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山起义队伍发展壮大时期使用的关防印章（文/薛凯洲）

印章是人们生活、工作中常见的物品，是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产物。“关防”是临时性及不属于行政范围之机关发放的一张凭证,是发布战斗命令，办理根据地通行证的必备物件。

抗战初期，中共山东省委直接领导发动了抗日武装起义---徂徕山起义，起义过程中组建的“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是山东地方党组织一手创建的抗日武装主力。中共山东省委党组织在基本独立运行状况下，通过动员发动民众积极参与，吸纳国民党散兵游勇、民间武装，创建起自己的抗日队伍。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耐心细致、扎实有效地做好群众工作，坚决进行抗敌斗争，执行中共中央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政策，“关防”印章的正确合理使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10月，山东省委由济南迁到泰安决定发动徂徕山起义。1938年1月1日，省委宣布徂徕山武装起义，正式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武装第四支队”，至1938年12月，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四支队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四支队关防印章的篆刻和使用，经历了一次次战火的考验，机动灵活地发挥作用，对部队的发展壮大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我们今天去重新回味这段艰苦的抗战岁月。

一、武中奇刻写的砚台关防印章

为了推动山东抗日武装的发展，山东地方党组织进行了长期的准备工作。徂徕山起义的筹备工作，从七七事变全面爆发前便开始着手准备，并随着形势的发展加速进行。

1937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会议要求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动员广大民众进行抗日民族战争。代表山东党组织与会的黎玉，返回济南后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如何领导山东人民进行抗战问题，决定组织抗日游击队，发展抗日救国团体。

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失陷，日本华北方面军分三路在华北地区展开战略进攻。其中一路日军沿津浦路南下，直逼山东。形势非常危急，9月间赴山西太原参加北方局代表会议的黎玉，不等会议结束即赶回山东。

党中央北方局号召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共山东省委进一步认识到在山东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对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制定了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据黎玉回忆，省委就武装起义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会议，发动认为必须有几支、几十支党领导的武装队伍，才能坚持山东敌后游击战争，并进一步研究制定全省抗战计划以及分区部署。省委根据山东的铁路及公路分布情况，首先分割日军控制的铁路及公路交通要道，具体划分了十几个地区，分布在山东全省东西南北中，要求发动成立十个军。尽可能做到覆盖面广，便于相互联系，不留大片空白区，利于起义的成功发动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广泛开展。

鉴于历史教训，山东省委经过周密考虑，决定“把发动武装起义的时机选择在国民党、韩复榘的军队开始撤退或已溃散，而日寇尚未到达或虽已到达立足尚未稳定之时”。因为若发动过早，有可能被韩复榘的第三路军或地方保安队镇压下去；若发动过迟，就会被别的地方势力抢占先机，民间的枪支、弹药等就会被其搜罗而去。省委关于起义时机的这一决定，成为山东各地确定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时间的重要指针。最终把徂徕山确定为起义地点，重要的依据则是徂徕山的地理位置和党的工作基础。徂徕山位于泰安县城东南30余公里处，北靠泰山，南接蒙山山区，东连莲花山、沂蒙山区，西通泰西大峰山，四周群山环绕，有着天然屏障；占据徂徕山，可以控制周边几条公路和津浦路等交通命脉，战略意义重大；徂徕山地处山东腹心，在此建立根据地便于和全省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该地有党的工作基础，泰安党组织经过整顿、恢复，掌握一些干部较有生气。

10月下旬，山东省委从济南转移到泰安县城，成立了泰安县委，夏辅仁任书记，于一川负责宣传，鲁宝琪负责组织工作，具体开展起义筹备工作。10月22日，省委在泰安城里的文庙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发动群众、组织武装、筹集枪支和物资等事宜；决定以日军占领泰安城为举行起义的时间。

12月23日，日军渡过黄河，直逼济南，敌机不断轰炸泰安县城，24日，省委机关从泰安城里转移到城南篦子店村，秘书处转移到南篦子店马馥塘举办的“民众教育馆”办公。省委多次开会进一步研究起义前的一些具体问题，并制作了“四支队”的旗帜。据景晓村回忆，旗帜上有镰刀、斧头，旗裤上写有“四支队”番号。

