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峪突围”事件中的告密者可能是谁？让我来告诉你（文/秦克铸）

“杨峪突围”事件中的告密者可能是谁？让我来告诉你

（文/秦克铸）

原中共博山县委书记李东鲁同志在回忆录“博山十年战斗生涯”中曾提到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时期（1941年1月至1943年12月）的1941年下半年，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机关经历的“两次突围”。一次叫做“杨峪突围”，另一次叫做“上庄突围”。在中共淄博市博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中共博山党史大事记（1921—1949）》中，关于“杨峪突围”这样记载（详见该书第77页），“（1941年）10月，县机关转移到上瓦泉村。25日，敌伪军袭击博山县机关驻地杨峪村。在阻击敌人掩护县机关撤离的战斗中，博山县独立营副营长穆若彬光荣牺牲；县经建科长李振之被捕叛变投敌。”关于“上庄突围”的记载是（详见该书第79页），“（1942年）1月，县机关遭敌突袭。国民党新四师吴化文部于11日拂晓，突袭博山县府机关驻地上庄村，在县独立营的掩护下，县府机关转移。战斗中县独立营副教导员吕逢之被俘，后惨遭杀害。”

这两次突围的过程，李东鲁同志在“博山十年战斗生涯”中有详实的回忆，详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1995年8月出版的《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第28页：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底，我们县的机关、部队都住在羊峪村。一天拂晓，同志们都还在鼾睡之中，一位侦察员跑来，把我和同住的张贯三同志以及通讯员邹长礼唤醒，说在西北方向发现了敌情，好象人数不少，还有一片黑影子向村的西南方向转移。他话音未落，西北方向传来一阵枪声，说明我们在村西北小山口的流动哨已经与敌人接上火了。接着，西南方向的便衣侦察员也气喘吁吁地跑来报告，西南方向去瓦泉村的路上发现敌人，有迹象表明，人数不少。情况十分紧急，必须立刻作出判断，决定对策。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东南方向刚投降日寇的‘和平军’和东北方向驻北博山村的日伪据点的情况。如果这两方面同时发难，我们就陷入了三面被围的困境。但是，这两方面我们都派有长期坐探和临时侦察员。他们没有送来情报，说明这两方面还没有动静。看来它们虽然都想消灭我们，但联合起来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还不大。即使作最坏的估计，东南方的‘和平军’也配合行动，三路包抄，我们也还有办法对付。从敌人的行动看来，他们把重点摆在村的西南方向，估计这是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县机关、部队经常在上、中、下瓦泉、邢家庄、羊峪一带轮番驻扎的规律，所以企图在我们的必经之路上对我们进行伏击。敌人的另一个估计是，由于羊峪村的东南、东北方向都靠近敌、伪，他们认为我们不敢朝这两个方向转移，只能向我们常住的上瓦泉村去，所以他们张着口袋等我们钻入圈套。根据这一情况我们决定向东南方向转移，并立即部署：先由慕副营长带领一个排，占领西北方向的小山口，并与在附近的流动哨取得联系，统一行动坚决顶住西北方的一股敌人，掩护机关转移，完成任务后，相机撤离；另派一个班严密监视埋伏在西南方向的敌人，在敌人未暴露之前，不要轻易发枪，待机关撤离出村后，自动撤退找机关；再派一个排去结老峪村的南山上，警戒东南方的‘和平军’，万一发现动静，就立即阻击，以保证机关安全转移。一切部署就绪后，便通知机关各部门迅速向村东的庙前沟底集合。先来者先走，沿着向南山的小山留（嵧）出发，翻过山头，经五老峪村，插向结老峪村。一路上听那西北方向的枪声，一阵紧一阵，还夹杂着手榴弹的爆炸声。同志们怀着沉重的心情，一个跟着一个，轻步前进，整个队伍鸦雀无声，幸而一路上没有什么遭遇，很快到达目的地。这时枪声逐渐稀疏，最后寂静无声了。同志们又喜又优，喜的是我们的判断基本正确，机关的全体同志都安全转移出来了，忧的是那边的战斗如此激烈，不知慕副营长和战士们安危如何，所以大家都心神不定，如坐针毡。片刻，消息传来，敌人发现我们没有上当，他们的诡计失败了，于是狗急跳墙，立即调动埋伏在西南方面的兵力，对我们占领小山口的那个排进行夹击。慕副营长英勇果断，带领战士奋力抵抗，死死地拖住敌人，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壮烈牺牲，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机关的安全转移。同志们听了这不幸的消息，不约而同地肃立默哀，对英勇献身的慕副营长表示深切的悼念。”

