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土顽武装篇（文/秦克铸）

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土顽武装篇

（文/秦克铸）

所谓“土顽武装”特指带有地方性和浓重匪性的、反动的、顽固的武装。既是“武装”，当然要有人有武器有组织，形式上具有某种军队的性质，只是这种武装并不像政府的正规军，他们没有统一的军队制式。土顽武装的“地方性”，体现在人员来源、活动地域的局限，通常在人数规模上也不会很大；说他们“带有浓重匪性”，是说他们的头目大多出身土匪，特别是其武装组织涣散、品行恶劣、在民众中口碑极差，整体表现犹如土匪；他们的“反动”，表现在他们身上的“反共”“反人民”“反进步”“反社会”倾向。不可否认，这些土顽武装在抗战初期可能也有一些抗日倾向，甚至与日军有过正面交锋、厮杀，但他们更会祸害百姓，残害共产党人；说他们“顽固”，更多是指他们思想正统、保守落后，或坚持错误的信仰不肯检讨，不肯改变。

1937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周村尚未南进之时，博山县长王荫桂即向县政府官员发放《流亡证》，率所部全体行政人员，追随驻军谷良民部携带家属细软向莱芜、泰安方向溃逃。民国政府、民国驻军的溃散逃离，使博山短时间内形成了既无驻军又无官府的局面，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各种打着抗日旗号的游击队应乱而生。短短几天时间，博山地面上，就出现了多如牛毛的游击司令、游击队长，游击队内部的内讧，以及相互之间的火并时有发生。在博山的这些“游击队”中，名气大的要数吴鼎章、李兴唐、翟汝鉴、翟超、李式如等。他们大都打着“抗日游击队”的招牌，干着拦路抢劫、敲诈勒索、残害百姓的勾当。这样的“游击队”后来大都接收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的收编、改编，投靠了国民党，成了反动的“土顽武装”，其个人结局也大多是在后来与八路军的摩擦中被歼灭，善终者少。也有的游击队司令与其部下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被共产党八路军改编成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最终成了抗日的英雄、共和国的功臣。本篇仅就博山抗战时期的土顽武装做些介绍。

吴鼎章（？—1938），博山李家杨庄（当地称杨家庄，即今淄博市博山区池上镇杨家村）人（也有材料说是博山李家东峪村人。经查，池上镇没有“东峪”，只有“东庄”）。早年干过土匪，与太平山（地处李家与临朐交界处）土匪匪首伊来灝狼狈为奸，祸害一方。抗战爆发前，成为当地黄沙会道首。阎锡山、冯玉祥倒蒋时，吴曾率道徒攻打博山城，在博山有一定影响力。1938年1月上旬，中共博山工委张敬焘、蒋方宇通过中共党员张子升与其共同建立“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吴任司令。1938年3月中旬（农历二月十六，阳历3月17日），吴鼎章置博山工委的劝阻于不顾，执意带部队攻占郭庄，土匪本性暴露无遗，标志着他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此后不久，吴便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被委任为秦启荣匪部“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第十六梯队”司令（伊来灏为副司令，也有材料称“山东省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五纵队第一梯队”）。4月上旬，吴鼎章率部与李兴唐部、翟汝鉴部、博山工委领导的第六军总队部、四支队一中队组成博山抗日联军攻入博山城区（次日退出）。