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黎玉延安之行到 “派兵去山东”的历史细节/陈青整理

　　在一次与地方党史研究者们的交流中，对毛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派兵去山东”指示的表述问题，提出了几个版本，分别是：“派兵到山东去”、“要派兵去山东”及“派兵去山东”，到底哪一句是毛主席的原话，一时难以定夺。网上搜索，也是这几句话并存，并且更多的还表述为“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发出了‘派兵去山东’的指示”。

　　就上述系列问题，求教于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黎小弟副会长，黎会长说：“毛泽东主席说过这话，并派兵去山东，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但考虑到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历史环境，接受国民政府改编的八路军的115师、120师、129师三个师都属第二战区，而山东省等区域属于第五战区，不在八路军三个师的防区之内，而说毛主席在党的全会上公开发出这样的指示。这样的表述，作为政治宣传来说，倒是可以理解，然而，作为党史研究来说，是不严谨、欠科学的”。沿着黎会长提示的思路，查证有关史料，将毛主席这一决定山东乃至全国抗战胜利大局指示的提出予以历史还原，供研究者们参考。

■毛主席“派兵去山东”伟大战略指示的发出

 毛主席“派兵去山东”指示，地点是在当时党中央所在地延安，主要是与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委员、到延安“搬将”的黎玉同志几次谈话中提出的。

▲1938年黎玉延安之行拍下的照片

　　据黎玉于1983年5月15日《在泰安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中回忆：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在1937年底到1938年初，统一部署在全省东西南北中各地先后发动了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鲁东、牛头镇、徂徕山、鲁东南、泰西、鲁南、湖西等一系列抗日武装起义，并亲自领导徂徕山起义。

　　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政治素质亟待提高。1938年2月底，省委决定派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请求增派干部（和八路军主力部队）来山东。4月2日，黎玉到达延安，他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的情况。

　　此处文字表述将“八路军主力部队”打上括号，其意是在提醒，在现行公开发表的很多资料中，都说黎玉此次延安之行的目的是“搬将”、“搬兵”、“电台”三者并行，而黎小弟会长谈到，“搬兵”一说主要来自《罗荣桓传》一书，并被大多文章所引用。他父亲黎玉这次“西行北上”，主要是要干部，开始并没有要兵，首先提出“出兵”的是毛主席。只是在回山东的路上，到了山西黎城时，黎玉一行给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等人拍了电报，提出中央决定派一个主力团作为骨干创造根据地及政权是万分迫切的问题。要求最好迅速决定。电报是1938年10月11日发的，15日他们接到了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刘少奇的复电，告知去山东的部队仍从津浦支队拨出，以后再派一旅主力去山东。

　　并且在黎玉的所有回忆资料中，都没有涉及到请派“八路军主力部队”一说，为佐实这一党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细节，我们还是直接引用黎玉在这次座谈会上讲到的几次向中央“要干部的”的大篇幅讲话原稿作证明吧。

　　“洪涛同志是中央第一批派来的干部，说第一批也不是一下子来的，是分几次来的。开始我们向延安党中央、向北方局要军事干部，我说别的地区都派了八路军了，也给我们一点吧。中央的同志说山东还不能派。我说不能派就给我们点军事干部也行。中央说那也可以。最初来了周凯山、郭盛云两个，派到冀鲁边去了。

　　第二次就是廖容标、洪涛，都是小团级干部。廖容标派到长山地区姚仲明那个中学去了。洪涛是罗炳辉下边的人，来了担任[四支队]支队长。洪涛病了以后，林浩同志给我寄信说他是肺病，身体不好。

　　第三次是赵杰、韩明柱、程绪润几个。赵杰任[四支队]副支队长。赵杰同志能作群众工作，和群众能联系，打仗他大概不如洪涛。程绪润派到莱芜，韩明柱派到淄博去了。那时张天民在淄博发动了一些工人，队伍还不兴盛。杨涤生同志说七、八支队还没有军事干部，就给七、八支队吧，就这么派去的。赵杰来了就到泰安六区，组织区委，程照轩的书记，还有侯德才他们三个人，就突击山阳寨的群众工作，组织抗日救国会，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封振武就是赵杰他们在这里发展的。最初就来这么几个，后来又来了廖云山同志，在鲁西留下了。胶东没派，六支队没派，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派。刘居英不是红军干部，派到莱芜。