    “在清点人数的时候，各部门汇报：‘大家都到，安全无恙’。唯有实业科的一位同志说：‘我们科长李振之不见了，到处查找，不见踪影。’据一位同他一起从住处出来的同志说：‘我当时曾告诉他到东庙前沟底集合，看见他一面低声答应，一面往前走，以后就一直没有看到过他。’这一意外的消息，又给同志们增加了忧虑：他到哪里去了，会不会出事？后来才知道，当时，他自作主张向村西南跑去，飞蛾投火陷入了敌人的大口袋做了俘虏，叛变投敌，他充当了日寇的特务。”

     “这次突围虽然取得了预期的成功，但从此以后，我们的活动更加困难。由于我们集中精力干扰边沿的敌伪军，对吴化文的“和平军”的斗争有所减少。因此，‘和平军’认为我们软弱可欺，不断地向我边沿地区进行骚扰袭击，反动气焰更为嚣张了。”

     “同年十二月底的一个早晨，吴化文‘和平军’向我们又一次发动较大的袭击。这时我们住在上庄村。天刚蒙蒙亮，战士们发现有一股敌人从村南的松仙岭公路上蜂拥而来。接着，各方面的侦察员也先后来报：‘村东留（嵧）有一股敌人从鲁山的郝峪方向而来，夏庄北有一股敌人往中、下小峰方向集结，上瓦泉北山岭上有敌人埋伏，似乎人数不少。’根据这些情况看来，敌人对我们是三面包围，网开一面，而开的一面恰恰是靠近日伪据点的。吴化文部估计我们不会也不敢向这方面转移，企图以逸待劳，等我们钻入他的圈套。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来一个反其道而行之，偏偏闯一闯这条危险的道路。常言道：‘人地熟悉是个宝’。我们对这一带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又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完全可能灵活机动地应付一切意外的情况。我们决心下定以后，便派一个排和村里的民兵队配合起来，在上庄村西面一个山头上阻击松仙岭方面来的敌人，待机关转移后，相继西撤；同时安排力量分头严密监视东路和北路之敌，非到必要，不轻易发枪，争取时间，掩护机关转移；然后通知各部门的同志，迅速向西北转移。为了缩小目标，避免引起敌人的注意，同志们三三两两，疏散着前进，翻过羊峪小山口，直插尹家峪村。虽然这里离敌伪的据点炮楼很近，但一路上丝毫没有动静，侦察员也没有情报送来。这时一轮红日冉冉升起，大家就更加放心了。同志们都知道，日伪军出来扫荡一般都在黎明时，因为他们估计在大白天我们是不敢大批人马来到靠近据点的地方。我们这次行动打破常规，出其不意。所以大家抓紧时间，加快脚步，急速前进。虽然天气严寒冰雪未融，大家还是跑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最后转移到邢家村去了。”

     “机关是转移出来了，但由吕副教导员带领的那个排和上庄村的民兵却与敌人周旋于羊峪村东南的各山头之间。当时，我们的装备很差，每人只有三发子弹，谁也不肯轻易发枪；自己制造的土手榴弹，也十分粗糙，爆炸力很差，抛出去往往只是一炸两片，杀伤力很小。所以战士们只能靠刺刀和敌人作战，以英勇气概和拼搏精神压倒敌人。而吴化文的‘和平军’，大多数是被抓来的当地农民子弟，家里有父母妻儿，都不肯为吴化文卖命，所以战斗力很差。加上我们的战士、民兵熟悉地形，善于随机应变，巧妙地牵着敌人的鼻子东转西转，从日出东方转到中午，终于结束了战斗。这次战斗敌人伤亡不小，我们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两次突围战斗，使我们懂得面对各种各样的敌人（日寇，伪军、和平军）一定要了解各种敌人的情况，掌握动态，这样才能使自己更为主动，立于不败之地。这一条规律对我们以后的工作是很有启示的。”

