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体会：例谈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与订正（文/秦克铸）

学习体会：例谈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与订正

(文/秦克铸)

完整描述一个历史事件，离不开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背景（起因）、过程（经过）、结果（影响）等要素。在各种文献资料中，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最重要也是最容易出错的要素之一。我们经常发现，同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在不同的文献资料中，往往会有不同的记载。即使都是同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知情人，他们的回忆也常常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出现不一致。毫无疑问，就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而言，无论有多少种说法，都只能有一种符合历史事实。如果在文献资料中，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出现了不同的说法，或者意识到某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可能有误，研究者就有必要对相关文献资料中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考证与订正，以达到去伪存真、恢复历史事件本来面目的目的。

对文献资料中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考证与订正的方法很多，根据笔者的学习与研究体会，总结以下几种，并举例说明，供历史研究爱好者参考。

1、查找原始材料。如果对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有疑问，最可靠的办法是查找原始档案、原始记录、原始文件的记载，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如果是重大历史事件，同时期的报纸往往报道，也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试举两例：

2022年8月，《文学博山》公众号发表了博山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任纪昆先生的一篇纪念文章“一代乡贤任建安”。这篇文章引用博山区已故著名文史专家马传政先生为任建安撰写的墓铭志，说“任建安，字心斋，号俊忱。1887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博山县夏庄村（今博山区博山镇下庄村），幼读私塾，早慧，遵祖训、承家传，绕膝尽孝。1905年博山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后，执教于本村文水小学，逢清末，国难当头，忧国忧民，常思报国之念。”出于长期从事师范教育职业的敏感性，笔者觉得“1905年博山县立师范讲习所毕业”是有问题的。在笔者的印象中，淄博市的师范教育发端于民国初年1912年的“单级教员养成所”，1914年后，各县陆续将“单级教员养成所”改建为“师范讲习所”。“博山县师范讲习所”的前身是“博山县单级教员养成所”，建立于1912年，1916年10月改建为“博山县师范讲习所”。任建安老先生若毕业于1905年，必不会是“博山县师范讲习所”，若毕业于“博山县师范讲习所”，时间必不会是1905年。于是，笔者通过微信将这一想法报告了文章作者。笔者觉得，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是查找原始档案。过了不久，文章作者与烽火HOME网站“博山革命人物”圈主梁源去省档案馆查档，查到了“中华民国三十七年九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彭国栋在山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九十四次委员会的提案“为拟选定任心斋为博山县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请公决案”，该提案在“任心斋资历表”学历一栏中有“省立师范讲习所毕业”（1904年8月，山东在省城济南设立了“山东师范传习所”，学制一年。清末称“传习所”，后改称“养成所”“讲习所”——笔者注）字样。这虽然不是“省立师范讲习所”的毕业生登记表原始档案，但作为博山县副议长的提名人选，其资格审查应该是很严格的，故而这份档案应该具有很大的权威性。据此可以确定，任心斋老先生系1905年省立师范讲习所毕业，而非1905年博山县师范讲习所毕业。

《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记载，“一九三九年春天，（日寇）占领了蛟龙，并设立了据点，妄图进而蚕食我村一带。我村广大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抵制了蛟龙据点的征粮，激起了敌人的残酷镇压，它们利用石马赶集的机会，突然包围石马集，逮捕了我村群众二十几名，并押往蛟龙，强迫我村归它们管辖，应付它们的钱粮。借此敲诈勒索，威胁群众。”“就这样，村长于富甲经政府批准，带着我村民众用血汗拼凑的钱款，经过百般人身侮辱之后，才把人赎了回来。”“一九三九年春天”，时间跨度很大，能不能查到具体时间呢？一个偶然的机会，笔者注意到，1939年5月21日《大众日报》第1版有则报道说，“盘踞博山蛟龙之敌，于（1939年5月）十三日在（石）马集期（时），派伪兵三十余名，将石马集各路口把住，同时以密集枪声向里射击。当民众纷纷逃走时，敌伪即搜查腰包，并逮捕壮丁四、五十名。据被捕逃回者谈：敌伪在石马集搜刮法币千余元。所捕各村之壮丁，将以大量赎款，并为之送情报听支配为交换条件。”因为这件事事关重大，所以上了《大众日报》头条。两相对照，可以确定《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上述记载是真实的，时间为1939年5月13日。