　　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决定了要我上延安去向中央要干部，我和西安办事处有联系，有密码，就去了。去的目的，一是要干部，二是要电台。一去先到的徐州，在徐州想捞点枪，李宗仁派了个副官长来接待我们。我拿的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护照，拿这个上的火车，在徐州他没给枪，不给就到咱们延安去吧！到了西安办事处，林老（林伯渠）在那儿，他认识我，就马上送我们上延安。

　　在延安先给少奇同志汇报了，他很高兴，以后又给毛主席汇报了两次，我说要些干部，要点电台。毛主席问我们估计要多少，我说来之前没联系到，以前有几个我知道，能不能每个地方再给个整的，派个大一点的干部。人家叫我们土八路呀，这个名字不行呀！主席说，那好啊！给你个洋八路，把罗炳辉给你们怎么样啊？我说，那当然好，罗炳辉是有名的常胜将军嘛！主席说，不过你得先到武汉去一趟。我说，就在延安先给一批吧！主席说，那当然。我说，根据地工作我没经验，主席的指示在外边我看不到多少，军事干部、政治干部、党的工作干部我们都要。毛主席很慷慨地答应了，他又展开一份二十万分之一左右的地图说，你们在泰山区，靠近沂蒙山区。就在这一带发展，谈得很好，主席很高兴。

　　在延安开了些干部会（注：1939年5月9日抗大第四期第三大队开学典礼大会），主席在那儿介绍我，说山东很有前途呀！主席的战略眼光就看清楚了，派很大的力量来支持我们，这一次不就派郭洪涛同志来了吗？郭洪涛、杨国夫、钱钧、霍士廉、周赤萍、王文、王子文、刘建耕等一起来的，人不少，有二、三十个，在延安我们见了见面，讲了讲话，说你们先去吧，现在火车还通，到河南的柳河下车再到曹县，我带去了几个向导有冯平，费县的一个，新泰〔太〕的郅润清〔纪克实〕，给他们当向导，这是第二批。

　　按照主席的指示，我到了武汉，正是敌机轰炸武汉的时候，在那里找到了周恩来同志，把情况谈了谈，长江局专门开了一个会，我提出了要罗炳辉的要求，恩来同志说，罗炳辉离不开怎么办呢？我说请你再派一个吧！他们也考虑一个战区，派什么人呢？先派了一个表示不愿来，接着恩来同志说就派张经武吧。后来毛主席有个电报指示长江局，说山东游击战争战略意义重大，决定派张经武同志来了，这是第三批。

　　郭洪涛同志来时，四支队已经和廖容标同志会合了，他来中央有个电报指示，我正在武汉，就弄不清楚了。他们大概是1938年5月20号，从鲁西过来的，带来一批干部，派到胶东、渤海去了，刘建中〔林建〕派到沂水任县委书记，王彬〔滨〕任四支队参谋长，这批干部中有当过大团团长的、有当过师长的，钱钧就当过师长。郭洪涛同志来，干了一段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他在陕北搞过根据地的工作，对建党、建政、建军还是熟悉的，所以说他有根据地工作的经验，他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党是有贡献的。”

　　以上是黎玉同志关于要“干部”和中央选派三批军事干部到山东工作详细历史过程的回忆，均无“要兵”和“派兵”之说。

　　从当时的主客观因素来说，“派兵去山东”，不是党中央、毛主席和黎玉为首的山东省委领导人一开始就作出决定的，有一个认识过程。客观上，国共合作时期，蒋介石国民政府不允许八路军主力跨防区行动。主观上，党中央、毛主席对山东抗战形势不了解，还没有意识到山东的重大战略地位。这从抗战初期的几份电报文件中就能意识到。

　　1937年12月30日，洛康陈毛致电陈周项博叶，提出使敌攻武汉处于我战略包围之中。关于长江南北作战部署意见是建立两个主要军区及六个辅助军区。

　　六个辅助军区： ① 苏浙皖赣边军区；② 鄂豫皖军区；③ 浙南军区；④ 鄂赣军区；⑤ 汉水军区；⑥ 豫西军区。其中两个主要军区是苏浙皖赣边军区和鄂豫皖军区。

　　为在敌之远后方起战略牵制作用，建立：① 苏鲁军区，以苏鲁交界为中心，指挥鲁东游击战争。国民党须派可靠大员，我们派人辅助之。② 皖南皖北两区须立即部署。

　　1938年2月15日，毛滕致电朱彭林左并告周叶，提出关于一一五师分三步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的意见。

