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战史的沂蒙概念探究（文/陈青）

在浏览八路军山东抗战史资料时，常发现一些对历史史实表达不够严谨、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甚至误导人们思维的文字语言叙述。例如，对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的抗战，常出现“一一五师在沂蒙”，“陈光 罗荣桓领导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下图）等的说辞。这样的表述粗看起来仿佛没有问题，但稍加思索，就发现它至少模糊了能反映山东抗战重要特征的两个大问题：一是随意扩大使用了“沂蒙”的概念；二是将八路军一一五师和八路军山东纵队两支八路军主力部队混为一谈。

 

▲地图来自网络

对这种出现在网络公共媒体和正式出版物上的历史资料，应该引起一定的重视，否则，将会产生随意编造历史、贻误后人的严重后果。有些革命老前辈的后人看到这样的资料后，常感叹“太离谱了。”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也不一定就是作者或者发布者有意为之，很有可能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知之甚浅、不求甚解、人云亦云所致。“论从史出”，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所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准则。

本文就以上两个问题，摘录和整理一些资料，以纠正错误，同时也达到资料共享的目的。

一、关于“沂蒙”的概念问题。

原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丁龙嘉老师最近发表了一篇题为《沂蒙精神的形成及提炼论述》的文章，文中对“沂蒙”概念作了权威性的释解，现摘录部分论述以飨读者。

“‘沂蒙’有自然地理概念和行政区划概念的两重含意。1、‘沂蒙’，作为自然地理的概念来认识，是指山东省中部的沂蒙山区……现在所说的沂蒙山区，主要是指由沂山和蒙山两座山构成的山区。沂山处在临朐、沂源、沂水三县交界处，海拔1032米。蒙山处在蒙阴县的南部、平邑县的北部，海拔1156米，为山东省第二高山。这两座山，山脉起伏，延伸宽广，形成了沂蒙山区。现在所说的沂蒙山区，实际上还包括位于沂源县北部、淄博市博山区南部的鲁山的一部分。鲁山海拔1108米。至于沂山以东的滨海平原和蒙山以南的山前平原，不能说成是沂蒙山区。”

 

▲山东山势地形图

2、“‘沂蒙’作为党的和行政区划的概念来认识，形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之后。早在1941年2月，中共鲁中区委于沂南县建立了沂蒙地委，又称鲁中区党委第二地委，辖沂水、沂南、蒙阴、费（县）东等县委。同时成立了沂蒙专署，又称第二专署。这是第一次以‘沂蒙’命名的党的和行政的区划概念。在党的和行政的区划中，‘沂蒙’的核心县是沂水、蒙阴。全国抗日战争前半期，这两个县是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实验县，并且析置出了新的县。

1939年10月，由沂水、蒙阴两县析置出南沂蒙，1940年3月改称沂南县。1944年5月，由沂水蒙阴、临朐三县析置出沂源县。另外，1946年4月，由费县析置出平邑县。这样，‘沂蒙’在党的和行政的区划中，就由原沂水、蒙阴、临朐、费县4县与析置出的沂南、沂源、平邑3县组成。

正是由于上述‘沂蒙’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党的、行政的区划，在全国抗日战争中期担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的朱瑞说，‘沂山、蒙山、鲁山形成的三角区内，是山东党领导抗战的中心区’（作者注：至1941年底之前）。

正是由于上述‘沂蒙’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党的、行政的区划，中共中央于1984年确定将由沂水、沂南、沂源、蒙阴、平邑、费县和临朐7县组成的沂蒙山区作为全国18个连片扶贫地区之一，山东省政府把扶贫指挥部设在沂水县城。

正是由于上述’沂蒙’的自然地理位置和党的、行政的区划，‘沂蒙’及‘沂蒙山区’的概念不应任意扩大和改动。”

