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后中共山东省委的一次秘密行动（文/薛凯洲 唐婧慧）

1933年2月至1935年冬，由于叛徒的出卖，山东省被捕党团员和群众达300人左右，致使山东省委领导机关全部被破坏。尤其严重的是山东党组织与党中央和北方局失去联系，时间长达两年半之久，给山东党组织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困难。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山东许多优秀共产党员没有被残酷镇压所吓倒，他们积极开展工作，继续顽强地坚持斗争，并与外地的党组织建立联系，逐步恢复了党的活动。不久，中共北方局正式通知黎玉来山东工作并担任省委书记。1936年4月黎玉由河北省磁县辗转来到济南，经过短期的准备，5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正式成立。根据北方局的意见，黎玉任省委书记，赵健民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山东省委建立后，省委认真总结过去的教训，采取了非常隐蔽的秘密工作方式，加强了多交朋友的工作，联络了不少社会关系，使党的工作得到了群众的掩护，同时也扩大了了解社会动态和敌人情况的渠道。

此时，中国革命的形势正发生急剧的变化，国内战争正在向民族解放战争转变。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和1936年西安事变的推动下，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日益深入人心，得到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拥护。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需要，山东省委自重建之日起至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翻印、学习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文件，明确形势任务，以省工委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反对华北五省自治宣言》，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号召青年学生各界群众成立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二是动员济南乡师、高中等学校的共产党员，利用假期回原籍寻找老党员关系，并采取由省直接派人去巡视指导工作，通过已联系上的党员关系按地区分别建立党的地方组织等方式，抓紧恢复、建立和发展各地党组织。      

1937年4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接到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通知，要他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20日，黎玉到达延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朱德和许多著名的红军将领。毛泽东和刘少奇还亲自到招待所看望了直南、冀鲁豫边特委和山东省委的代表。毛泽东对黎玉说，山东是有基础的，当前一定要搞好统战工作，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条件。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讲话，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会议强调，必须正确地树立和解决党和群众的关系，实行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的原则，争取和团结工人、农民的大多数，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争取一切武装部队，走上坚决抗日的道路。会上，黎玉认真听取了毛泽东和刘少奇所作的报告，更加深刻地理解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义,明确了山东省党的建设和武装建设的方向、斗争任务和奋斗目标。

会议结束后，黎玉迅速返回山东,途中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黎玉于7月中旬回到济南后,立即召开省委工作会议，传达了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白区工作会议精神，研究了如何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战的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救国民众团体，编发不定期刊物《齐鲁文化》，以加强对全省民众的抗日宣传。同时,宣布了中共中央的决定:山东省委领导机构由黎玉、林浩、张霖之组成。黎玉任书记，张霖之任组织部长,林浩任宣传部长，景晓村任秘书长。会后，山东省委投入到全面领导全省人民的抗战工作之中。

   一、开展对韩复榘的统战工作

    面对日益上升的民族矛盾，早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党中央就深刻阐述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策略，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会后，党中央进一步加强了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对国民党上层人物和军队将领开展了争取工作。

1936年，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联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宋哲元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共同抗日的计划。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促进各地团结抗战，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中共中央于1937年7月15日发出了《中共关于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救亡运动给各地党部的指示》，要求各地党组织立即派出适当人员，同当地党、政、军、警、学与其他各界接洽，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抗日救亡运动。

“七七”事变后，日本节节进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华北的几个地方实力派已直接暴露在日本侵略者的面前，韩复榘的第三路军非蒋介石的嫡系,不得不听命于蒋,但又不甘心完全受制于蒋。“韩之态度，第一是标准的军阀，以个人利益出发，受财苟安心理重，故数年来并未补充一些新式武器，而一般军官均染上很深的腐化习气；在全国性抗战影响下，与日本妥协、势必孤立，近似不敢，只好以消极抗战保存实力为主体。”韩复榘有企图保存实力、保存地盘的基本想法，因此派主张联共抗战的余心清为代表，到华北各地活动，这就间接为共产党对其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可能性。8月，在中共华北联络局工作的张友渔也随平津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经过韩复榘的高级参议、爱国进步人士余心清的安排与韩复榘进行会谈。

