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汪伪政府驻军篇（文/秦克铸）

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汪伪政府驻军篇

（文/秦克铸）

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率部投向汪伪政府，被汪伪政府改编为“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同年7月29日改称“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一夜之间，“城头变幻大王旗”，博山境内的民国政府驻军又变成了汪伪政府驻军，吴化文被汪伪政府任命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上将总司令，宁春霖任副总司令，郭受天（1943.1-1943.4）、贾本愚（应是“贾本甲”之误。1943.4-1943.7）、杨圃一（应为“杨团一”之误，1943年7月以后）先后任参谋长。汪伪政府驻军吴化文部盘踞沂鲁山区四年多，制造了纵横200里的沂鲁“无人区”，博山五区、七区、四区深受其害，吴的叛变投敌迫使博山抗日武装不得不转入分散和隐蔽斗争。当时，吴部独立第2旅（旅长徐子云，旅部驻今沂源芝芳）驻今博山东部西池上一带，暂编第1旅（旅长高松坡）驻东池上、陈疃一带。1943年5月，吴部独立营营长唐守义率部进占南博山下庄村，在下庄、上庄建立据点。1942年7月，原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孙黎携79人、60支枪在盆泉南庙叛变投敌，后被委任为“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独立营（特务营）营长和剿共大队长等职，1943年10月6日，孙黎率部进驻南博山青杨杭村，在青杨行建立据点。至此，博山全境“伪化”，博山境内的汪伪政府驻军也达到鼎盛。1944年4月，第三次讨吴战役胜利后，原博山县境内被吴化文部占领的区域全部解放，汪伪政府驻军撤离博山全境。

徐子云，生卒年月、籍贯不详。传说土匪出身，是大土匪刘黑七（刘桂堂）的干儿子。1936年3月，徐曾被韩复榘买通赴天津刺杀刘黑七。徐后来被吴化文部收编。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公开投敌，徐任吴部独立第2旅旅长。1944年3月“第三次讨吴战役”开始前，徐旅实力最强的第四团与独立第三团配署在总司令部（张家庄）以东临朐两县、磋石、洛庄地区，拱卫总司令部东大门，由第七军（军部驻悦庄，军长杨友柏）第四十九师（师长王桐宇）指挥。徐辖三个团1600余人，驻守芝芳（旅部驻地）、董家庄、芦芽店、西池上。1944年3月25日夜至29日，“讨吴”各部先后按期攻占大小据点四十余处，歼灭或击溃吴部十二个团的兵力。在八路军北路梯队击溃暂编第一旅高松坡部两个团、独立第二旅徐子云部三个团的同时，西路梯队亦于3月26日攻占董家庄、松仙岭、芦芽店，27日攻占水磨头、芝芳、鲁山顶、花林、次峪、孟坡与璞邱一带，与北路梯队打通联系，接着于28、29两日攻克小峰，歼灭了东池上与西池上的退却残敌。至此，徐子云独立第2旅，被歼殆尽。此后，在日本高级间谍新荣幸雄支持下，郭受天、宁春霖在许昌组建新军。新军建成后，取得了国民党的部队番号。1944年10月，郭受天在许昌和日军谈判，与日、蒋达成协议，由郭受天在铁路东组建伪暂编第32军及伪豫东特别行政区，将原国民党泛东挺进军改编为伪豫陕鄂边区绥靖三十二军，郭受天为行政区最高行政长官兼三十二军军长，行政区公署及三十二军军部设在鄢陵县城。郭受天由许昌迁到郡陵后，组建了三个师一个特务旅，徐子云被任命为三十二军独立第一旅旅长（兵力二千余，轻机枪、步枪千余支)，驻防扶沟、西华一带。1945年7月，经国民党策动，徐子云部与郭部特务旅向国民党郑州专署投诚，被国民党改编为河南省保安第七旅及第六旅，归郑州专署指挥。此后，徐子云履历、去向再无音讯。

