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抗大情缘——从父亲刘宗卓珍藏的三枚证章说起/刘力群

父亲刘宗卓一辈子从事党和军队的宣传工作，曾任《解放军报》社长，在他留给我们后人的遗物中，虽然并没有很多的新闻文稿 ，但他却留下一些看似不大却很珍贵的纪念品，其中就有两枚抗大证章和一枚陕北公学证章。

这三枚证章，一是抗大第一分校第五期毕业章，圆形，正面有抗大校训“团结紧张活泼严肃”八个字，背后有“毕业证”戳记；二是抗大三周年纪念章，圆形，红色五角星背景下有一战士手持红旗，背面有编号517戳记；三是陕北公学周年纪念章，圆形，画面中有中国地理象形图和五环标记，背面有编号322戳记。

抗大的前身是红军大学，1936年6月在陕西瓦窑堡成立，不久后迁往陕西保安，1937年1月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校址前往延安。陕北公学也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培养抗日军政干部的学校，1937年9月在延安成立，主要招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和从越南、朝鲜、南洋等地归国的爱国华侨。父亲珍藏的这三枚证章，反映了他对抗大经历的珍视和怀念，这是他的母校，也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

1938年9月，父亲与另外四位青年学生从湖南奔波辗转到达延安，被分配到洛川抗大一分校，1940年2月毕业奔赴山东抗日前线，前后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但却在他一生中留下深深的烙印，成为永久的记忆。他从山东到南京，又从南京到北京，南下北上历经数次运动和搬迁，许多东西都弃置和遗失了，唯有这三枚证章以及八路军、解放军的胸章、臂章被保存下来，这是他人生道路上一段光辉历程的见证。

一、奔赴抗大之路

父亲第一次听说“抗大”，是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之后，那时他刚17岁，在湖南长沙省立高级中学读书（简称“长高”），该校的前身是毛泽东就读过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这个学校有普通班和师范班，父亲考的是师范班，因为师范班学膳费都免交，讲义费用不完还可以归己。

父亲的同班同学彭应国（后改名彭文），是个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的进步青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组织同学包括父亲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组织读书会、歌咏队，学唱“五月的鲜花”、“在松花江上”等抗日流行歌曲，还走上街头演戏、募捐、举行演讲。

彭应国看父亲参加活动积极，就公开对父亲谈加入共产党的问题，说有方法和渠道可以介绍，并给父亲一张表格，实际上是入党志愿书。父亲把这张表格装在一个小皮夹子里，想找个秘密的地方或星期日到野外去填写。

父亲后来抗大之旅的驱动力，实际上源出于那张表格的不慎丢失。当时国民党湖南政府要求湖南高中学生一律军训两个月，父亲在军训紧急集合时，不慎将那个装有入党志愿书的皮夹子丢失，并且得知军训官已查扣了那个皮夹。事不宜迟，父亲立即乘夜晚逃出位于南岳衡山圣庙的军训营地，并将军训时发的军帽和军装上的符号牌都摘下来，丢到公路两旁的沟里，经衡山县一路逃跑至长沙，并在长沙一家鞋店找到先前被校方开除的同学彭应国。

大凡参加革命者早年投身革命洪流，都有过逃出桎梏、寻找希望之火的经历。父亲是在1938年秋逃出衡山“湖南高中学生集训总队”，奔赴延安寻找抗大；母亲牛玉华则是在1939年冬，逃出被敌伪势力严密封锁的山东高密县景芝镇的前屯村，与另外三位姑娘去沂蒙山寻找八路军，“四个大姑娘”出走的故事，至今在山东潍坊、安丘、高密一代传为佳话。父亲在长沙把一只由家庭包办的结婚戒指在余大华金店换了三十八块银元做路费，与彭应国、黄荫华、黄荫湘、甘逢原等四位同学在长沙第十八集团军招待所徐家祠堂住了两晚，1938年9月13日从长沙出发，途经武汉，于9月18日到西安。经彭应国与位于集贤庄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洽，一行五人就徒步开始了去延安的行程。

从西安出发经铜川、黄陵、洛川、富县和甘泉，走了三、四天后，父亲一行进入了延安地界，已经可以看到高高矗立的延安宝塔了，一路上都是男男女女、三三两两前往延安的青年学生。这时，负责接待的抗大校方人员告知说，洛川有抗大六大队，劝大家回到洛川去，这样，父亲一行五人只好不顾疲劳，又步行返回洛川，终于投入了抗大的怀抱。

