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悲剧人物乔同恩（文/秦克铸）

悲剧人物乔同恩

    （文/秦克铸）　　　

了解、研究中共博山地方史，乔同恩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大人物”，他是抗战初期中共博山地方组织的负责人，曾任中共博山特支书记、工委书记，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第一任中共博山县委书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人物”，迄今为止，除了张敬焘（原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省长）、蒋方宇（原冶金部中条山有色金属公司党委书记）等老同志回忆录中有零星记载外，在各种地方党史资料出版物中，竟查不到任何有关乔同恩生平的资料，特别是记载乔同恩最后结局的党史资料，大概只有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的《中共鲁中区鲁中南区党史大事记（1921-1950）》第19页脚注的一句话：中共博山工委书记乔惠民“即乔同恩，后因有破坏言行，被处决。”

笔者通过查阅已经出版的各种资料了解到，乔同恩大约是在1938年5月被四支队一团保卫队逮捕、审讯、处决的。乔同恩“被处决”的直接原因是他在莱芜“反顽战斗”烈士追悼会上的不当言论，根本原因是因为他的所谓托派问题。下面是笔者整理的乔同恩的生平，为避免引起有关“托派”问题的争议，暂不对抗战时期的“托派”进行评说。

乔同恩，又名乔惠民，山东省博山县（现淄博市博山区）税务街人。祖父乔玉华，字岘峰，博山万顺银号老板。乔自幼家境富裕，接受新式学校教育，博山县私立颜山中学毕业后，升入济南省立高级中学，1934年7月毕业后考入北平师范大学读书。乔与张敬焘、蒋方宇、梁公衡系颜山中学同学，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北平总部巡视员杨明章系省立高级中学同学。1936年9月，乔休学在家，在博山加入了“民先”。1936年11月，参加了“民先”组织在博山城区的抗日宣传。1937年1月，“民先”博山县队部成立，乔出任训练部部长。“民先”博山县队部成立前的1936年冬天，乔因肺病从北平师范大学休学回到博山，住进与其家对门的济世医院，在这里碰上了山东托派组织的骨干梁公衡（又名梁怡、梁依吾，自号波臣），而且两人住在同一个病房。因两人早就相识、志趣相投，所以接触较多、甚是投机，乔同恩因此受到梁公衡托派思想的影响。乔病愈出院后，经常收到梁公衡从安徽乌江私立为群小学寄来的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会机关报《斗争》（中国托派中央机关报），他不仅自己阅读、“同意托派”的理论主张，还向张敬焘、蒋方宇等同志推荐、阅读这些《斗争》小报，宣传托派的主张，并因此与张敬焘、蒋方宇等同志产生了分歧与争论，被张敬焘、蒋方宇等同志误解为他早在1936年就已由梁公衡介绍加入托派组织，从而为他的悲剧人生埋下了一颗随时都可能引爆的“定时炸弹”。

1937年6月，乔被吸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出任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简称中共博山特支）书记。1937年10月，中共博山特支改建为中共博山工作委员会（简称博山工委），任中共博山工委书记。1937年11月中旬，乔在博山城区组织了突击性抗日大宣传。就在这次突击性抗日大宣传前后，回到博山的梁公衡与乔见面，意欲拉乔同恩加入“托派”组织，乔不冷不热地向梁表示，抗日形势紧急，他将来会和托派会合。

日军占领博山（1937年12月30日）前夕，乔带领博山城区第一批“民先”队员及抗日积极分子30多人（一说20多人）从口头转道李家镇。1938年新年晚上，乔带领第一批先到人员与蒋方宇带领的第二批14人（一说30多人）在李家镇汇合。新年过后，中共博山工委与党员张子昇此前争取的“黄沙会”道首吴鼎章取得联系，两支人马合二为一，于1938年1月上旬共同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虽与黑铁山起义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同名，但是两支不同的抗日武装）。按照我党建军原则，“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组建时，乔理应出任这支抗日武装的“政治委员”。可惜，迄今没有查到相关记载。据张敬焘回忆，1938年1月，乔在李家镇接待了中共山东省委派来的魏思文，省委指示将中共博山工委改建为中共博山县委，这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中共博山地方组织建立的第一届县委。按照组织惯例，这次建立的中共博山县委，书记也应该是乔同恩。还是在1938年1月，乔在五福峪向徐化鲁、郑兴、张敬焘等人介绍了省委派来的谭克平等人，还在响水湾接待了第二次从临沂进博山的崔介，并向崔介介绍了省委的去向以及莱芜当时的斗争形势。1938年2月，乔回到第五军。在第五军期间，乔因怀疑从城里一起参加革命的女党员王秀珍（王玉瑧，王淑云）与其同事（杜香九）有暖昧关系，当着王的面，用手枪打死了王的同事（杜香九），王因为害怕遭到乔同恩的报复而脱离部队回家，此事遭到吴鼎章严厉责骂。

