徂徕山起义青岛座谈会记录（根据录音整理）/1982年8月20日青岛疗养院

根据1982年8月青岛疗养院座谈会记录整理，2022年5月重新整理修订，7月定稿。

参会人员简介

黎玉：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第四支队政治委员，离休前任全国政协常委。

李林：时任山东省委机关人员，离休前任山东省政协副主席。

孙陶林：时任第四支队政治部宣传科长、政治部主任，离休前任安徽大学校长。

李萍：时任第四支队第1中队副指导员，离休前任外交部外事服务局常务副局长。

张一民：时任第四支队司令部军医，离休前任陕西省科委顾问。

李烈炎：时任第四支队排政治战士，离休前任南京市监察委员会书记。

亓善青：时任第四支队第3中队司务长，离休前曾任山东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1982年8月20日，在青岛疗养院召开徂徕山起义座谈会并合影。图中一排左1亓善青、2李萍、3黎玉、4李林、5孙陶林，二排左1李烈炎、2张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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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玉：山东的一些同志，要求我写些回忆录，《红旗飘飘》也要我的回忆。在北京有一些同志提出一一五师在山东是怎样发动、组织抗日武装和打仗的。山东党史怎么搞，我与高克亭同志谈过。怎么写，今后怎么组织，还得研究。社会科学院也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今天，咱们谈谈以下几个题目：

蓖子店的会议；到程兆轩家；上山；山上宣布起义；给养问题；募集队；会合；山上的教育；当时的主要成员；起义后打了几次小仗；捉汉奸；统战；新泰扩军；到延安汇报；与廖容标会师。

到平邑找地下党，找费城县地下党。边走边演戏《放下你的鞭子》。

孙陶林：有一家兄弟五人，老五有党的关系。从训练班出来的张XX派去费城县接关系，他们接上头了。

黎玉：去延安汇报，我记得是三月底，从万寿宫走的，那时中国军队驻在费县城。敌人正在开炮，兵分几路，离我们有三里路。我们转到万寿宫的南边， 由封振武带队，他原是军人出身，熟悉蒙山前边的情况，我们是从柳树沟村分开的。武思平是省委交通员，从延安回来，说三月底要向中央汇报山东抗日武装发动的情况。去延安向中央要军事指挥干部，来山东指挥军队。郅云清（捷克斯）和我们一起去延安的，刘少傥未去。  

到延安后，我向毛主席汇报。后来，第二次毛主席听了党组织恢复的情况，他把地图挂起来，我一边说，他一边看，毛主席对山东地图还不是很熟悉。我向他提出得给个军事指挥员，我不懂军事，他说给罗炳辉。罗炳辉，有名气，是个老红军。这样，我们就不是土八路了。毛主席说，你到武汉去找周恩来同志，向他要。缺干部吗，我就到了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了。

李萍：当时山东各地都有了武装，黎玉同志也知道，党在农村里动员群众参军 ，从徂徕山起义那一天，一月一号开始行动，我们连有武中奇，武中奇当连长，把两个连组织起来以后，我们就带部队下去发动，很快就扩大了。林浩当政治部主任，那时各种群众组织都发动起来了，进行全军教育，不到三个月发展很快。我在二连工作，黎玉同志，你走的时候，就有好几个连了。经过打仗，锻炼了队伍。武中奇过去当过兵，懂得军事。武中奇受伤时，你已离开了。

孙陶林： 1938年1月1日，光化寺，大寺，司令部、指挥部设在大寺。那天，人去的多。从地主那里收集到二三十条枪，有大刀、红缨枪，有六七十人，不到100人，这中间有王士安、徐大班[徐仑]，背油印机的，我背几筒油墨、腊纸、被子、棉袍，带到大寺队伍。以后二中队（泰安的）鲁宝琪搞了一支盒子枪，还有人搞了一支盒子枪，我说不留下，都要带走。封振武从路北发动四十至五十人，30来条枪。

黎玉：省委布置的发动武装，泰安北为山东第一军、第二军，后觉得名声太大，就改为支队。

那时，叫不叫八路军，就是看队伍的纪律好不好。好就叫八路军。平型关大战以后，八路军的声誉大振，万一队伍纪律不好，怕影响八路军的声誉。

孙陶林：徂徕山起义叫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一到大寺，说得有个符号，王士安刻的腊板，是油墨，用白布印的“八路”，没有别的字。从泰安出发，就到了蓖子店。31日到山阳，1日早晨上山。先到是一中队，二中队当天晚上到。

