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博山知名人物梁公衡（文/秦克铸）

博山抗战人物红黑榜•博山知名人物梁公衡

（文/秦克铸）

梁公衡，男，汉族，又名梁贻，自号波臣，博山赵庄（今博山区白塔镇赵庄社区）人，抗战时期中国托派知名人物。1930年前后，与张敬焘、蒋方宇、乔同恩等，同在颜山中学读书。1932年上半年，在曲阜二师加入托派。1936年冬，博山“民先”队成立前后，曾回到博山活动，并在颜山中学同学中传播托派主张，对抗战初期中共博山地方组织重建产生一定影响，淄博多区县党史资料对梁均有提及，但许多说法并不准确。

梁生于1911年。1918年12月，梁7岁，母亲病逝，一个月后父亲再婚，梁从此开始跟祖母生活。1919年正月，梁进入学堂上学。1923年6月，梁12岁那年，祖母病逝，他不得不回到“后娘”身边生活。1927年正月，16岁那年，梁与发小孙即瑞偷着跑到淄川西关孙传芳的招兵处，欲出走当兵，被家人追回。1928年八月十三日，梁奉命结婚，媳妇姓李，比梁大四岁，梁的妻舅叫李宏齐，在博山税务街泰记号当副经理。同年冬，梁去泰记号柜上学做生意。三个月后，即1929年的正月初五，梁被辞退，回到博山赵庄。同年7月，梁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博山私立颜山中学。暑假后，靠在北京同泰号的二哥给的第一个学期的学费，进入颜山中学第七级学习。在颜山中学，梁如饥似渴地读了一学年，梁自称这是他平生最快乐的一年（《沂源县志》《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沂源县组织史资料（1928-1987）》《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1928.10-1949.9）》中说梁1930年5月在鲁村小学教书，继任党小组长，显然与梁公衡的履历不符）。

1930年6月底，大考之前，社会上谣传颜山中学没立案，将来教育部不发文凭，颜山中学的学生纷纷向学校索要修业证书，转学去济南。梁由同寝室的同窗李本泗介绍，请女中校长作保，以插班生第一名的成绩（49人报考，取前五名）转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济南师范学校前身）“前二”（前期二年级，前师二班？）学习。梁在第一师范读书一年，虽然努力但却无法融入新的生活，自称很不如意，远没有颜山中学的生活快活。1931年暑假，梁借了一张旧颜山中学的毕业证书，投考号称“共产党窝子”的曲阜二师（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也称曲阜二师或省立曲阜二师，曲阜师范学校前身）师范部新生。秋季开学，梁入曲阜二师读书。

1931年暑假后开学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同年9月19日，梁参加了兖州车站的抗日活动。那时的曲阜二师，师生有政治背景的很多，国民党的改组派，第三党，共产党，都有自己的组织，以共产党员、教务主任陆建平和学生会主席程照轩为首的抗日派（被托派称为“斯大林派”“干部派”或“老干派”，甚至蔑称为“猪部”“猪毛”），与以国民党员、训育主任张彝堂和学生张衍恕为头子的托派（也称“取消派”，还被学生称为“小托洛”。托派则自称“反对派”“托派共产党”）常常针锋相对。前者力主抗战，后者积极反共，两派之间经常公开辩论。9月18日起，曲阜二师的学生一直罢课，进行抗日宣传，后经大会讨论终于复课。同年12月8日，梁参加了二师师生到兖州车站声援南下北归学生的活动，他们在兖州车站拦截火车，使火车三天无法南下，结果被送往济南，在省政府大堂上听韩复榘训话，然后被送回学校。