2、用当事各方、知情各方的回忆作为旁证。同一历史事件发生多年后，不同的当事人回忆起来，可能会在时间上产生不同的说法。到底谁说的对，应该采信谁的说法，对不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人来说，恐怕很难下决断。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查证同一事件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录，采信多数当事人、知情人的回忆。比如：

张敬焘在《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的重建》一文中回忆到，梁公衡“1935年冬回家期间，因感冒住院，与患肺结核住院的乔同恩碰到了一起。在中共山东省委派鹿省三发展我们为党员时，乔同恩在梁公衡的宣传、说教下，已经加入了托派组织，梁公衡定期给他寄发托派中央办的《斗争》报。”同是梁公衡与乔同恩因病在一起住院这件事，蒋方宇在《山城的星火》中则说，“一九三六年冬天，……乔同恩和梁公衡都因病住院到了一块，两个人很快就谈上了。”一个说是1935年冬，一个说是1936年冬，时间整整差了一年。如果要引用这个材料的话，我们应该采信谁的说法呢？毫无疑问，梁公衡自己的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为此，笔者仔细查阅了梁公衡的《回顾》，发现61095字的《回顾》，详细记述了梁公衡从1918年至1948年的人生经历，凡是与他有交集的人与事，包括道听途说得来的人与事，在《回顾》中都有反映。其中，有两处写到乔同恩。第一处是托派上海“扩大会议”（1937年10月）召开后的1937年11月中旬，第二处是“莱芜战役”（1947年1月底）之前。在《回顾》中，梁公衡写到，“（托派上海）扩大会议（1937年10月）后，两星期，才印出对抗战的决议案，十一月九日，我带了决议案，乘太古的贵生轮回青岛去……在青岛胶济铁路里找到了陶绍武……我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约定了他来参加省代会，他把我送上了火车……我先回了赵庄……。第二天清早……骑了大哥的自行车向泰安去。……第二天早上到第三中学看阎子桂，我把决议案交给了他……。我骑了车子直奔兖州……。我在这儿宿了一晚。…天一亮，就骑了车子向泗水去……由泗水回了赵庄，休息三日，到城里去看颜中同学乔同恩，外号麻二哥，他已是师大二年级，去年冬天和他见过面，由那时起一直保持寄《斗争》给他，他差不多都能收到，而且同意托派。这时他表示：形势紧急，他将来会和托派会合的，我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根据梁公衡这段回忆，我们可以确定，梁公衡与乔同恩因病一起住院的时间应是1937年11月中旬之前的“去年冬天”，也就是“1936年冬”。所以，单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蒋方宇的回忆与这一事件当事人的回忆是一致的。

再如，笔者的父亲秦宗宜生前多次回忆说，1939年7月，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他除了担任青年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即之前的青年团）会长外，还兼任了村里的青年抗日先锋队（简称“青抗先”）队长，“金牛山绑票案”就发生在他担任“青抗先”队长不久，“北洼伏击战”“夜袭神头电厂”“惩处叛徒李奉奎”等都是他担任“青抗先”队长期间发生的。虽有录音在，但村史上并无记载，也没有旁证。2020年6-10月，南沙井村老书记黄振田同志1960年前后的日记、1983年前后的退休申请被发现，在这些材料中，黄振田同志回忆，1939年6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不久便加入了“青抗先”，还担任了村“青抗先”的副队长。于是，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不久便成立了“青抗先”这一历史事实被最终证实。