张一民：新泰是一中队，三中队，晚一天来徂徕山。后来编的歌是“一夜一百三”。董林汉是队长，陆干是政治战士，后来陆干到政治处去了。李伯秋就来了，担任二排政治战士。

孙陶林：一中队队长是李怀英。离开大寺的四五天，韩复榘的一个连被打散了，不到100人，被我们的哨兵发现了，派人去接头联系，派刘居英去的，把他们收编了，就成立了四中队，林浩当指导员，成立政治部没有主任，你（指黎玉同志）任政委，林浩组织委员，我（指孙陶林）是宣传科长，景晓村是秘书。在山上住了几天，准备下山，洪涛同志集合队伍作动员。这时候，队伍就不得了了，群众也说徂徕山不得了了，八路军有上万人了。

从光华寺下来到了良庄、茅茨，本打算在那里住一夜，鬼子来了，我们就提前走了。

那时政治机关也好，宣传队也好，真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队伍没出发，宣传队就先走了。在路上搞宣传，为战士准备茶水。部队一到就有茶水喝，他们又先走了，为部队安排好住处，一有好房子就让给部队住，他们自己住小茅草屋子。政治部十来个人，人挨人地住。晚上战士没有被子，他们就把被子让给战士用。弄到馒头，就让给战士们吃，自己吃煎饼。都是馒头的时候，战士吃三个，自己吃两个。那时真能团结群众，农民队伍，没有这一手，是很难团结起来的。

张一民：战士病了，我们做病号饭，烧了老百姓二根高粱秸，我们就付钱。老百姓见到这么好的军队，都高兴地哭了。

李萍：山东徂徕山抗日武装发动，我记得当天开大会，你（指黎玉同志）讲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发动抗战。马馥塘、朱毓淦、鲁宝琪在蓖子店准备上山，还有些旗子，武中奇同志回忆是绣的“游击”，还有红五星，后来是什么时候改的青天白日旗了？

孙陶林：从泰安出来，弄了一头小驴子，小红车，临出来的头一天，买了三领纸，驮在上面，还驮了油印机，还有一些书。

黎玉：刻图章，是在蓖子店准备的。武中奇同志说印章已经找到了，是用一块砚台刻的，那时募集队出去，得有个章子，要不人家不相信。马馥塘是募集队的队长，他说我那时给他十八元钱，我记得存在程兆轩家里有七、八十元。

孙陶林：募集队在地方上捐粮、捐钱、捐武器。封振武同志是今天在山上，明天就回家，到家乡去组织发动群众，搞武器，那是流动的。有个姓刘的，叫什么名字忘了，是在泰安死的。

张一民：那时咱们用油墨印的借枪证，就拿着这个证，到处去借枪。

黎玉：刘正禄[刘子正]是发动的头一天，还是头二天，由济南赶来的了。

孙陶林：省委从济南迁到泰安，平津流亡的学生也迁到泰安来，这时来的也是少数的。记得10月底，有的到泰安下了车，也有的到南方去了，坐火车走了。韩复榘的通讯班，为了保他的政治资本，拉到济宁去了。许士宁是第二中队，周兰田、管戈、单洪、韩顾三是一中队。程鹏那时搞了一个中队，新泰来的人一部分编到一中队。往南是四个中队，二、五、七、八中队，有王迫悟、董林汉、王宪廷。往北也是四个中队，新泰又搞了两个中队，土门龙廷、新泰蒙阴之间，拉了一个中队。

张一民：有八个中队，往北去四个中队，南下是四个中队。南下时，队伍就多了，汪洋、张岗、谢辉都在。

孙陶林：到莱芜前，就有八个中队。四支队打了三个仗，打寺岭是精选的，不到一百人，赵杰带上去的，打下来，三中队的一个排长姓杨（指杨桂芳），形象我还记得，瘦瘦的，带个小帽子，牺牲了，很了不起，后来开了追悼会，搞了一口大棺材，杀了汉奸朱奎声祭灵，我主持的。黎玉同志讲话，追悼会是由宣传科主持的。第二仗打宫里，因为要打一个利索的伏击，洪涛看队伍没打过仗，要练练胆子，就说宫里有敌人，组织三十人，我带手枪去的，到了那里，也没有动静，从墙外往墙里扔了一颗手榴弹，扛了两根电杆子回来了。这是练胆子。第三仗，是赵玉去的。

