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主力部队的经典战例
为了坚持鲁西北抗日斗争,稳定鲁西北局面,1938年12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奉八路军总部命令,率该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一部,进入冀南和鲁西北。刘、邓在威县老虎张庄召开冀南、鲁西北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确定了依靠群众、依托乡村、巩固冀南和恢复发展鲁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方针。14日,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率领第一一五师第六八八团一部到达鲁西北的冠县一带活动。24日,陈赓指挥第六八八团第一营及第十支队,在曲周县东目寨,一举歼灭顽军王来贤部1500余人。随后,陈赓率部转战于冠县、馆陶、聊城、茌平、高唐、临清、邱县、威县一带。
根据鲁西特委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的指示,袁仲贤奉命于12月率山东纵队第六支队独立营的两个主力连到达长清葛靖庄与范筑先部第三十一支队合编,成立了八路军平原纵队,袁仲贤任司令员。这时,李聚奎奉命到达鲁西北,在冠县组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先遣纵队,李聚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翌年1月14日,根据八路军总部指示,原鲁西北地方党委领导的第十支队及第三、六、七、十六支队各一部在冠县改编为八路军筑先抗日游击纵队,张维翰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部主任。之后,津浦支队、青年纵队及第一二九师骑兵团也先后进入鲁西北地区,和筑先抗日游击纵队统归先遣纵队指挥。
为加强115师在鲁西的力量,泰西起义组建的山东纵队六支队划拨给115师。
八路军主力部队陆续进入鲁西北后,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声望,振奋了广大人民的抗战热情,迅速扭转了鲁西北的混乱局面。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成立中共鲁西区委员会,张霖之任书记,赵镈任组织部部长,朱则民任宣传部部长,赵伊坪任秘书长。鲁西北抗日军民在鲁西区党委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
樊坝战斗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扩大六届六中全会,会议要求党的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和华南。为贯彻落实中央的战略决策,中央军委命令一一五师主力挺进山东,配合山东的地方武装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从而建立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5000余人,于1939年3月1日进入山东,到达郓城一带。
1939年初,日军占领山东省郓城地区后,在郓城西北的前樊坝、后樊坝、团柳树等村镇设立据点,由伪军1个保安团驻守。3月初,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率第686团由晋西到达鲁西,为迅速打开运河以西地区的抗战局面,决定由第686团攻歼樊坝据点的伪军。3月4日夜,第686团在团长兼政治委员杨勇的指挥下,迅速向樊坝接近,并抢占了樊坝西侧黄河大堤,以第1营担任主攻,第3营助攻,第2营为预备队。首先以一部兵力突然向后樊坝发起冲击,经短促战斗,全歼伪军1个连。接着,集中主要兵力包围了伪军团部驻地前樊坝。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在村南围寨炸开一个缺口,突入村内,因受伪军炮楼侧射火力压制,冲击受阻,遂以迫击炮摧毁炮楼。经激烈战斗,全歼前樊坝伪军。团柳树伪军1个连慑于围攻部队的威力,缴械投降。与此同时,第2营击退了郓城100余名日军的增援,保障了攻击部队的翼侧安全。此次战斗,共毙伤伪军200余人,俘团长以下570余人,缴获机枪13挺、步枪300余支、炮1门,打开了鲁西地区的抗战局面。
樊坝战斗,是八路军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地区与日伪作战的第一仗。樊坝战斗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鲁西敌伪的嚣张气焰,震慑了鱼肉人民的各种杂牌军队,稳定了郓城一带的混乱局面,大大鼓舞和振奋了人民群众的抗日情绪,坚定了抗日胜利的信心,为创造鲁西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为继续东进扫清了道路,创造了条件,同时,队伍也得到了锻炼,取得了攻坚战的战斗经验,提高了坚持平原游击战的胜利信心。
樊坝战斗是开辟鲁西抗日根据的奠基礼,从此,鲁西抗日斗争进入了新的发展。
陆房突围战
1939年5月10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主力第六八六团以及地方党政机关3000余人,在东陆房一带与日军5000余人遭遇,随即发生了著名的陆房突击战。一一五师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指挥下,凭险据守,予以日军沉重打击,经一天激战,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傍晚胜利突围。本次战役,粉碎了敌人的合围,保护了抗日力量,从此,山东抗日战争出现了新的局面。
此次战斗,日伪军伤亡大佐联队长以下1300余人,围歼八路军的企图完全失败;八路军伤亡200余人,胜利地突出重围,为坚持泰西根据地,打开山东抗战局面保存了骨干力量。