3、结合当时的情势进行分析。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一定的背景或起因，如果怀疑文献资料中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有误，可以结合这一历史事件发生时的背景或起因，确定这一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比如：

廖荣标智破“梳篦”战的时间，当事人欧阳平和马鸿新分别有不同的说法，在事件发生时间上整整差了一年。据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泰安党史资料》（1989年第1期总第16期,1989.06）第80页欧阳平的文章“我们是怎样在日军‘梳篦式扫荡’下安全脱险的”记载：“1943年11月,日军开始对我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当时,我泰山军分区机关在莱(芜)东活动,正好落在了敌人的‘拉网’与‘梳篦式’的清剿圈内。在敌人的重兵包圉中,我们未经战斗,毫无损伤,巧妙地出了敌人的包围,安全脱险。”“我们隐蔽的地点位于瓦泉村与杨峪之间的山上……”“廖容标同志在刘国柱和我的协助下，决策、部署正确。首先我们利用这块山地的有利条件，即处于莱芜、博山和吴伪三处敌人防区的结合部，也是敌人防守的薄弱点，加上山上有许多物体便于隐蔽。尤其是距离南博山敌据点较近，一旦敌人发现我们，突围时可采取敌进我进之战术，出敌不意地突入南博山敌占区，以得到暂时的安全。”欧阳平还特别指出，“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澄清一种混淆。我近来看到一些回忆文章，把廖容标司令员率领分区机关在瓦泉与杨峪之间的山上，反敌‘梳篦式扫荡’取得胜利的时间，说成是1942年冬季;还有的说是吉山战斗后，廖司令从淄河区赶回莱北处理吉山战斗善后事宜，途经博莱县，遇到敌人大‘扫荡’而发生的。……我以为,应当给予纠正,再不能以讹传讹,将错就错下去。那次反‘扫荡’,我不仅是当事人之一，而且是协助廖司令进行指挥的人之一。所以我有责任写出这篇回忆文章,予以澄清。”按欧阳平的说法，廖荣标智破“梳篦”战的时间是1943年11月，而不是1942年11月。然而，就在欧阳平的文章刊出后不久，马鸿新同志就给《泰安党史资料》编辑部去信，对“我们是怎样在日军‘梳篦式扫荡’下安全脱险的”一文做了三点说明（详见1990年6月出版、中共泰安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泰安党史资料（总第17期）》第173页），“（一）我记得时间是1942年11月，不是1943年11月。1942年环境比较恶化，敌人扫荡频繁。1943年7月我军即开始对吴化文第一次讨伐战役，形势大有好转。1943年末日寇对北沂蒙有一次扫荡，不太严重，不是梳篦式大规模的。（二)1942年博莱县独立营一个排，由营长郇振民同志带领，占据池上乡鹿疃村北无儿顶山，其任务是对抗占据池上镇的吴化文反动部队。1942年11月25―27日，扫荡北沂蒙的日寇千人，由南而北以梳篦式战术逐步向博山城移动。郇振民同志得到情报后，认为敌强我弱，无儿顶山不可能占得住，随之除留极少数人看守山寨外，大部分部队离寨向西转移到夏庄，随之向住在下瓦泉的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报告。当时，我在泰山地委工作，与郇振民同志多日住在一起研究对吴斗争问题。得到敌人扫荡情报，日寇已至上庄，距夏庄仅3里。研究后，撤到夏庄西山双孤堆隐蔽。但到山上，已被敌发现包围，与敌展开激战，毙敌二、三十人，郇振民同志也壮烈牺牲。夏庄西山距军分区廖容标司令率部队隐蔽的山头松子崖仅10余里。此地枪响后，敌人认为是我主力部队，四周敌人部队均向夏庄西山集结包围。军分区安然无事，一是隐蔽巧妙，判断正确。二是夏庄西山战斗吸引了敌人，也是重要原因。夏庄西山激战郇振民同志牺牲，是1942年11月，因之，军分区脱险也是1942年。(三)军分区廖容标司令员率部队脱险，事后曾听博山区议长王寿清(王寿卿，1938年堂天道团长)讲，廖司令曾征求他的意见，隐蔽在何处为宜。王建议隐蔽在瓦泉村以东、杨峪村以西、尹家峪以南松子崖最好。廖司令同意后，即将部队藏在松子崖。当时王寿清（王寿卿）住在尹家峪……”。笔者以为，从1942-1943年的抗战形势与廖荣标智破“梳篦”战、郇振民血洒桃花岭之间的逻辑关系上说，马鸿新的“说明”结合了“梳篦”战发生时的敌我情势，应该更有说服力，廖荣标智破“梳篦”战发生的时间当是1942年冬无疑。