吴自公开投靠秦启荣后，便在秦启荣支持、怂恿下，调转枪口，与八路军作对，不断制造摩擦，骚扰抗日军民，八路军四支队忍无可忍，决定予以严惩，随以“堂天道”的名义进攻郭庄。1938年8月10日，古历七月十五日，“堂天道”2000余名道友夜袭郭庄，一举将吴部主力击溃，其副司令伊来灝从圩子墙下的狗洞里钻出，窜到博山城，投靠了日军，吴率残部狼狈逃窜到临朐县桥头村，企图在这里招兵买马东山再起。1938年古历七月底，“堂天道”决定兵分两路，再次对吴部进行讨伐，一部直扑吴鼎章老巢杨庄，一部奔袭临朐桥头。在桥头战斗中，匪首吴鼎章率百余人弃村而逃，经过长途奔命，于当晚下半夜溜进太河村，恰与“扫荡”的鬼子不期而遇，吴以为是八路军，拼死抵抗，突围后全军只剩二、三十人，吴本人也身负重伤。等到天亮，吴才看清，和他们打了半夜的是他们要投靠的日本“皇军”。吴负重伤后，由亲信护送回李家庄一带养伤。两、三个月后即毙命，余党大部分公开投了敌。

李兴唐（？—1941），又名李兴堂，沂南张庄（今沂南县张庄）或河阳（今沂南县大庄镇河阳，与张庄相距12公里）人，因与蒙阴隔得很近，又长期在蒙阴地区活动，不少史志资料也说他是蒙阴人。李早年是蒙阴县的一个土匪头子，也是一个十足的流氓政客。七七事变前，李名义上任博山县保安大队的副大队长（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由县长王荫桂兼任），实际把持着保安大队的实权。王荫桂邀西北军旧识徐化鲁（阳谷县人）到博山县负责训练联庄会会员，成立了联庄支队，王荫桂自任联庄会支队长，徐化鲁任副支队长。由于王荫桂不懂军事，支队长职务（实权）也慢慢被李兴唐篡夺。李兴唐为人阴险毒辣，诡计多端，又有蓝衣社分子赵锡钧（又名赵陶斋）当参谋，是个无法改造的老土匪。李既是博山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同时还是国民党博山驻军谷良民部的副官。1937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周村尚未南进之时，王荫桂向县政府官员发放《流亡证》，率所部全体行政人员，携带家属细软向莱芜、泰安方向溃逃。王荫桂离开博山之后，李兴唐名正言顺地成了国民党博山县保安大队大队长。1937年12月27日，谷良民部开始撤离博山，博山社会秩序陷入一片混乱。在此情况下，驻守博山城的县保安大队长、谷部副官李兴堂，趁乱在蓝衣社分子赵锡钧（又名赵陶斋）协助下，以博山县保安大队做班底在博山组织起了“抗日游击队”，仅28日、29日两天，游击队规模已达近400人，参加者多是博山地区的煤碳工人。队伍组织起来以后，李兴唐赶在日军进入博山之前，率领这股所谓的游击队经石马、沙井一路向南撤到沂蒙山区，于新年当日到达蒙阴，在蒙阴城东沿临蒙公路边的陡山与日军打了一仗后，路经孙祖到河阳镇北交良寺休整。所以，博山失守时，李兴唐已撤到沂南张庄。这里是张里元的地盘。在这里，李兴唐被张里元当作土匪狠狠敲打了一下。1938年2月，李兴唐率部加入了刘震东的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纵队，追随该纵队司令刘震东开赴莒县与板垣师团作战。莒县城沦陷后，李兴唐率部随四十军二二九团撤出莒县城。1938年3月，李兴唐率残部100多人回到博山南部山区，驻扎在南博山邢家庄一带。当时，徐化鲁已经组织起了400多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六军总队部。来到博山后，李兴唐与徐化鲁取得联系，并认识了郑兴。李兴唐认为，徐与他是老相识，旧军人出身，郑兴是东北义勇军回乡军官，可以通过拉拢他两人，来吞并第六军总队部，如此他就可以统一博山境内的几支游击队。为了实现这一企图，李兴唐打出联合抗日的旗帜，提议组织抗日联军攻打博山城。1938年4月上旬，联军攻打博山。这次战斗，在四支队一中队的配合下，歼灭汉奸数十人，摧毁了敌“维持会”。第六军总队部安全撤到盆泉村后，揭露了李兴唐的阴谋，及时将队伍拉到莱芜下洼村，李兴唐如意算盘落空。