　　第一步：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徐旅由阜平出至天津、沧州、北平、石家庄间，师部率陈旅由现地经邯郸、磁县地域出至沧州、齐河（济南北岸）、石家庄、彰德〔７〕间活动一时期；

　　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

　　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赣边为指挥根据地，为保卫武汉而作战。

　　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第一步出河北，第二步入山东，第三步入安徽。）

　　1938年2月21日，毛泽东致电朱彭，115师，120师、129师、长江局，提出力争建立长期抗战的主要战略支点。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有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这是设想在西安武汉长沙南昌四点被敌进攻及万一不守时，必须力争建立抗战根据地的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

　　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

　　　从上述资料中，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毛主席在1938年4月2日黎玉代表山东省委赴延安汇报工作之前，考虑的六个战略支点，并无山东区域。在黎玉汇报工作之后，毛主席经略山东、布局全国抗战的战略思路逐渐明朗起来，并首先提出了“派兵”之说。

　　据黎小弟会长在回忆黎玉的文章中谈到：“我父亲后来回忆了和毛泽东会面的情形，毛泽东表示：以后给你们调派一个有名的红军将领，再派一支主力部队去，他们就再也不敢叫你们‘土八路’了。”此后的毛泽东就不断地提出来要向山东、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

　　1938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两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

　　1938年4月7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陈周博，准备派罗炳辉去山东负责军事领导工作。

　　1938年5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叶，电告张经武改随炳辉去山东。请令罗、张带电台到郑州适当地点与黎玉汇合。

　　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彭，刘徐邓并告陈周叶，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刘林两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越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

　　1938年5月22日，刘少奇致电左并张黎，通知派685团一营由张、黎率领去山东。

1938年8月21日，毛王滕致电彭左，刘徐邓，周叶，通知张经武、黎玉带抗大毕业生百余人，本日由此动身经垣曲、晋东南往山东。已嘱张黎往见彭刘，请彭刘酌派一营左右兵力装作游击队，交其领导去做山东骨干。

1938年9月16日，左权致电陈光，提出派军队去山东发展的建议。电报提出建议以六团（686团）去山东为宜等事项。

　　　1938年9月22日，萧华致电左权、朱瑞、刘伯承并报毛王朱彭，报告萧华组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1938年9月25日，刘少奇致电郭洪涛，电告八路军组织东挺纵队，萧华为司令员。

　　　1938年10月1日，朱彭致电左权，张经武等应即进往山东，由萧华所部抽一部分暂归张指挥。

　　　1938年10月11日，张、黎致电毛洛胡朱彭，请求迅速派主力部队创造山东根据地。电报提出中央决定派一主力团作为骨干，创造根据地及政权是万分迫切的问题，最好迅速决定，我们同去，以便更快的实现以上任务。

　　　1938年10月15日，朱彭王（稼祥）胡（服）致电张黎，电告去山东的部队仍从津浦支队拨出，以后再派一旅主力去山东。

　　　1938年10月21日，徐宋刘致电萧华、孙继先、潘寿才并报毛朱彭左刘邓，建议津浦支队去鲁南作基干。

　　　1938年11月25日，毛王滕致电彭德怀，明确提出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并具体的规定了陈罗部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指国民党政府决黄入淮之前的黄河故道，即今经郑州、开封以北入山东，流向渤海的黄河河道。），包括津浦东西（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胶济南北在内。

　　　1938年12月2日，朱彭致电陈罗并报毛王滕，电报指示第115师直及343旅之五（685）、六（686）团开赴新、老黄河间苏鲁皖地区内开展工作。685团拟于本月10号以内由此先行出动。陈罗率师直及六团，应即先开晋东南总部附近。

　　　1938年12月15日，朱彭杨致电陈罗并报毛泽东：师直及六团（686团）由陈率领，待抗大分校到后同时东进。罗率少数人员及延安来人应即来总部，准备先去山东传达六中全会决议。

　　　1939年1月12日，朱彭左关于目前我军暂宜不派兵去山东致张黎并报毛王滕。蒋不允许我出山东、河南发展。685团现在徐州西北地区活动，将可逐渐向津浦线及鲁南发展，你们应积极帮助该团扩大，已到沛丰线之挺进支队可即编入685团，作苏鲁豫支队新团之基础。

