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史（四）英勇的父亲董爱珠——中篇

（五）排除万难永向前

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一日三餐都是黑豆瓣，菜是几颗黑豆芽，到后来就是以野菜当饭吃，发病率很高（主要是疥疮、疟疾、伤寒）。董爱珠经常执行艰巨任务，有时和郝指（或教）导员一块到敌占区以及榆社县、武乡县招生，有时单独执行任务。董爱珠脾气很倔，常与指导员发生争执。有一次我爷爷到那里看他，正遇上他与指导员争论，我爷爷很生气，上去就是一巴掌打在了我烈士父亲的脸上，说：“爱珠你怎么这么不懂事，还敢和老师顶嘴。”，郝指导员上前拦住我爷爷说：“老董，争论是正常的。你不懂，这是在敌占区招生，要掉脑袋的。我处理有些问题、我还不如爱珠呀，他是一个将才或帅才的料！不论我到哪里招生都离不开爱珠啊！”。由于执行任务很多，有时他还带郝指导员来我家。有时（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教育科科长）郑思远交给的任务，不论多么艰巨他都能出色的完成。正因上述工作，他到杨家庄村时还误了编班，就先在校部当通讯员（小鬼），一直跟随李棣华校长。期间，报社、总部领导提出要带董爱珠，都被李校长一口回绝了。李棣华校长还说：“他是一个正规学生，因任务误了编班，等他学业完成能成为将才，是能成就大事的。”。董爱珠由于平时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身患了伤寒，当时校领导决定送往医院救治。当把董爱珠抬上了担架时，董爱珠坚决不同意。因当时国民党特务经常在医院暗杀共产党、抗战人士。董爱珠对李棣华校长讲：“让我活就在校部或回家养病，让我死就送往医院。”。已经把董爱珠放在担架上了，李校长听后，就把董爱珠抬到老乡杨大爷家养病，一直由李校长和老师们亲自照顾。杨大爷看到其他学生、小鬼有病，都是学生们互相照顾，董爱珠却是校长、老师们轮换照顾，就和李校长讲：“我老俩愿意替学校轮换照顾，并保证照顾好，不让他有一点闪失！”。就这样学校按优待政策，发一天一斤白面、一斤米。期间李校长和老师们还是不断地探望我烈士父亲，直到我烈士父亲病好后，杨大爷家里还余有一簸箩面、一簸箩米。我爷爷得知我烈士父亲病了就到学校看望，杨大爷俩口子高兴地说：“我们认了爱珠干儿子了，咱儿子可不简单，其他学生、小鬼有病，都是学生互相照顾，咱爱珠是李校长和老师亲自照顾。我老俩接过照顾任务后，您看给咱家还剩余下这么多好吃的，我老俩真是沾了爱珠的光……”。病好后，董爱珠就正式进班了。

1941年太行中学更名为太行一中，在涉县杨家庄村召开大会，边区政府教育厅秘书主任杜润生同志到会祝贺，他在讲话中说：“太中是太行山上的一朵鲜花”。当时高唱着学校自编的校歌：爱我学校，太行一中；爱我学校，爱我学校太中。太中是我们青年的襁褓，她教育着我们青年进步。

