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惨案与中共山东党组织/刘志鹏

中共山东党组织是最早建立的六个中共地方组织之一，从1921年初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开始，中共山东党组织就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参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28年5月3日，日本为阻挠国民革命军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又称五三惨案。此时，中国共产党刚刚经历大革命失败和“左倾”挫折，在山东的地方党组织十分薄弱，且不能公开活动。尽管如此，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山东党组织及时发布反日通告，抵制国民党的对日妥协，壮大山东地方组织，积极领导反日斗争，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反日爱国的光辉形象。

一、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行径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党组织第一时间作出了反应。1928年5月6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联合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指出“这次事变之主动，当然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它的用意无非是一面借此种非常事件来缓和其国内倒阁的政潮，一面据为口实，更进一步地侵略山东。”同时，号召山东民众“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非达到日兵全部退出山东，侵占的主权完全交回不止”，并提出“限日兵停止枪炮射击，恢复商埠秩序”、“限日兵军队即行退出山东”、“要求日本赔偿损失，惩办日兵司令福田”、“撤退胶济路、淄川炭矿日本职员，完全交还中国管理”、“工农兵自动联合起来誓死驱逐日本军队”等一系列主张。据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局和党的策略与工作的报告》，“日兵在济南开始横行后，省委即提出讨论反帝国主义的工作”。

面对济南惨案后的民族危局，中共山东党组织采取灵活策略，把动员民众反日与争取民众权益相结合起来进行宣传。1928年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和共青团山东省委再次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再告山东民众》，除要求“日本帝国主义立即停止枪炮射击”、“限于一星期内日兵全体撤出山东”、“日政府赔偿济南一切损失”外，还提出“胶济路、淄川炭矿、津浦大厂、兵工厂归工会管理”、“济南政权归市民政府管理”、“工人八小时工作，押支发清，增加工资”、“免征农民一切粮捐，没收地主豪绅土地，归贫农兵士耕种”、“兵士加饷，欠饷发清”、“反对拉夫、兵住民房、征发粮草”、“济南一切粮米归市政府管理，分给贫苦市民”等一系列保障民众权益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济南惨案发生时，正值国共分裂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斗争中处于低潮时期。1928年6月的《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提到，“济南因党的力量之薄弱，组织三个人的一个反日委员会,七拉八凑,还是拉不成功。自己明白自己的力量小，所以发散宣传品乃就决定雇用小孩去散的办法，派十个同志去组织十队，每队十个小孩。但是所派定的十个人，又多半是派往各厂工会组织员，他们忙于工运工作，不能脱身，以致到了出发的时候，连省委书记才到了四人，所以这种工作连一周不能继续下去，只作了一天便停止。”尽管因为日军的占据和国民党的限制，中共难以公开有所作为，但在济南惨案的源发地，中共山东党组织的活动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反日态度，以至于警察、商人和一般民众都“同情我们的行动”。

二、抵制国民党的对日外交妥协

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党组织积极揭露蒋介石及国民党采取的对日妥协外交，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告山东民众书》中，提到“蒋介石决不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口口声声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实在侍奉帝国主义惟恐不谨，想借词掩饰，以求日人减轻其罪状。蒋介石绝对禁止兵士还击，步步退让，致我兵士市民死伤无数，那里是为保护济南市民!?”同时，改变中共山东省第三次全执会上的“觉得KMT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携手，所以主要的政治口号是反K进到反日”的策略，在《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重新确立反日与反对国民党的先后次序，“省委这种政策至日本在济南的屠杀开始后，KMT又一味地投降退让，所以当时就决定积极去作反日的工作，由反日进到反K。因为当时一般人对于日本帝国这种蛮横的行为，激昂到万分，同时他们又觉得所谓国民党是反日的。但是他都步步退让，事事投降，所以这是一个极好KMT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

