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黎玉延安之行到山东八路军电信队伍建设（上篇）/陈青

关于1938年2月底至10月间黎玉延安之行的目的，很多党史研究者都给予充分关注和深入研究，但大多都侧重“黎玉延安之行与‘派兵去山东”的研究，对黎玉在很多回忆文章中反复提到的延安之行的主要目的“一是要干部，二是要电台”的关注度却不高，尤其是“要电台”，更是鲜有论及。

黎玉在1983年5月15日《在泰安党史资料征集座谈会上的讲话》回忆到：“我们开会商量了一下，决定了要我上延安去向中央要干部，我和西安办事处有联系，有密码，就去了。去的目的，一是要干部，二是要电台。一去先到的徐州，在徐州想捞点枪，李宗仁派了个副官长来接待我们。我拿的是‘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的护照，拿这个上的火车，在徐州他没给枪，不给就到咱们延安去吧！到了西安办事处，林老（林伯渠)在那儿，他认识我，就马上送我们上延安。在延安先给少奇同志汇报了，他很高兴，以后又给毛主席汇报了两次，我说要些干部，要点电台。毛主席问我们估计要多少，我说来之前没联系到，以前有几个我知道，能不能每个地方再给个整的，派个大一点的干部。人家叫我们土八路呀，这个名字不行呀！主席说，那好啊！给你个洋八路，把罗炳辉给你们怎么样啊？”

同日，在《黎玉同志在泰安老干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高克亭：你那时到延安是去要干部去了？黎玉：是要干部去了。就是要你们去吗！要电台，要干部……”

对此，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黎小弟多次不无遗憾地提出：“我父亲提到的去延安要电台，也是一件大事，但长期被忽略了。“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提出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首要是组织游击队，这就涉及到游击队的番号、谁来领导游击队、活动区域、游击队的经费、吃饭、军工生产、救护医疗医院等，如何解决，很显然，靠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大小官员已经跑的无踪无影，唯一的办法是建立政权，自己解决。但国民政府是不会同意的。类似的冲突已发生很多。山东十大起义成功，但面对这些问题，都需要党中央的领导，特别强调需要中央给电台，在党中央领导下进行抗战。”

为此，根据黎会长的指导，查阅了一些关于黎玉在延安“要电台”之后，山东八路军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开展抗战工作和电信队伍建设方面的史料，草成此文，以补史缺。

山东八路军接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

1937年10月，日军入侵山东，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率部南逃。日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山东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中共中央指示下，中共山东省委于同年冬季开始相继在翼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但徕山、沂水、泰西、滨诲、鲁南、湖西等地成功组织发动了数十次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

由于日军的大举进攻，山东的主要交通线及大中城镇均被日军侵占，经营多年的电信通信被日军劫夺或陷入瘫痪，山东抗日武装力量的通信联络极其艰难。

面对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1938年2月底，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派黎玉去延安，向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以取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4月2日，黎玉到达延安，他向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刘少奇，汇报了山东党组织和抗日游击大队的情况。

黎玉在延安期间，多次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了：“一是要干部，二是要电台”的要求。毛泽东主席高兴地给予明确答复，并付诸实施。

黎玉从延安回到山东之后，由于有了电台，山东八路军就在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指挥下开展工作，山东台成了八路军三个师、新四军之外列入中央的战略发报台序列，从此进入和接受中央直接指挥，以下往来电报就是有力证明。

1938年4月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支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两百人、八百支枪。除决定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1938年4月7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陈周博，准备派罗炳辉去山东负责军事领导工作。

1938年5月6日，毛泽东致电周叶，电告张经武改随炳辉去山东。请令罗、张带电台到郑州适当地点与黎玉汇合。

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致电朱彭，刘徐邓并告陈周叶，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徐州失守后，河南将迅入敌手，武汉危急。彼时蒋将同意我军南进，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刘林两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山东方面已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越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

1938年5月22日，刘少奇致电左并张黎，通知派685团一营由张、黎率领去山东。

1938年8月21日，毛王滕致电彭左，刘徐邓，周叶，通知张经武、黎玉带抗大毕业生百余人，本日由此动身经垣曲、晋东南往山东。已嘱张黎往见彭刘，请彭刘酌派一营左右兵力装作游击队，交其领导去做山东骨干。

