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博山县第四区夏庄村党支部建立时间之我见（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博山县第四区夏庄村党支部建立时间之我见

（文/秦克铸）

抗战时期博山县第四区夏庄村党支部的建立时间，能查到的材料只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委员会编、1995年8月出版的《博山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博山抗日撷英：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第89页所载任溪鲁（离休干部，今博山区博山镇下庄村人。1948年冬，任“淄博南下担运团”博山营营长，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著名战役。1949年7-9月，任博山县淄河区区长。建国后曾任中共博山区委宣传部部长——笔者注）的回忆录“群山怀先烈——忆原博山县下庄镇抗日根据地的建立”（烽火HOME网站全文转发）。这篇回忆录中说，“1938年4月，我地下共产党员任干臣同志（即任汉臣，今博山区博山镇下庄村人。抗战时期曾任中共博莱县夏庄区委副书记兼组织委员——笔者注），被各村选举为下庄镇镇长，同年6月建立了下庄党支部，相继成立了镇动委会，国静波同志任会长。随后，所辖11个自然村也先后建立了党支部、自卫团、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网上其它材料，如烽火HOME网站谢君慕同志的纪念文章“爷爷参加革命在博山县的岁月”等，均是引用的任溪鲁同志的回忆录原文。

2022年，笔者曾与博山红色文化专家任孔勇同志共同整理过任汉臣同志亲笔书写的回忆材料，这份材料共6页，其中第五页有“夏庄党支部38年六月支部建立”的字样。笔者推测，任溪鲁同志的回忆文章，最大的可能是采纳了同村老党员任汉臣同志的口述。这就是说，“夏庄村党支部建立于1938年6月”的说法均源自任汉臣同志的个人回忆，并无其他当事人、知情人的旁证材料。

近几年，笔者曾就抗战时期博山县第四区夏庄村党支部的建立时间问题，与博山红色文化专家任纪昆、任孔勇等同志进行过多次交流与探讨。2022年，任孔勇同志曾引用张敬焘同志的回忆录、李明海烈士的生平等，说明张敬焘同志“在38年六月前不止一次到过夏庄一带发展过秘密党员”，得出夏庄村1938年6月建立村党支部“可能性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大”的结论。

最近，笔者就任孔勇同志提到的几篇回忆录以及李明海烈士的个人生平进行了学习与推敲。下面是笔者的学习心得，敬请各位方家指正。

1、张敬焘同志“在38年六月前不止一次到过夏庄一带”是事实，但有没有在夏庄“发展过秘密党员”不确定。

任孔勇同志提供的支持自己观点的第一份材料，摘自《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淄流滔滔》第54页张敬焘同志的回忆录“在斗争中成长——忆党领导博山地区斗争的片断”（烽火HOME网站上也有这篇回忆录）,原文是：“在（1938年）春节的年初一（1月31日），我从李家镇来到四区的下结老峪村，见到了张希周同志，经他介绍认识了松仙岭苗心田同志（后改名夏新生），在他的陪同下到芦牙店认识了孟飞同志，在他们二人带领下去蒙阴八区水磨头鲁村一带，通过关系，拉来一支部队，编为四大队，进驻羊峪村，并派党员张希周任大队长，企图以此来控制这个部队。岂不知这支部队原来都是蒙阴八区的一些土匪，他们的一些人与吴鼎章认识，很快便沆瀣一气，抱成一体了。以后临朐的土匪头子伊来好（此人后来投降日寇，当了博山县伪军大队长），也来与吴鼎章挂上了钩，同时秦启荣也派人到瓦峪与吴鼎章暗中勾结。”