1938年3月中旬，吴鼎章置博山工委（县委）的劝阻于不顾，执意带部队攻占郭庄，土匪本性暴露无遗。吴鼎章攻占郭庄后，秦启荣便派人与吴谈判，委任吴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第十六梯队”司令（伊来灏为副司令，也有材料称“山东省国民党苏鲁战区游击第五纵队第一梯队”），国民党博山县书记长顾新三随即打入这支部队，控制了吴鼎章。

吴鼎章公开投靠秦启荣匪部后，蒋方宇率博山工委领导的武装人员（包括机枪班）脱离吴部，前往莱南加入了省委领导的四支队一中队，于1938年4月上旬，在林浩率领下，随四支队北路军回到博山南部，参加了吴鼎章部、李兴唐部、翟汝鉴部、第六军总队部组成的博山抗日联军，攻入博城，次日退出，然后追随四支队北路军北上淄川，参加了与第五军廖容标部的“马棚会师”；乔同恩则被吴鼎章赶出了第五军，在博山七区又组织了另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驻在源泉对过的郑家崖。吴鼎章参加博山抗日联军攻打博城负伤退回郭庄后，欲前往郑家崖消灭他们，此消息被第六军总队部得知。第六军总队部迅即派人告知乔同恩。乔得到消息慌忙拉着队伍向东出走，终被反共土顽王葆团部缴枪。万般无奈之下，乔硬着头皮找到了第六军总队部，被第六军总队部送往省委分配工作，第六军总队部则在四支队北路军返回莱芜途中（虎牢关）加入了四支队。乔同恩到了省委、四支队驻地后，被分配在四支队一团警卫连任政治战士。此时，蒋方宇率领的第五军一部编在四支队二团九连（另一说是三团三连），张敬焘率领的第六军总队部编在四支队一团五连，两人都是所在连的政治指导员。

1938年5月初，四支队在莱芜反顽战斗中伤亡20余人。其中，由第六军总队部改编而来的四支队一团五连，在巩山子（莱芜地名，位于莱城西北二华里处，海拔289米，现在叫雅鹿山，原来叫鹿鸣山，也叫巩山，东与矿山相连）战斗中有一名战士牺牲。与秦启荣部脱离摩擦后，四支队一团撤到莱芜水北以东地区的X庄，在这里为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同志召开了追悼会。追悼会上，支队首长致了悼词，乔在灵棚跳出来大喊大叫，“我们八路军是打日寇的，不能打中国的军队，这是自相残杀！……”乔的不当言论引起在场官兵公愤，被认为是“代表秦启荣来作反动宣传”“跳出来煽动分裂部队”。

追悼会当晚，四支队一团（1938年4月28日，四支队南路军与北路军会师，合击莱芜城。莱芜城解放后，四支队改编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下辖三个团一个特务中队一个教导大队，四支队北路军与原博山工委发动的武装编为第一团，下辖五个连，张敬焘任五连指导员，由张敬焘带去的“第六军总队部”人员组成；比张敬焘早一步带第五军机枪班加入四支队的蒋方宇改编时任三团三连指导员，也有材料说，任二团九连指导员，不管怎么说，此时的蒋方宇不在第一团）政治处召开了由政治处主任（杨纯，开国上将张爱萍第一任妻子，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徂徕山起义，1938年10月淄博特委成立后出任淄博特委组织部部长，1939年任皖东北特委书记，建国后曾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国家卫生部副部长）、部分连队指导员、短训班学员（四支队短训班于当年清明节前成立，有30几个人，都是年轻的中学生和小学教员，小麦黄梢时结业）、保卫干部（当时四支队设有保卫队建制，1938年10月成立淄博特委时的特委书记金明那时就任四支队临时党委委员、四支队保卫队指导员，解放后曾任商业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河北省委书记）参加的六人党员（政治保卫工作）会议（开国少将、原正兵团级南京军区政治部顾问王建青参加了这次会议，当时的身份为四支队短训班学员，短训班结业后任一团四连指导员）。

会议分析了乔的讲话，与会一位保卫干部在会上说，对乔“早有觉察”，“他是冒充共产党混进我军来的。追悼会上的讲话，完全暴露了他的真面目。”于是，乔当夜被四支队一团保卫队逮捕，后经审讯于1938年7月被处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