黎玉：张里元与我们拉上关系，统战嘛！我们给他两本延安的解放周报，宣传抗战，刘少傥先与他接头，他送给我们两个地雷，日本鬼子要南去，在新泰县四槐树，他同意我们在半路上打一个伏击，那有一座桥，在泰（安）新（泰）公路上。在刘杜有一个山，我们在山上就看到了，把地雷埋到桥底下，日本鬼子有四辆汽车，放过去三辆，打了他最后一辆，后来看见日本鬼子的脚都挂到树上了。

龟蒙顶，道士很多，山上有鬼子，在万寿宫练兵20多天。

赵新、杨纯、汪瑜、蒋平、何浩、范琳，他们演《放下你的鞭子》，宣传队到哪里都认干娘，是工作手段，老太太一听叫干娘，事情都好办了，老大娘给煎鸡蛋吃。

张晔从监狱里放出来，不想留下，到延安去了。刘泽如曾在省委工作，最后去了延安。

孙陶林：政训处有政训班，招了三期学生，派出了一期。 韩复榘迟迟不派学生，1937年9月，鲁北三专区他派了一批，到鲁西北聊城、惠民、临清等地，因为穿军装，挎武装带，刚到那里，老百姓认为是韩复榘的队伍，刚要去做工作，接触群众，还未在群众中扎根，很快这些地区就被敌人占领了，只好退下来，李伯秋是从惠民退回来的，刘星、刘振、刘春，都是从那跑回来，一部分回到聊城，少数跑回到政训班。1937年10月底，日本鬼子炮击卢沟桥[济南城]，要做姿态，迫韩复榘投降，政训处撤到济宁，江明去动员，李伯秋、杨纯、赵新到济南，从政训处出来。向聊城派了一批党员干部，动员一批学生，张郁光、张霖之、张维翰都去了，利用范筑先的统战关系，打下很好基础，齐燕铭也在那里。政训处里有几个左派，张友渔当秘书长在政训处负责。政训班党的组织，现在闹不清，党组织建立了。当时名义上韩复榘任政训处处长，余心清是副处长，真正做工作的是李续刚。党组织是建立起来了，委托我代管，张霖之与我联系，做民先工作，我负责政训班的党的工作，具体与谁接头，我不清楚。我记得是孔繁舟？在教务处里，中国大学学生，第一批分配去的名单是我看的，这里头党组织与孔有关系，哪些人分到哪里，有哪些是党员，我是参与过，其余的都不清楚。

平津流亡学生会，前后来了一批，日期较长的平大的政法学院姓杨的，工作时间长， 他要求走，上延安了。后来孟英工作一段时间，问孟英还可以了解一些。

平津流亡学生会，学生开始自流，我是1937年8月6日从北京来，第一批蒋南翔、黄诚、李昌等在烟台、青岛、济南树牌子，以后一批一批地出来。蒋南翔到南京去了，李昌是民先的，留在北方局去了石家庄。省委研究过，对平津流亡学生有个方针。学生去向二个，一是回家乡；第二到保定、石家庄、太原、留华北，到延安、西安去的，也算留华北的。大量动员留到华北，成立“民先”山东省队部，河北、山西，后转到临汾，每来一批都动员，讲形势，去南京的很少，有蒋南翔、黄诚，是长江局有指示，还是他们自己的意见，不清楚。他们去南京，有他们的理论，我们有过争论，他们以学联为主，我们是以民先为主，平津学生是动员到南京，还是留华北？讨论了三天三夜，吵架了。他们的理由是争取蒋抗日，得把力量充实到南京；我们的理由是全国坚持抗战，就要坚持华北的抗战。是在济南师范的小楼里开辩论会，南京派王宾来济南，后来辩论妥协了，适当地放些人去南京，王宾去南京了。王宾是北大学联常委，学生代表，在湖西区肃托时给活埋了。这个同志过去表现很好，一句半句都是没有胡说，埋他时，他高喊“共产党万岁！”