12月27日，济南陷落。韩复榘退却，地方政权垮台，山东出现政治权力真空。日军立足未稳，省委预计的起义时机来临。在日军占领泰安城的前几天，省委即率骨干人员陆续转移到徂徕山东南脚下的山阳村，然后分两个梯队奔赴徂徕山，黎玉与景晓村等待赵杰等人发动的起义队伍到齐后，于31日赶到起义地点。同时对各县也发出了整合武装汇聚徂徕山的通知。31日，集合到达徂徕山的起义队伍约有100余人，“其中有工人、农民、士兵，也有教员、学生、职员。他们穿的服装各式各样，有穿棉袍的，有穿大褂的，有穿制服的，还有个别穿西装的；手里的武器更是五花八门，有步枪和匣子枪，有‘汉阳造’、也有‘老套筒’、‘土压五’，还有大刀、长矛等等。

很显然，这支服装单一、武器匮乏的起义队伍要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和坚强战斗力的抗日武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1938年1月1日，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徂徕山大寺誓师起义，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黎玉回忆道，四支队的番号全称，开始定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后来在日常使用时，因番号太长，习惯地将“八路军”省略，只用“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由洪涛任司令员，赵杰任副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林浩任政治部主任，马馥塘任经理部主任。大会开始后，首先升起了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旗帜中间有武中奇书写的“游击”两个大字，是用平绒绣上去的，旗的右边还有部队番号。由韩豁、赵新、杨纯、王冰、范琳等女同志做的。武中奇的书法艺术第一次展现在抗日武装的旗帜上。黎玉在誓师大会上阐明山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等，并把当时聚集在徂徕山的起义队伍编为两个中队。其他各县的起义队伍也在誓师大会后陆续汇集到徂徕山，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初步完成。

山东省委举起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大旗，但要建成一支中共领导的真正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步履艰难，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为提高战士的政治军事素质，刚刚组成的四支队在部队建设方面，着力于几项重点工作的开展。一是建立党支部，以确保党对军队的领导。由景晓村负责在部队建立党的秘密支部，把党员组织起来，分配到班排里去担任政治战士，要求他们和其他战士生活、战斗在一起，对战士做政治工作，处处起带头作用。由于党员数量不够分配，部分 “民先”队员、救国会员、小学教员和青年学生也被分配担任政治战士，其中进步快的就先介绍入党。政治战士在四支队组建初期对部队建设起了很大作用。

二是成立宣传队，加强在战士和群众中对抗日活动的宣传教育，发挥女民先队员及救国会女青年的长处，组织她们成立了宣传队。宣传队成立后，先后到中队里演“活报剧”，教战士们唱歌，帮助缝补衣服，一起学军事、站岗放哨，给战士们很大的鼓舞。

三是军事训练。由红军干部洪涛、赵杰等有带兵经验的人负责，在徂徕山的大寺、光化寺进行为期一周的突击军事训练，从最基本的利用地形地物、站岗放哨、练习瞄准射击和投手榴弹开始，训练战士们尽快学会基本的军事技术和打仗本领，并强化进行“我军为谁打仗”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纪律教育。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任何一只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离不开给养补足。为此，四支队成立的翌日，就成立了募集队，负责募集钱粮等，以改变四支队粮枪紧缺的状况。凡是募集到的粮食、枪支，都给打了借条，盖上大印。这个大印，就是“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之关防”印章。

1937年10月，中共山东省委对照《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结合山东的具体情况，就武装起义问题进行多次讨论会议，制定了山东抗日游击队十大纲领。第二条“以‘抗日游击队’的名义，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号召广大群众参加这个部队。尤其是吸收教员、学生、知识分子参加部队，这对于提高山东抗日游击队有它的重要意义。”“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成立，显然是对山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落实，有利于凝聚山东各地的抗日力量。

“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属于中共山东省委周密组织成立的一个抗日组织，它不隶属于民国山东省政府行政范围的机关，属于临时机构的设立。根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四月十三日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南京国民政府颁发印信条例》之规定，它使用了“关防”作为印章，也遵循了这一条例。