对比《中共博山党史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与李东鲁同志的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我们发现有几处不一致的地方。其一，“杨峪突围”事件发生的时间，《大事记》说是1941年10月25日，“回忆录”说是1941年11月底；“上庄突围”事件发生的时间，《大事记》说是1942年1月11日，“回忆录”说是1941年12月底。其二，“杨峪突围”事件发生的地点，《大事记》称“杨峪”，“回忆录”称“羊峪”（从历史地图上看，今天的“杨峪”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确叫“羊峪”）。其三，“杨峪突围”事件中牺牲的县独立营副营长，《大事记》称“穆若彬副营长”，“回忆录”称“慕副营长”。其四，李东鲁同志在对两次突围事件的记述中，都称吴化文部为“和平军”，显然也是不确切的。1943年1月18日，吴化文才公开投靠汪精卫，被汪伪政府改编为“和平建国军”山东方面军（7月29日改称“和平建国军”第三方面军）。1941年10月到1942年1月，吴化文部还没有公开叛变投敌，更没有“和平建国军”的称谓。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以上不一致的地方？笔者以为，李东鲁同志的回忆录，属于个人回忆，有不确切的地方可以理解，任何人的记忆都可能存在这种问题。通常，党史研究部门编写出版的大事记是经过有关部门、相关人士严密考证的，应该更具史料参考价值。实际上，在不同资料中，李东鲁同志的回忆是有变化的。如，“杨峪突围”事件发生的时间，李东鲁同志在《敌穴除奸记》（详见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马鞍山保卫战》第149页“附件三 《敌穴除奸记》节选 ”）中就修正为“一九四一年十月一天拂晓”。因为这个时间对我们提出的问题至关重要，所以，我们有必要再确认一下。

“杨峪突围”事件的发生，给博山县的抗战造成极大损失。穆若彬副营长的牺牲，使博山县独立营失去了一位非常出色、非常有前途的指挥员；李振之的被捕、叛变，更使博山县不少党员干部因此被捕，遭到残酷杀害，此不赘述。

目前，我们能够见到的各种史料，谈到“杨峪突围”事件，都只是说“敌伪军袭击”，而没有透露半点“告密者”的信息。但可以肯定，没有“告密者”提供信息、带路，敌伪军不可能知道中共博山县委县政府机关的活动规律、确切驻地，这是常识。那么，到底是什么人告的密呢？最近，笔者读到一则史志资料，似有顿悟或者豁然开朗的感觉。

淄博市淄川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淄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87页有程永淑的一篇文章“叛徒孙伏武”。文章中说：1941年8月，孙伏武叛变以后，“为了取得敌人的信任，甘当汉奸走狗,竟丧尽天良，带领敌人到处抓捕和杀害革命同志，还经常率部配合日寇对根据地进行‘扫荡’,敲诈勒索，抢掠民财,欺压百姓，罪恶之大，罄竹难书。”“从1941年9月至1945年8月的四年时间里，孙亲自带人或配合日寇抓捕抗日政府的县、区、乡、村的干部、共产党员、抗日工作人员家属、为抗日工作的伪办事人员、各村抗日积极分子等200余人，这些人有的被杀害，有的被送往东北当劳工，有的一直下落不明，只有部分被勒款后放回。”“1941年，孙叛变不久，即向洪山宪兵队长森山贞一提供了益都县政府、博山县政府的情况，绘制了长秋、阳明山、上下瓦泉略图，怂恿日寇出动扫荡。10月中，由他领路，日本宪兵队、警备队、守备队对上述地区进行‘扫荡’。杀人、放火、抢东西，给这一带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读了这则资料，笔者的直觉是，“杨峪突围”事件的告密者，很大的可能就是孙伏武。首先，从时间上看，“杨峪突围”事件发生的时间与孙伏武带路“扫荡”瓦泉的时间是吻合的，“叛徒孙伏武”文章中说，“10月中，由他领路，日本宪兵队、警备队、守备队对上述地区（长秋、阳明山、上下瓦泉）进行‘扫荡’。”而“杨峪突围”事件发生的时间正是10月25日。其次，从孙伏武叛变后的心理分析，为了表功，也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与价值，孙伏武必然会出卖他最熟悉也最有价值的益都县政府、博山县政府的情报，从孙伏武提供的信息看，的确是这样。作为博山县七区的区长兼区中队队长，他十分熟悉益都、博山两县政府的领导与驻地，所以他才为敌伪军绘制了两县驻地的略图，并怂恿敌伪军出动“扫荡”。其三，孙伏武8月叛变，9月即被委任为淄、博、益、临四边地区“剿共”大队长，剿除益都县政府、博山县政府是其份内职责，经过密谋策划于10月亲自带路对“上述地区（长秋、阳明山、上下瓦泉）进行‘扫荡’。”是完全可能的。其四，孙伏武确实在10月带领伪军袭击了益都县政府驻地长秋村。据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的《潍河怒涛》第114页冯毅之回忆录“‘抗战堡垒’长秋村”记载，“一九四一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敌人调动了张店、辛店、淄川、邹平、博山等处的伪军两千余人，由孙伏武做向导，偷偷摸摸地窜进了长秋村。叛徒（孙伏武）知道我们的县政府和县大队住在村东南角，过去发现敌情后往往是出东南门向东山撤退，因此，他引敌人直接迁回到东边和南边先进行包围，然后从西、北两个方向放枪。这天县政府和县大队不在村里，村里只住了区中队的一个班和几个干部。他们听到敌人的枪声后，就同村里老百姓照例按过去的路线转移，结果进了敌人的包围圈。时值深夜三点，又无月光，漆黑一片。几个干部和区中队的同志头前开路，同敌人展开搏斗，掩护老百姓突围。区中队班长许维功光荣栖性，冯九春等四位同志负了伤。”孙伏武能带领敌伪军袭击益都县政府驻地，带领敌伪军袭击他更熟悉的博山县政府驻地瓦泉也就顺理成章了。其五，结合李东鲁同志的回忆录看，“杨峪突围”事件发生时，敌伪军的目标显然是奔着瓦泉去的，杨峪西北方向正是敌伪军去瓦泉的必经之路，由于被独立营的侦察员及早发现，并与他们接上了火，敌伪军才迟滞了去瓦泉的时间。同时，由于敌伪军的目标是瓦泉，所以，他们才不顾一切地去包围瓦泉，而没有从其他方向去包围杨峪，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向瓦泉方向去的李振之才钻进了敌伪军的口袋，博山县政府才有可能从杨峪东南方向安全转移。如果敌伪军事先知道县政府临时驻地在杨峪，他们肯定会想办法从四面八方包围杨峪，如果那样，县政府无论向杨峪那个方向转移都很困难。正是因为孙伏武提供的情报、以及他认定县政府就在瓦泉，才给博山县政府转移提供了可能。