1932年寒假开学后不久，梁在与同班（“六二”，六级二班？）同学文某（据查，文某名汝纲，字玉舟，阳信人）散步时，痛快答应加入托派，第二天便参加了托派的支部会，认识了曲阜二师的托派负责人张衍恕。梁参加托派后，积极开展地下工作，帮助张衍恕发展托派组织，使曲阜二师成为山东托派的一个中心据点，这为他后来接替张衍恕成为山东托派的“头头”奠定了基础。梁发展的第一个托派成员叫臧叔鹤，比梁高一级（“五一”，五级一班？），臧的号召力很强。不久，曲阜二师的托派组织就建立了三个小组，有了10多个成员。1932年春假，梁与臧均当选为托派省代会代表，参加了托派的省代会。托派省代会会场借用了济南师范（一师）校本部的教室，参加会议的代表不到10人，会议开了半天，张衍恕、王旭亭、张梦九等当选为省委委员。会后，张衍恕留下召集省委会，梁、臧及盖子余3人决定到梁赵庄的家里讨论会议文件。在博山赵庄，他们白天应付俗事，夜里读那些油印的小册子：火花、校内生活。此时，梁的目标是如何尽快打进工人队伍中，结交工人，向工人宣传革命，促进革命。由赵庄回到学校后，梁按照曲阜二师托派组织的决议竞选学校学生会合作社干事，针砭共产党干部派，卖力宣传托派主张。由于劳累过度，几次吐血，人也变得面黄肌瘦，被怀疑染了肺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学校托派组织提议他停止工作去休养。同年5月20日夜，韩复榘侯团下的一个营，突然包围了曲阜二师，特务照单捕人，带走曲阜二师进步师生25人（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总第3期第120页说“共抓去共产党员和进步师生二十四人”，含学生18人，教员6人，列有详细名单），史称“五月事变”。“五月事变”中，梁和臧都未上黑名单，文某被捕后叛变投降。“五月事变”后，梁回到赵庄老家，正好梁的大哥认识的一位西湖医院的肺病专家来博山渡假，他教梁静卧、晒太阳、多吃鸡蛋。梁照办了，两个月后复元。身体复元后，梁回校参加了补考，办了休学手续，然后到鲁村小学教书（《沂源县志》《中国共产党山东省沂源县组织史资料（1928-1987）》《中共沂源党史大事记（1928.10-1949.9）》中说梁1930年5月在鲁村小学教书，继任党小组组长，显然与梁公衡到鲁村小学的时间、政治身份不符），在那儿度过了寒假。

1933年的阴历元旦（春节），山东托派组织的负责人张衍恕被捕，侥幸逃脱后到了齐河。在齐河歇马三日后去了北平。同年暑假，梁到北平与张衍恕会面，应张衍恕邀请，梁参加了全国的托派会议。按照张衍恕的要求，梁作了托派山东全省的工作报告，介绍了山东托派组织半年来的情况，以济南乡村师范发展得最好，早已建立了组织，兖州、青州的乡师也发展了组织。同年9月间，通过梁的绰号蒋干、家在洪山煤矿的同学介绍，张衍恕去了洪山。

1934年夏天，张衍恕回到北平，他在洪山干了八个月的煤矿工人，没起一点作用，没交下一个朋友。张衍恕回到北平后，接到上海托派中央的命令，叫他整顿北平组织。当时的托派中央是北平南下的“四大金刚”（斯朝生、扈文章、王树本、刘家良），他们开除了陈独秀，还下令不遵王命者一概开除。张衍恕过于拘执，竟在会议上执行托派中央的决议。结果，北平托派组织负责人和几个“地委”一怒之下进了宪兵第三团，出卖了组织。中秋节后不久，张衍恕被捕，随即起解南京，关押在南京水西门陆军监狱，自称“张子芹”。此后一段时间，梁一直代表山东组织和他通信（此时，梁俨然已成为山东托派组织的主要负责人），给他寄书，寄衣物，还在陆军监狱会见过二次。