1938年9月16日，左权致电陈光，提出派军队去山东发展的建议。电报提出建议以六团（686团）去山东为宜等事项。

1938年9月22日，萧华致电左权、朱瑞、刘伯承并报毛王朱彭，报告萧华组建东进抗日挺进纵队。

1938年9月25日，刘少奇致电郭洪涛，电告八路军组织东挺纵队，萧华为司令员。

1938年10月1日，朱彭致电左权，张经武等应即进往山东，由萧华所部抽一部分暂归张指挥。

1938年10月11日，张、黎致电毛洛胡朱彭，请求迅速派主力部队创造山东根据地。电报提出中央决定派一主力团作为骨干，创造根据地及政权是万分迫切的问题，最好迅速决定，我们同去，以便更快的实现以上任务。

1938年10月15日，朱彭王(稼祥)胡(服）致电张黎，电告去山东的部队仍从津浦支队拨出，以后再派一旅主力去山东。

1938年10月21日，徐宋刘致电萧华、孙继先、潘寿才并报毛朱彭左刘邓，建议津浦支队去鲁南作基干。

1938年11月25日，毛王滕致电彭德怀，明确提出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并具体的规定了陈罗部分布于新老黄河间广大地区（指国民党政府决黄入淮之前的黄河故道，即今经郑州、开封以北入山东，流向渤海的黄河河道。），包括津浦东西（即津浦路，指天津至浦口的铁路，今京沪线一段）、胶济南北在内。

1938年12月2日，朱彭致电陈罗并报毛王滕，电报指示第115师直及343旅之五（685）、六（686）团开赴新、老黄河间苏鲁皖地区内开展工作。685团拟于本月10号以内由此先行出动。陈罗率师直及六团，应即先开晋东南总部附近。

1938年12月15日，朱彭杨致电陈罗并报毛泽东：师直及六团（686团）由陈率领，待抗大分校到后同时东进。罗率少数人员及延安来人应即来总部，准备先去山东传达六中全会决议。

1939年1月12日，朱彭左关于目前我军暂宜不派兵去山东致张黎并报毛王滕。蒋不允许我出山东、河南发展。685团现在徐州西北地区活动，将可逐渐向津浦线及鲁南发展，你们应积极帮助该团扩大，已到沛丰线之挺进支队可即编入685团，作苏鲁豫支队新团之基础。   

1939年3月，中央军委在八路军、新四军中向下联系不再至旅，仅达各师。1941年底，中央军委联络对象为留守兵团，前总、一一五师、一二0师、一二九师、冀察晋军区、冀南公署、山东纵队、平西纵队、冀中吕正操、晋冀豫、大青山支队，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5个师。随部队隶属情况的变化，中央军委联络对象有所调整。1942年中央军委不再联络山东纵队、平西纵队和冀南公署。

山东八路军电信队伍的组织建设

山东地区的通信工作是根据山东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而建立与发展的。当时，部队深入敌后进行抗日游击战争，急需建立与发展通信分队，确保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联络以及对部队的指挥。

1938年5月，中共中央派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带领干部50余人，携带电台两部于5月20日到达山东，中央任命郭洪涛为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这部电台当时架设在徂徕山，由闻述尧（建国初期任山东省邮电管理局局长）负责。其中的一部后来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专用。

据郭洪涛回忆录记载：“我原在陕甘宁边区党委担任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曾请求毛泽东同志派我到前线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在黎玉同志代表山东省委提请中央增派于部去山东工作之后，中央委托陈云、李富春同志征求我对到山东工作的意见，我欣然同意。中央很快作出决定，派我和罗炳辉（后改为张经武）同志到山东省委工作。