大敌当前，形势危急，韩复榘对共产党又佩服又害怕，他想跟共产党学两手，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可又怕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对他们不利。“过去反蒋时期原想联合我们组织华北五省同盟，未成。近来看我们与南京合作，亦不好反对，但亦不愿意形成坚强统一战线，因环境关系，为个人直接利益，似觉现在对他帮助不到，故采取不即不离敷衍态度，虽知道我们做法很对，也只好心里佩服而已。”张友渔给韩复榘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中日两国的国情，抗战的办法、前途等，得到韩复榘的认同，认为有道理、有办法。余心清向韩复榘推荐了张友渔，希望留下帮助“韩主席共筹抗日大计”。张友渔回太原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了在济南同韩复榘接触的情况后，北方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山东联络局，由张友渔任书记，主要任务是做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同时，党中央派张经武以八路军代表身份来山东，住在韩复榘的亲信刘熙众家里，同韩复榘秘密联系。与此同时，山东省委书记黎玉与他们以公开的、秘密的、合法的与不合法的身份与方式，互相配合，共同开展对韩复榘的工作。

张经武、张友渔通过与韩复榘的接触，晓以民族大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向其宣传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且提出了建立抗战动员机构、改造军队、动员民众、开展游击战争等建议。韩复榘采纳了张经武的意见，设立政训处，开办第三路军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以抵制蒋介石派复兴社分子渗透到韩的部队。我党及时派地下党打入训练班内部，领导权实际上掌握共产党人手中。训练班学员受党的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组织群众和游击战术等短期教育后，9月奔赴临清、德州、聊城等地从事抗日救亡运动，成为抗日的骨干力量。

在积极训练抗日骨干的同时，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壮大各地的党组织，并使之成为领导人民群众奋起抗日的坚强堡垒，中共山东省委抓紧进行营救被关押在国民党监狱中的共产党员的工作。经过省委及张经武、张友渔等人同韩复榘的反复交涉，韩复榘最终同意释放在押“政治犯”。“韩复榘答应，凡三路军军法处关押的政治犯，他立即释放；已判刑关在山东地方法院的政治犯直接归南京高等法院，他无权释放。”

二、山东省委采取的一次秘密行动

1937年9、10月间，国共合作的局面已经形成，无条件大赦“政治犯”的要求也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然而，在山东包括济南反省院在内的各监狱里，却仍然关押着大批“政治犯”而不肯放行。革命志士的激愤之情和忧国忧民之心，实在是按捺不住了。“在张北华、夏辅仁、宋澄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经过‘政治犯’的酝酿，向反省院提出要求：立即、全部无条件释放我们，并要求院长或管理员立即接见和回答我们”。虽然山东省委经过努力使韩复榘同意释放“政治犯”，但何时释放、释放多少人并没有说明。考虑到韩复榘性格多变,为了争取主动，督促其尽快释放在押“政治犯”，省委发动各监狱政治犯进行绝食斗争，里应外合。“大家放心不下，便立即向监狱管理员王育民表示：我们不等待，路费我们自行解决；我们从现在开始，即行绝食，以节下的伙食费作为路费，要求你们三天后开释我们。”逼迫韩复榘改善待遇，释放“政治犯”。

此时，形势在急剧变化，沿津浦铁路南下的日本侵略军10月初进占了离济南只有130华里的禹城县。各种迹象表明，日军的来临指日可数。“人们不禁要问，山东国民党和省主席韩复榘在干什么？他们又想干什么？据外面来反省院探望的亲友说，韩复榘已做好了两手准备：第一手准备是随时逃跑；第二手是逃不及就投降当汉奸。这样的信息对济南市和全省人民都是太可怕了！如果投降，我们可能被当做他们效忠敌人的礼品。”山东省委决定向社会公布一份在狱同志要求释放的呼吁书。山东省委将这任务交给了共产党员、山东省救亡促进会的负责人王文克，要求他一定要在山东的大报上登出来,越快越好。

“七七”事变后，大批平津流亡学生云集济南，王文克从北平返回济南，发起成立了“山东全省救亡促进会”，公开挂出牌子，进行抗日活动。1937年夏末秋初的一个晚上，有人来王克文位于济南经七路的住处敲门，说是“鲁宝瑢叫我来的”。鲁宝瑢是搞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同王文克有过几次接触。王克文与妻子几经观察，来人说刚出监狱，省委叫他来找王文克办一件事。来人递给王文克一份东西，题目是在狱“政治犯”呼吁书，只几百字，大致是国难当头，山东危急，要求释放到前线杀敌。落款是在“政治犯”420余人，不具名。