李烈炎：莱芜第一仗，你（指黎玉）走后，与林浩联系，莱芜形势是我们群众条件最好的地方，都认为不能放弃，那时我们去蒙阴，吃不上饭，吃酸煎饼，一到莱芜镇，吃白馒头，粉条炖猪肉。莱芜谭远村把马馥塘抓起来了。我们北上，林浩、廖容标率北路部队南下，对莱芜形成夹击。离城门口有七、八里路，我们住下了，赵杰带个中队，到了城边，把门岗给俘虏了，一得手，就进了城。到县政府又把保安队收拾了，把谭远村抓起来了。刘杜会议后，林浩和洪涛率部北上，路过莲花山，把和进步解决了。四中队石成玉投敌要往秦启荣那边拉，咱们那五大兵，与他们拜把兄弟，林浩以政治指导员的身份，上政治课，一下子把他们包围解决了。那时唯一的一挺机关枪在四中队。

亓善青： 1938年正月十五，林浩和洪涛率领北路部队到莲花山的李条庄，开始谈军队与人民的渔水关系。以后南路部队向北来，副支队长赵杰，程兆轩政委，开始准备打莱芜，让进城联系，城很高，开始敌人（保安队）没有看见我们，进城后，敌人端枪就打，我们喊是自己人，不要打，接着冲上去，把枪给缴了，以后把他们景大麻子俘虏了。说愿意跟着走的留下，不愿留的，把枪留下，可以回去，当时的被俘人员就都走了。

我们占了莱芜城，研究决定建立政权组织，由孙启明、亓象岑负责。这时秦启荣来了，要收复莱芜县城，我们就派人给他做统战工作。讲条件，他不干，那好，我们先让一步，争取群众，退到鲁西、寨里去。我与赵笃生是八路军代表与秦启荣谈判，第一次是在在莱芜城红万字会，亓善义也在。林浩同志在，秦启荣刚到莱芜，双方谈判，提出双方都不要进城。当天晚谈判，把底子交了一下，秦启荣抓了我们四支队副中队长刘子升等14人枪，林浩同志就谈这个事。说了后，他们第二次谈判，在莱芜县，第二天秦启荣的秘书王明轩去的，一联系，他让我们一个人进入一个院，谈判代表是陆干，陆没经验，王明轩说昨天抓的人，要全部释放，我们说我们的条件，王不答应，我们非常气愤，冲进会场，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放人。郭庆山是地主，打枪很准，王文山是区队长，秦启荣要逮捕八路军代表，以后也要逮我，我们及早撤出去了，没有逮到。回去后，我们还谈过这事。

七月六日在水北，当时杨希文在水北，以后他还说，我和刘梅岑没填名字，赵笃生和孙陶林是正式代表，他们在里边谈判，外边用树枝子包上大被子，说是大炮，十几把盒子枪，在外做接应，结果谈了一天，没有结果，谈吹了。后来在鹿鸣山进行了反摩擦战斗。

李烈炎：那时，我当政治战士，部队发展到120多人，在莲花山成立五中队，负责宣传教育。一，连队教育战士，保家卫国，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联系群众，当好游击队员，完成任务。二，两个人一组，出去发动队伍，当时我们都是靠找亲戚朋友，有的带回来一两个人，或三四个人，刚开始也不注意个子高矮，后来队伍扩大了，就注意个头了。来了人，我们就先给他讲，两三天不吃饭，你能干不能干？有的一听就说，咱干不了，就让他走了。以后队伍又扩大了，提出要精干，找些年青力壮的小伙子，一到部队先进行吃苦教育。

小学生那时也不简单，集合起来，团结互助，助相爱护，取长补短，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当时，当干部的就帮助战士，天气一冷，那时没有被子，都穿长衣服，我们就脱下来给战士当被子用，向老百姓宣传，教育老百姓，团结老百姓，发动有钱出钱，有枪出枪。队伍到哪里一住下，帮助老百姓打扫院子，爱护老百姓的一草一木，帮助老百姓推磨、挑水，能干的都去参加。借东西损坏了，就要赔偿。那时的钱都是换捐出来的，有的是家里带来的，家贫的是临来时带来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真做到了。在大王庄对群众教育，帮助群众割麦子，一天一干割一千多斤麦子。那时对群众教育，讲敌人的残暴，杀人放火，亡国奴是不好当的。讲八路军的前途是什么？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群众开始还不相信，后来见到八路军爱护老百姓，见到我们不是青面獠牙，说我们是穷苦出身，住在哪个庄，就不是共产共妻！慢慢地就解决了很多思想问题。我们走到哪里就唱歌，演节目，唱双簧，黄河调，游击队歌，一进村就唱，老百姓把部队围起来，他们一来听，我们就宣传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残酷，“亡国奴”不能当，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有的队员能演戏，有的队员演不好，他们就去发动群众，帮助老百姓干活、铡草、挑水、垫栏。当时群众中有“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的旧影响，年轻一点的不信，听了我们的宣传，就出来当兵。