1942年5月，日本鬼子动用了约三万兵力，历时18天，集中目标围剿我八路军总部、北方局机关和抗大总校。太行一中师生由涉县杨家庄村转战到辽县十字岭地区。5月25日这一天下午，十字岭上硝烟弥漫，6架敌机低空轰炸扫射，万余敌寇四面压缩，向我党政军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左权副总参谋长带领部队和日寇决战突围，战斗十分激烈。我方在东边的山头上，还组织了拉拉队，“好不好，妙不妙、再打一梭要不要”!战斗员齐声回答:“要”！随着话音刚落，就是一阵“哒哒哒”的机枪和步枪对空射击声。敌机见我军组织了对空射击，火力猛烈又密集，每飞到射击圈内，就飞得很高，唯恐被我军打下来，因此也就减少了我方的伤亡。深夜，太中学生们在向导、老师和董爱珠的带领下在几乎没有路的山上行走，路上有不少障碍，前面一个接一个地低声向后传:“小心有沟！小心石头！抓住树枝爬！”。经过一天的战斗，没有吃一口饭，没有喝一口水，都很疲乏。在离武安县阳邑镇十几里的路上，白天日寇刚“扫荡”过山沟里的村庄，需急行军二十多里路穿过敌人的包围圈，经过一个多小时急行军，黎明前到达一个山村又隐藏下来。天明后向远方一看，后面横着的那座大山，是那样的陡险。谁又能想到在这伸手不见五指漆黑的夜晚，这一支几百人的青年学生队伍是一步一爬地从那座大山上爬行下来的呢！听说已经冲出包围圈了，同学们感到安全放心，师生们都很高兴。

1942年秋，晋冀鲁豫边区实行精兵简政，边区政府决定把太行抗战建国学院、太行一中、太行二中、太行三中合并为太行联合中学。合并之初，仍分为四部分，分驻四地。校部驻涉县悬钟村；太行一中为联中一队，驻辽县寺坪村，以石雷同志为队主任。1943年夏，各队集中与涉县悬钟村统一学习上大课。7月，因反内战、备荒，又分散，年底返队。

李棣华校长是董爱珠的良师益友。他当时的教学之道是坚决执行战争、生产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坚持以学为主，他敢于在游击环境中进行正规教育，把传授文化基础列为教育首位。董爱珠的教师先后有：李棣华校长，在太行区知名度很高，是北平燕大的研究生，边区数一数二的英语专家，他还是最高政权机关的委员（联办行政委员、边区政府委员）；语文老师王玉堂（冈夫），是边区著名诗人和边区文联领导人之一，他对革命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了解很深；边区参议员、语文教师傅良，抗战前就在北平几所著名的学校教书，并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对古典文学有很高的造诣；语文教师郝效儒，大学毕业就在晋东南各中学教书，博学多才，教学经验十分丰富，抗战初期还担任过平顺县抗日县长；语文老师王雪松，任教前为《胜利报》社社长，学有成就，一面教书，一面兼任太行一中党支部书记，并不断发表杂文；还有数学教师高亦平、政治教师柳思林、历史教师黄河、生物教师李子春、图画教师田加林、音乐教师周沛然，等等。

李棣华校长并不是单纯地让大家学习文化，更不是片面地重书本，他从不主张只靠课堂灌输。润物细无声，反扫荡夜行军，有一段还值班站岗，巡逻放哨，生活军事化，反而增强了学生的战斗意志，而且把开荒、种地、背粮、砍柴、帮厨、挑水当作磨砺意志的必修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李校长强调学生参加社会活动，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受到影响，学到了在学校学不到的知识和能力。

（六）在大生产中磨砺

根据地连年荒旱，加上敌人的封锁和频繁的“扫荡”，学校的生活比任何时候更困难。谷糠、树叶和野菜成了主食，黑豆拌糠的窝窝头是上等好饭。大便不通已成为教职员工和学生中的普遍现象，当时医疗条件差，不能灌肠，只能手抠。

为了战胜困难，1941年开始，政府提出生产自救，开展大生产运动。学校师生们就开进了辽县西沟村和大林峧村，那是山恋起伏的原始荒坡，灌木丛生少有人烟，几家人的窝铺，怎能容纳下几百人的住宿，除老乡并房外，学校还事先在这里搭了些简易的住房。男女同学和教导员只好挤在草房子里一起住宿。教导员江冬是很有学问和威望的女同志，她睡在女生与男生之中间，董爱珠就睡在她与男生的中间。

每天劳动完毕躺在草铺上之后，教导员江冬就开始给大家讲故事了。讲《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军长征的故事，方志敏和澎湃的故事。有时董爱珠也讲一些他和郝指导员到敌占区招生所遇到的亲身经历及如何化险为夷等。

