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料中有关梁公衡的记述之我见（文/秦克铸）

党史资料中有关梁公衡的记述之我见

（文/秦克铸）

不久前，鲁耐王如书记看了笔者发给他的《乔同恩历史问题研究》后，在微信上留言，“有记载说，梁公衡系沂源早期中共党组织创办者”。笔者看了以后回复，“我注意到了。但时间上与梁公衡（又名梁贻、梁依吾，自号波臣）的经历有矛盾。”随后，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两次电话交流。总体感觉，“梁公衡系沂源早期中共党组织创办者”的记载经不起推敲。

笔者利用“读秀学术搜索”，查到三个有关梁公衡在鲁村小学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组织的材料。第一个是王学彦主编、山东省沂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齐鲁书社1996年2出版的《沂源县志》第317页，具体内容是，“1930年4月，山东省立师范学生许寿青、庞业存、王瑞甫和济南乡师学生李赐昌、翟修义、梁公衡等共产党员，在鲁村（时属蒙阴县八区）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组织，成立鲁村小学党小组，许寿青任组长。1个月后，许寿青去北平求学，梁公衡继任组长。党小组创办了鲁村民众夜校，并利用编演文艺节目等形式宣传组织民众。是年冬，党小组活动受到国民党蒙阴县督学的干预，党小组为保存实力，借放寒假之机，在校党员教师一律辞职，党小组活动停止。”另外两处记载分别是，中共沂源县委组织部、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沂源县档案馆编,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1989年11月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沂源县组织史资料（1928-1987）》（详见第9页），及中共沂源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山东省出版总社临沂分社1989年10月出版的《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  （1928.10-1949.9）》（详见第4页）。内容表述基本相同。

梁公衡有没有去过鲁村小学，是什么时候去的，去的时候是什么政治身份？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再次仔细查阅了梁公衡的《回顾》（详见香港网站“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回顾》（署名波臣）全文61095字，于“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卅日完工，一九八六年四月十日重校”，详细记述了梁公衡从1918年至1948年的人生经历，期间凡是与他有交集的人与事，包括道听途说得来的人与事，均有记载。其中，的确有他在沂源鲁村小学教书的经历，但时间并不是1930年。根据梁公衡的《回顾》，笔者梳理了他在1930年前后的活动：

1929年暑假后，梁公衡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博山县私立颜山中学读书。1930年暑假后，梁公衡以插班生入学测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济南乡师”）读书。1931年暑假后，考入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简称“曲阜二师”，或“省立曲阜二师”)读书。1932年寒假开学后，梁公衡在曲阜二师由文某介绍加入托派组织。

托派，原是联共(布)党内以托洛斯基为首的一个政治派别，后渗透到第三国际各国支部，成为一个国际性的政治组织，常以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或左派反对派自居，因在各国共产党内组织派别活动，为各国共产党所不容。中国的托派，解放前是革命阵营内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极左派小集团，他们与共产党的矛盾、与人民的矛盾，属于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他们反对的是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错误主要体现在理论上，行动上的问题主要是在党内组织宗派小团体，这是党所不允许的。1929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曾做出《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定：各级党部如果发现了（托派）这样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对于参加的同志须与以组织上的制裁；经过讨论以后，仍然固执他的取消主义的思想，不执行党的策略，不服从决议的，应毫不犹疑的开除出党；独秀同志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决议作出不久，党内托派即被解散，对那些拒不服从党的决议的党内托派首领和骨干分子进行了开除党籍等组织处理。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受共产国际影响，托派曾一度与汉奸相提并论，党内还发生过后果严重的“肃托”运动。解放后大陆地区的托派，蜕变为反对共产党执政的反革命集团或反革命组织，他们与党的矛盾、与人民的矛盾，转化为敌我矛盾，他们的活动也超出了民主自由的范围，性质上转变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颠覆共产党政权。1952年12月22日，新生的人民政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在大陆的托派全部逮捕，在全国范围内取缔了托派组织，但此时没有采取肉体上消灭的政策，而是着眼于教育与改造，后来获释的托派分子都在工作与生活上做了适当安排。

1932年“五月事变”（1932年5月20日夜，韩复渠派以青年党党徒为骨干的“特别侦谍队”，配以手枪旅两个连，抓捕省立曲阜二师的进步师生25人，含进步学生19人，进步教员6人。此事件称“五月事变”——笔者注）后，梁公衡因病回家修养两个月，然后回学校参加补考，并办了休学手续。1932年7-8月间，梁公衡到鲁村小学教书，在那儿渡过了寒假。1933年暑假，梁公衡去北平向托派中央报告山东托派组织工作情况。

由此可见，梁公衡的确在鲁村小学待过一段时间，但时间为1932年暑假到1933年暑假前。那时，他的政治身份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而是为中国共产党所不容的托派分子，而且还是山东托派组织的领导骨干。梁公衡系我党1929年底对党内托派组织进行组织处理（解散托派组织，开除托派组织首领与骨干分子党籍）以后，在曲阜二师加入托派的。此时的托派组织，已经不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左翼反对派或左派反对派，而是自立门户的社会党团组织。托派自立门户以后自行发展的托派组织成员，在我党组织内没有备案。换句话说，托派自立门户以后自行发展的托派组织成员，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均不予承认是我党党员。所以，梁公衡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有鉴于此，笔者建议沂源县党史部门修改有关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