到1935年春天，梁在北平没了好友，没了组织，被迫走上流浪的道路。5月13日，梁到达青岛，并由青岛乘奉天丸号去大连。船一离码头，即开始接受特务的检查盘问。第二天上午到了大连码头，即被拉往日本衙门。当天，梁搭了六点的车继续北上，经过吉林延吉到达图门，过江到朝鲜的训戎，由那儿乘车再回吉林的晖春。在晖春住了两个月，然后经长春、沈阳，乘“京奉通车”进了山海关，回到北平。在北平住了几天，便又回到济南。此时，济南的托派组织正见发展，乡村师范和散处在各乡小学的教师都有联系，负责人是济南乡师的崔宾之（泗水人，也有材料称崔宝之）和常叔康。为了与上海的托派组织取得联系，也为了躲避特务的追缉，崔宾之休学一年，与梁一起到了台儿庄的北洛小学去教书。两人在北洛小学一面教书，一面和各地的托派建立通信联系（这时，梁公衡、崔宾之俨然就是山东托派的“头子”。淄博专署公安处1959年12月形成的“关于博山以托派乔惠民为活动中心的调查总结”中说，“托派头子梁依吾、崔体仁，企图在淄博矿区建立托派基地，于1936年发展了乔惠民为托派”。“梁依吾”即“梁贻是我”的意思，应该是梁公衡即梁贻的化名，而“崔体仁”应该就是崔宾之的化名，也是山东托派组织的“头头”之一）。

1936年春天，梁前往上海寻找托派组织。经过南京时，去水西门南京监狱探访了张子芹（张衍恕），送了东西，见了面，告诉他到上海是为了找组织。梁由上海北站下车后，历经坎坷终于找到了组织，这已经是1936年五一后的第三天。在上海，梁读到了《斗争》、《校内生活》，觉得《斗争》是压倒一切的革命刊物，他小心地把《斗争》分寄各地，但对于上海组织的实际情况，梁知之甚少。此间，上海托派组织的个别成员对鲁迅产生了幻想，不厌其烦地给鲁迅送书、写信、寄刊物，鲁迅毫不留情地用“公开信”的形式进行了答复。

1936年暑假后，因为在上海找不到工作，梁应邀去了乌江镇（今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乌江镇，地处和县东北部，东邻长江，与马鞍山市区隔江相望，南接历阳镇，西与香泉镇相邻，北与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接壤。从梁公衡履历上看，蒋方宇“山城星火”中说的安徽“吴江”应该是安徽“乌江”），在私立为群小学做职业教员。为群的托派组织在校董中争取了几个同情者，也是《斗争》刊物的读者，他们替托派组织收发信件和刊物，躲过了特务的检查。同年冬（此为1936年冬，而非张敬焘“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的重建”文中说的“1935年冬”），梁回到老家博山赵庄。在家期间，因患感冒住院，与患肺结核住院的乔同恩碰到了一起。住院期间，梁向乔同恩介绍了“第四国际”的情况，乔同恩表示“同意托派”的理论主张。回到乌江为群小学后，梁定期给乔同恩寄发托派中央办的《斗争》刊物，总数达12份之多。此时，刚刚开始接触马列主义的乔同恩对托派的主张感到新鲜，他不仅自己阅读，还推荐给博山“民先”队的同志阅读，此举在博山“民先”队内部引起争论，并被“民先”队的同志们误认为那时他已经加入了托派组织，这为他的人生悲剧埋下了伏笔。

1937年，为群小学一放暑假，梁即去了上海。在上海期间，梁参加了陶行之的暑期会。其时，亚东出版了一些有关莫斯科审判的小册子，如《儿子朋友与战士》《我赌我的生命》《在新的世界大战之前》等，梁不仅自己读了，还买来寄往山东各地的托派同志。七七事变后，梁继续留在上海活动。“八一三”后，梁的生活费由上海托派组织津贴，但数量仅够吃饭钱，他不得不与人合住。尽管如此，上海托派的组织生活还是很正常的。梁在上海参加的抗日团体，都是由报上的广告和陶派介绍的。这类团体的主事人基本都是共产党，梁参加这些团体，初时就是发发传单、做做街头演讲等，一旦被人发现他的托派身份，共产党一般不会再派发他什么工作。同年10月，彭述之到了上海，组织筹开托派扩大会议。会议分成两组，在两地同日举行。会上没有人为陈独秀说话。梁听了彭述之的报告后，决心跟彭走。扩大会议后大约两星期，托派关于抗战的决议案印出，11月9日，梁带了决议案，乘太古的贵生轮回到青岛。