1938年5月，李兴唐率部200余人进驻莱芜东关，加入石友三部，获得了石友三部一个旅的番号（国民革命军第69军先遣第一梯队）。此后，李兴唐部回到博山南部山区活动。1938年古历七月，“堂天道”向驻郭庄的吴鼎章部发起攻击，吴部主力从郭庄南山五福峪一带突围到“堂天道”四营驻地下庄附近，受到强烈阻击，纷纷下跪求饶。其时，驻在夏庄的李兴唐部趁机浑水摸鱼，以助战为名，出来缴了120多条枪，吴部人员也被李兴唐收容。1938年9月初，李兴唐部夜驻八陡，遭日军包围，发生八陡突围战。1938年底，石友三部奉蒋介石之命撤离山东前往河北，李兴唐部300多人脱离石友三第十军团，驻扎在松崮村一带。在杨荆石动员下，参加抗日队伍，编入山东国民抗敌自卫军，受到欢迎。1939年后，李兴唐部追随秦启荣部成为国民党反共土顽。1939年8月上旬，国民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纠集所部9个支队4000余人，企图消灭我驻淄河流域的第三、四支队，围攻达十多天，李兴唐部积极参与制造了这起“淄河事件”，对博山抗日军民欠下了新的血债。我山东纵队一、三、四支队赶到后，彻底击溃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李兴唐部元气大伤，被迫撤回蒙阴。李兴唐返回蒙阴后，仍不思悔改，不断挑起与八路军之间的摩擦。1941年，在蒙阴反摩擦战斗中，李兴唐被我军击毙，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翟汝鉴（1900—1946），字镜堂，西河镇河北村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幼时读过几年儒书，三十岁开始经营小煤井开采业。1928年，他与国民党博山县六区区长翟筱南进行了一场争夺矿权的斗争，最后以失败告终。为报此仇，翟投益都道会门头子崔云端门下，1929年成为“黄沙会”首领，聚起信徒1000余人。1929年秋，乘翟筱南母丧之际攻入西河，“火烧翟家楼”。1930年2月，翟筱南从博山赵庄七县剿匪司令梁锡三处请来博山保卫团与翟汝鉴大战于西河村东庙子岭。黄沙会不堪一击，溃逃至蒙阴一带的洪福寺躲藏。风声稍息，翟即联络旧时做井朋友重操旧业，在草埠办起了煤井直至抗日战争爆发。“七七”事变后，翟从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区专员张元里处讨得“山东省第三专区游击队第二支队”番号，纠集原黄沙会徒众、草埠煤矿工人、旧日帮会门徒，竖起抗日大旗，月余时间，就从淄河两岸太河、张庄一带农民中招募了1600余人，然后赴临沂受编为国民党山东省第三专区保安第三大队，此后奉命返回淄河流域驻扎。1938年春，翟汝鉴部又被改编为“山东省第三专署保安第四旅”，翟任旅长，盘据于东坪、太河、口头一带。这支队伍在人数、装备、收络人才等方面，均较其他“游击队”为强，但由于组建队伍的目的不纯，人员良莠混杂，绝大部分骨干官佐都染有吃喝赌的恶习，对所驻村镇肆行抢劫，绑票勒索，与土匪无异，是典型的土顽武装。翟汝鉴的游击队自建立以后，实际的抗日行动大概只有两次：第一次是4月上旬，翟汝鉴率部与吴鼎章部、李兴唐部、博山工委领导的第六军总队部、四支队一中队组成联军攻入博山城区（次日退出）；另一次是1938年春夏之交，参加四支队廖容标发起的、联合淄川各派山头进攻驻博山县城日寇的战斗，这两次战斗战果虽小，但声势较大。1938年冬，山东省第三专区专员张里元调翟部去蒙阴桃墟驻防。部队行至旦埠北楼村大张庄一带,被当地豪绅赵冠五所阻，翟部折回燕子崖神清宫，移驻南麻、榆林、花林的沂博边界地区。1939年初，翟部复回池上、陈疃、玉皇庙驻扎。1939年6月，日寇对鲁南山区进行大扫荡，翟汝鉴和张里元失掉联系，被鲁苏战区游击第三纵队司令秦启荣收编，番号为第三纵队新编第一支队，翟仍任支队长，翟淑云任副支队长，不久又被改编为山东保安第十二旅，翟任旅长。翟汝鉴被收编时，值秦启荣的王尚志部制造太河惨案不久，八路军为惩罚这伙祸国殃民的坏蛋，对王尚志驻太河的匪徒发动攻击，在太河、峨庄、悦庄大败王尚志。翟汝鉴被秦启荣收编后，根据秦启荣的旨意，经常与八路军发生摩擦。