在开荒的大课堂上最活跃的是教导员、军事教官张新吾，他是学校开荒大队的大队长兼总指挥。上军事课或在指导反“扫荡”时，他是那样机警和严肃，毫不含糊，命令一下如山倒。学校由东崖底村向杨家庄村转移时，突然在师生队伍的右侧发现了敌人，敌人的侦察机也擦着山顶低空扑过来，此时敌人在山坡上，学生在山坡下。正是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时刻，有的主张赶快化整为零转移，而身经百战的张新吾，目测敌我之间的距离和敌人行军的速度，断定敌人是扑向既定目标的，只有就地隐蔽别无他选，军事教官和董爱珠（一个在队伍的前面，一个在队伍的后面）同时下达命令，就地隐藏，谁都不准乱动，违者军法处置，那股威严劲，真是神鬼都怕。果然不出所料，敌人从学生们的头顶上急行军蹿过去了，整个大队安然无恙。董爱珠在军事这方面是最受教官器重的学生，也是屈指可数的高材生。每次在行军转移途中遇到突发事件，都不谋而合，配合默契。因抗战时期学校经常化整为零，他在家中又经常和赖政委、石师长、郑思远在一起学习、谈论国家大事，有时遇到战争，赖、石二位首长偶而也会带他一同参加。为的是更好地磨砺他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他们一致认为他智勇双全，机智过人，能够出色地完成大人有时不易完成的事。总部的首长都亲切地称他是“红小鬼”。

在大生产的山坡上，教官与董爱珠同老百姓一样，也和同志们不时地开玩笑，说笑话。只要他二人走到哪里，哪里就一片笑声，大家立即活跃起来，全身有使不完的劲，就好像早已解除了全身的疲劳。

董爱珠是生产组的一个普通成员，每次上工总不迟到早退，模范地遵守一切纪律。他十分关心同学们的生活，所有的病号没有他不去看望的，所有的草棚没有他不去问寒问暖的。他心细且机灵，告诉同学们很多野草、山花的名字，还告诉学生们一些中草药材，什么甘草、黄芩、柴胡、党参、蒲公英等等，除同学们自己就地采用外，还为学校的卫生所提供了不少的中药材。

劳动的间隙，是山坡上最热闹的时刻，拉拉队，激励着每个生产队竟相唱歌，表演小节目，同学们还把蝗虫用柴草一烧，又是美味佳肴。

经过春季一个多月的劳动，一年的耕作，到了秋天，山药蛋、胡萝卜、谷子、豆子、瓜类来了个大丰收。从此，摆脱了生活上的暂时困境，豆豆米饭，山药、萝卜菜，大大地改善了生活。

太行中学一无校室、二无教室、三无现成的教材。驻村的庙堂作为校部、班队部；师生们都住进了农民腾出的空房，睡的是地铺，冬天没有火炉，靠挤在一起的彼此体温取暖。教室是树荫下和农民的打谷场、院落。听课，开始坐背包，后来有了马扎。马扎就成了听课、开会、吃饭等活动的唯一坐具。

复习功课，夜间最大的困难是照明，班组十几个人围在一盏灯火如豆的油灯旁，凑近看笔记烧了头发是常事。

由于敌人封锁，纸张十分缺乏，讲义有时两人一册，有时主要靠听讲的笔记。不少同学从乡间找来废旧书，把页子翻过来做笔记本。缺少笔，有的同学找来空弹壳，装上沾水笔尖，当钢笔用。数学演算练习，只好在地面上画来画去了。

太行中学的老师，都是由根据地各机关调来从事教育工作的专家或学者。李棣华校长，就是著名的教育家，并担任根据地重要的外事英语翻译工作；黑丁、王玉堂老师是作家、诗人、画家；汪鸿文、傅良、高亦平、郝效如等老师都是大学文学、数学、物理系毕业的专家；王雪松、石蕾老师是著名的编辑、记者。课本教材都由老师们精心自编。