从张敬焘同志的这段回忆看，他1938年春节（1月31日）去博山南部山区，主要目标是“拉队伍”，回忆中只字未提“发展过秘密党员”的事。印象中，张敬焘同志对自己秘密发展的党员、推荐出去参加培训的人员都是如数家珍，如他在小口头村、刘家台村发展的党员，回忆录中都有记载。笔者查过张敬焘同志的回忆录，没有查到1938年上半年他在夏庄村发展党员的记载。这段回忆中提到三个人，夏新生、孟飞、张希周。夏新生是1938年8月入党。显然，张敬焘同志这次去找夏新生的时候，夏新生还不是党员，张敬焘同志这次去也没有发展他入党。张希周，很明确是党员，这次张敬焘就是奔着他去的。因此，张希周同志应该在此之前就已经入党了（张希周是不是张敬焘同志发展的党员，不得而知。按照他们之间的熟悉程度分析，张敬焘同志必定早就清楚张希周同志是党员）。

2、任孔勇同志提供的第二份支持材料，摘自张敬焘同志的同一篇回忆录（详见《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6月出版《淄流滔滔》第55页），原文是，“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我们从博山城撤到李家镇以后，省委就派魏思文同志来宣布特支改为县委，以便领导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为了巩固党在博山的领导地位，县委决定尽快扩大自己的队伍。春节后，我去蒙阴扩大部队回到瓦峪，便与蒋方宇同志商议，吴鼎章部队由他与王纪武同志负责，我再另外组织一支部队。由此，我先后去博山四区五福峪找了徐化鲁和郑兴，与他们商量建立抗日武装问题。”

结合前后文分析，这段回忆中提到的“扩大自己的队伍”，是指组织抗日武装，而不是发展秘密党员。其中，“扩大部队回到瓦峪”是指拉“四大队”（如前所述）；去五福峪找徐化鲁、郑兴，是指建立第六军总队部。

3、任孔勇同志提供的第三份支持材料，是李德胜同志写他爹李明海烈士的生平，“1938年参加抗日自卫团并加入共产党任夏庄支部军事委员，7月奉调参加省委开办的山东军政干部训练班，8月毕业后任四支队连长”。

李明海烈士的后人李春芳、李德胜在李明海烈士生平及“永远的怀念”一文（详见烽火HOME网）中说：“李明海于1938年参加抗日自卫团，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下庄村党支部军事委员，同时在该村组建的抗日队伍中任连长，该连下设三个排，一排长为张芳田、二排长任新涛、三排长为安海亭。后该连全部 编人八路军山东抗日纵队四支队。1938年7月，奉调参加省委开办的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学习，8月毕业后任四支队连长。”

根据史志资料分析，这段生平介绍似有点“前言不搭后语”。理由是：李明海口中的“抗日自卫团”应该是“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的简称，它系由“堂天道”改编而来，改编时间始自1938年8月，1938年11月正式接受委任和关防。1938年8月之前，“堂天道”还没有抗日自卫团的番号。夏庄村的抗日自卫团原为“堂天道”第四营，营长任甲三（1938年底投国民党57军）。据王寿卿、王子虹等人回忆，郭庄会议后（1938年8月，打跑吴鼎章以后召开），“堂天道”正式接受八路军四支队的领导。此后，党在自卫团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开展了政治教育工作，迅速提高了自卫团的政治素质与战斗能力。这就是说，“堂天道”1938年8月接受四支队改编后，才开始在道内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如，王寿卿于1938年10年入党，王子虹于1939年3月入党。王寿卿、王子虹还回忆，1938年11月，在中共博山县委的领导下，对自卫团进行了整顿，以郝峪为基地，分批训练，学习政治和军事。县委书记张敬焘经常给他们作政治报告，并派张中一担任自卫团的政治委员。这年新发展党员80余人（这与任汉臣同志手写回忆材料中说的发展“堂天道”骨干入党是吻合的，但任汉臣同志的回忆，发展“堂天道”骨干入党的时间似乎是在“堂天道”被改编之前，这显然是不准确的）。1939年7月，“堂天道”骨干被编入四支队。