　　徐向前、宋任穷、刘志坚建议津浦支队全部去鲁南作基干，以加强山东工作，刘伯承师长命令津浦支队在11月2日以前到达聊城接受指挥。

■毛主席“派兵去山东”伟大战略指示的实施——八路军主力挺进山东

　　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华民族的利益，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定维护着，既要维护统一战线、维护和团结全民族抗战局面，又要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政策。因此，在“派兵去山东”指示的实施上，作出了既要“派兵”，又不给顽固派留“破坏统一战线”口实的战略策略，体现了党中央、毛主席高超的斗争智慧和斗争艺术。

　　黎小弟会长在有关文章中写到：“此后毛泽东一直在考虑如何向山东派兵，因为国共两党谈判八路军的防区不包括山东。向山东派兵是要和国民党谈判，取得他们的同意。这个时候，国共两军就防区的摩擦已经很激烈了，毛泽东让周恩来去做蒋介石的工作，问允许不允许八路军去山东，最后的回话是什么？八路军正规部队不允许进。太原已经失守了，八路军三个师都在敌后，后路随时会被截断，国民党政府还要限制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和和发展的空间。”

　《罗荣桓年谱》记载：1939年1月12日，朱德、彭德怀、左权致电张经武、黎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一）目前各方摩擦增加，蒋及国民党虽有进步，但对我限制仍未放松。蒋不允我出山东、河南发展。因此目前不能派兵去山东。(二）你们应加速培养主力骨干，同时应经常派遣部队打击敌人，虽小的亦好，总应经常取得扩大我军中友军中之更好影响和锻炼本身。（三)六八五团现在徐州西北地区活动，将可逐渐向津浦线及鲁南发展。你们应积极帮助该团之扩大，已到沛丰线之挺进支队可即编入六八五团。作苏鲁豫支队新团之基础。

　　1939年1月13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周恩来、秦邦宪、何凯丰并告朱德、彭德怀：“我们必须坚持与争取向鲁、皖及华中开展，但在目前摩擦很多，军委会严令禁止八路军入中原的时候，我正规部队可缓去华中。”

　　1939年1月23日，中央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在国民党五中全会结束以前，不了解暂不做大的移动，以观统战形式之发展。雪枫支队可暂缓去皖北，685团暂缓过陇海路，陈旅亦暂缓去山东。

　　1938年11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所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在第二部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文中：“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刘少奇同志说的很对，如果所谓‘一切经过’就是经过蒋介石和阎锡山，那只是片面的服从，无所谓‘经过统一战线’。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行不通。”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选派的军事干部、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其他主力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打着非主力部队抗日武装力量的旗号，例如，游击队、津浦支队、东进抗日挺进队、随营学校（抗大分校）、苏鲁豫支队、教导旅等名义，分批开赴和战斗在山东。

　　1938年7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五支队和第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先后从冀南开抵冀鲁边区。

　9月27日，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萧华率100余名干部，由晋西抵达山东省乐陵县城。旋将先期挺进冀鲁边区的一一五师第五支队、一二九师津浦支队及当地起义武装，编成东进抗日挺进纵队，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冀鲁边区的抗日武装，揭开了挺进山东的序幕。

　1938年的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指出：陈、罗率师部及陈旅主力(2个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宜……陈罗东开时，拟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路)东西、胶济(路)南北在内。

　　12月间，朱德、彭德怀按照上述电报精神向陈光、罗荣桓下达了命令，要求已到达晋东南附近的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进抵鲁西南，与湖西人民武装起义组成的山东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合编，改称苏鲁豫支队，在彭明治、吴文玉（吴法宪）率领下进入(微山）湖西地区。

　1938年12月3日，毛王致电郭并告朱彭胡同意由山东派一部游击队去苏北开展游击战争。

　1938年12月，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决定成立陇海游击支队，任命钟辉为司令员兼政委和苏皖特区军政委员会书记。12月9日从沂水县岸堤镇出发，将邳县、睢宁、铜山的武装队伍组织起来，组建陇海游击支队，至此苏北出现第一支八路军抗日武装。

　　1939年1月12日，朱彭左关于目前我军暂宜不派兵去山东致张黎并报毛王滕。蒋不允许我出山东、河南发展。685团现在徐州西北地区活动，将可逐渐向津浦线及鲁南发展，你们应积极帮助该团扩大，已到沛丰线之挺进支队（原山东省委领导的湖西起义部队）可即编入685团，作苏鲁豫支队新团之基础。