那么，马鸿新同志的回忆是不是就一点问题都没有呢？也不是。2022年11月，《文学博山》公众号刊登了任纪昆、王建峰两位红色文化专家写的《巍巍双崮堆，壮烈英雄魂》。在这篇文章中，两位专家根据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即1942年11月25日《大众日报》的报道（“进犯沂山山区的日军万余人，八日自南向北依次徐家庄、黄庄、鲁村及下庄之线合围。”）确认，廖荣标智破“梳篦”战亦即“双崮堆战斗”或“桃花岭战斗”发生的时间应该是淄博市、博山区多个版本的史志文献中表述的“1942年11月10日”，而不是马鸿新回忆录中的“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七日”。应该说，他们通过《大众日报》相关报道推测得出的“双崮堆战斗”发生的时间，逻辑上是讲得通的，结论也是令人信服的。

再如：《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记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培养领导骨干，这年（1938年），刚刚加入党组织的苏词铭同志接受上级指示，至我省抗大学校学习。学习期满后，回家途中，在埠村不幸被国民党四师逮捕，受尽酷刑，宁死不屈，视死如归，被敌人杀害。”（相传被敌人大卸八块、煮着吃了）。同是这件事，淄博市档案馆(手写的表格资料)记载，苏词铭烈士于1942年7月在沂南牺牲，身份为“支工会”会员。那么，苏词铭烈士到底是哪一年在哪里牺牲的呢？这就要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势来分析。首先，从博山南部的南沙井村去沂南岸堤“我省抗大学校”，或从岸堤返回，并不需要绕道章丘“埠村”或沂源“埠村”，而岸堤附近的沂南“局埠村”就在“我省抗大学校”附近，这与淄博市档案馆记载的苏词铭烈士的牺牲地点“沂南”是吻合的。从时间上看，1938年底，吴化文刚刚进入沂鲁山区，部队主要部署在临朐三岔店、蒋峪到武家洼一线，势力未及沂南，而且这时候，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吴化文、沈鸿烈还在与八路军合作抗日。故而，苏词铭不可能是在1938年被国民党四师逮捕、杀害。相反，1942年7月，吴化文势力已经遍及临朐、沂水、沂南、蒙阴，且配合蒋汪日伪反共、剿共已经明目张胆。所以，淄博市档案馆记载的1942年7月在沂南被伪四师杀害可信度更高。史料记载，1942年春夏之交(另一资料说是1942年2月)，抗大一分校第四期开学（学习时间是四个月）。这段时间，时局动荡，我方反扫荡、反顽伪斗争任务艰巨，这期师生配合部队参加了在1942年中的反扫荡和反顽伪的战斗。据此可以推测，苏词铭烈士就是在1942年7月第四期结束前后，准备返回博山之时(村史中有“返回途中”之说)牺牲的。苏词铭烈士的身份，淄博市档案馆的资料上是手写的“支工会”会员，推测应是“职工会”会员的别写（1939年7月，南沙井村抗日民主政权成立，民运组织有“工救会”或“职工会”，全称为“职工救国会”）。1938年时，村里还没有共产党领导的党政军群组织，苏词铭不可能在1938年就是“职工会”会员。另外，从苏词铭烈士学习的学校名称叫“抗大”分析，时间应该是在岸堤干校合并到抗大一分校（1940年3月）之后，这也说明他牺牲的时间不会是1938年。由此看来，《南沙井村史》（1974年2月版）的记载，苏词铭烈士牺牲的地点（是“局埠村”而非“埠村”）、时间（是1942年7月，而非1938年底）都有出入，而淄博市档案馆手写记载的苏词铭烈士的身份（“职工会”会员而非“支工会”会员）也有出入。真实的情况是，苏词铭烈士牺牲于沂南的局埠村，时间为1942年7月，牺牲时的身份为职工会会员，参加学习的学校为抗大一分校。