政治课是培养同学们做革命干部的基础课。内容除时事文章报告外。有《社会科学》（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统一战线》、《共产党员休养》章节……政治课对同学们确立革命人生观，起了决定性作用。

语文课选编有高尔基、鲁迅、朱自清、叶圣陶、老舍、艾芜……等名人名作，还有唐诗等。通过名作欣赏学习，提高了学生写作能力。战争环境中，军事课尤为重要。军事教官张新吾大队长，既有军事理论，又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他教同学们利用地形、隐蔽、集合、前进、撤退；有时还搞队列检阅。日常生活是军事化的，经常紧急集合，要求班队十分钟集合，全校三十分钟能由驻地拉走。

英语授课的是位女老师，父亲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人。讲一口标准的英语，教材从耳、目、口、鼻和学习用具编起，授课要求同学们发音、书写严格规范进行。

太行山区农村具有美术写生的优越条件，悬崖陡峭、花草树木、农舍、庙宇、五谷六畜是教学素描的主要对象。山区空气新鲜，适合于练习唱歌，同学们组织剧团、歌咏队十分活跃。经常根据时事需要演出，并排演了著名的《黄河大合唱》等。班队早操、饭前、课前、会前必唱抗日歌曲，歌声响彻驻村山野。班队办的图书室，除有根据地报刊杂志书籍外，多是各单位和个人的捐赠图书。语文老师郝校如，家在根据地，他把家中藏的大量书籍捐赠 学校，不仅有古今名著，还有不少《译文》刊物。小小的图书室，课后挤得水泄不通，竟相从中获得知识。

当时学生所学的政治、语文、军事、数学、历史、地理、生理卫生、物理、英语、美术、音乐等十多门课程，大家兴趣很高。老师的宿舍，课余常常成了小课堂。没到期末考试，驻村内外，遍布学习小组，到处呈现出一片朝气蓬勃的景象。

学校实行供给制。贯彻教学与生产相结合。口粮政府拔给。老师和年岁大的同学有个经常任务是到几十里外去背粮，背粮没有口袋，大家多用裤子、被单当口袋，背来粮食同学们轮流去推碾磨。粮食少粥里放有野菜。有时仅有黑豆瓣吃。吃后拉稀不止。有时仅吃米少糠多的粥，吃后大便不下……

1941年根据地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同学们到辽县的西沟村开荒种了谷子、土豆，后来在偏城县龙泉寺，利用寺上一块水浇地种了菠菜、西红柿、瓜豆等，大家吃上了自己种的青菜。衣服，家住根据地，能自给的自给，自给困难的，和来自敌占区的，由政府供给衣料，师生和老乡一起缝做。班组备有针线、麻绳、锥子和不能穿的鞋帮鞋底。同学们学会了缝补衣服、钉鞋、捻毛线织袜子等本领。

那个时期，日寇对太行革命根据地每年都要进行几次“扫荡”，老师和岁数大的同学们都配有步枪、年岁小的同学配有手榴弹用于“扫荡”中自卫。1940年董爱珠在路东干校时，敌人对晋东南革命根据地进行“扫荡”，在敌人的空袭下，师生们在黎城县东西骆驼村一带群山之间与敌人周旋月余。1941年秋，获悉敌人又要对根据地“扫荡”，学校以班级为单位分散到各专区，一面授课、一面备战。日寇于1942年5月对晋东南革命根据地进行了铁壁合围“扫荡”，第三队同学中年岁小的就地疏散。而一、二两队师生们却在偏城、武安、辽县交界处的龙洞山（当地的山名）上陷入敌人的合击圈内。天空有敌机狂轰扫射，地面有敌人围攻，我军为掩护边区党政机关突围，进行了拼死的冲杀。当时，炸弹在身边连续爆炸，子弹在耳边嗖嗖作响。董爱珠所带领的小队在突围中夜间来到太行民兵神枪手刘二堂的村羊角村。刘二堂说：“敌人开始搜山了，你快带领大家马上突围出去”。他便派人星夜把学生们带领出包围圈，来到敌人“扫荡”过的辽县南艾铺、石灰窑村一带。到了十字岭上，只见血迹斑斑的尸体，和死去的战马。董爱珠和学生们说：“这里几天前有一场血战非常激烈，我曾带领着另一部分同学突围路过这里，那天是5月25日，大家也都没有多停留，也不知伤亡有多大”。正说着看见两位战士，他们说：“前几天我军与敌人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血战，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不幸的是左权将军在这次粉碎敌人围攻中壮烈牺牲了”。当听到左权将军牺牲时，我烈士父亲非常悲恸，便带领学生们默默致哀，更增加了对日寇的仇恨和誓死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