在青岛，梁找到了在胶济铁路工作的陶绍武，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约定他去参加省代会，然后回了老家赵庄。此时，庄里乡亲都在为日本人要来而惶惶不安。第二天清早，梁骑自行车去泰安，到第三中学见了阎子桂，把决议案交给他，约定了七天后在泰安开会的会期，并由他通知诸城、青州等支部。接着，梁马不停蹄骑着车子去了兖州。在兖州乡师，梁会见了不少青年同志，选了代表，约定七天后赴会，东平乡师的代表也在这儿约定了。梁在兖州住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即骑车向泗水去。赶到泗水，已经日落，在一姓周的商人商号吃了晚饭住下。回到赵庄休息三日后，梁到博山城里见了颜中同学乔同恩。这时，乔同恩表示：形势紧急，他将来会和托派会合的。看到乔同恩不冷不热的态度，梁给他留了一份决议案。然后乘火车经济南去了泰安，和阎子桂相会。过了一夜，黄昏时分，传出济南撤守的消息，梁马上与青州的代表上了火车南去。火车只开了两站就停了，于是他们下了车，徒步流亡，在路上又汇合了几个小学教员，一同漫无目的地去流亡。到了曹县的青堌集，在那儿休息了一日。在几天的流亡中，托派省代会讨论了政治决议案和托派在抗战中的口号和任务。

1938年初，梁在兰封爬上火车往西去到了郑州。从郑州搭平汉车南下武汉，投奔梁锡三（赵庄人，任南京仓库的库长）。到了武昌军政部，通过第四粮服仓库副库长在仓库属下的第廿二粮服仓库（库长也是博山人）谋了一份差事。过了两天，上面委任状下来，梁被委任为少尉库员。这年的正月初三，梁锡三又推荐梁去了日本人在桥口的泰安纱厂（军政部纺织厂），梁被安排在电气间当电工学徒，住在职员宿舍。此时，到武汉的托派还没有成立支部，梁以极高的热情投入托派组织的发展。武汉保卫战（1938.6-10）前夕，纱厂要迁往四川，梁带领工人讨要迁厂遣散费，梁成了这次斗争事实上的领导人。讨要迁厂遣散费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工人们领到了两个月的遣散费。梁鉴于自己已经在这里学了九个月的徒，迁厂时决定跟着师傅走。那时，武汉的托派已零落殆尽。梁后来到了西安，在城里西北角上的一间小学里当教员，校长李衡甫是北平的一个老托派，周围的老托派还不少，有10多个。过了几个月，梁考取了第九军第四十七师军医处的看护兵。于是，梁剃了光头，换上了新棉军装，登上火车，向东而去。火车到了河南的渑池，梁在这里参加了看护兵的培训。学业结束后，梁随军医处迁到大诗人杜甫的故里孝义。

1939年的三月廿九日，梁因看不惯国民党军队中当官的“打秋风”的手段，愤而当了小差。他先搭煤车到了洛阳，又乘“蓝钢皮”特快车到了西安，再爬上陇海西段的夜车到了宝鸡。接着，徒步走过益门镇，经大安、广元到了成都，从成都坐上木船进入岷江。1939年五月五日，梁到了重庆。在满街瓦砾中，他直奔磁器口，找到军政部制呢厂，通过关系安排在电气房上班。在这里干了三个月，大约七八月间，金陵大学（地址在曾家岩）的电机系开办电气训练班，登报招生，梁一见广告就去报名，结果如愿以偿。