根据这些史志资料分析:李明海烈士似于1938年7月前就参加了“堂天道”。1938年7月，他被中共博山县委选拔派往干校学习，8月结业回到夏庄。就是说，李明海烈士应该是与翟翕武、李东鲁、于澄清（于诚）、于刚等一块去的干校。据张敬焘同志回忆，这一批共派去了8人，现在能够查到姓名的只有4人。李明海烈士回来时，正值“堂天道”接受四支队改编，始称“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李明海烈士回到夏庄后即参加了“抗日自卫团”，并出任连长。因此时“堂天道”已接受四支队改编，故，说李明海烈士结业后任四支队连长也说的过去。李明海烈士的入党时间，理论上应该是在干校学习期间入党，或结业回到夏庄以后入党，最大的可能是在学习期间入党（翟翕武、李东鲁、于澄清等都是在干校学习期间入党）。否则，张敬焘同志1938年6月到刘家台村以后，他被派去干校学习之前，县委就应该启用他，而不必像于诚、翟翕武、李东鲁等人一样，等到干校学习结业回来以后才启用。夏庄村是个大村，人口比较多，有文化的青年也比较多。1938年9月，夏庄村应该有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小学教员参加了中共博山县委以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名义在中瓦泉、南博山举办的“博山县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即任汉臣同志口中的“青年知识分子训练”），并在训练班期间入党。这样，到1938年9月，夏庄村的党员数量已经足以建立党的基层支部。于是，1938年9月，中共夏庄村党支部成立，此时担任抗日自卫团连长的李明海烈士出任了村党支部军事委员。李明海烈士后来参加了1939年6月的反“扫荡”。那时，他的身份既是抗日自卫团或四支队的一名连长，同时又是夏庄村党支部的军事委员。1939年7月，山东人民抗日自卫团博山第一团骨干编入四支队时，李明海烈士所在的连队整编制编入四支队，李明海烈士仍任连长。

综上所述，笔者觉得任孔勇同志提供的支持自己观点（张敬焘同志“在38年六月前不止一次到过夏庄一带发展过秘密党员”，夏庄村1938年6月建立村党支部“可能性不是没有，可能性很大”）的材料似不能作为夏庄村1938年6月就建立了党支部的依据。

在笔者与任孔勇同志共同整理的任汉臣同志手写的回忆材料中，第五页写到，“夏庄党支部38年六月支部建立后，由博山县委书记张敬焘和李东鲁（监管），博山县第四区中共分区委书记国敬波经常到夏庄支部（亲？）自深入帮助组织建设活动工作外，自三八年从博山县第四区党组织建设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教导， 组织建设、 掌握武装 、夺取政权三大原则，由鲁中军区秘书长杨刚义（应为杨刚毅，又名杨有仁）和泰山地委组织部长蒋方宇， 分别不段（断）地来（？）监委（？）墩（蹲）点帮助，博山县委就以夏庄区为重点，夏庄支部为典形（型），（一）直保持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寇宣布投降后，夏庄村地下党支部革命组织工作对敌斗争典形（型）红旗直（一直保持）。  夏庄党组织自三八年开始建设，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到现在无数次的运动，党员政治上是纯洁的， 到现在没有发现党员自首判（叛）变的。”

通过整理任汉臣同志的手迹回忆材料，笔者印象最深的是，任汉臣同志回忆材料中涉及到时间大多都是不准确的，不能拿来作为结论使用。如，第一页中说“博山县第四区一九三八年春成立中共博山县第四区分区委员会”。根据张敬焘等同志的回忆以及目前所能见到的博山史志资料可知，所谓1938年春建立博山县第四区分区委的说法，在时间上是站不住脚的。1938年春，中共博山县委尚未成立（党史资料表明，中共博山县委于1938年6月重建），此时不可能成立中共博山县第四区分区委员会。现在博山党史界的共识是，中共博山县第四区成立“四区特支”是在1938年8月，同年10月转为“四区分区委”。

再如，第一页还说：“一九三八年春博山（县委？）住博办处在下瓦泉村第一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训练毕叶后（毕业？）在第四区（羊，井，瓦？）峪村廟上小学五月份×日成立了第一届中共第四区分区委员，书记国敬波校长，组织委冯梅村教员，宣传委员王道芝教员。”