　　1939年3月1日，一一五师师部和第六八六团在陈光、罗荣桓率领下，从晋西灵石县双池镇出发东进。部队冒着纷纷大雪,越过敌人封锁的汾河和同蒲路，翻越太行山,穿过平汉路,然后直插山东，于越过黄河，以东进支队的名义进入鲁西平原。

　　1939年2月底前后，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六八八团各一部，在杨得志、崔田民率领下进入鲁西南。

　　1939年3月2日，陈光、罗荣桓率第115师师部、直属队和第343旅第686团，到达运西郓城县。随后将杨勇等人和第686团一部留在运西，开辟运西抗日根据地。

　　3月9日，与当地抗日武装合编为冀鲁豫支队，杨得志任司令员，崔田民任政治委员。

　　3月7日，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和第686团大部进入泰西地区。由泰西起义武装发展起来的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与第115师兵合一处，全面开创泰西抗日根据地。

　　7月，第115师独立旅成立，杨勇任旅长兼政委，运西抗日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并与泰西抗日根据地连成一片，控制了津浦铁路以西、济菏公路以北、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带。8月，鲁西军区成立，第115师独立旅兼鲁西军区，杨勇兼任司令。

　　1940年7月，一一五师独立支队(亦称陈支队）在陈士榘、黄骅率领下进入鲁西，一部于9月进抵鲁南。

▲八路军一一五师入鲁路线示意图

　　八路军一一五师等主力部队入鲁，加强了山东抗日骨干力量。在山东分局领导下，一一五师与山东纵队相互支持，并肩作战。开展对敌对顽斗争，支持配合地方党组织建设，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努力开辟巩固新解放区，有力地促进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扩大发展。为后来抗日战争的完全胜利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抗战初期（1937年—1942年）派往山东的干部名单

　　以上所述，是党中央、毛主席“出兵”山东的历史详情，黎小弟副会长说：“八路军主力部队到山东，这是对“出兵”的狭义理解。从广义看，那些军事干部被派往山东，也是“出兵”。甚然！

　　查找了一些书写在他处的资料，将抗战初期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到山东的几批干部名单作以详细列举，以表崇敬！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和北方局派到山东的红军干部

　　为加强对山东抗日武装起义的领导，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应由东省委的清求，调了8名红军干部到山东工作。

　　他们是：洪涛、廖容标、韩明柱、赵杰、程绪润、周凯东、郭盛云、廖云山。

　　1938年5月从延安到山东工作的干部

　　1938年5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抽调了约50名干部，由郭洪涛率领从延安出发，于5月20日到达中共泰安南上庄山东省委驻地。

　　这批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杨国夫、高锦纯、王文、王彬、钱钧、何光宇、鲍辉、史秀云、白炎波、刘建中、白备五、苏杰、钟辉、周赤萍、戴凤鸣、黄志才、赵纯、孙光、罗春生、刘涌、刘圣永、杨土进、闻述尧、杨刚毅、杜明、王海珊、李国厚、张正富、陈宏、吴瑞林、潘维舟、杨士敬、林启荣、黄金铭、李德学、李习齐、李炎、罗绩伟、吴坤等。高克亭与马千里中途返回延安，后于8月随黎玉、张经武到山东。

1938年8月从延安到山东工作的干部

　　1938年8月21日，黎玉，张经武率领由中共中央派遣的160余名干部，从延安出发，经过3个月的长途行军，到达沂蒙山区岸堤。1985年，鲍奇辰同志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整理出的名单如下：

　　江华、吴伸廉、胡奇才、吴克华、徐斌洲、刘海涛、李发、梁海波、陈奇、包剑寒、王凤麟、高克亭、马千里、徐元泉、华楠、宋登华、高锐、鲍奇辰、柴启理、张迅如、宋灵昭、徐忻、易因、肖松圃、马亚鲁、刘铁梅、高峻岳、赵明、高景鲁、高峻、李林、华山、李敬宇、童邱龙、杨大奎、王涛、靳怀刚、杜前，杨汉章、马万杰、洪林。韩刚、杨心培、盛志明、张鹏展、李明刚、杨旭春、程力正、程勇，刘静海、卓明、李延久、解锐夫、钱潜、金非青、刘锡九、姚克、张戟、熊传琪、卓君、朱世德、田兵、赫亮、王觉、于平、邱士长、黄其士、李路明、叶扬、沈平、林元超、康洪章、范筱文，高鲁、孙揆一、雷鸣玉、林乔、寇奎甫、刘然、陈光、何震、张林、刘登秀，何泽广、吴骥怀、李冠元、梁国栋、鲁生、潘澄、王丰、陈树模、肖雯、刘琪、史青田、王碧澄、夏湖、赵兴凡、吴涛、唐楷常、周瑞迎、王洵、王锡泽、林乔、李瑞卿、孙哲、柳舒，张炯、袁健、魏敬之、张长庚、毛荣光、陈朝举、杜刚、李大孔、王卓、李森、任永年、白富山、贾士贵、何雨田、邵乳群、杨森、楚书明、王思谦、黑诚、罗恒凯、王易、康希夷、陈奇有、季日圣、樊清洁、张大发、李如刚、孙黎、马万垣、叶田等。