济南惨案时期，山东民众对于国共两党了解甚微，甚至于1928年6月26日，王复元在《山东农民运动状况》中谈到，“鲁北一带的人民，认蒋介石即是共产党，这是张宗昌反赤宣传的影响，因此对赤党与蒋介石至今就未分开”。1928年6月28日，在《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山东政治局势的通告》中认为，国民党政府“是不会办什么革命的外交的，只会取缔民众运动，以博帝国主义者之欢心。”为了使得广大民众更好的了解国民党的本质，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编辑了一本《入校须知》的小册子，其中专门提到“国民党是什么东西”，“国民党是代表豪绅地主资产阶级的政党，是军阀御用的走狗，是帝国主义的新式工具，是剥削和压迫工农民众和小资产阶级民众的政党（故南方民众称为刮民党）。国民党的组织业已四分五裂，各为军阀所利用，不是统一的，他们所唤的口号都是欺骗民众的。我们要打倒豪绅资产阶级军阀及帝国主义完成工农革命，即应先打倒国民党，破坏他的统治，夺取他的政权。”

济南惨案后，日本人扶持的傀儡组织济南治安维持会应运而生，国民党中央却号召民众停止反日运动。于是，1928年9月21日，中共济南市委和共青团济南市委在《为反对济南临时治安维持会告全市各界民众书》中，指出五三惨案的发生，“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恶野蛮，大炮轰城，使我们千万同胞浸卧于血泊之中”，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卖国媚外的结果”。国民党置民众困苦而不顾，“却在那里压迫反日运动，叫民众们‘镇静’、‘忍耐’，要以人民的血肉为条件，去取得帝国主义的欢心”。国民党军阀不仅互相攻讦分裂，准备着新的战争，对于五三惨案“迟延不解决而在帝国主义面前争宠献媚，增加苛捐杂税，竭力压迫民众运动”。还认为指望国民党救民众于水火，“是绝对也不会有的事，我们对国民党的任何幻想都该消除了！”“只有团结起来，用我们自己的力量驱逐日本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山东，反对卖国的国民党的秘密外交，采取民众的革命外交，五三惨案才能得到正当的解决，维持会这些东西才能根本打倒，我们才有出路”。并向工农进一步宣传“只有团聚在共产党的周围，工农兵联合武装暴动，根本推翻反动统治，建立工农兵士贫民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

三、积极发展中共山东地方组织

日本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极大影响了山东政局，也给中共山东地方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时机。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淄张县委的信中认为，“山东目前的政局，自日本出兵山东之后，成了一种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畸形割据，由张宗昌的政权一变为蒋介石、冯玉祥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这种割据状态在中日交涉未全盘结束之前不会改变的。而中日交涉又非急促间所能解决，是以此种状态至少总要有存在一两个月的可能。现在青岛、济南、淄张、以及胶路沿线都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势力范围。在日本的势力圈之内，CP与KMT都是秘密的活动，任何一方不能公开存在。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我们的职工运动工作才正是发展深入的好机会，我们要很艰苦地在工人群众中建立起工人的基本组织，抓紧基本群众”。中共山东省委指出，“党与团的组织在这一个期间，应很快地发展，要把我们的基本组织在群众中建立起来”。

同样，1928年5月21日中共山东省委在给潍县县委的信中，也指出“自济南事件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与KMT成立一种敌对的状态，胶东一带已成了日本与KMT的割据形势。在这种形势之下，我们总不能在胶济沿线的重要城市及车站中公开活动。但这种形势是于我们有利的”，“在这个行动的时期，把党的组织巩固起来，亦是重要工作之一。一切工作，都应用党的组织去活动，努力打破个人活动的错误倾向”。至于山东地方组织的建设情况并不令人满意，1928年6月3日《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重建党组织问题给潍县县委的信》中指出，“潍县的工作在这一月以来，不仅毫无进展，而且根本还未找出出路。同时，党的组织也形同无有，只是那么一批同志的活动，而根本无有支部！因此，党的组织已成了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如果现在再不切实建立党的组织，潍县的党将会消灭、死亡！”中共山东省委要求潍县县委，“必须重新建立党的组织，健全支部、小组，要使同志经常地过党内生活，极力避免个人的英雄主义行动和不要组织的倾向！这是潍县党的生死问题，你们须用最大的努力来做这个工作”。

由于日军进入山东后造成的地方割据，形成乡村政权空白的局面，给中共山东党组织开辟乡村根据地提供了基础。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高唐潍县等地农运工作的报告》中第三次全执会对于农民运动提出“KMT初来山东，他所注意的还是几个重要的工商业的中心，乡村内尚非短时内所能顾到，而旧的（即奉系的）势力又瓦解了，我们要抓住这一个机会，客观主观的形势较好的地方，积极进行乡村的土地革命的工作，造成几个乡村割据的局面。”