实际情况是：1938年春，八路军驻博办事处尚未成立，根本不可能在下瓦泉训练青年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在1938年5月就成立了四区分区委。

查博山各种史志资料可知，1938年6月，中共博山县委重建，张敬焘同志任书记，对外称“八路军四支队驻博山办事处”。任汉臣同志回忆材料中的所谓“下瓦泉村第一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训练”，最大的可能是指1938年9月的“博山县民运指导员训练班”（训练班共办过两期，地点分别为中瓦泉、南博山）。另，1938年8月，“四区特支”成立，10月转为“四区分区委”。中共博山区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出版的《中共博山地方党史讲稿》第81页记载，“为坚持抗战，建立农村抗日根据地，中共博山县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的要求，首先从抗日军政干校结业回来的干部中调集一部分人，组建第四区特支，对外称四区动员委员会。到8月四区特支正式成立，县委决定翟翕武任书记，李东鲁任组织委员，魏行之任宣传委员，杨立夫任武装委员。”查阅相关史志资料可知，任汉臣同志回忆材料中提到的国静波同志，是结老峪村人，他于1938年8月才由刘华南、于澄清介绍入党；（冯，蒋，张，傅？）梅村，查不到此人信息；王道芝，是南博山村人，1938年10月才入党。从国静波、王道芝两同志的入党时间分析，两人均不可能1938年5月就在四区分区委任职。

按照逻辑分析，中共博山县委在刘家台村落脚以后，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应该是缺乏党员干部，这可以从张敬焘同志的回忆录“开创博山抗日根据地的斗争”（详见烽火HOME网站）一文得到印证。

张敬焘同志在该文中回忆到，“最紧迫的问题是缺乏党员干部”“为了尽快开展工作，我开始联系那些留下的为数极少的年老体弱的党员和因各种原因未能参加部队的民先队员，联系那些以前有过接触的部分农村小学教员……。”“……在我把县委机关安设到刘家台村后，……立即从已取得联系的部分小学教员或在外求学回乡青年中物色选拔了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8名青年知识分子派往干校学习。一个月后的8月初，他们学习结业回到了县委，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在学习期间已经加入了党组织。……为增强博山县委的领导力量，……我从干校学习回来的人员中留下于诚担任了县委民运部长兼统战部长，又从东部博山七区调来党员刘华南任县委宣传部长，使县委进一步健全起来。”“县委力量加强后……我首先派从干校学习回来的翟翕武、李东鲁等人组成中共博山县四区特别支部，对外称四区抗日动员委员会，由翟翕武任书记，李东鲁任组织委员，魏行之任宣传委员，杨立夫任武装委员……他们即在所熟悉的小学教员、同学、学生和亲友中，物色选拔培养对象，加强引导，很快就将那些思想进步，积极要求跟共产党、八路军抗日的进步青壮年发展为党员。这些党员又在各自所在的村庄进行党的组织发展，使四区抗日工作在许多村庄富有朝气地开展起来。不久，县委根据四区工作的发展，又将其特支扩建为分区委，仍由翟翕武等任书记。”“在刘家台村县委驻地，我们也加紧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等工作……我从村上的青年中又物色选拔了几名积极要求抗日的知识青年，派他们到省委抗日军政干校学习。他们结业后，有的被分配到外地或部队工作，有的回来了。我们就以村上去干校学习回来的几个人为骨干，如刘惠之、刘同英、国桐诚等，发展他们为党员，建立了村党支部……县委机关的同志除做好驻村工作外，还分别到附近村进行宣传组织工作，很快使这一带农村的抗日活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逐步形成为比较巩固的农村抗日根据地。”