1939年6月随同徐向前、朱瑞到山东的干部

1939年6月初，徐向前和朱瑞奉命一起去山东，随同徐向前、朱瑞去山东的干部，多是朱瑞从八路军总部、野战政治部和抗大一分校选调的，有罗舜初、王建安、徐黎平等军事干部，还有谢有法、刘子超、李竹如、袁也烈、张雨帆等政工干部。随后，许世友也被派往山东任职。

1940年1 月抗大第一分校到山东的干部

　　1939年11月上旬，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由晋东南迁往山东的命令。同时任命周纯全为校长，韦国清为副校长兼训练部长，李培南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出发前，朱德总司令听取了第一分校的汇报，彭德怀副总司令接见了第一分校全体干部。1940年1月5日，第一分校到达山东沂南县孙祖乡。到达山东的第一分校干部有（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冬、于宁、马骏驰、马淑亮、马兴隆、王杰、王玲、王根、王贤、王晓、王虹、王水、王洵、王一萍、王大兴、王千祥、王广福、王文倩、王玉琪、王有守、王芳名、王方名、王央公、王永敬、王洪迟、王怀深、王泮清、王茂德、王奎先、王贤桂、王耕今、王崇理、王承骏、韦国清、闫捷三、公孙萍、公谭开云、卞卜、毛鹏云、方炽、方宗仁、方定辰、邓鄂、邓泰山、邓乃觉、孔东平、孔繁洲、尹健、尹锡珍、艾力、东鲁、石峰、石理朝、叶荫庭、叶尚志、叶少桥、田一亩、史达、冉虹、白彦、白英和、白桦、包慧、冯史安、冯一战、司迎旭、司东初、邢路、毕达、乔财、乔守愚、乔志学、朱林、朱显辉、朱友生、朱绍武、任鸿泽、任洪泽、伊文、伊洪、向光、向进、刘抗、刘刚、刘万年、刘也凡、刘宗卓、刘希泌、刘浩天、刘歧山、刘智远、刘顺安、刘祖靖、刘建国、刘佩常、刘毓江、齐德、江枫、江学斌、汤任庵、汤仁庵、安田心、安征夫、安鼎铭、关兴林、许国强、许浪旋、阮途、阮若珊、孙红、孙萍、孙敏、孙启贵、孙培琦、孙振钰、孙殿甲、杜平斋、杜重山、杨震、杨霖、杨戬、杨大易、杨文山、杨光明、杨定华、杨廷昌、杨英树、杨德轩、杨德明、芦迪、苏庄、苏伟、苏羽、苏影、苏松亭、李林、李宁、李农、李民、李凝、李书厢、李绍桥、李达孔、李士清、李广祥、李久胜、李文轩、李立知、李志和、李克纯、李宗淮、李永淮、李洪茂、李采璋、李唯一、李挽伦、李厚坤、李振邦、李琼美、严光、严政、严似海、肖云、肖维、吴毅、吴大成、吴天仁、吴舟平、吴泰如，何侠、何达文、何止了休、余克勤、余松若、季光、谷红、邹起、闵鸿文、冷新华、汪德、沙洪、沈默予、宋光、宋锡纯、张力、张奋、张明、张达、张骏、张鲁、张勤、张霞、张乃芳、张世英、张仲班、张克非、张克彬、张宝堂、张洪书、张致善、张德胜、张致忠、张志涛、张培荣、张联库、陈奋、陈灼、陈形、陈前、陈旭、陈耶、陈去非、陈久安、陈文高、陈田心、陈华堂、陈羽逵、陈建刚、陈美藻、陈国璋、陈树仁、陈德先、邵黎、林立、范希才、范传钧、郁永言、欧阳挺、卓辛、明昌学、罗文、罗针、罗高、罗义淮、罗伟民、罗庞焕、罗绍卿、罗野岗、岳英、金明、金大力、周贤、周文茂、周政奇、周其章、周纯全、周湘帆、庞焕、郑文、郑大林、郑文卿、郑为之、郑亦贵、郑志生、怡然、官宗礼、房定辰、柳夷、柳逸、胡敬、胡成放、胡虹江、胡阴波、郝云虹、郝龙、郭兴林、郭绍仪、郭景成、茹夫一、赵增、赵广恩、赵立苍、赵文学、赵志坚、赵拓真、赵德坤、赵欲樵、钟光堤、钟有煌、侯炳鑫、侯炳章、闻允志、洪波、洪国治、洛林、姜昆、姜斌、姜达生、姜殿富、姚天纵、贺任、贺涤尘、秦诚、秦思平、袁驼、袁以群、袁成隆、贾尤、贾自让、贾若瑜、钱一文、钱抵千、钱春华、徐行、徐峰、徐子荣、徐洪才、徐国夫、殷永胡、高继昌、高磐九、唐廷治、陶彝、黄磷、黄东峰、黄经琛、黄球辉、黄惠芝、黄锡珍、曹辰力、曹洪智、曹秉痕、曹国珍、常振誉、章柯、章连奎、章孤鸿、康彬、梁柱、梁占桂、梁寿山、梁唐晋、韩忠、韩斧、彭圣西、彭金梅、彭旺锡、彭敬夫、彭楚雄、彭德辉、董桂、董金梁、程克、程坦、傅泉、鲁突、曾学纯、楼岱、赖光勋、雷殿远、路光景、詹道吉、窦占玉、蔡奋、蔡光济、廖习仗、廖海光、廖鼎林、谭平川、谭诲君、黎园、黎元哲、黎有章、颜红、潘人美、潘伯黎、藏杰、戴朋、戴文贤、魏微、魏树环、魏鼎源。 