政治战士给连队战士讲话，进行政治工作。政治战士先是在班里，后来队伍扩大了，排里设政治战士。个别地方，宣传队一进村，先教小孩子唱歌，把小孩子教唱起来，人就多起来了，那时开大会宣传不多，挨家挨户宣传的多，演戏宣传目标大，就搞小型的宣传。后来部队的讲话制度渐渐地建立起来了。郭洪涛来了，才开了一个支部政治大会。

张一民：徂徕山的环境是满艰苦的，精神面貌是满好的。那时我们去了，是很受欢迎的。天很冷，晚上到的，又没吃饭，就生火，烧点开水喝。夜里疲劳睡着了，第二天没起来，就听到歌唱得的很响亮。那时吃饭是很困难的。马馥塘同志背着兜子，搞点钱，买点红薯都困难，有时买到点馒头，分着吃。后来了调剂点花生吃，但部队内部非常活跃，就是一条：革命就是抗日，抗日就是革命。徐大吹[徐仑]最能宣传了，那时黎玉同志也带头吃地瓜。

八里沟出来以后，干部起模范作用。干部把鞋脱下来，给战士穿 。冬天没有行李，把棉衣让给战士盖，下雪把棉衣让给战士穿。那时候的节目，不光老百姓看了哭，就是战士看了都哭，老多人都认为是真的。有钱的人看了都往场里扔钱，捐助。那宣传队里都是女兵，行军当尖兵，她们走到头里，先到村子里做工作，部队一到就有了住的地方。都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到了围子，她们就去做工作，围子不关了，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就不跑了。住上几天后，队伍一走，她们还送到村口，还掉泪，不愿意让我们走了，与老百姓真是鱼水关系。我们给老百姓上药也不要钱，就搞好了群众关系，那时国民党造谣言，我们住了一段时间，群众把我们跟秦启荣一对比，就看清楚了，看出国民党才共产共妻呢。秦启荣才偷鸡摸狗。我们走到哪里，借东西还，损坏了东西就赔。那时给养很困难，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以后，群众就来慰问我们，给大米、白面、猪肉。我们走到哪里就唱歌，平津流亡学生当政治干事，教歌，队伍很活跃，老百姓见我们都是有学问的人，就拥护八路军，国民党的军队是到处强奸妇女、抓小鸡，游而不击，不打鬼子，老百姓见鬼子来了就逃跑。

黎玉：往南，汪洋在前；上莲花山解决和进步；往北，徐化鲁在前；莱芜会合时，廖容标在磁村镇马棚村。到了莱芜打了一仗，部队的士气很好。日本占领山东，给中国人提出个怎么办的问题 ？就要找出路，一种就是要抗日，党发出脱下长衫，拿起枪杆，保家卫国。我们党提出了，代表群众的根本利益，群众就跟着走，揭竿而起。廖容标那里就是一个学校长山中学，省委派姚仲明和廖容标去的。

陕北召开民先一个会议，叫谁去呢？陆平在延安，叫唐克去吧，唐克剃个光头，女扮男装，到了延安。到了延安时间不长，她不知怎么自杀了。

莱芜有一百多党员，200多民先队员，基础好。那时走到哪里拜干娘，群众关系好，给包饺子吃。到了新泰过春节，没有给八路军吃好的，给窝头、酸煎饼吃，单洪生气了，要部队做政治工作，新泰党员是少，不如莱芜多，农村没有基础，部队去了是没有吃的。队伍集合起来了，前提是打鬼子，扩大、巩固部队，党员都到部队来，靠的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就靠这一条，打日本，队伍搞到八个中队，办了一个干校。要不要创根据地，派林浩去北路，创莱芜根据地，南以刘杜、龙廷为中心，首先是要有干部，有些干部到那里学习不到半个月，就走了。在干校里发展党员。郭洪涛来了，由部队抽一些党员到地方，建立地方党。凡有党员的地方，把党员派下去，把地方党搞起来。新泰、蒙阴、泗水、肥城、莱芜没有派县长，政权也没搞起来。