4、依据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加以推断。历史是一条时间的延长线，历史上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在这条延长线上按照发生的顺序有秩序地排列着。一个地区的历史是这样，一个人的历史也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根据历史事件发生的先后关系，考证、订正、推测某些事件发生的时间。

不久前，鲁耐王如书记看了笔者发给他的《乔同恩历史问题研究》后，在微信上留言，“有记载梁公衡系沂源早期中共党组织创办者”。笔者看了以后回复，“我注意到了。但时间上与梁公衡的经历有矛盾。”随后，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两次电话交流。总体感觉，上述记载经不起推敲。笔者利用“读秀学术搜索”，查到三个有关梁公衡在鲁村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组织的材料。第一个是王学彦主编、山东省沂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6年2出版的《沂源县志》第317页，具体内容是，“1930年4月，山东省立师范学生许寿青、庞业存、王瑞甫和济南乡师学生李赐昌、翟修义、梁公衡等共产党员，在鲁村（时属蒙阴县八区）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组织，成立鲁村小学党小组，许寿青任组长。1个月后，许寿青去北平求学，梁公衡继任组长。党小组创办了鲁村民众夜校，并利用编演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组织民众。是年冬，党小组活动受到国民党蒙阴县督学的干预，党小组为保存实力，借放寒假之机，在校党员教师一律辞职，党小组活动停止。”另外两处记载分别是，中共沂源县委组织部、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沂源县档案馆编,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1989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沂源县组织史资料（1928-1987）》（详见第9页），及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1989年10月出版的《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  （1928.10-1949.9）》（详见第4页）。内容表述基本相同。

梁公衡有没有去过鲁村小学，是什么时候去的，去的时候是什么政治身份，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再次仔细查阅了梁公衡的《回顾》（详见香港左派网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通过梳理梁公衡1930年前后的活动，笔者大致了解到：1929年暑假后，梁公衡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颜山中学读书；1930年暑假后，以插班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济南乡师读书；1931年暑假后，考入曲阜省立二师（过去叫曲阜二师，即后来的曲阜师范学校——笔者注）读书；1932年寒假开学后，梁公衡在曲阜二师由文某介绍加入托派组织（托派原是联共(布)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后渗透到第三国际各国支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常以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或左派反对派自居，因在各国共产党内组织派别活动，为各国共产党所不容，被各国共产党不断清洗。解放前的托派，是革命阵营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与人民的矛盾，属于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他们反对的是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主要体现在理论上，行动上的问题主要是在党内组织宗派小团体，这是党所不允许的，那时对托派首领和骨干分子的处理，主要是组织处理，比如开除党籍，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受共产国际影响，托派曾一度与汉奸相提并论，党内还发生过后果严重的“肃托”运动；解放后大陆地区的托派，蜕变为反对共产党执政的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组织，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与人民的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他们的活动也超出了民主自由的范围，性质上转变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颠覆共产党政权，作为敌我矛盾，处理的原则就是取缔托派组织，逮捕组织首领和骨干分子，但此时没有采取肉体上消灭的政策，而是着眼于教育与改造，获释后的工作与生活都会适当安排，对港澳台及海外的托派，党的政策是既进行必要的斗争，也不放弃争取工作——笔者注）；1932年“五月事变”（1932年5月20日夜，韩复渠派以青年党党徒为骨干的“特别侦谍队”，配以手枪旅两个连，抓捕省立二师曲阜师范进步师生25人，含进步学生19人，进步教员6人。此事件称“五月事变”——笔者注）后，梁公衡因病回家修养两个月，然后回学校参加补考，并办了休学手续；1932年7-8月间，梁公衡开始到鲁村小学教书，在那儿渡过了寒假。1933年暑假，梁公衡去北平报告山东托派组织工作情况。由此可见，梁公衡的确在鲁村小学待过一段时间，但时间为1932年暑假到1933年暑假前，那时，他的政治身份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容（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决议，责令党内托派组织解散，给予参加人员以组织制裁。不久，托派骨干分子多被开除出党）的托派分子，是山东托派组织的领导骨干。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托派组织进行组织处理以后，托派组织自立门户发展的托派成员，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当然不予承认。为此，我们强烈建议中共沂源县党史部门修改有关表述。