高松坡(1901—1953)，名蔚茂，又名松山，化名李纯青，章丘市普集镇上皋人。1924年县师范讲习所毕业后在王白庄、砚池山等村任小学教员。后弃教任国民党段长（管辖10个村)、区联庄会副会长、区长。抗日战争爆发后，高趁地方混乱之际拉起武装，名为“抗日游击队”，实为地方反动武装。1938年6月，高松坡投靠国民党复兴社山东总头目秦启荣，被委任为国民党鲁苏战区第三纵队第十八梯队副司令。不久，在秦启荣主持下，高部与程学通部合编，高被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式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游击第五纵队第十八梯队司令。1939年6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流亡于沂水东里店，省主席沈鸿烈为了同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争权夺势，极力拉拢各派山头武装，第十八梯队被沈鸿烈改编为山东省第十二专区保安三十四旅，土顽高松坡任旅长，土顽王连仲任副旅长。此后，高亦步亦趋，追随沈鸿烈、秦启荣不断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与地方抗日武装发生摩擦。1939年8月，高部参与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雪野惨案”，残杀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留守人员数百人，成为不折不扣的国民党“土顽”。1941年春天，高松坡率部投靠日军，被编为山东“剿共”军，任“剿共”军司令，随日军不断窜扰章丘、淄博、莱芜抗日根据地，还在章丘一带组成暗杀团，专门杀害我地下党员、八路军伤病员和抗日群众。足迹所至，庐舍为虚。抗日民众所受损失难以估算，仅牛、驴、骤、马等大性畜即达240余头。高部先后在彩石、小龙堂、相公庄、阎家、孙村一带，强拆民房设据点，建成碉堡、炮楼140余座，自设日产步枪30枝、机枪2挺、手枪3枝、手榴弹200枚，月产迫击炮6门，拥有工人500余名的兵工厂1处，以大量武器弹药资助反共游杂和汉奸武装。据不完全统计，高松坡部先后残杀抗日军民100余人。1942年4月下旬，高部与日本侵略军发生内讧，日军五十三旅团认为高松坡部队里有中共工作人员和谋反征象，随以警备司令官检阅为借口，将高部集中在章丘及其周边，解除武装，收缴枪支及大量被服，高部4000余众被押上火车，送到东北做劳工。高本人也被日本人拘留。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率部投敌。1943年5月，高松坡获释后，在日军扶持下被编入吴化文部，任第三方面军暂编第1旅旅长，驻守博山五区东池上、陈疃一带。期间，高松坡匪性不改，祸害一方，犯下累累罪恶。1944年3月，在第三次“讨吴战役”中，高部主力被我鲁中军区第1军分区歼灭。此后，高转任伪轻金属矿（今张店铝厂）路队大队长。抗战胜利后，高松坡多方钻营，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山东省参议会参议，兼白泉煤矿、大成铁工厂等厂矿经理。济南解放后，高拒不自首，流窜外地，1951年被缉拿归案。1953年6月24日，在章丘普集被人民政府处决。

唐守义，生卒年月、籍贯不详。疑与唐耘三、唐耘芳、唐玉庠（唐守兰）同乡（唐家沙沟），初为伪博山警备队、矿警队、警察所中下级职员（中队长、小队长、班长、系长、巡官），后投靠宪兵队翻译赵云台，加入博山安清道义会，与冉干臣等成为博山安清道义会赵派骨干，借赵的势力作护身符，无恶不作。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部叛变投敌后，赵通过日本人安插唐到吴化文部任独立营营长。1943年5月18日，唐守义营进占南博山下庄村。唐营号称3个连，实际上只有200多人。唐营进驻下庄后，修围墙，筑碉堡，很快安起了据点。6月间，唐营分出一个连队驻了上庄，在上庄安了据点。7月间，我泰山军分区派出一个营的兵力想拿下这两个据点，经过一夜强攻未能攻克。经过这一次的打击之后，盘据在上庄的一个连乖乖收缩回下庄，再也不敢分散据守。博莱县委也汲取教训，改变策略，制定了智取计划。智取下庄的计划分两步行动：第一步，安排从主力部队回家的张方岳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在第一连连长赵玉斌手下当兵。到1944年2月，张方岳同志已完全具备了做内应的条件。第二步，加强下庄村及附近各村民兵武装，利用两面政权，开展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瓦解敌军士气。1943年2月21日，青杨行据点撤走，里应外合攻克下庄据点的条件基本成熟。2月23日，博莱县独立营先通过内线关系通知张方岳，商定好化装奇袭的方案。第二天深夜，博莱县县区武装在部分民兵配合下，身穿青杨行据点缴获的伪军服，悄悄进入下庄小西门，隐蔽到北大门围子里。凌晨五点左右，张方岳同志按计划开了北大门，带领部队直奔敌炮楼营房，一枪没发，拿下敌一连炮楼，抓了一连连长赵玉斌及所部80多个俘虏。接着，队伍向敌二连和营部所在的炮楼逼近。但这时唐营已经发觉我们的行动，开枪向我还击，战斗形成僵持局面。当时，我县区武装仅有的重武器是一挺陈旧的捷克式轻机枪，参战人员又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很难在短时间内攻下唐营据守的炮楼，战斗一直持续到下午。为打破僵局，尽快结束战斗，指挥部决定与唐营举行谈判。根据我方掌握的情况，敌人虽号称两个连，但总人数只有80多人。营长是由吴化文部派下来的，但不掌实权，内部起主要作用的是敌二连连长梁锡九。这个梁锡九是土匪出身，部下50多人，枪支弹药装备的也不错，较有战斗力。梁锡九本人与下庄区中队指导员朱涛同志还是姨表兄弟。鉴于上述情况，强攻不下，通过谈判兴许能解决问题。再说，经过这半天的战斗，敌人的援兵一直未到，炮楼上的敌人也开始动摇了。我方把谈判的意图通过减话告诉梁锡九后，梁锡九提出要我方派一人到敌炮楼上面谈，朱涛同志挺身而出，表示要出面会会梁锡九。在朱涛同志义正词严地劝导下，梁锡九决定带部下撤兵，决不重返。当日黄昏，敌二连及唐守义营部退出下庄，汪伪政府在博山四区的驻军全部撤离。梁锡九、唐守义从下庄撤走后，再无音讯，不知所终。