1942年冬，晋冀鲁豫边区学联主席陕幼侠（我听烈士父亲董爱珠同学提起“晋冀鲁豫边区学联主席陕幼侠”）同志来一队考察。我烈士父亲作为一队代表，向他做了学生学习、生活、工作汇报。他非常高兴，随后他看了（墙）壁报、摘要记录本。当他看到一些顺口溜时，就高高兴兴地吟读了出来：

《快乐歌》

野菜苦，糠代粮，战胜困难好荣光。

衣服破，身露伤，颗颗伤疤是勋章。

避民宅，住庙堂，不扰百姓心欢畅。

脚有伤，走路长，好汉足迹遍太行。

儿幼小，打东洋，爹娘别时好心伤。

儿长大，志刚强，爹娘再见喜洋洋。

接着他又念了《烤疥小曲》、《灯笼裤和花马甲》之后，他说：“这些歌，衣食住行全包括了，生动地反映了同学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令人感动”。

40年代初，太行山区连年灾荒，师生们经常以野菜谷糠来代替粮食，冬季有时只有糠，吃了大便困难，肛门出血，仍便不出来。就有了这首《烤疥小曲》：

疥疮痛，疥疮痒，疥疮好比小东洋。

硫磺熏，谷草烤，烤得东洋流黄汤。

不怕疼，忍住痒，东洋逞凶不久长。

恒心大，志气强，疥疮东洋定扫光。

一队师生，从1941年到1945年，大的迁移三次，三次都住在寺院里：在偏城县住的是龙泉寺；在辽县寺坪村住得是观音殿；到悬钟村住的是村北坡上的北大殿。庙宇，大都高大透风，窗户飘雨，房顶漏水，地面潮湿，水碱洇半墙，而且蚊虫肆虐，许多学生染上了疥疮。当时缺医少药，只能用民间的流磺烘烤等土法治疗。

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同学们穿的棉衣，是由白土布用锅底灰和柴灰熏染后，自己动手缝制起来的，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初缝棉衣，布、棉不贴，引线长。经常穿林越岭，摸打滚爬，不久就多处开线，胸、背、肩、臂和腿上的许多棉花，就滑到衣裤底部了。遇有负伤，则就近撕出些棉花来擦血包伤。有的棉衣变夹衣、夹衣变单衣，有的破洞连串，露出了棉花、也露出了伤疤。北风吹，刺骨寒，裤腿被吹得鼓鼓的，滑掉到裤腿底的一些棉花，拖着裤子随风摆动。学生们笑称“穿上灯笼裤”。

冬天，学生们的脚脖冻红，脚后跟裂口，手冻肿，冻疮流黄水，衣服破洞进风，棉絮挂在小洞口上随风飘扬。学生们把自己的这些衣服美称为《“灯笼裤”和“花马甲”》：

身穿花马甲，威风走天涯，

人小志气大，敢把冰河下。

身穿灯笼裤，能走万里路，

笑对寒冬苦，乐在雪中舞。

1943年年关反“扫荡”。我烈士父亲一队，路经涉县、黎城、壶关、平顺几个县，向陵川方向转移，穿山越岭，道路崎岖。一部分小学生十二、三岁，从未走过这么远这么难走的路。行军才两天，脚上就磨出了水泡，一走就踩破流水，甚至磨出了血。脚泡踩破不可怕，讨厌的是泡水流干后，很快又长满了水，而且泡比原来更大了，大家称它是“回头泡”。董爱珠想起了他与八路军并肩战斗时，学到的知识，给大家念了句《治泡歌》，问题全解决了。