四、动员民众广泛参加反日斗争

济南惨案后，中共山东党组织以地处山东的独特性，积极探索以反日斗争为中心广泛动员民众的途径。1928年6月，《中共山东省委关于反日工作的报告》中认为，“反日工作，不是什么特别工作，是目前号召群众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口号，发动群众斗争的一个很好的目标。以后应当把工运农运及一切群众工作与反日联系起来，譬如淄川炭矿这次大罢工，虽然不特是反日的工作，但恐怕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受打击最大的还是这一次罢工。济南的失业工人募捐运动，这几天的事实证明是一个极好的反日方法，因为借此我们可以到群众中去作广大的群众的反日运动。”

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中共山东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在山东进行反日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8月，中共山东省委在《反日运动计划》中提到，一方面要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使得“各地发动反帝高潮复兴城市运动”，与“一般的小资产阶级运动和工人运动以至党的组织的改造联系成一片。”另一方面，认为“已知道反帝运动在目前的重要。并且山东重要地域为日本兵占领。山东工商业与日本有密切关系”。指出“日本自出兵山东后，轰毙济南市民，演成五三惨案。在济各工厂停办，失业工人就济南一处而说已达五六万人。商民大半闭门歇业。农民因受交通阻隔，溃军土匪的骚扰、苛捐杂税的增加，乡村扰乱局面的延长，感受痛苦极深。加之日兵在济南各处任意搜索逮捕横行无忌，尤其使一般人民深恶痛绝。所以在山东的反帝运动不单只是深入工农民众的第一阶段，并且是工农民众切身利益的要求，所以一般民众反日情绪特别浓厚，应该是组织民众领导民众斗争的主要目标。”相反，“在旁的省份反帝是与民众痛苦无直接关系”，而在山东“却是反帝就是工农民众的本身利益之一项，并且是最紧要的一项。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特别重要”。

正是由于以上因素，动员山东民众反日斗争尤其重要，“但是山东各重要都市暂时直接在日本统治底下，反帝运动的方式也与中央所指示者略有不同。因为旁的省份是在国民党统治底下，国民党外面挂起招牌还是唤打倒帝国主义，所以反帝是名义上不容许他干涉的。要公开组织反日救国会、对日经济绝交会，公开抵制日货，借反日名义可以公开召集民众团体到会。却是日本兵这时在山东横行霸道戒备森严，动辄借口便衣队或南兵或土匪捉去枪毙，又一面做买好民众的事（如募捐救济一部分失业工人之类）。我们要直接按照旁的省份干去，是事实上做不到的，而且反使群众害怕，不肯参加。所以山东的反帝运动应该用许多曲线方法。”同时，“以前山东反帝工作没有什么成绩，原因是省委对反帝工作并未十分注意（不是全未注意，曾举行宣传周，又有按期出版物……），未把各种工作联系到反帝上来，组织亦未整顿好，党不能起多大作用，且各地同志没有把反帝做经常工作，以为发几种传单作一个宣传工作就以为终止，根本上不明了反帝意义。”中共山东省委开始对于前段时间的工作，“十分注意改正各种错误，将中央关于反日通告及行动大纲，省委反日计划及行动大纲印成小册子训练同志，务须使每个同志明了并实行参加反帝工作，并在每一时期指示反帝的工作方法并规定各重要区域 如青岛、潍县、淄川、泰安、济南……的个别的反帝进行计划，督促他们实行。”

总之，济南惨案发生后，中共山东党组织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能够紧跟形势，密切联系民众，进行反日斗争，并且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发展自己，壮大革命的力量。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懈的努力，中国革命的形势在济南惨案以后有了明显的好转。1928年10月2日，中共中央在《目前政治状况党的策略与团的工作》中指出，“济南事变后，革命显然有复兴的趋势：城市工人运动逐渐开展，上海工人又走到马路上作示威的尝试；各地农民争斗还在继续； 兵士革命化的意识更加明显；小资产阶级对国民党希望幻灭。这些现象，自然还不能过分估计，但的确是革命复兴的黎明现象。”中国近代史的历程说明，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彻底的真正的领袖。

（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本文主体内容曾发表于《光明日报》 2020年08月07日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