再举一例：“火烧淄井炮楼”的发生时间，就可以根据惩处叛徒孙黎的时间进行推断。盆泉魏绍民在《金山之歌》中回忆，“消灭投降派（指惩处叛徒孙黎，时间为1944年农历三月底最后一天——实际是之后的第二天晚上八点多钟，即1944年4月23日——笔者注）的任务完成了，紧接着要完成第二个任务：争取伪军反正。”“残酷的岁月，民不聊生，横行霸道的汉奸逼着民工修建贼窝。盆泉北山顶上大炮楼（据魏耕祥同志介绍：盆泉没有炮楼，只有北山后面淄井的炮楼——笔者注）中，住着一个伪军队长，叫唐洪亮，这人无恶不作。正值春荒贱年，正逢他寿诞吉日，大摆筵席，花天酒地，大闹一场，白天锣鼓齐鸣，热闹非凡，大家都祝队长寿比南山，福寿康宁，长命百岁，万古留名(讽刺)等颂扬词句，唐浑身痒痒，也觉不出那里刺挠(方言) 。”“到了晚上灯火明亮，筵席重摆，猴头燕窝，样样俱鲜；猜拳行令，热闹非凡，敬酒劝酒，声声不断。闹到深更半夜，唐也喝得不省人事了，又加上这一天到晚劳累过度，他沉睡在这欢天喜地的气氛中。战友趁机将引火之物，汽油柴草等填满炮楼，一根火柴点燃，烈火熊熊浓烟滚滚，万恶的唐贼在这烈火中到西天去了，我们又为民除了一大害。黄班长带领全班人员，弃反从正，走向革命的征程，奔我主政府，后事不祥。”“火烧大炮楼，火烧唐洪亮，黄班长带兵反正，群众拍手称赞，大快人心。群众心情也安定下来，胜利的信心也提高了。李政委提出的三大任务胜利完成了。”魏绍民的《金山之歌》虽然语言、逻辑不甚严谨，但大的事件发生时间（如惩处叛徒孙黎的时间为1944年农历3月最后一天之后一天即4月23日）都有证可查，故而根据惩处叛徒孙黎的时间、“紧接着要完成第二个任务”“正值春荒贱年”这些大的事件发生的时间可以确定，“火烧淄井炮楼”的时间应该为1944年5月青黄不接的时候。