1939年秋，翟率部2000余众配合秦启荣部与八路军三、四支队在淄河沿岸进行了40多天的“淄河大会战”，结果被击溃西逃到松仙岭、鲁村、旦埠一带，在过张博铁路时，所剩已不过500人，接着卫队营长又率百人投靠博山汉奸伊来灝，连长李香亭也带50余人投敌。经此一劫，翟汝鉴经营的游击队已处在溃散的边缘。1941年，吴化文部占据池上、仁河溜一带时，翟汝鉴又从蒙阴带其所剩无几的残兵回到峨庄、东峪一带，与吴化文在临朐、沂水、博山交界处制造“无人区”，副司令翟淑云则占据玉皇庙、莲花山，自立为王。是年2月，八路军一举击溃驻在上张和同古两村的反共顽固派翟汝鉴部，毙伤80余人，俘虏50余人，使翟的力量更加削弱。1943年，翟汝鉴的传令队长刘长珍率百人投靠吴化文，翟部所剩不过200人。当翟率部转至安丘南山里一带时，又遭到八路军围击，几被全歼。经过地下党员邹思文说服教育，翟汝鉴部向八路军投诚，改任草埠煤矿经理。1946年春回到原籍，当年病故。

翟超（1909—1940），又名翟丕超，字效生，昆仑镇洄村人。少年时肆业于博山颜山中学（即后来的洗凡中学），19岁任昆仑小学教员，23岁时淄川撤路改区，翟投考济南的区长训练班被录取，结业后回县任第四区区长，后因回避本籍调任章丘县四区区长。撤销区以后，翟回本县龙口村任高小教员。联庄会成立时被任命为淄川县联庄会第四区队区队长，在此期间，翟加入了国民党派系特务组织蓝衣社的外围组织复兴社。1937年12月，淄川沦陷，翟超带联庄会员30余人到西山里石门泽蒜峪一带组建游击队。春节后又转到东山里，与赵贯一建立的游击队合并，组成游击大队，翟任队长，人数增加到200余人。1938年古历二月，翟超带一部分人进驻昆仑东的大奎庄，准备打日伪淄川维持会，后改为在小海眼村西靠近铁路的墓田里埋伏，伏击日寇三辆摇车，此战毙敌10余名，缴获大盖步枪13支，声名大振。战后，翟率部撤到磁村休整，不久又带队到淄川西北萌水、柳行一带活动，附近游击队听到翟超大名纷纷加入，使翟超的部队一度发展到2000多人，在淄西磁村、淄东田庄、坡地等地纵横驰骋。1938年7-8月间，翟超的“游击队”被秦启荣收编，改编为冀鲁边区抗日游击纵队第十七梯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第十七梯队。是年冬，又改称山东保安第十旅，翟超分别充任队长、旅长兼淄、博、章总指挥、十二专区特派员。翟超被改编以后，仍进行了一些抗日活动，如：破坏铁路、锯电线杆、用五子炮轰击进攻日寇、伏击尾追的日军小队、用追击炮向冲入田庄放火的日军射击等。应该说，抗战初期，翟超游击队与其他杂牌游击队相比，抗日的事迹比较明显，且军纪较严,在当地群众中影响也很大。但由于他一贯追随反共专家秦启荣，自己也以国民党的正统嫡派而自居，极力排除异己，不把他人放在眼里，扬言“淄川各个游击队早晚要归我管辖”，他不仅与八路军廖容标部，而且与翟汝鉴部等经常发生摩擦。各部不忍翟超摩擦，多次联合攻打翟超。在磁村，翟超被廖、翟击溃，周宗鼎反水。在田庄，翟、周联合，使翟超损失100多人。1938年夏以后，翟超不断挑起事端，与八路军各部发生摩擦，甚至恩将仇报扣押、追杀前去翟部慰问的八路军官兵，扑杀扩车筹粮的八路军战士，进攻淄川县抗日民主政府（未遂），从而彻底堕落为一股反动顽固势力。继1939年3月参与制造秦启荣发动的“太河惨案”后，翟部又于当年8月中旬，参与制造了围攻淄河流域八路军第三、四支队的“淄河事件”。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四支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奉命对占领淄河流域的顽军展开自卫反击战。只此一战，国民党顽固派“八大司令”一败涂地，翟超部于慌乱中西逃至磁村、马棚一带。1939年农历十月，翟超部重返田庄，占据口头、马陵二村，在这里招兵买马，为国民党培训三青团骨干，妄图控制地方政经，切断八路军鲁南与鲁北、胶东根据地的交通线，其举深得秦启荣赏识。1940年1月，翟超部被秦启荣改编为苏鲁战区游击第三纵队第九支队。为尽量减少摩擦，八路军曾多次对翟做争取工作，翟超不仅置之不理，还暗中在部队中进行反共教育。为清除顽固势力，打通淄河通道，1940年4月4日，八路军三、四支队采取奇袭战术，一举攻克翟超长期盘据的巢穴田庄，翟超也在乱军中毙命。

