强，因为民团中成份不一，领导中的政治倾向不同，加上和教堂内暴动人员的关系也各不一样，顶多起个助威作用，不中大用。官方进攻教堂打前锋的自然是阳谷县警备队。有一天傍晚，警备队约一百来人冲到教堂寨边，来势很凶。当时我们立即组织了七八十人的突击队，采取了隐蔽方式，从几个方面逐步向敌人接近，他们进入到敌人身边，近距离发起猛攻，一刺刀插入一个敌人的心窝，吓得其他敌人只顾四处逃命，生擒警备队队长郭敬修及其勤务兵一名，得步枪、手枪各一支，暴动队伍首战告捷。其余的县队和民团闻风丧胆，更不敢靠近教堂的边沿了。

这可惹火了东临道尹陆春元，他继续调动军队，向教堂大举进攻。一次敌人从青杨李发动进攻，暴动队伍在徐庄埋伏，等敌人靠近，出其不意，迅猛冲出，一举俘敌连长两名，士兵几十人。

坡里东北方向的焦集，有一民团局子，大约有二十多人，配备有步枪和弹药。我侦察人员汇报情报后，暴动部队在正月的xx日，向这个民团局子发起了进攻。我军本来打算要进行一次实验性的攻坚战，以便在战斗过程中锻炼战斗意志，进一步积蓄作战经验。但当我军迫近该局子时，局子里的所有头目和士兵都惊吓得成了一群呆子，他们派人出来迎接，要求我军无需向他们进攻，他们情愿献出步枪8支和适量的弹药，并承若，不对我军进行抵抗，在相当时期内，听从我军的调遣，这当然是假的，但为我方开辟了一条敌人自动来归的新途径，我军验收了他们交来的枪支，就回到教堂。

陆春元无奈之下向大军阀张宗昌求救。1928年1月27日（古历正月初五），张宗昌又增派配有钢枪、钢炮、迫击炮、机关枪等先进武器的一个守备旅——邢旅约2000人的队伍，开到坡里附近，决心实行武力围剿。暴动队伍鉴于大敌当前，遂命外围部队撤至教堂，以教堂为核心，凭借民房顽强抗拒。敌连连向教堂发动强攻，有时一天进攻数次。1928年1月31日（古历正月初九），敌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数百名敌人从坡里南三里地的定水镇向我方扑来，他们利用炮火强和人数众多的优势，在前进中只要一发现我军的影子，就连发密集的炮弹。我军只用了三、四十人，除步枪之外以长矛为主，对来犯的敌人反击。我军避开敌人正面进攻，在敌人前进的斜角方向，选择有利的地形隐蔽起来，任敌方炮声隆隆，枪弹如雨，我方并不还击，等敌人迫近到不足百米时，从敌背后忽然发起冲锋，向敌人扑去，亮出长矛，搅入敌群，敌人措手不及，仓皇溃退，各自逃命，最后被我方生俘一人，并获步枪一支，而我军无任何损失。

敌人随即又选择坡里东南方向的一座土窑作为炮兵掩体，构筑炮火阵地，先在土窑后面集结，准备在这里发起进攻。这种情况被我方侦知后，立即组织了近20人的突击队，机警地顺着一条干枯的河沟逼近土窑，暗暗地摸到土窑顶上，控制了制高点，然后从窑顶上压了下来，经一小时的激烈搏斗，胜利地击退了敌人。

敌人并未因一再失利而停止进攻，陆春元严令部队轮番进攻，损耗暴动队伍的人员和弹药，不给暴动队伍休整的机会。暴动队伍人员伤亡日渐增多，武器弹药得不到补充，形势严峻起来。一天下午，敌人的一颗炮弹炸毁了教堂城垣的垛口，又一颗炮弹击中了暴动司令部议事楼，把楼墙炸开了几条大缝。

最后一次战斗，是在我方临撤退的一天，这一次的战斗最为激烈。2月7日（古历正月十六日）上午8点，近千名敌人从东、南两个方向向我方猛攻，密集的炮声、枪声响成一片。曹万年要求领兵出击，就由他带领我们二十几个人出战，敌我双方力量相差悬殊，我们拼命还击，战斗中有一个战士脚部受伤，接着曹万年头部受伤，流血不止，昏倒在地，我们赶快把曹万年和伤员抢救回来，部队遂改由崔泽民指挥。战斗到上午11点左右，敌人已迫近我方，我方考虑到，在这种形势下，如采取以前的战斗方式向敌人冲杀是不利的，就撤回教堂固守，察看动静。

随后敌军进攻教堂，由于我方守卫坚固，无隙可乘，敌人没办法，就分散到教堂周围的民宅里隐蔽起来。黄昏，我方认为时机已到，就借熟悉的地形，发起一次百人的反扑战，所持武器，除枪之外大部分是长矛。我方敞开北门，百多名勇士涌出去，分东、西两路向敌人展开包围式肉搏战，杀得敌人溃不成军，伤亡惨重，我方重新控制了教堂附近的民宅。

暴动队伍外部失去农民群众的支援，内部虽有几位党、团同志，但已陷入孤军作战，弹药已尽。山东督办张宗昌又增援邢旅用重武器炮击，有时一天连续进攻数次，弟兄们伤亡日渐增多。再说宣传革命的目的也已达到，再死守下去已毫无意义，还不如乘我大胜，敌军不敢追击的时候撤出教堂。傍晚，刮了一天的大北风越刮越大，裹起的漫天黄沙使对面看不见人，我们突然听到今晚从教堂撤出的命令，随后枪毙了警备队长郭敬修，将洋人、修女和恶霸地主韩丕显、韩丕厚绑在马上，前边派出尖兵打头阵，老弱先走，带路的前行。另外，还有一小部较强的战斗队伍，在动身前二小时，乘黑夜出寨，向东南方向出击，以迷惑敌人，掩护暴动队伍从寨北撤出，顿时教堂的东南方向喊杀声、枪炮声、鞭炮在洋铁桶内乒乒乓乓的燃爆声混在一起，表示暴动队伍在大举反攻了。平时敌人是在白天进攻，夜间很少大举进犯。敌人都是雇佣兵，上级无严令，他们也绝不主动地攻击我们。他们听到枪声，知道我们无力大举进攻，仅还击了寥寥数枪。我们大队人马就在佯攻的掩护下从寨北撤走了。

大军阀张宗昌电命，对暴动队伍进行堵截，敌人尾追而至。韩建德率领的那一路暴动队伍撤到冠县东北五十余里地的甘官屯教堂，被迫于当夜解散。曹万年率领的我们这一路暴动队伍，撤到临清东北一带被击退，因寡不敌众，被迫于夜晚突围解散。轰轰烈烈的坡里暴动失败了，暴动人员的花名册也被敌人得去。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极大地震慑了反动统治阶级，使饱受欺压的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为鲁西地区的武装革命斗争播下了火种。

坡里暴动失败后，洋人返回教堂，勾结反动官府，在阳谷大肆捕捉“共产党”和所谓坡里“教匪”，凡是参加坡里暴动人员的家里都被反动当局查封，门上贴上封条。参加暴动的人员及家人，因暴动时局紧张在家不能存身，便四散奔逃。整个阳谷一片白色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