        孙黎（1914—1944），又名孙炳琏，博山区博山镇北邢村人。1936年在济南乡村师范读书时参加共产党。七七事变后，曾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回到博山后，任中共博山县委委员、博山县大队（后改称博山县独立营）教导员等职。孙擅长打仗，战场指挥沉着冷静，机动灵活，曾策划指挥过不少有影响的军事行动，如1941年4月的“夜袭神头电厂”等。1941年，抗日战争局势日趋紧张，日伪加大了对抗日人员策反、诱降的力度。生活腐化堕落的孙黎，因对上级的批评及职务安排心怀不满，革命意志衰退，经过他的堂叔、日伪博山县武装特务队特务孙志书策动，决意叛变投敌。孙原计划于1942年农历六月初四在三皇庙投敌，后因一连指导员阎发苍率部突围未能得逞。尔后，孙又精心策划，于7月21日在盆泉南庙携79人、60支枪叛变。伪博山县武装特务队本来打算把被胁迫投敌的人员安插到特务队里，因日本上级机关不同意，只留下了孙黎、王化月和卫生员于某某，其余人员被押往东北煤井做苦工。孙黎叛变后，倍受敌人重用，曾被派往济南日本特务机关“鲁仁公馆”接受特务训练，后被委任为“鲁仁公馆调查室博山分室”主任、第三方面军特务营营长和剿共大队长等职。因为孙黎的叛变出卖，博山南部、东部山区党组织惨遭破坏，特别是敌占区的党组织，破坏更为严重。1943年10月6日，孙黎以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独立营营长的身份，带着两个连（实际只有八九十号人）的兵力，进驻南博山青杨杭村，在村北头的古庙里修了“乌龟壳”，安了据点，当了日伪蚕食我根据地的“马前卒”。孙黎的据点建立后，博莱县立即开始对他展开政治攻势，组织民兵联防队经常不断地进行武装喊话，吓得孙黎不敢在据点过夜。当时，孙黎的部下只有两个连，其中一个连的连长叫李子平，原是我金山区区长、博莱县敌工站站长，在做北博山据点伪中队长唐云芳的争取工作时，遭到胁迫投敌。后经过博莱县领导和他母亲做工作，李子平答应立功赎过。1944年2月，博莱县独立营根据伪军活动规律制定了夺取青杨行据点的作战方案，但在实施中因机枪出了故障，被敌人发觉。战斗力极差的据点伪军因此受到惊吓而乱了阵脚，于2月21日午夜，乘我未再包围之际，悄悄爬出据点，偷偷溜走，汪伪政府“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在博山四区的驻军开始撤离。由于孙黎叛变给革命造成极大危害，鲁中军区决定铲除这个败类。经过周密布置，博莱县委、县公安局组建了由李子平、赵子明、尹玉发、曹方斋、任玉兰、史庆山六人组成的执法小队，于1944年4月23日晚上，将其击毙在他博山城里西沟街的住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