二、在抗大光荣入党

1938年10月1日，父亲到达洛川，被编入抗大第五期六大队一支队四小队，驻地在东安宫村。抗大六大队（后被编入抗大一分校）的前身是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根据父亲的“生平自述”：六大队大队长韦国清、政委黄欧东、教育处长闫捷三、支队长王泮清、协理员欧阳平、队长徐国富，他们都是经历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

父亲一入抗大，因为有高中学历，就被分配为班里的学习组长。全班学员同住一间屋，同睡一个炕。陕北高原缺水，用水很困难，早上洗脸一班人就用一盆水。据父亲回忆，在洛川两个月，他只在一条山沟里找到一个泉眼，用里面的水擦了一次澡。

学校的纪律是很严的，每天晚上要点名，进行表扬和批评。有一次紧急集合，父亲掉了一发子弹，被罚在队部门口站岗一小时。

队里设有“救亡室”（即红军时期的“列宁室”），悬挂有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画像，贴了一些领袖格言，如张闻天（洛甫）的话“任何感情不能超过革命的感情”，给父亲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一个刚刚远离家乡青年的思乡情绪，也有一定的缓解作用。

抗大第五期的学习课程有政治理论课，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常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工作、等；军事课程有射击、投弹、爆破、单兵动作、班排连战斗指挥等。

父亲10月1日入抗大六大队，11月12日就入了党，当时中共中央在1938年3月15日发出一个“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父亲的入党介绍人是区队长李维义，按党章规定介绍人应该有两名，后来父亲在八路军山东纵队时又补了一名介绍人陈金凯（纵队宣传部速记员）。

对于入党的描述，父亲在生平自述里是这样写的：“入党那天，接区队长通知，我晚上到了一间屋子里，里面点着油灯，墙上挂着带镰刀斧头的党旗，贴着入党誓言。我们几个人都举着拳头，由区队长领着按誓言逐条宣誓。我的心情激动，暗想从此我就是共产党员了，交织着神秘感和荣誉感。在队里谁是党员，除了本小组的人以外别的人不知道。”

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父亲自入党那天起，始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指导自己所一辈子从事的党和军队的宣传工作。父亲晚年，在建军七十五周年（2002年）之际，他根据抗大的教育方针和自己的体会，写了一幅书法“军魂”两个大字，并加副题：“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父亲后来还写了书法“大事清醒、小事糊涂”，都反映了他在政治上的坚定态度。

三、两次东迁“小长征”

毛泽东曾对抗大学员说过：你们来延安抗大学习要上三门主课：第一课是从西安到延安，行程八百里，立志干革命；第二课是吃小米，住窑洞，学打草鞋，理论联系实际，学习马列主义真理；第三课是到实际斗争中为人民服务，学会打仗，学会做群众工作。抗大一分校从1938年冬到1940年初的两次东迁和行军办学，谱写了这三门课的结晶。

1938年12月，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决定建立抗大第一、第二分校，挺进到敌后的晋东南和晋察冀根据地，以便吸收和培训大量干部，进一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接着1939年6月，党中央根据八路军、新四军的迅猛发展，急需培养更多的干部，决定将培训干部的重点移至敌后，将抗大总校迁到晋东南，抗大一分校东迁到山东。

抗大一分校的两次东迁，行程约五千里，有“小长征”之称。父亲正是在这前后两次东迁的长途行军中，渡黄河、翻绵山、攀登峻极关、穿过封锁线，全队上下每人背一百发子弹支援山东抗日根据地，从一个初出校门的文弱书生，逐渐锻炼成长为革命阵营中的一名战士。

关于渡黄河，父亲在生平自述中是这样描述的：“在延长县靠黄河边的一个渡口渡过黄河。船是古式旧木船，一船能载几十人。大家很有组织、很有秩序地登上木船。船头上挂满了铜铃，船动风摇，铃儿叮当，它和黄河的怒涛拍击声交织在一起，氛势壮阔。”

过了黄河后，还要过汾河。严冬的黄昏，夜幕降临得特别早，月影寒星在冰雪封冻的汾河上闪烁，护送部队和两岸群众已在冰河上用木板和稻草铺垫了一条便桥，使大队人马行进如履薄冰，又很安全。但有的学员还是过分紧张跌进了冰缝，有经验的老同志告诉大家，胆子放大点，不要左顾右盼，要勇往直前，这样三、四千人马只用了两、三个钟头就过了汾河。