那时党的支部生活在连队里，还是不公开的。打莱芜以后，连队上的支部还是秘密的，周赤萍来了以后，在岸堤干校，就拉衣角（指悄悄地拽拽衣服角），到墙角开党小组会。当时还不能公开，因为有个别的老百姓，怕他一听是共产党就跑了，以后就有一些老百姓认为，八路军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八路军，参加八路军就是参加共产党了。在蒙阴政治宣传队，印传单时，经常出宣传品、宣传是各式各样的，宣传画到处贴，也能印在纸上，陆干派到连队当政治战士，与战士个别谈话多，主要是谈话、开会，开始是一个班一个政治战士，后来是一个排一个，部队大了，以后中队才有一个政治战士，山东以外的八路军里没有政治战士。地方上发动群众，先唱歌，小孩子唱起来了，其他大人就都唱起来了。有了地方党，部队就有了根。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大扫荡，国民党政权都垮啦，那时咱们才抓政权呢。因为有国民党山东省府主席沈鸿烈，我们不好抓上层政权，在区村抓政权，还搞了一些，有群众，有军队，有青救会。在农村，有了党才有政权，逐步地根据地才有了着落，经过第一次大扫荡的锻炼，因为在泰安区也搞了一次，石友三来了，与他搞统战合作，搞了几个县政权。他搞了县政权，我们就抓区政权。梁竹航是莱芜县长（我们那时候有缺点，在整个过程中，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我们没有及时地建立政权，到延安汇报时，说了红军干部起了好大作用，建立政权迟了，是缺点。到武汉汇报时，我也说了一下。日军来了，县长没有了，都藏起来了。我们当时通过国民党的保长、乡长要给养，都是人家掌握的。我们组织一批干部，说建立政权，迟了些。（新泰没有县长，蒙阴没有县长，莱芜其实也没有县长，肥城也没有县长），莒县也没有，实际上那时要抓政权，党的政权，也可以抓起三五个政权。

政权观念，主要是搞军队。一方面扩大，一方面打个小仗，打政治仗，扩大影响，国民党他不抗日吗！不打大仗，我们就搞点小仗打，好宣传哪，群众也就拥护（插话：那群众影响可就大了）。徐化鲁问题要弄清楚，（插话：汪洋是什么时候与我们会合的？）

孙陶林：我因为里头党的情况不掌握，我就回莱芜了。和进步解决了以后，我们往北走了，我们走到那里，他们就跟着我们，可他又不敢打我们。就是我们在苗山一带，洪涛司令员很着急，下了枪就打苗山的南山。到了莱芜根据地，我印象可能是回来了，也是这个时候，徐化鲁改成先遣大队，接受了徐化鲁，但是紧跟着我们就到了博山，打博山，不过山里有一个地方势力强，这个时候我们部队与徐化鲁部联合打（插话：好像组织调了一个联军。）对，就是组织联军，我那时有一个照相机，就是缴了一个照相机，给了洪涛，洪涛病了以后交给了我。大概是二月底。我们打完博山城往北去了，走到了马棚，就那个时候，我们队伍都有裙带关系，拜把兄弟。我们接受的“五大兵”，有二个已经很进步，后来报告给我们，知道四中队石成玉等人要叛变，要投奔秦启荣。林浩这时是四中队指导员，设法给他们上政治课，枪落到一块了，都架起来了，就给他解决了。当时呢，大概要投敌的有一、两个连。还有的说，扔了手榴弹，给踢出去了。总而言之，没有什么大的伤亡。

这时汪洋、张岗、谢辉的队伍来了，紧接着鲁北的廖容标司令过来，在那里汇合以后，这时候我们的队伍浩浩荡荡，就不小了。有三股，一股越过胶济线，把三支队调过来，再有一股是汪洋。这样一汇合，大军南下，声势浩大。汪洋从张里元那里带过来的，全是正规军，他们穿的是灰军衣，一人一把大刀片，又是毯子，什么都像个样，每人一支步枪，这时一南下，整个一看不得了，往南走一直到莱芜，离莱芜就十来里地，这时听说二、五、八中队下蒙山，是南下的主力。首先占了莱芜城，会合后，庆祝胜利，开群众大会，那时像刘春这些人都编上小调，那几个中队，也唱歌，这时候，究竟有多少人，众说不一。林浩跟我讲过（插话：徐化鲁有600-700人，汪洋那时也有600-700人，一个营吗），一个营300—400人，四支队本身的基础，有几个中队，到新泰时就两个中队，程鹏是后编进来的，100多人。廖容标带来的大约也是300多人，（插话：他那有一个团，700-800人。）到莱芜城以后，还去了些人，不断地集合。林浩同志讲，你们来了不带枪，怎么得了，光吃饭不行啊。没有枪，徒手队伍可不行，以后有人就有枪，后来是扩大了，但有人没有枪，来了人也不能光挑东西，没武器在队伍里跟着走，就是徒手，什么也没有。

