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杨团一生平想到如何评价参加过抗战的国民党官兵
(文/秦克铸)
不久前,原汪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的参谋长杨团一的一位后人(他自称是杨的后人,真假不清楚)跟我联系,说看了我发表在烽火HOME网上的《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汪伪第三方面军高官篇》对杨团一的介绍,对他们的前辈杨团一有了更多的了解,文章中的资料非常详实,也非常宝贵,他们正在搞一个什么材料,正好用得上。客气话说完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
1、文章中有关杨团一的这些资料都是从哪里查到的?
2、电话中聊到了吴化文起义的时候,杨团一去王耀武处“告密”的问题。他说,在杨的家乡,杨的口碑非常好。言外之意,这样的人不太可能去“告密”。
3、济南战役时,杨团一是“少将副师长”,还是“中将副军长”?
4、杨团一特赦后,有没有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5、抗战初期,杨团一曾率部参加了吴化文部的对日作战,他算不算是“抗日将领”?
在电话里,我们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坦诚地沟通与交流。
我告诉他,我写的文章中所引用的有关杨团一的材料都有出处,绝大多数都是正式出版的史志类资料,在“读秀学术搜索”上都能查到,我极少引用文学作品。百度上查到的材料,偶尔也引用,但比较慎重。按他的要求,我们互加了微信,我把涉及杨团一生平材料的出处截图发给了他。
聊到对杨团一的评价时,我谈了三点看法。一是文章中涉及人物评价部分,均是引用的合法出版物的说法,符合主流的评价,没有掺杂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评价历史人物,我还不够格。二是涉及人物评价,都有个立场问题,我们应当站在绝大多数人的立场上说话。比如,吴化文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是有功的,这不可否认,但如果为吴化文在抗战期间的叛变投敌、为吴化文的“无人区”洗地,深受其害的沂水县、蒙阴县、临朐县、博山县的人民就不答应。恶霸地主刘文彩的家人与后人,为刘文彩歌功颂德,说刘文彩是好人、善人,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深受刘文彩欺压的当地的劳苦大众不一定会这样评价,因为立场不同,我们不能把少数人的评价强加到大多数人头上,因为他们不答应、不接受。在杨团一的家乡,杨团一的口碑非常好,可能是事实,但根据这一事实得不出他没有在吴化文起义的时候去王耀武处“告密”的结论。随后,我把引用的文史资料包括王耀武的回忆录截图发给了他。三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我们应该坚持实事求是,功就是功,过就是过,罪就是罪,不能以偏概全、一叶障目。比如,吴化文,抗战初期,他曾积极抵抗日军侵略;1939年2月以后,他积极贯彻国民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不断挑起与八路军之间的摩擦,及至后来发展到公开叛变投敌,配合日军进攻敌后抗日根据地,残害抗日军民,制造“无人区”,犯下了累累罪行。对这样的人物,我们不能笼统地以“英雄”“功臣”或者“罪人”来概括他们的一生。
杨团一的军衔,在不同的材料上有不同的说法。我在写杨团一生平的时候,潜意识里受突出他是“汪伪第三方面军高官”的思想影响,采用了“中将副军长”的说法。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欠准确。既然是比较严谨的人物生平,应该采用更权威的说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根据1960年11月19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于同年11月28日特赦释放第二批确实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时,杨团一的职衔为“国民党整编84师少将副师长”。所以,电话中我建议,他们整理杨团一生平时采纳这一说法。
杨团一是“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我是从百度上查到的。经过核实,全国政协公布的文史专员中没有杨团一。据查,从1961年全国政协文史专员室成立到2003年,全国政协陆续聘用了38名文史专员,包括:第一批特赦人员7人(1959年12月特赦,1961年2月任职,溥仪、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周振强、郑庭笈、杨伯涛),第二批特赦人员6人(1960年11月特赦,1962年5月任职,溥杰、范汉杰、罗历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第三批特赦人员2人(1961年12月特赦,1963年5月任职,廖耀湘、杜建时),第四批特赦人员1人(1963年4月特赦,1963年5月任职,康泽),第六批特赦人员3人(1966年4月特赦,1975年4月任职,方靖、李佩青、牟中珩),1973年3月释放、1975年4月任职1人(赵子立),第七批特赦人员2人(1975年3月特赦,1975年4月任职,黄维、文强),1979年以后聘任16人(朱洛筠、杨格非、陈树华、陈子坚、周泽甫、任宗德、吴叔班、吕光光、端木和、孙吉甫、篑毓敏、张学文、王述曾、黄苗子、潘君密、沈策)。杨团一1963年病逝,在世时有四批16人被聘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他不在公布的聘任名单内。从百度上查到的这一错误说法再次告诫我们,网上的资料一定要进行查证与甄别,不能拿来就用!
杨团一算不算“抗日将领”?我觉得,对杨团一这样的国民党将领,不能以他曾经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或指挥过对日作战,就以“抗日将领”以偏概全地概括他一生的功过是非。
杨团一是不是“抗日将领”引出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该如何正确地评价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国民党官兵。我以为,评价国民党官兵还是要讲实事求是:
1、那些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国民党官兵,与在抗日战争中流血牺牲的共产党人一样,都是“民族英雄”“革命烈士”,他们的死重如泰山,他们的英名与日月同辉,他们的事迹万古流芳。前段时间,我写到的“段文义”营长就是这样的人物,说他是“民族英雄”,他当之无愧。
2、那些参加过抗日战争、为民族解放做出过贡献,但没有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国民党官兵,与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一样,都是“抗日功臣”。这样的国民党官兵,我们身边不少。
3、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叛变投敌,敢当汉奸走狗,帮助日本人疯狂捕杀抗日军民的国民党官兵,是民族败类、人民公敌、历史罪人,为此而丧命的死有余辜。
4、那些在解放战争中,逆历史潮流而动,顽固地为国民党腐败政权卖命,敢当蒋家王朝的炮灰,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坚持与人民、与人民解放军为敌的国民党官兵,是人民的敌人,为此而丧命的,遗臭万年。
5、对那些虽然抗日有功但在解放战争中有罪的国民党官兵,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全面、客观、公正的评价,功是功,过是过,罪是罪,不能笼统地以“英雄”“功臣”或者“罪人”概括他们的一生。比如,评价吴化文,我们可以说,他在抗战初期抗日有功,1939年开始反共、叛变、投敌有罪,在济南战役中起义有大功,但无论如何不能以“罪人”或“功臣”概括他的一生。一定要有一个总结性的概括,我觉得,最合适的称呼是“国民党起义将领”。
对杨团一的评价也是这样,在他一生中,曾经抗过日,有功,也曾经跟着吴化文反共、叛变、投敌,捕杀抗日军民,有罪,在解放战争中他不仅没有追随吴化文起义,反而还跑到王耀武那儿“告密”,所以最终沦为了“战犯”。这恐怕就是对他一生最全面、最客观、最公正、最基本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