根据山东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接受溃兵的武器，不能用强迫的方式，采取说服、动员，号召“有枪出枪”、“有钱出钱”，部队给养动员募集，“有粮出粮”，严格组织纪律。因而四支队成立初期所需的粮款枪支等主要是靠募集解决的。黎玉曾经回忆，四支队宣布成立了，但是没有“关防”，办什么事光开白条子。借钱、借粮、借枪支，光是个人开个白条子，不能取信于人。那么没有“关防”怎么办？后来就找武中奇想办法。武中奇多才多艺，能写会刻，正草隶篆全都熟记于心。可是当时条件艰苦，物资匮乏，到哪里去找刻“关防”的原料呢？武中奇急中生智，他找了一方砚台，把它磨平，刻了几方很像样的大印。“我根据决定，刻了一块‘四支队’的关防。当时我用的是一块长约十公分，宽约六公分，厚两公分的砚台，抹平之后刻的。关防印章有两面，一面是‘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之关防’，另一面记不清了。”有了“关防”印章，宣告四支队的合法地位和组织程序的严谨，不仅募集钱粮、物资时可以给开借条了，而且四支队司令部公布布告时盖上大印，以示程序的合法。

有了“关防”大印，四支队充分发挥大印的核心和凝聚作用，充分利用好大印，积极为四支队扩大影响，解决困难。马馥塘会同各团组成募集工作队，向各村富户募集抗日经费。募集队分头到各村拜访有声望的热心抗战人士，会同村里的执事人召开抗战人士座谈会，向他们宣传抗战道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由热心抗战有声望的人带头认捐，他们交款后，募集队填发有供给部公章的收据。募捐活动，从平原地区到山区黄前一带，成绩总算不错。除了解决单衣和药品之外，还储备了部分经费。募集队的同志工作都很积极，募集了不少钱粮和物资。凡是募集队募集的枪支，都给打了借条，上面盖上大印，给刚刚创立的抗日武装解决了很大的问题。

关于第四支队的关防印章和旗子的历史资料极少，我们无法领略其珍贵的面貌。1984年秋天，亓维章、周光明两人采访武中奇时，他亲自画了“四支队”大印和队旗的草图，当得知要办徂徕山起义展览馆时，武中奇答应按原来的样式再重新刻制一块四支队的大印以作纪念。1985年5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在编辑出版《徂徕山起义》一书时，书中所用的旗子是在调查、考证后，按原来的样式重新制作的，印章是由武中奇按照原来的样式，重新刻制。它既保留原貌，又是请原制作人复制，既可以还原历史，弥补损失，又是一枚珍贵的文物，意义深远。刻制的印章内容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之关防”。

关于四支队的名称，在编写《中共山东地方党史大事记》审稿会上，1984年11月29日至12月5日，亓维章、黄文勃访问了当年参加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的黎玉、林浩、赵杰，还访问了景晓村、郭洪涛、王一平等。关于部队番号问题，黎玉说：“关于名称，先叫‘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平时简称：‘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景晓村说：“‘四支队’的全称，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在篦子店研究确定的。一九三八年四月底，改称‘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林浩说：“原定叫什么‘第四军’。后来考虑到部队没这么大，改叫‘支队的’。‘四支队’从新泰的刘杜镇兵分两路后，北路部队在磁窑坞与廖容标、姚仲明会师。所以会上决定‘四支队’”。郭洪涛说：“我来后，在泰安的南上庄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我们研究恢复‘四支队’番号，又向中央报告的，后来中央电示同意我们恢复‘四支队’原番号”。

1984年12月8日晚，在济南南郊宾馆，武中奇与黎玉就队旗样式作了回忆商讨。武中奇回忆道，旗裤上有他写的部队番号“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黎玉没有提出相反意见。1985年4月16日至21日，亓维章在北京又访问的黎玉、林浩、赵杰、韩豁、武中奇等参加起义的领导。大家回忆基本上一致，林浩和韩豁说：旗子是武中奇设计和写的“游击”两个字，尊重他的意见。后来在复制旗子时就没有写“人民”两个字，在刻制大印时也没有“人民”二字。景晓村说“大印是武中奇同志用砚台刻的，我在北望村曾见过这块大印。”1983年12月，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由军事学院《战史简编》编写组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第270页是这样表述的：“1938年1月1日，中共山东省委领导鲁中徂徕山华光寺武装起义，成立了‘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对于这段历史的介绍，就有了“人民”二字。