1941年至1942年从延安到山东的干部

　1941年3月，中共中央从延安的抗大、中央党校、马列学院、军政学院、荣军学校，抽调了60多名干部，到山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其中多半是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也有不少抗战初期到延安参加革命的干部，还有在平型关等战斗中受伤后在荣军学校学习和休养，伤愈后重返前线的同志。胡耀邦代表组织指定熊飞为这支东进干部队的队长，欧阳平为政委，赵锡纯为副队长。出发前进行了20多天集训，朱德和曾在山东工作的徐向前、张经武，给大家作了报告。这批干部从1941年4月14日出发，越过敌人重重封锁线，走了一年，于1942年到达沂蒙山区。他们这一队出发后，丁秋生又率领一批干部，在途中赶上了他们，一同到达山东。

1984年，欧阳平与熊飞等10余位同志共同回忆，整理出这批60余位同志的名单。

分配到鲁中区的干部：熊飞、欧阳平、赵锡纯、张海棠、柯邦坤、陈殿元、黄华龙、方明胜、陈德政、刘冠林、陈彪、黄志成、严明、陈启胜、赵得胜、杨甦、杨荫树、李仲久、赵怀玉、石极、贺苏龙、胡桂兰、杨云珍、李剑。

到胶东区的干部：朱玉山、张富华、杨家华、全兆瑞、李佐长、钟光国、刘耀宗、何凤池、陈桂林、胡福全、宋惠、于仲淑、李大林、巫金锋、于仲升、秦云、陈政才、侯正芳。到渤海区的干部：刘国英、牟汉光、范玉荣。

到滨海区的干部：李自厚、黄立寿。

到湖西区的干部：王子标、杨作磊、林静。

到山东分局的干部：刘华南。

　此外，从延安到山东的还有胡明、赵家齐、伍成都、董玉明、马法廷、王登高、安胜军、刘子明、刘秀清。还有途中的饲养员刘树林分配到鲁中区，勤务员徐福贵分配到山东军区司令部，勤务员陈泽进不知分配到何处工作。

　综上所述，毛主席“派兵去山东”的这句话，毛主席私下谈话中讲过，电文中也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的讲话稿中也出现过，不过讲话稿里的这句话是以举例句和问句形式出现的，现实宣传中把它演化成了肯定句和标语口号句，从而演变成了六届六中全会会议上的决策。为史者须谨慎待之。

　（本文指导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 黎小弟  整理 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