1940年春天开始，梁的活动开始逐渐多起来。此时，上海来信叫梁到较场口新开的南方书店去访张维良（梁离开重庆后，张成为重庆地区的托派组织领导人。1952年12月22日被捕，1958年3月22日病故）。张刚到重庆，带来了新出的书籍、小册子和《破晓》、《西流》等新刊物，也带来了上海的托派组织实况。托洛斯基遇剌（1940年8月20日晚）那天下午，梁正抱着锉刀锉活，于他而言，这消息犹如晴天霹雳。梁报考金大电训班时，取名“梁贻”，在班里，老师、同学们叫着很响脆，后来到了五十兵工厂，同事们喊着也很生色，但这名字仅仅用了两年。1940年8月底，梁离开金大，到五十兵工厂去上班。五十兵工厂位于长江边上的郭家沱，轮船需要从朝天门码头下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梁每周星期天都要往返数十里参加重庆托派的核心四人（张维良、刘振基、赵芳举、梁贻）小组活动。据赵芳举回忆，梁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工作经验和对事业的开拓精神梁。在重庆期间，重庆的托派组织基本上是由张维良和他共同领导。平时张维良忙于书店的业务，具体工作则由梁负责。

梁因曾在上海托派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颇有组织才能和拓展能力，也有一定的工作经验。重庆托派组织的建立，是他和张维良一手打下的基础。重庆托派组织在梁的具体筹划和多方努力之下，很快就建立起来了。重庆同上海、香港的联系，也完全由梁负责。如上海中央报刊《斗争》、《火花》以及文件数据的寄递等，都由梁通过求精中学收发室化名收取。赵芳举在回忆中说，梁有一套特殊的掩护、伪装的手法，在邮寄方面从未出过纰漏，他的遇事机变能力和一贯的乐观主义精神尤为突出。因此，梁作为重庆托派事务上的主持人，托派的一切权利都握在他的手中。

1941年春，王振华到了重庆，重庆的托派力量增强了不少，梁便想到了创办宣传刊物，定名《工人呼声》，以“第四国际中国支部──中国共产党主义同盟 （马克思主义列宁派）重庆小组”的名义出版。梁的“制炮厂为什么不出炮？”就登在第一期创刊号上，署名“艮山”。这篇文章以冷讽热嘲的笔触揭露了国民党五十兵工厂迁厂几年以来 （由广州迁到重庆）所生产的仅有的一门炮。试炮的时候，尽管弹头远远没有落在靶子上，可总算放响了。这一响可好，厂长也私囊中饱“起身”离开高升了。为此，工人们管它叫“起身炮”。这本刊物暂定每月一期，每期印200到250册左右。梁在五十厂发电间做了两个月就请调了。

1941年末到1942年春，国民党对重庆的托派进行了一场大搜捕，重庆托派组织几乎全部遭到破坏，不少成员被国民党逮捕。梁没有逃过此劫，他于1941年10月8日（旧历八月十八，刚过了八月十五三天）被捕，关押在陕西路一个看守所。他在这里被拘押了四个星期，经历过多次审讯，后来趁一个雨夜逃跑。从拘押处逃出后，经人介绍，梁在磁器口附近的珑洞湾育婴院打杂。为掩人耳目，改名“孙即隆”，和他的表弟“孙即兴”排行。

1942年三月廿九日，梁逃离珑洞湾，开始了浪迹天涯的逃亡生活。他先是从铜罐驿过江去了桐梓，经遵义、曲靖，乘火车到达昆明。在昆明东郊的昙华寺照测队帮助大修汽车，两个月后又到“山东大饼店”当跑堂。这时招考的广告很多。时值云南电信管理局招考报话员，梁去应考。录取后进了话训班。