由于徂徕山起义开始的时间久远，参加人员的年龄也较年长，对起义的相关存在着记忆的模糊，又加上缺乏实物资料的佐证，出现不同的记忆内容也属正常现象。1985年6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了《徂徕山起义》一书后，再也没有发现四支队相关的资料和线索。《党史通讯》1986年第11期，发表了张树军的《有关徂徕山起义史实的几点订正》文章，文章中对起义后部队的名称做了一番考证，认为目前最流行的名称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文章认为，起义前，山东省委于1937年10月在济南召开会议，确定起义后的部队以“抗日游击队”或“抗日救国军”的名义出现，借以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广大群众参加起义部队。直到1938年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郭洪涛，指示山东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的番号。在此之前，不可能公开打出八路军的旗号。在泰安岱庙陈列的徂徕山起义的文物中，有一面第四支队的队旗，上面写的是“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并没有“八路军”和“人民”的字样。所以，作者认为徂徕山起义部队的名称应是“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

20世纪90年代，中共新泰市委党史委在对党史资料的征集过程中，发现了一份四支队在创建之初委任状，委任状的持有人是郭竹斋。郭竹斋（1897—1973）又名郭茂春，新泰市龙廷镇尚志村人。1938年1月，参加徂徕山起义；3月，被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支队长洪涛、政委黎玉任命为四支队别动队队长；12月，新泰县委建立七区区公所，郭竹斋任区长，兼任区中队队长。1939年9月，新泰县大队成立（始称四支队四区队），郭竹斋任第一中队长。1940年11月，参加中国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第三期学习。1942年7月，郭竹斋调任龙廷区区长，兼任区中队队长。1943年10月30日，参加山东省抗战建国学校第三期政教队学习，校长黎玉。1958年，任莒县农业科学研究所所长。1960年10月7日退休。

这份委任状的内容如下：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第十号）委任：郭竹斋为本队游击队别动队队长。此状  支队长：洪涛（钦洪涛之印），政委：黎玉。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三月。落款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关防”，共26字。（标点符号为阅读方便所加。）

经考证，此印迹正是武中奇在徂徕山起义前夕刻制的四支队关防印迹。通过这份委任状，不仅清晰地将徂徕山起义部队的全称记录了下来，而且还把关防印章的原始面貌保留了下来，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填补了徂徕山起义研究史料上的空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资料。

二、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肥皂印章

中共山东省委决定进行徂徕山起义后，分派干部充分利用当地的社会关系，抓紧一切时机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和抗日武装，很快就筹集到100多支长、短枪，一百多名青、壮年要求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据王其人回忆，有一次筹集了十来支枪，需要给人家留个收据。“我们找到了一个起义前的借枪证，这是武中奇用肥皂刻印出来的。我们参考这个样子，找东关朱玉英也刻了一个。借了谁家的枪，就给谁家一个借用证。”

中共山东省委因地制宜，灵活机动地发挥能动性，广大党员干部不等不靠，虽然物资匮乏形势紧迫，但他们就地取材，用一块肥皂刻成印章，对群众物资有借有还，取信群众，使抗战得到了群众的拥护。

徂徕山起义，建立了当地第一支抗日武装，周围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家家户户拿出煎饼、馒头或衣服、鞋袜给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一月中旬，部队开始下山，准备打击敌人。每天行军20里，沿途进行抗日宣传，进一步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根据地。

部队进驻东梁庄时，群众把好房和新房腾出来，让给部队驻。部队也加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给乡亲们打扫院子、挑水，以爱民的实际行动来回敬群众对起义队伍的热情接待，同时侦察了解敌情，以便寻机打击敌人。有一天，离东良庄十余里地的保安庄群众送来情报，说国民党新泰县县长朱奎声和几个人，躲在保安庄万昌奎家中喝酒，准备投奔济南去当汉奸，让部队赶紧去抓他们。司令部派赵杰、程照轩、武中奇等六人赶到保安庄，将正要离开的朱奎声几人抓了起来，经查朱奎声身上携带了大量的日本股票。赵杰等人把他解押回东良庄，由黎玉负责主审。后经审讯，朱奎声带人去济南投靠日本人，路过保安庄万青玉家，因两家是世家，万青玉便引荐到万昌奎家。适逢大雪走不了，朱声奎溜达到村公所去玩，看见保安庄的办公人员正在搞年终土地申报，就说“日本人来了，还搞这一套干啥！”村里人觉得他形迹可疑，就跑到东良庄找到了部队驻地。