5、与当事人、知情人、了解情况者讨论征求意见。即使都是某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当事人，多年后，他们的回忆也常常会出现很大的差别。事实上，历史事件发生几十年后，当事人再去追忆那些陈年旧事时，除了那些刻骨铭心的事件以外，大多数历史事件具体的情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是最容易出现误差的地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张敬焘同志的做法是召集当事人、知情人开座谈会，公开征求大家的意见，通过共同回忆与讨论，在有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一致。据说，张敬焘同志的回忆录不少都是在召开当事人、知情人座谈会，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后才动笔，或者拿着初稿征求他们的意见，或者请与会的同志共同回忆，对其中存疑的地方进行订正，然后再定稿，这样写出来的东西可信度当然会更高。所以，讨论、集思广益，广泛听取意见，也是一种对历史事件发生时间进行考证与订正的方法。

2022年12月初，博山红色文化专家任纪昆先生在《文学博山》公众号上发表了“一位爱国儒生的革命故事”，文章追忆了博山地区老党员、老教育工作者、文化名人郑良杰近四十年的革命与工作经历。在这篇追忆文章中，有这么一段，“1938年初，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经中共博山县委（对外称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办事处）领导边首之介绍，他与刘惠之、谢伯望等十几余人，前往沂水县岸堤，到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刚刚创办的‘八路军军政干部学校’学习……在‘军政干校’，郑良杰被分在了民运部学习。三个月后毕业，于9月4日回到中共博山县委工作，担任县委《众力周刊》的编辑。”

读了上述材料，笔者即刻想到了张敬焘同志的回忆录，想到了边首之、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人的经历，想到了岸堤干校，隐隐觉得材料中的时间是有问题的。通过微信、电话与纪昆同志沟通后，得知文章素材均由郑良杰先生之子郑贵博同志（1947年生，博山区教育系统退休教师，中共党员）提供，郑良杰参加的是岸堤“军政干校”第二期民运班，与刘惠之、谢伯望等人是一期。据笔者了解，1938年6月，边首之还在莱芜县八区区公所做地方工作，那时候他还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可能以中共博山县委领导的身份介绍郑良杰同志去岸堤干校学习；干校第一期（翟翕武、李东鲁、于诚他们那一期）1938年6月底7月初入学，8月结业，第二期不可能早于第一期在1938年6月入学；郑良杰同志9月4日学习结业回到博山县委工作，学习时间无论怎么算也不可能是三个月；中共博山县委《众力周刊》1940年11月才创办，郑良杰同志不可能1938年9月就担任《众力周刊》的编辑。

要弄清这些问题，需要结合县委、相关人员履历，好好梳理。经纪昆同志与郑贵博沟通，郑贵博同志同意修改“博山县委边首之介绍”一处，认为其他各处都是郑良杰同志生前回忆，是第一手资料，不可能出错，坚持维持原来的说法。

亲历者回忆的第一手资料就不会出错吗？非也，谁的记忆也不会那么准确无误，除非有当时的原始记录。为此，笔者查阅了“岸堤干校”的相关材料。据郑玉强编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的《革命干部的摇篮——岸堤干校》，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临沂市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临沂文史集粹（第3辑）》（文化教育卷工商经济卷风物特产卷）第296页“岸堤干校”记载，“岸堤干校”前五期的开学、结业时间为：第一期，1938年6月底招生，7月初开学，8月13日结业；第二期，1938年8月底招生，9月初开学，10月结业；第三期，1938年11月初开课，1939年1月底结业；第四期，1939年2月10日开课，1939年5月初毕业；第五期，1939年4月15日开学，经历反“扫荡”，1939年8月学习结束。学习期限，除军事队三个月外，第一期一个月多点，第二期计划一个半月，实际四个多礼拜，第三期、第四期三个月，第五期穿插反“扫荡”，时间将近四个月。