1943年春，年前经过毕业考试，学员分发到各县电信局，梁开始被分到滇西的大姚，得知另一位学员不愿到西双版纳的佛海（旧县名，1953年撤销，并入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后，两人进行了交换。清明节那天，梁到达西双版纳的佛海小镇。过了泼水节，电信局开张，梁按部就班在电信局上班。佛海乃烟瘴之地，梁在这里安全度过了两个雨季，不仅没病过，身体还越来越健壮，只是心情没有初到时的愉快。1944年底，梁终于病了，这次“夜摆子”康复后，梁在佛海再没患过寒热症。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狂欢之后，机关开始裁并。那时，雨季刚过，正好适合旅行。于是，梁开始了跨国旅行。他先到了猛兴（今勐醒村，隶属勐腊县勐仑镇），然后进入寮国（老挝）的“南地”，再乘独木舟南下，几经周折到达他河入湄公河的口岸，又经过五天的竹筏旅程，到了龙婆邦（老挝古都），寮国的首都（万象）。第七天，梁辞别龙婆邦。第十二天，梁回到猛兴，结束了寮国之行。

1945年11月，梁回到佛海，接着调回昆明管理局。到昆明管理局报到后，被派在城内零售处值班，宿舍在金马寺。不久，梁决定东归。办了离职手续，领了迁散费和还乡路条，梁乘坐运货汽车到了长沙，又改乘火车去了武汉，然后转江轮到南京，再乘小轮到乌江。梁回到乌江住下来，等候和上海的联络。此后一段时间，梁在上海经商，先后与不少托派骨干“团圆”。

1946年的旧历年底，梁买了去青岛的船票，于1947年的正月初三在青岛上岸，再坐胶济路的火车到张店，准备转车去博山赵庄老家。梁在张店下车，住进了客栈。此时，张博支线正运载李仙洲攻莱芜的辎重（1947年莱芜战役前夕）。第二天，梁回到赵庄，与父亲相聚半日，在三尺深的厚雪下凭吊了亡妻的坟墓，接着经青岛回到上海，那天正好是莱芜的李仙洲被俘，淄博第二次解放。梁回到上海后，参加了郑超麟、王凡西的中国托派少数派，自称“要做一粒铺路的石子”。

1948年1月，梁找着了新的职业，去亚洲实业公司的船厂当电灯匠。厂在杨树浦。初进厂的三个月，梁受尽了讥诮和蔑视。三个月后，名声大噪，成了公司顶呱呱的电灯匠。九月初，公司总工程师要梁跟他到菲律宾的美军基地苏碧湾工作，那里有亚洲公司的上百只船舱，有做不完的工作，月薪加到关金券四十元，而且每半年可以回沪休息一个月。这年的九一八，梁乘亚洲公司的拖驳离开了上海，从此开始流落炎荒。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梁所在的中国托派少数派改组为“中国国际主义工人党”，梁没有进入新党核心，从此淡出江湖，这也是他的《回顾》只写到1948年的重要原因。梁40岁（1951年）时去过英国，最后在香港落脚，晚年撰写了回忆录《回顾》（1918—1948），署名“波臣”。《回顾》（1918—1948）全文20节61095字，详细记述了梁1918—1948这30年间的人生经历及所见所闻，文后特别注明，这本小册子于1982年11月30日完工、1986年4月10日重校。就在《回顾》出版后不久，梁在香港因车祸丧生，具体时间有的说是1986年或1987年，也有的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参考文献

[1]波臣.回顾[DB/OL]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2]赵芳举.夕阳忆语──时代的变迁和我的托派生涯[DB/OL]中文马克思

主义文库

[3]重庆托派组织略记.熊安东回忆录[DB/OL]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4]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党史资料(1982年第1期

总第3期)[C]

[5]中共济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济宁地区党史资料(第1辑)[C]

[6]张敬焘.中共博山特别支部的重建[DB/OL]烽火 HOME - 革命人物数据库自助建设平台

[7]山东革命斗争回忆录丛书编委会编著.淄流滔滔[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

社，2014

[8]山东省沂源县史志编纂委员会编.沂源县志[M]济南：齐鲁书社，1996

[9]淄博专署公安处.关于博山以托派乔惠民为活动中心的调查总结[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