1月25日，起义部队得到可靠情报，日本军队第二天要经过大汶口去新泰。黎玉、赵杰、封振武等认真分析了敌情，决定在寺岭伏击日军。黎玉做了政治动员，强调寺岭伏击战是四支队成立后要打的第一次战斗，一定要打好具有政治影响的第一仗，对我军的影响很大，因此要下决心打好。战士们情绪高涨，积极备战。

1月26日早晨六点多钟，部队战士赶到寺岭庄，各自进入埋伏地点。战士们怀着杀敌的急切心情，从清晨一直埋伏到下午三点。尽管北风刺骨，口渴饥饿，但无一人叫苦。此时，瞭望岗报告日军从西面沿着公路过来。进入伏击圈后，信号枪一响，顿时，步枪、土枪、掷弹筒一齐开火，炸得敌人到处乱跑。因敌我力量悬殊，激战两个小时后，我们主动撤离，突击排长杨桂芳不幸牺牲。这一仗，取得首战胜利，部队当夜返回东良庄。杨桂芳是徂徕山起义部队第一个为国捐躯的人。这次战斗打击了敌人的猖狂气焰，增强了人们的抗日信心，使部队第一次受到了战斗锻炼，也扩大了政治影响，让群众清楚地看到我们是真正抗日的军队，同当时一些游而不击的国民党游击队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1月27日，四支队怀着沉痛的心情在凤凰庄为牺牲的杨桂芳举行追悼会。大会由黎玉主持，赵杰致悼词，一千多人参加追悼会。同时，为了对其它投靠日本人的行为进行震慑，决定同时召开公审大会，宣布汉奸朱奎声的死刑，立即执行。

四支队根据朱奎声叛国投敌的罪行，宣布死刑，然后以四支队的名义发布通告。四支队成立以后，刻写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关防”印章，用于募集粮食、服装、钱款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群众中树立了权威和信誉。既然判处朱奎声死刑，就需要向广大群众揭露朱奎声的投敌叛国罪行细节，以理服众，依法行事，昭告天下。这就需要“关防”印章权威性的出现。那么，这枚关防印章是什么样子呢？

查阅参加徂徕山起义的参加者，如黎玉、赵杰、武中奇、张一民、等人的回忆录资料，均记录了处死朱奎声的史实，但没有一处涉及印章的内容，可能是这个细节参加者都没有注意，虽然它有些微乎其微，但我们可以从这些细微的环节中去了解历史，还原历史。

徂徕山起义的参加者于一川，曾写了一篇《徂徕山起义前后》的回忆文章，文章收录在1983年第1期《山东党史资料》中，但没有注明文章的写作时间。1985年6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写的《徂徕山起义》一书，也收录了于一川的《徂徕山起义前后》一文，并注明了该文的写作时间是1984年4月21日。后文与前文对照有修改之处，增加了一些处理朱奎声的细节，“我们捉到了国民党新泰县长朱奎声，这家伙吸尽了人民的血汗，看着鬼子来了，便带着几个人和一部分‘日本股票’，想跑到济南去投敌，被我们捉到后栓在一个小庙里，根据他叛国投敌的罪行，将其杀掉。”

笔者收藏了一封1983年10月23日于一川写给《山东党史资料》编辑部曲琦的信。 信是这样写的：……（《徂徕山起义》） 起义前后的文稿，是我亲自经历的第一手资料，其中省委当时如何具体研究起义的，因为我当时未参加省委活动。省委从泰安城搬到我主持的篦子店教育实验区后，我忙于接待工作，有些会议未能参加。这一部分情况，黎玉同志、林浩同志当已说清楚了，以他们的回忆为准，其他情况我都亲自经历过，也许有的记忆不那么准确，但基本上记忆犹新，永难忘怀。

我是同林浩、洪涛、马馥堂（塘）等同志从篦子店出发，第一天登徂徕山的。就在第一天下午“五大兵”也上了徂徕山的。所以，如“五大兵”的问题，是看得记得清清楚楚的。林浩同志当然记得清楚，有便时请同他核实一下。那个时候的生活转变，是感到何等新鲜呵，所以印象也特别深刻难忘。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肥皂印章，是我们枪毙国民党新泰县长朱奎声出“布告”时临时赶刻出的，我把它移在本文前面来了，是否适当，请斟酌。”