当时，山东黄河以北地区归冀南区委领导，其他地区归山东省委领导。中央选拔了约50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和我同去山东。这些干部有的是抗大学员，有的是中央党校学员，有的是陕甘宁边区干部，也有中央机关的于部。根据我的回忆和《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的记载，他们是：段君毅、霍士廉、王文、高克亭（后到）、杨国夫、高锦纯、钟辉、钱钧、何光宁、周赤萍、刘勇、王彬、史秀云、苏杰、刘建中，吴瑞林、鲍辉、白炎波、戴凤鸣、黄志才、赵纯、孙光、罗春生、刘圣永、闻述尧，杨刚毅、杜明、李国厚、张正富、潘维周、罗绩伟、吴坤、杨士敬、王子文（即王海珊）、陈宏（后到）、白备武、马干里（后到）等同志。并配备了两部电台和报务人员。”

其中闻述尧同志是中央军委三局派遣的，他带见习报务员两名和电话班长一名，携带电台两部，由延安出发，随三支队政委霍士廉同志入鲁，组织开展山东地区的通信工作。

闻述尧同志入鲁后，在迅速沟通与延安总部电台联络的同时，着手建立通信组织。首先，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无线电零件，自己动手组装小型收发报机，解决电台缺乏问题；其次，举办报务人员训练班，年底有二十余人结业，基本满足了建立无线电通信的需要；第三，向各支队派遣电台人员。当时派到二支队的电台队长是何永录，三支队电台队长张正者，四支队电台队长赵纯，五支队电台队长黄志才，六支队电台队长戴凤鸣，八支队电台队长刘名南。至此，中共山东分局基本上沟通了上至延安、下至各支队的无线电通信联络。

1938年12月27日，山东纵队成立时，纵队司令部设通信科，科长闻述尧，下设山东分局电台、纵队司令部电台和报训班。闻述尧同志兼任电台中队长、山东分局电台队长和报训班负责人，高峻同志任纵队司令部电台队长。

1939年1月，中共山东分局在沂水王庄创办了《大众日报》，并成立了新闻台。1940年初，新闻台建立发信台，与延安新华社总台联络。

1939年9月至1940年底，一—五师挺进鲁南地区，建立了抱犊崮山区抗日根据地，还先后向南开辟了郯（城）码（头）平原，向东开辟了临沂郯城、赣榆地区，打开了与滨海、鲁西、湖西、鲁中地区的通道，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一一五师连同地方武装发展到七万余人，先后编成七个教导旅。在这一阶段，通信工作有较大发展。师司令部设通信科，科长张瑞。下设通信营，营长由张瑞兼任，编H二-台、H二一三台、H二三九台，战报台、新闻台、情报台、通信队、机务房和报训班。各教导旅旅部及二级军区都配备了电台，团和部分军分区也配了电台。全师电台数量由入鲁时的三部增加到一九四二年的四十七部；通信人员由二十余人增加到一百四十一人，较好地保障了部队发展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

1941年8月，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合组军政委员会，对两军实施统一领导。1942年1月，山东纵队所属部队划为地方军，纵队司政机关改为山东军区司政机关，由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山东部队。3月，一一五师师部、山东纵队司令部与中共山东分局合署办公。8月，山东纵队整编，改为山东军区，黎玉任政委。通信科长闻述尧、副科长黄奕棋，无线电大队队长由闻述尧兼任。

1943年3月，一一五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称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区司令部设通信科，科长周涌，副科长闻述尧，参谋李临川、倪士良，通信大队队长李临川，副大队长黄志才，指导员江琴堂，编一台、二台、专台、战报台、情报台和通信队。山东军区下辖鲁南、鲁中、胶东、清河、冀鲁边、滨海等六个军区，每个军区参谋处设通信科，通信科长分别为杨涛、高峻、孙寄臣、刘国占、刘友光等。1943年，部队精简整编，军区通信科降为通信股，军分区通信股撤销，改由三参谋负责；主力团取销了三参谋，改由二参谋兼管。同时对通信人员和电台数量做了适当缩减。1943年5月，山东军区向中央军委汇报，取消电台12部，保留电台33部，并强调“今后任何部队或地方党增设电台，未经师、分局批准，均为非法，以私自设电台处置”。

随着敌后抗战形势的好转，中共军队系统增设电台的愿望亦随之增加。1944年10月，山东军区司令部工作总结称，1945年部队准备发展一倍，电台亦随时准备扩大。是年底，全区共有机报干部二百七十六人，电台六十三部。

(指导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黎小弟/作者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