马尾像根线，从泡中心穿，两头露两端，泡水自流干。

他的同学回忆说：你烈士父亲日常生活经验丰富，只要有他在，同学们就不怕任何困难。

（七）首长关怀  毕业参军

1942年至1943年期间，董爱珠从学校回来(上口村)，都是和郑思远、赖政委、武光汤、石师长一块谈工作、谈学习，谈当时的时事政治，董爱珠常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回来，董爱珠去找首长商谈大事，正赶上老郑(思远)不在，其他几位首长也有事在外，那时我家还在本村张玉锁（当时是马家院子）南房居住，赖政委在他的西房，郑思远、石师长、武光汤仍在王占元（当时是刘家院子）的东房住。此时，正遇总部的理发员到了上口村给首长理发，理发师却没事做，董爱珠就让他给自己理发。理发员见董爱珠是个十六、七岁的孩子，没太在意，随便理了一下就完事。董爱珠对着脸盆水一看不满意，就与他争论起来，非让理发员给理个光头。正在争论时，郑思远回来见状，忙让理发员给重新理好，并让他不要只看人的大小来决定，告他董爱珠可是不简单的人。就是我和赖、石及总部所有见过他的同志、首长都非常喜欢他、敬佩他。

1944年初，学校开始整风运动，由张磐石同志负责领导。三个队全部集中到涉县悬钟村，那时董爱珠也受到冲击。我爷爷去看他，问：“爱珠怎么样，用不用我和领导谈，让他们作证”。董爱珠坚决不让，说：“清者自清，党的领导对我是了解的，不会对我怎么样”。1944年冬至1945年春，董爱珠在太行联中将近毕业时，我家已从张玉锁家搬出，住到我四爷爷家，郑思远已从王占元家搬到广岩沟的史成锁家住，他从学校返家，我爷爷总是让我亲生父亲董玉定到广岩沟叫郑思远到我家谈论大事，他们有时也到野外散步，常常是董爱珠、郑思远在两边，董玉定在中间由他们二人用手拉着。董爱珠1942年2月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共产主义同情小组。该组织和党组织一样，是不公开的，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有严格的组织生活。1945年董爱珠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5年2月太行联中举行毕业典礼，边区政府教育厅李一清厅长等领导到会讲话，肖鲁同志作了整风思想教育的回顾。典礼后，300余名学生分配到太行各分区军政机关工作，其中有50余人先调抗大六分校轮训后，再分配到军队工作。董爱珠就是其中一员，1945年2月至1945年8月入抗大六分校太行大队参训学习。1945年8月分配到（太行四分区黎城独立团（营），1945年6月，改编为四十六团（属太行四分区建制），8月份调归石支队建制，10月改为五十团，（1949年2月改编为一0四团。）即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队十七旅五十团，董爱珠任作战参谋（当时驻地是临漳县郭邵村）。

烈士董爱珠。

 在解放祁县时，我的小目口村老舅赵秋来和民兵一同参战时，在战场上还见到我烈士父亲。当时有两个警卫员跟着，我烈士父亲骑着马，前面还有一马夫。我老舅回来告我爷爷说：“在前线看到咱爱珠了，好威风啊，他有两个警卫员跟着，还有马夫，真不简单。他看见我，下马和我打招呼，说了两句话。爱珠说：‘战争结束再相见’。因战争紧张，他很快就离开了我，可所有看到他和我打招呼的战士，都对我毕恭毕敬哩啊，那真是备受尊崇呀！”；当时邻村南会也有人和我爷爷说：在战场上见过爱珠，骑马带队伍急行军的样子。他们都说董爱珠身穿八路军灰色军装，骑马带队伍在行军路上，部队是四行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