陆房战斗,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第115师初到山东后,以弱势兵力和装备战胜日军合围的第一次大规模反击战,于险象环生中跳出包围圈,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的一次成功突围战。这场战斗轰动全国、震惊中外,大大提高了八路军在山东及全国的影响力。
《罗荣桓年谱》记载:5月11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陆房猛攻,八路军依托陆房周围的牙山、肥柱山、凤凰山顽强抗击,击退敌人九次进攻。人夜,陈光指挥部队分散突围。是役,日军伤亡大佐以下一千三百余人,八路军伤亡三百余人。这一胜利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指战员坚持泰西地区游击战争的信心,使泰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此战,振奋了全国。5月12日至无盐村,同陈光以及突围的师部会合。
◆1939年春,陈光(左三)和罗荣桓(左二)、赵镈(左四)、张霖之(左五)、朱则民(左六)、肖麦平(左一)等在鲁西东平县合影。
在无盐村召开的祝捷大会上,罗荣桓高度评价了陆房战斗的胜利,又说:“有的同志埋怨丢了骡马驮子,这没有什么,我们刚刚从山区来到平原,辎重太多是个累赘。这次敌人使我们丢掉了包袱,能够更加轻便灵活地在平原地区作战。”
梁山伏击战
1939年8月1日,日军第三十二师团长田敏江大队及炮兵一部和伪军共400余人,从汶上出发,经靳口西渡运河,向梁山进犯。陈光、罗荣桓令师特务营、骑兵连、鲁西独立旅第一团三营,在梁山前集及其周围村庄设伏,歼灭该敌。
2日10时,日伪军进入一一五师设伏地域。师特务营两个步兵连前后夹击日军,歼其一部后迅速撤离。日伪军遂沿梁山南麓向西北搜索前进,至马振杨村,又被八路军歼灭40余人。下午,日伪军被迫退守梁山西南麓独山庄及独山高地。入夜,八路军向日伪军发起攻击,一部兵力迅速夺取了独山高地,主力攻占独山庄,日伪军退守独山南坡10余座石灰窑及几个客栈内,企图据守顽抗,伺机突围。八路军旋即对石灰窑和客栈之日伪军发起进攻,展开白刃格斗,激战至3日晨, 将日伪军大部歼灭,残敌向汶上逃窜。这次战斗,歼长田敏江少佐大队长以下日伪军300 余人,俘日军24人,缴获炮3门,轻重机枪15挺,长短枪200余支,为巩固鲁西抗日根据地,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20年后,罗荣桓元帅还就“梁山歼灭战”发表过意见,解放后山东省修撰抗战时,罗荣桓要求把“梁山歼灭战”放在首要的经典位置。罗帅说:“可以说,没有这次大胜,可能就没有后来的山东抗日根据地。”
萧华将军写诗赞道:“黄河滚怒涛,梁山烈火高。青纱好伏击,夜战逞英豪。全歼来犯敌,夺获数门炮。军威震齐鲁,壶浆迎满道。”
梁山战斗纪念碑
1992年,为纪念该战斗胜利53周年,当地政府特立此碑。纪念碑碑身不高,庄严肃穆,就像一部厚重的历史教科书,记录着一段英勇的抗战记忆。背面的碑文详细记录了这场战斗经过,碑文敬读,全文如下:梁山战斗系我军继平型关大捷后以同等于敌人的兵力和劣势装备全歼日寇一个精锐大队的著名战例。此次战斗,震慑敌寇,鼓舞军民,“集总”嘉誉,国人称颂。公元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日寇三十二师团以步兵炮兵各一个中队并纠集伪军四百余人,自汶上出动,经靳口直扑梁山。是时,我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正转战于此,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谋划采取袭扰以诱敌、设伏以制敌、合击以歼敌的战术全歼日寇。二日上午,我军于王府集村西袭扰敌寇,敌误以为“土八路”,继续西犯。九时许进抵马振扬村,或抢掠鸡鸭,或赤身休息,或潜塘洗澡,骄态毕露。我预伏部队乘敌不备,突然出击,旋即佯装退走独山。日酋长田敏江率部沿梁山南麓追至独山村,陷入我预歼伏击圈。黄昏时分,在梁山抗日群众配合下,杨勇的独立旅一团和师部特务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东、南、西三面合击,将敌压缩至独山南坡两个车马店及十余座石灰窑洞内。敌死伤惨重,鸣炮求援,伺机突围。翌日二时许,我军将敌分割包围,几经激战,毙长田以下四百余名,俘敌二十四名,缴获全部武器战马辎重。梁山战斗是抗日战争又一彪炳史册的辉煌胜利。伟哉,卫国英名垂千古!壮哉,民族精神世永存!适值庆祝梁山战斗胜利五十三周年之际,特勒石志之。
碑文生动展现了八路军将士不畏强敌、敢打硬拼、不怕牺牲、英勇善战的英雄气概刻诠释了中华民族战无不胜的勇气和力量,读来让人荡气回肠,备受振奋和鼓舞。
潘溪渡平原歼灭战
1941年1月8日,鲁西地区党政军民,在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等首长的运筹部署下,于郓城西北潘溪渡至碱场店之间,围点打援,诱伏日伪军的一次歼灭战。这次战斗一举全歼日军1个加强中队和1个伪军警备大队,毙日军软木少佐以下160余人,毙伪军大队长王品端以下130余人;焚毁汽车4辆,缴获九二式步兵炮1门,重机枪2挺,轻机枪6挺,马步枪190余支。这是我党我军在鲁西平原继梁山战斗之后所创造的又一个全歼日军的模范战例。
在抗日战争相对出现低潮的艰难时期,郓城县得到主力部队利用围点打援、巧设伏兵的办法,在短时间内消灭大量日伪,这无疑极大地鼓舞了郓城党政军民的抗日斗志。此战胜利后,在当地乃至整个冀鲁豫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苏村狙击战
1941年1月中旬,侵华日军第32师和第21师各出动一部共计7000余人、伪军一部共计1万余人,坦克20余辆、汽车300 余辆,在10余架飞机支援下,分别从济宁、菏泽、临清、河北大名出动,对以濮县、范县、观城为中心的鲁西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企图合击八路军第115 师教导第三旅。1941年初,鲁西军区司令员兼115师教导第三旅旅长的杨勇,指挥部队在郓城潘溪渡围点打援,全歼日军一个中队和日伪军大部。