综上所述，“杨峪突围”事件的告密者，极有可能就是叛徒孙伏武。这样的推测与判断还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从敌人的行动看来，他们把重点摆在村的西南方向，估计这是因为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县机关、部队经常在上、中、下瓦泉、邢家庄、羊峪一带轮番驻扎的规律”（见李东鲁同志回忆录）。

最后，关于孙伏武的人生结局再多说几句。淄博市淄川区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淄川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第87页程永淑的文章“叛徒孙伏武”记载：“孙伏武，又名孙鸿宽，叛逃后化名王金龙，日寇投降后潜伏名孙树屏，淄川区口头乡前槐村人（原属博山县七区）。1936年在济南乡师加入读书会、学生联合救国会、民族解放先锋队等革命组织，同年12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乡师南迁巨野，他被组织派回原籍组织游击队抗日。此后，曾先后在八路军山纵三支队任一中队政治指导员，1939年部队西进时被留在地方，任博山县第七区区长兼区中队队长。这一年三月,王尚志制造了太河惨案，八路军山东纵队为了惩治这些祸国映民的坏蛋，组织了淄河战役,给秦启荣、王尚志之流在淄博地区的所谓游击队以及他们的司令们以毁灭性的打击，使这些以搞磨擦为能事的土顽分子从此一不振，使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形势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这时，已经有妻有子的孙伏武,置道德廉耻于不顾，与本区妇联秘书郭淑芳勾搭成奸。到了1941年，国际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这时的孙伏武已无力承受这种恶劣环境的压力，加上郭淑芳身怀有孕已十分显眼、害怕组织发现受处分。经过多方密谋，在北马鹿刘经武之妻的帮助下，先秘密将郭送进敌占区洪山李炳元家，然后派区中队队员陈心太到洪山寻找投敌关系。8月的一天晚上，孙以区中队长的身份召集了一次干部会议，谎称‘敌人可能对这一地区夜袭，今晚决定带一部分队员到野鸡岭一带打阻击，如果不发生意外，天亮就回来。’于是点出了平时早已串连好的八名队员：前槐村孙清三、余粮村王子平和王世香、后庄陈心太、西石门村刘佃吉、东峪李希文、墨水峪郭成祯、东下册李盛源，携带厘枪1支、手枪一支、步枪六支，直奔洪山敌区，叛变投敌，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罪恶活动。”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孙伏武自觉罪孽深重，携家眷潜逃至北京房山周口店，化名孙树屏，到土改时已是一贫如洗，还在土改中分了房子分了地，他不仅躲过了历次镇反运动，还曾一度被评为“一等劳动模范”。就这样，孙伏武战战兢兢生活到1957年1月，终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投案自首。1957年9月20日，孙伏武被北京市公安局签批逮捕。1960年5月3日，孙伏武由山东省淄博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从宽判处被告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后来又根据他在服刑期间的表现，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1975年特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