在这封书信中，于一川回忆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肥皂印章”这一重要的细节，清晰地记录了印章使用的时间节点和刻写所用的材质，是众多回忆徂徕山起义历史资料中唯一一份记录四支队关于“肥皂印章”的记录，非常的珍贵和珍稀。四支队之所以刻写新的肥皂印章，或许原来的印章正在别处使用，没有带到审判会的驻地凤凰庄，或许随募集工作小组正在使用募集物资，发挥作用。而隆重追悼牺牲的战友并尽快处死汉奸，成为当务之急，于是四支队就地取材，刻制“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肥皂印章。这枚印章的刻写者或许是武中奇，但是他的回忆录中没有涉及，或许无法查到刻写者。这枚关防印章的历史使命重大而使用期限很短，但是于一川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并且对四支队名称的简称书写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都与其历史上的全称是基本一致的，这封信为我们提供了鲜为人知的细节，为我们还原了真实的历史。四支队关防印章，为徂徕山起义的历史留下了异彩纷呈的一笔，成为一枚具有光荣印记的永恒印章。

于一川致信曲琦称“徂徕山起义是山东省党的发展中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由绝密地下工作状态转入公开的武装斗争的新时期，为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奠定了守固胜利的基础。”徂徕山起义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四支队接连取得了寺岭、谷里和四槐树庄几个战斗的胜利，揭开了山东抗战的序幕，声威大振，大灭敌人的威风，大长了我军的志气，使广大人民群众看到了抗战光明的前途，树立了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坚持山东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关防印章

四支队不断向日军及顽军开战，实力迅速壮大，部队也日趋正规化。1938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四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廖容标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赵杰任副司令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四支队又重新刻制了一枚关防，它是四支队壮大后的重要标志。遗憾的是，由于战争年代戎马倥偬，部队经常整编调动，四支队司令部用于公务的两枚关防印章，都在战争中流失了。山东纵队成立后的四支队关防印章究竟是什么样的呢？长期以来，鲜为人知，难见真容。

2008年10月，新泰市第一实验小学退休教师张淑英老人，来到了泰安市委党史办公室。党史办负责同志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人，老人带来的是有关她父亲张炎的《委任状》、《抗属证》和《烈属证》。   

张淑英保存的三件革命历史文物，分别是1939年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颁发的《委任状》、1940年鲁中第二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颁发的《抗属证》、1950年山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革命军人工作人员烈士家属证》。张淑英告诉她父亲张炎在1939年5月就是四支队的中队长，后来又接受党的派遣，做敌伪工作。1947年被敌人逮捕，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坚贞不屈，英勇就义。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颁发的《委任状》的行文按旧时行文由右向左、由上至下、竖排的方式书写如下：兹委任张炎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第四大队第二中队队长。此状。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钦印）、政治委员林浩（钦印）、副司令员赵杰。中华民国二十八年五月十四日。（标点符号为阅读方便所加）

《委任状》左下方钤印的印章，正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成立时四支队刻制的关防印迹，全文22字：“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部关防”。该印迹呈长方形，字为阳文篆体。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委任状及关防印迹，经过了七十年的岁月再次露出它珍贵的面容，呈现在世人的面前，成为一份珍贵难得的革命历史文物。

纵观历史，印章的演变始终没有改变它的用途和性质，它代表着信义，是权力的象征或职能部门合法性的体现。和平时期，从印章的刻制、启用、保管，印章的使用审批与登记，印章的使用范围等，都有一套健全完善的规章制度。在战争年代，由于形势的突变，战争的频发，人员的自然减员与流动，使得印章在使用过程中，就不会像和平年代那样从容有序，而是充满了意外、艰辛和不确定性。在徂徕山起义的筹备和发动过程中，四支队关防印章的使用，充满了紧迫性、时效性和突发性。在募集粮食、衣物、枪支等方面显示其独有的功能，从而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扩大了四支队在当地的影响，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和建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一枚具有光荣使命感且不可磨灭的时代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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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济南理工学校高级讲师。本文发表于2022年第5期《山东党史》。本文的撰写得到了新泰市阿滢先生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深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