行军队伍穿过同蒲路封锁线，就到了山西的绵山。绵山的名声起源于春秋时期晋国介子推携母隐居被焚在山上，所以绵山又名介山。数九寒天，正值腊月，朱总司令专门致电抗大一分校，指示部队过绵山要严防寒冻，用棉花包耳，用棉布裹脚。总司令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大家非常感动，信心倍增，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为榜样，挺进山东，抗击敌寇。据父亲自己回忆，在这两次东迁小长征中，只有在翻越绵山时他掉过一次队，好在部队有收容队，将掉队的男女体弱学员收编在一起赶上大部队。

在两次东迁的期间，抗大一分校在山西的屯留驻留了六个月，边学习，边训练，边做群众工作。1939年6月，父亲调至抗大一分校三营十一队任副指导员和支部书记，为教育党员，队里办起了一张不定期的小报，用油光纸复写，内容主要是表扬党员中的模范事迹。

1940年1月，抗大一分校经过第二次东迁到达山东沂水县孙祖，属于沂蒙抗日根据地。这时父亲也从抗大一分校毕业，被分配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教科任宣传干事，由此走上了党和军队的宣传教育战线。父亲在生平自述中写道：“抗大是我革命征途的起点，一年多的抗大学习与生活，在我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是很重要、很值得怀念的一段，每当唱起‘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抗大校歌时，我总是满怀激情，充满自豪感。”

父亲刘宗卓在抗大（1938-1940）

四、一生的动力源泉

父亲从抗大毕业后，作为党和军队的一名宣传工作者，参与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前卫报》的创刊；1949年4月作为第三野战军35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参加了渡江战役，后在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任总编辑；1965年奉调任中央文化部政策研究室主任；1978年任《红旗》杂志副总编；1981年任《解放军报》社社长。无论在哪个时期，父亲都把抗大一年多的学习、锻炼和受教育过程作为动力的源泉。

1985年父亲离休，回顾一生，父亲用两首诗抒发了自己对当年奔赴延安和抗大生活的怀念。

抗战五十周年抒怀

（写于1995年7月10日）

芦沟烽火迷漫日，投笔从戎抗战时，

热血青年奔圣地，救亡韬略拜贤师；

延安颂曲震山岳，游击队歌吼虎狮，

任你疯狂武士道，笑看遍倒圆膏旗。

 1996年6月15日，父亲因病住院手术后的第九天，他躺在北京301医院的病床上，回忆起抗大生活，吟出十四首七言绝句“抗大生活回顾”，以纪念抗大创建六十周年：

（一）

抗日烽火卷巨澜，万千学子奔延安，

五湖四海来相会，“同志”称呼格外甜。

（二）

脱下旗袍与长衫，戎装披戴换新颜，

几枚手雷随身挂，一支步枪扛上肩。

（三）

政治学习意志坚，军事训练本领全，

马列主义求真理，游击战术歼敌顽。

（四）

伟人肖像当中排，领袖格言记心怀，

救亡室里好去处，马列书刊读开来。

（五）

黄河之滨黄土坡，一歌未停又一歌，

延安颂联大刀曲，抗敌声雷多磅礴。

（六）

全校集合大操场，满面春风喜洋洋，

抬头一见朱老总，伟人教诲多慈祥。

（七）

豆腐白菜盘中餐，金黄小米可香甜，

南瓜充饥粮断日，遇见馍馍真解馋。

（八）

辘轳打水几丈深，全班洗脸共一盆，

晴日下得深沟去，喜得清泉满身淋。

（九）

每月光洋钱一元，买包牙粉与鞋穿，

假日洛川城里去，羊肉泡馍乐陶然。

（十）

镰刀斧头党旗红，庄严宣誓记终身，

永不叛党守秘密，革命到底庆大同。

（十一）

学习课程尚未完，不料任命指导员，

革命征途新起点，上下求索路漫漫。

（十二）

东渡黄河上前方，波涛滚滚气轩昂，

疆场学得真本领，才是救国好儿郎。

（十三）

朔风凛冽正寒冬，两度东迁万里行，

同蒲封锁绵山雪，历尽艰险到沂蒙。

（十四）

欣逢校庆六十年，满腔思绪万万千，

我辈人生大转折，中华民族史无前。   

 父亲以自己曾经是毛主席亲手创办的抗大一员，感到无比的自豪，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把“抗大五期”、“抗大三周年”、“陕北公学一周年”三枚纪念证章随身携带，精心保存，晚年又把这三枚证章传交给我们后人，并以此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军队在一个世纪的奋斗历史中，那一段既生气勃勃、青春洋溢、又寒暑雨雪、砥砺磨练的华彩篇章。

（2023年11月17日 于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