张一民：那时到了莱芜城，买了八角钱的药，基本上还是用我的小药包，除此以外，那就是募捐了，走到哪里，只要有小医院，我们就去募捐。

我那时是大夫，公家还有一个挑夫，林浩那时他也没办法，晚上睡觉连被子都没有，我是医生，还有床被子，晚上到我那里去睡。洪涛死的时候，也很可怜，买了一口木棺材 ，用的是我盖的被子。开了个追悼会，化悲痛为力量。打那以后，郭洪涛也来了，在泰安上河[南上庄]那里，到南边去打仗，打了一仗有点左了，连中间势力都打了。那时到莱芜县，封振武在那地方打的秦启荣。那时很危险，最后我们往北来，基本上这个仗打得不管怎么样，把我们的部队的电台夺了回来。挑夫把行李都不要了，我和挑夫挑的挑，抬的抬，保存药品。汪洋带来的一大批人根本连鞋子都没有，赤着脚。后来到了泰安，建立了妇救会，识字班。五六月份到了莱芜，这才搞募捐。王继武的老婆是组织部长，那时，靠募集队捐钱，以后买了布、自己染色，王继武比较清楚（插话：王继武后来派到青岛，组织青岛支队。）

黎玉：王继武后来回来了，敌人已经占领了青岛。到了淄博，拉起红枪会，红枪会有几挺机关枪。刘莱夫从胶东来了，让他带回来，刘莱夫不愿带，说让吴鼎章掌握机枪，，吴鼎章也有千捌佰人了，他们私人关系也好，刘莱夫掌握底下的关系，所以我批评了刘莱夫，莱芜县委托你事情，你不告而别，这样的组织观念不行！第二回来了，也不愿意走。那时，是叫刘莱夫去莱芜恢复县委，他做了很多工作。

秦化龙（云川）他发动部队，以后呢，不清楚了。现在他在那教书，是新汶煤矿中学，也没给人家安排，当年是有功的。后来到泰安去，刘居英作为省委代表去莱芜后，也没有重视人家，当然还是安排他回去，做地方工作。莱芜还有几个老同志，王玉[王玉珂]、刘子正、都参加了，以后没有适当地提高（插话：刘子正，刘洪清[刘舜卿]发动部队时，还没有什么），他们在莱芜各区，以后回来了，后来秦云川也没有全部知道，因为刘北戈委派了他很多事，逮捕时出了问题，受了点影响。“七七”事变后，抗战了，形势变了，党叫他回来了。金明从监狱里出来的，监狱里李林、张烨、董琰陆陆续续出来了，到泰安城里，我给他们开了个会，那你可能没参加（指孙陶林），那时张北华有十几个人，谈形势，那批出来的还有程兆轩。程兆轩和赵杰、封振武联系的，赵杰还到乡下做了几天工作，泰安就是那些情况。金明是被捕过，起义参加了，是特务队队长（插话：是特务队的指导员吗。） 后来叫他担任交通联络。淄博有七、八支队活动，郭洪涛来了，沿路知道有个工委，淄博还有部分部队，张天民发动铁路工人的部队，以后跟三支队廖容标联系了，他们联系后编到三支队。我们从延安、武汉回来以后，1939年中央决定，安排兵力抢占苏北，我们就抓了苏北、陇海，派了先遣队。组建陇海南进支队，钟辉、杨纯、还有李浩然，把他们派到了南进支队。以后划归苏皖边区军政委领导，就在津浦路东，合编组成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新四军派去现在当副总长的张爱萍在那里领导，杨纯就去苏皖工作了。江华组织苏皖纵队，金明是苏皖区党委书记，以后回到华东。华东局讨论要把林浩拿下来当个副书记，换人当第一书记，我在会上反对，我说你们不了解情况，副书记要夺权。（插话：他那个副书记比正的还说了算），就是这么个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