这是省委交办的要事，又涉及到几百人的生命安全，其中就有王文克过去的中学同学，他也很着急，便贸然答应了下来。王文克想到了《中央日报》、《申报》、《大公报》和《盖世报》的特派记者何冰如，他在济南纬一路开办了一个“冰如通讯社”，并且在济南颇有点声望。何冰如是王文克长兄的大学同学，参加其长兄的婚礼时见过他。王文克第二天晚上立即去找何冰如。寒喧几句之后，略谈家常。王文克尚未说明来意，思索如何谈论正题，何冰如先提问，这正好提供转入正题的机会，王克文只好单刀直人，说有点事想请何冰如帮帮忙。但何冰如办事老练，说话模棱两可。王文克也是欲擒故纵，再三兜圈子，说:“依老兄的身份和同家兄多年的交情，才来请老兄帮忙的，我想是易如反掌的事。这件事对老兄的前途有利无害，只是担点小风险，我看老兄是能担得起的。”王文克当即从口袋里掏出那份呼吁书给他，说:“能不能请老兄设法在省报上发表？”何冰如打开内容一看，脸色立即沉了下来，喉咙噎住了。何冰如犹豫了，而此时王文克也感到害怕，他一不作、二不休，一把将呼吁书夺回来，说了两句带刺的话，暗含威胁。说:“老兄，你怕了!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要紧，我也受朋友之托，就当没有这回事算了。”何冰如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性，当前时局，日寇大兵压境，山东岌岌可危，国共开始“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利，也须留个后手，向共产党靠一靠。他沉思了一下，断然伸过手来，爽快地说“我想办法，尽力而为，我办就是了。”

次日清早，王文克心急如焚地到大街上去赶紧买报。从报童手里拿到报纸时，心情异常紧张。打开一看，内容居然照山东省委的指示全部登了出来! 王文克心情更是激动，当晚就去“冰如通讯社”，探明究竞。据何冰如说，是他亲手发的末稿，趁着夜晚，新闻检查官员已走，就此刊登出来了。次日下令追回报纸，已经来不及了。

    山东省委这次的秘密行动，在国民党掌管的报纸上登载如此敏感的内容，令外界惊讶。经查是“冰如通讯社”发出的稿件，当局即派人查究原因。何冰如即召集社员，一同追查。他虚张声势，训斥一番，谁也说不知道，更不会想到是他。他们声称有人通共产党，查出来严办。调查人员无可奈何，回去交差，不了了之。山东省委的呼吁书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取得了主动权，使韩复榘也感到了被动。过了两天，省委已通知各监狱同志进行绝食斗争。呼吁书刊登见报之后，监狱里的“政治犯”以“绝食”为手段，使反省院当局清醒地意识到，事态已经扩大，不可能再压下去了，并答应立即全部释放。但提出的唯一条件是要求每人必须履行“释放手续”，签署《反共宣言》或《悔过书》之类的东西，以便他们好向上面交差。全体“政治犯”认为这是同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的现行政策完全背道而驰，是在有意破坏两党的合作。山东省委了解情况后及时提出了关于营救共产党员出狱的三个原则：一、不能在报纸上刊登反共启事或发表反共宣言；二、如果出狱履行手续需要宣誓或口头表态时，只能讲国共合作，拥护韩复榘抗日；三、可以自己找铺保出狱。这三个原则极大地鼓舞了全体“政治犯”，“纷纷抵制反省院和拒绝在《反共宣言》上签字，也有的因为拒签而重新押回到文登监狱。经过研究决定，一致同意，每人写一张《抗日志愿书》留下，其内容只谈抗日救国，不言其他。”“我等出院后立志抗日救国，决不失言等。”王纪武在《走上革命道路》文章中回忆，“大约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我正在鞋店里忙，听到外面有人喊，‘看！看！押过犯人啦！’我出来一看，正是彭瑞林、董琰等六、七个同志，被押着从院西大街上走来。我就凑到近前悄声问道：‘怎么的呀，过堂啊？’他们说：‘不！找保释放啦！’我就悄悄用手指了指自己鼻子，他们马上会意了，等一上堂就喊：‘有保啦！有保啦！’当下就要我作铺保，在保状上签字，盖上戳子递上去。他们这一批很快就放了。这一批可能有董琰、彭瑞林、韩维樒、李世贞、刘庆珊这几个同志。”“当时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九三二年二月在团省委驻地（青龙后街）董琰同志与李梅庆、景宜亭、赵川博、沈均奎五人一起被捕。董琰同志在狱中始终坚持斗争到底，一直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七号左右同田海山、彭瑞林、刘庆珊等五人一起由王纪武同志取保释放。”之后又连续释放了好几批，都是王纪武打的保。一九三七年九月后，李林、张晔、程照轩、金明、李仲林共二十八人，从青州监狱押到济南监狱后，王纪武写好保状，组织营救出狱。邵德孚、范景蘧、张北华等六人，后期的潘复生、宋竹庭、理琪等八人，这些人有些认识，有的不认识，说是共产党王纪武就保。一九三七年底，王纪武关了鞋店铺，跟随部队上泰安参加了抗日武装起义，后经李林、张北华介绍入党，黎玉参加了他的入党宣誓仪式。