笔者又根据中共淄博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的《中共淄博历史人物（第1集）》对相关人员的岸堤干校学习经历进行了比对：边首之，1938年8月，去岸堤学习，学习期间入党，1938年9月结业；刘惠之，1938年8月，去岸堤学习，10月经刘华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期限三个月（？）；刘华南，参加岸堤山东军政干部学校第三期民运班（？）的学习，回来后任中共博山县委委员、宣传部长；谢伯望，1938年9月，到岸堤学习，学习期间入党。对照岸堤干校各期开学、结业、学习期限可知：边首之参加的是岸堤干校第二期的学习，在学习期间入党，回来后才就任的中共博山县委组织部长；刘惠之、谢伯望参加了岸堤干校第二期的学习，开学时间在八月底、九月初，与相关记载一致；刘华南参加了岸堤干校第三期的学习，“回来后”就任的县委宣传部长。郑良杰同志既然是岸堤干校“第二期民运部”，与刘惠之、谢伯望一期，必然是1938年8月底9月初开学，“9月4日”应该是开学时间，实际在岸堤学习的时间只有四个多礼拜，返回博山县委的时间应该在1938年10月份，他回到博山后的工作如果与后来的《众力周刊》有关或相近，应该是帮助编辑《每日新闻》，因为那时《众力周刊》还没有创刊。《每日新闻》是1938年7-8月间县委创办的油印小报，当时的办报人是樊国栋、蒋仲鸣，是利用文字现小学的一台老式收音机，每晚从国民党电台收录一些新闻消息，然后摘要编排，再用一部油印机印成八开版，不定期分发各地（详见《博山区志》1990年版第582页）。

另，《中共博山地方史》及张敬焘等同志的回忆录、党史大事记、中共博山组织史等，所载“（1938年）6月中共博山县委建立。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恢复鲁中各县委的工作。从部队调张敬焘回博山筹建县委，担任县委书记。对外称‘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山办事处’，张敬焘任主任。至8月，中共博山县委驻四区刘家台村时，省委派边首之任组织部长，于澄清（于诚）任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从七区调刘华南任宣传部长，逐步健全了县委机构。”根据各同志岸堤学习经历可知，中共博山县委的诸位同志到任时间并非都是1938年8月，而是有一个“逐步健全”的过程，具体来说就是：1938年6月，县委书记张敬焘到任；1938年8月，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于诚（1938年8月岸堤干校第一期结业回到博山，省委委派）到任；1938年9月或10月，组织部长边首之（岸堤干校第二期结业回到博山，省委委派）到任；宣传部长刘华南（据本人回忆，他于1938年10月参加岸堤干校第三期民运班学习，学习时间一个多月），结业回来后到任（从时间上看应该在1938年11月以后），并介绍了刘惠之同志入党。这就是说，刘惠之同志应该是岸堤干校结业回到博山以后入的党。岸堤干校第二期学习期限只有军事队是三个月。那时军事干部奇缺，刘惠之同志如果参加的是军事队，结业后理应从事军队的工作，而不是地方党的工作。从结业后的工作安排推断，刘惠之同志岸堤干校的学习并非军事队，其学习时间应是四个多礼拜，而非三个月，这样才能与岸堤干校第二期的学习期限、刘华南同志的回忆吻合。在上述人员中，只有刘华南同志的岸堤干校学习经历（入学、结业时间，学习期限）与干校的记载不一致。不难理解，刘华南同志如果确实是学习结业回来后任县委宣传部长，参加了1938年中秋节后的第一次（金明宣布）县委成立会议，那么他参加的应该是岸堤干校第二期的学习。如果他参加的确实是第三期（1938年11月入学），那么，他应该是宣布任职后才去的岸堤。

最后，笔者想说，在实际学习与研究中，对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考证通常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也很少有人刻意去想应该用什么方法。研究方法，只是一种理论参考，只是对初学者才有参考价值。再者，撰写史志类文献资料，或撰写涉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文学类文章，应该尽可能地搜集、熟悉相关史料，对已掌握的信息进行综合比对，既要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又要有大胆质疑的精神，既要尊重当事人的追忆，又要考证这些追忆的可信性，对其中存在明显问题的信息在考证的基础上予以订正，有条件的还可以进行抢救性挖掘，尽可能的取得第一手资料，以尽可能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防止引起争议、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