1941年1月12日,日 军集中大批兵力,分进合击,妄图捕捉鲁西军区首脑机关和行署。17日,杨勇、苏振华、段君毅率部跳出敌人合击圈,转移到朝城西南呈望、马集一带。随后,一股 敌人尾随而至。为掩护军区首脑机关安全转移,八路军115师教导第三旅特务营营长钟铭新率九、十两连在苏村阻击敌人。
特务营与日伪军展开了殊死搏斗,连续打退日军多次进攻,激战数日,牵制了十几倍于己的日伪军,完成了掩护任务,但因条件所限,弹药用尽,最后突围未果,特务营的两个连123人壮烈牺牲,仅8人生还。
苏村阻击战的胜利打破了日军在华中地区的进攻势头,保卫了华中地区的安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的胜利。
鲁西抗日根据地是“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支点。
鲁西抗日根据地是沟通晋冀鲁豫的枢纽,位置非常重要,是中共中央谋划抗战大局的重要战略支点。
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 毛泽东强调在华中敌后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认为日军占领武汉后, 将更加暴露出其兵力不足与兵力分散的缺点, 它的战略进攻将接近于达到顶点, “这样就不但给了我一个总的抗日根据地, 即大后方, 例如云、 贵、川等地, 使敌无法占领; 而且在敌后也给了我以广大游击活动地盘, 例如华北、华中、 华南等地, 使敌无法全占”。他说, 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 “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 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 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 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 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 如华中一带, 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 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从而提出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方针, 并得到了全会批准。
此后,八路军总部积极落实全会精神。1939年3月,刘伯承向八路军总部建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仍然是正确的,我们要乘机发展华中”,具体布置上要使鲁苏皖豫连成一片[62]。当时,第115师主力已到鲁西,并以此为基地,相机向鲁苏皖豫交界地区发展。罗荣桓决定,第115师先“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泰山西端的抗日根据地,依山傍湖(指泰山和东平湖——引者注)的发展”,再向北联系萧华领导的鲁西北区,向南与第685团、第344旅、苏鲁区、鲁豫区联系,东连鲁东区,西连冀鲁豫区[63]。第115师一时处于战略中枢地位。
也在3月,毛泽东提出:“目前宜着重巩固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而应特别注意山东。苏北亦应责成鲁南派部队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
1938年至1939年间中共党内普遍的看法是:“日军在夺取武汉后,必然要打通平汉线,也就是北平至武汉的铁路沿线,控制以河南为中心的广大中原地带,使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占领区衔接起来。”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共领导人的战略意图是等上述形势来到时,派军队“随敌后跟进,渗透中原”,以河南、湖北、安徽交界地带的伏牛山和大别山为依托,连接华北与华中。在朱瑞启程来山东前,刘伯承与其谈话,强调“巩固华北、发展华中问题,重心在河南”。朱瑞收到的命令也是在山东发展武装,在实现基干化、正规化后,准备两个师去大别山。因此到达山东后,他尤其注意与河南毗邻的鲁西地区,在布置战略计划时说:“苏鲁皖边区是华北和华中的枢纽,是华北的第二支点,与太行山区同样重要。在这一地区内地方党划分为八个区党委,部队组织成为第一纵队,并组织总的军政委员会。基本发展方向是向南。一一五师要发展鲁西、鲁西南、皖北;山东纵队主要是巩固山东,相机配合一一五师向南发展。”
因此,115师入鲁后,将鲁西(包括鲁西南的湖西区)作为发展重点,除了人多枪多便于扩大武装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与河南、安徽、江苏毗邻,有利于部队进一步南下,向豫东、皖北挺进。第115师师部还曾收到毛泽东“陈、罗亲译,不下达,不外传,阅后焚烧”的密令,要求该师在山东迅速扩兵,准备分三批向大别山区转移:第一批由彭明治、吴法宪率领,不少于12000人;第二批由黄克诚率领,不少于15000人;第三批由师部率领,不少于30000人。
当年5月发生的陆房战役暴露了第115师缺乏在平原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经验的问题,部队虽然成功突围,却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伤亡二百余,直属队战斗部队此次冲散,失联络人员三百余,马百余匹,大小行李大部遗失”。尽管陆房战役有所损失,八路军总部仍勉励第115师在鲁西坚持战斗。朱德、彭德怀指出:“战争是长期的。你们在鲁西应灵活运用游击战,力求自主地去袭扰敌人,避免被动地应付敌人。”
(指导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黎小弟 作者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