张敬焘同志的回忆说明，为了解决党员干部问题，他曾在全县范围内物色对象，将他们送出去参加培训，待他们回来后再安排他们在县委、四区特支、四区分区委担任领导职务。为了尽快开展工作，张敬焘同志甚至还跑到七区的小口头调来了此前已经入党的党员刘华南先用着。从刘华南同志的经历看，刘华南同志一直到1938年10月以后才有机会去岸堤干校学习，最大的可能是因为县里的工作离不开。试想，如果夏庄村1938年6月就已经建立了党支部，那该村当时至少已经有3-5名正式党员。按照常理分析，张敬焘同志到刘家台村以后，似乎应该首先考虑就近从夏庄村的成熟党员干部中选用县委、分区委的党员干部，而不必现派出去培养，然后等他们回来以后再逐步健全县委组织、建立四区特支、四区分区委。张敬焘同志从1937年6月开始即担任中共博山特支、中共博山工委、中共博山县委的领导，夏庄村有数量足以建立党的基层支部的正式党员，他不可能不知道、不熟悉。如果夏庄村1938年6月确实已经建立了党支部，而且有3-5名甚至更多的正式党员，张敬焘同志到刘家台以后宁可舍近求远去七区调刘华南过来帮助工作而没有启用他们，就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夏庄村党支部不归博山特支、博山工委、博山县委领导，这些党员不是中共博山特支、博山工委、博山县委发展的在册中共党员，更不是张敬焘同志亲自发展的中共党员，二是张敬焘同志根本不信任夏庄村的这些早期党员。按照张敬焘同志的回忆，以及中共博山地方组织史的记载，中共博山县委在刘家台村落脚之后，是先帮助驻村刘家台村建立了党支部，同时（或者稍后）到附近村开展宣传组织工作。就是说，夏庄村作为博山县委驻村刘家台村的附近村，党支部建立时间不太可能早于县委驻村刘家台村，夏庄村党支部建立时间最早是与刘家台村同时。

现在看来，任汉臣同志的回忆材料记载的四区分区委建立时间与张敬焘等同志的回忆录及博山党史资料都对不上，特别是他关于抗战时期博山县第四区夏庄村党支部1938年6月建立的回忆，可信度不高。考虑到张敬焘同志直接领导发展建立的刘家台村党支部系1937年6月中共博山地方党组织重建后中共博山县委帮助建立的最早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博山七区小口头村党支部系由中共博山特支、博山工委帮助建立的，那时博山地方党组织尚未恢复“博山县委”称谓），也考虑到夏庄村离县委驻地近，人口多，青年知识分子多，参加“博山县民运指导员训练班”的人会比较多，训练班上发展的党员也多，最大的可能是1938年9月，夏庄村参加“博山县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并在训练班上发展的党员返回后才成立的党支部，时间在1938年9月，这也是博山县委重建后博山县除了刘家台村党支部外建立最早的基层党组织。这样说并不排除夏庄村最早的党员入党时间可能早于1938年9月，只是说夏庄村如果有1938年6月以前入党的党员，他们在1938年6-8月这段时间可能不在村上（比如，随第五军或第六军总队部去了四支队），县委想用他们也找不到人，同时也说明，直到1938年9月之前，夏庄村的党员数量还不足以建立党的基层支部，仅此而已。

笔者以为，欲推翻笔者以上推测，最可靠、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是搞清楚，1938年6月夏庄村党支部建立时，夏庄村的正式党员（至少3-5人）都是有谁，而且最好能够查清这些早期党员的姓名、入党时间、入党地点、入党介绍人，1938年6月人在何处。

弄清抗战时期博山县第四区夏庄村党支部建立时间对研究中共博山地方党组织早期活动意义重大，让我们共同努力。

任孔勇，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博山镇夏庄村人，博山红色文化研究专家。中国审计学会会员，高级审计师。1987年7月毕业于山东经济学院。1989年5月由淄博第二卫校会计教员考入淄博市审计局供职至今，历任副科长、科长、副总审计师等职。先后荣获省市先进个人、审计功臣等各种荣誉60余次，并被市委、市政府记二等功1次以及先后多次入选“市社科专家”“市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等。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先后在国家、省市级刊物发表各类文章200余篇；相继出版《孔永审计文集》《任文水公北海考论》《审计探新》《明清任姓进士考略》《凝望家乡》《明清任姓进士考》个人专著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