据鲁宝蓉回忆，“当年夏季，我毕业于女师。七七事变爆发了，长期被压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许多人都不回家，滞留在济南。北平民先队负责人和济南‘民先’总部在济南商埠女青年会等处召开抗战形势报告会，一些从平津流亡至济南的学生到处串连，酝酿去延安。在地下党的敦促下，驻山东的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成立了政调处，‘民先’组织了一批进步青年报考政训处，将革命的新鲜血液注入到国民党军队中去。山东省政府在形势所迫下，不得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绝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第一批被释放后，立即开展了争取全部释放‘政治犯’的活动。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我也起到了一点联络作用。”就这样，1937年10月济南反省院第十三期，也是最后一期“政治犯”济南斗争胜利，被全部释放。

1937年9月至11月间，赵健民、张晔、姚仲明、远静沧、李仲林、理琪、程照轩、夏辅仁、董琰、邵德孚、宋澄、金明、潘复生、张北华等约400名共产党员相继出狱。其他在狱的党员被陆续释放，大约11月上旬，全部被释放。他们有的离开济南，有的离开山东，有的在华北地区工作，有的转赴延安，有些一直未回山东。这些党员大都是党的骨干，不少是党的高级干部。据黎小弟多年的考证，1937年9月至11月间，约400名被释放的党员干部中，已知当时在山东被释出狱的干部有68人，他们出狱后听从山东党组织派遣，奔赴鲁中、胶东、鲁西北等地，发动武装起义。这68人是：

张晔、李林、赵健民、张北华，程照轩、夏辅仁、侯得才、魏思文、李仲林、刘特夫、董琰、理琪、姚仲明、章士劳、宋澄、刘泽如、田海山、金明、彭瑞林、刘庆珊、邵德孚、潘复生、郇肇纪、岳拙元、王云生、李文、远静沧、韩维密、李枚青、陈其人、李云鹤、于冠英、刘坦、周崇德、王长工、田欣农、李瑞芝、王登明、孔繁阁、孟金山、李介人、王堂、刘考文、陈文其、张子明、于世瑞、胡维鲁，宋竹庭、范景蘧、李曦晨、冯起、彭建华、史哲、刘仲益、景宜亭、钱兢天、周次温、周明、孙学之、吴导原、王玉坷、刘德轩、马明歧、倪冠英、张俊发、李鹤年、王仲范、崔子明。

1937年10月,李林、夏辅仁、董琰（11月）、程照轩、侯德才、刘特夫、金明、李枚青、刘夏峰、倪冠英到泰安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徂徕山起义。

1937年7月至12月，张北华、远静沧、李介人、李鹤年、王仲范、崔子明、李文甫、徐麟村、王少芬到泰西地区，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泰西起义。

1937年10月至12月，李仲林（10月）、邵德孚（12月）范景蘧、主纪先赴鲁东南地区的沂水、日照，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鲁东南起义。

1937年3月至12月，赵健民、孔繁阁，赴鲁西北地区的冠县、濮县，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鲁西北起义。

1937年11月，姚仲明、孟金山、周次温、魏思文、景宜亭赴清河地区的长山、周村，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黑铁山起义。

1937年7月至12月，彭瑞林（11月、益都）、岳拙元、王云生（8月）、李文、李云鹤、王长工、张子明、胡维鲁、李曦晨、孙学之、田欣农、王博昌、刘考文、延春城、王宗东赴鲁东地区的益都、寿光、潍县、昌邑、广饶、博兴、临淄、淄川、博山、临朐，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鲁东起义。

1937年11月，理琪（11月）、宋澄（10月）、潘复生（12月）、宋竹庭（10月）、刘坦、陈文其、刘仲益、高嵩、邹恒禄，赴胶东地区，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天福山起义。

1937年8月，韩维密、冯起、彭建华、渠玉柏、李乐平、张运海，赴鲁南地区的临沂、邹县、滕县、夏镇，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发动了鲁南起义。

    七七事变后，山东省委在中共北方局的协助下，最终与韩复榘达成的三项协议，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山东正式形成。统一战线的形成,大大促进了山东的抗日救亡运动。山东省委创新工作办法，积极落实执行协议,通过一次秘密的行动，把在押“政治犯”的呼吁书刊登在报纸上，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在押党员积极配合，积极行动，纷纷采取绝食、拒签反共协议等，迫使韩复榘尽快释放在押“政治犯”。这些出狱的共产党员，奔赴山东省各地积极恢复党组织、建立游击队，在当地发动了多次起义，绝大多数成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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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发表于2021年第5期《山东党史》，感谢黎玉之子黎小弟同志，根据有关党史资料，经过多年的研究整理了被释放出狱党员干部400人中的68人名单，并考证了他们出狱后奔赴的地方，发动的武装起义，具有史料价值，使本文更加细致和翔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