王尚志(1906—1947)，字子成，山东昌邑南逄乡大营村人。因制造“太河惨案”而臭名昭著。青少年时期曾在昌邑县育秀中学、青岛胶澳中学读书。1925年，经于恩波介绍，辗转至上海，随邵力子赴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九一八”事变后，出关参加了朱霁青组织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任参谋长。1935年，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七七事变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游击队”副司令，同年冬到临淄一带组建“鲁冀边区第二游击队”，亲任司令。1938年春，王派杨秀峰、王豫民到昌邑扩充队伍，公开打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鲁冀边区第四梯队”旗号，委任杨秀峰为司令，王回昌邑后，对四梯队进行了整编和扩充。1938年底至1939年初，日军加强了对胶济铁路两侧的进攻，王部南迁至安丘。不久，奉秦启荣之命移驻博山地区。1939年3月，王部开至淄河流域，设司令部于峨庄，置第七、第八、第九、第十一大队于太河。1939年3月30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干部、战士及护送部队270余人，由鲁北南下鲁南，途经太河时，遭到驻扎在此的王尚志部袭击，2人当场死亡，20多人负伤，近200人被俘，此即“太河惨案”。太河惨案中，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先后有8人在被俘后惨遭杀害，包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宣传科长邓甫晨、政治干事张琴书、石印股股长徐效礼、四连指导员张林、七连指导员陈大学等，多人失踪，还有部分人员强遭遣散。太河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对秦启荣、王尚志的反共暴行进行了揭露和抗击，呼吁全国主持正义，严惩祸首。太河惨案后，以沈鸿烈为代表的山东国民党顽固派由以往的“公开联合，秘密限制”转变为公开打出反共的旗号，频繁进攻八路军，连续制造“雪野惨案”“淄河事件”等，并不遗余力破坏我党抗日民主政权。1940年4月，蒋介石为控制全国军政势力，成立“鲁苏战区总司令部”，王尚志贿赂“点编委员”，使其部终被编为“鲁苏战区第四纵队”，王被授予少将司令头衔，司令部设在胶莱河东崖的孙正村。王尚志与戴笠有直接联系，忠诚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数次策划进攻平度大泽山解放区，也曾多次进攻昌邑北部解放区，制造内战摩擦，同时不断派特务杀害八路军抗日军政干部、家属和群众。王一贯奉行黩武政策，1939年起，拼命与其他杂牌军队在昌平一带发生混战，争夺地盘，扩充势力，使昌邑、高密、掖县交界地区的人民群众遭受连年内战灾害。1944年5月，日军攻破孙正，王尚志被俘，押解青岛。后被原部下王豫民以计救回，但该部实权已操于王豫民手中。1945年8月，该部被八路军击溃，王豫民仓皇逃跑，王尚志转移到潍县朱里，后为驻昌乐的张天佐接去。1946年春，王尚志按照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的命令，将所属部队改编为国民党第八军独立三团，任上校团长，住潍县城。不久，又改任第八军独立旅少将副旅长、中将司令等职，继续为蒋介石发动内战卖力。1947年夏病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