丁龙嘉老师以深厚的党史学术背景和史学素养对“沂蒙”概念及区域范围作了精辟的阐释，这是目前最权威的论述，给我们界定八路军一一五师是否在“沂蒙”提供了标杆。

从地图资料看，以下是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图志》和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书籍中的两幅地图，第一幅图是八路军一一五师于1939年9月挺进山东作战图，主要在鲁西南地区作战。第二幅图中深粉色和黄底红虚线颜色的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活动区域，浅粉色颜色的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及兄弟部队的活动区域。

对照以上“沂蒙”地域含义，可以看出，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山东主要活动在鲁西和鲁南地区（1941年3月东移滨海平原的鲁东南和苏北地区，直到抗战胜利）。那么，“沂山以东的滨海平原和蒙山以南的山前平原，不能说成是沂蒙山区。”而在沂蒙山区及其他地区活动的八路军主力部队则主要是八路军山东纵队。

  

▲（1938年2月—1939年9月）

从文字史料中，我们可以选取时任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的回忆录《忆沂蒙山抗日根据地》作为权威史料使用。“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党中央来信指出：‘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

“为了有效地打击日伪顽势力，稳定山东抗日民主局面，省委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报告中央。这个计划的中心，是创建蒙山中枢根据地。毛泽东同志和中共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同志审阅了报告以后，回电同意，（作者注：毛泽东电示是：‘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去做。’）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创建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还可以查阅《罗荣桓年谱》看1939年—1940年八路军一一五师的作战区域。

1939年3月12日，在东进支队排以上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分析了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的形势，阐述了坚持敌后平原游击战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后指出：东进支队总的任务是“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造泰山西端的抗日根据地，依（泰）山伴（东平）湖地发展。向北可连萧华领导的鲁西北区。向南可与（六八）五团、（三四）四旅、苏鲁、鲁豫区联系，东连鲁东区，西连冀鲁豫区”。

1939年3月14日，师部到达常庄，同中共鲁西区党委、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随后，经中共中央北方局同意，一一五师师部和中共鲁西区党委联合组成鲁西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任书记，陈光、王乘璋、黄励、张霖之、赵镈、朱则民为委员，统一领导整个鲁西地区的斗争。山东纵队第六支队归—一五师指挥。

1939年12月26日，在一一五师干部会议上作报告，指出：“目前我部的任务是创造抱犊崮山区，使之成为八路军在山东的单独的根据地，配合平原游击战争，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1940年2月2日，就—一五师各部活动地域及干部名单，同陈光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并报毛泽东、王稼祥，徐向前、朱瑞，并告各支队：(一）师特务团（团长吴世安、政委王根培）随师部在临费峄附近抱犊制山区。六八六团（团长张仁初、政委刘西元）在滕县以东之山亭、艾湖一带。七团（团长李子英、改委张雄）在费县西北同村一带。苏鲁支队（支队长张光中、政委彭嘉庆）在滕县以东，枣庄、峄县以北地区。（二）彭吴支队（等于旅）第一大队（大队长胡炳云、政委田维扬），在泗县、灵壁、宿县边。第二大队（大队长梁兴初、政委王凤鸣）在郯城、临沂间并向东海、赣榆方向伸展。彭明治、吴文玉率支队直属队及三大队（大队长耿蕴斋、政委冯志祥）在丰、沛、砀山一带，并向北发展。与杨勇打通。（三）杨勇支队（独立旅）第一团（副团长李金锋、政委戴润生）在濮阳、范县之间。第二团（团长匡斌、政委张国华）在鄄城以北杨屯、左营一带，准备配合冀南动作。第三支队（？）在郓城、钜野、嘉祥边活动。独立团（团长刘玉胜）在郓城、济宁间活动。

至于沂蒙区和鲁南、滨海区的战略关系，罗荣桓元帅的儿子罗东进将军在《沂蒙反“扫荡”》文章中有过一段论述：“我们进入郯(城）马（头）地区后，曾要求山东分局南下。分局迟迟不下，怕损失，要求一一五师北上，向分局和山东纵队靠拢。——五师留下部队坚持鲁南斗争，师部向北移至临沂以北青驼寺附近。但因山区太困难，后来连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师部就又南下滨海区找了个吃饭的地方。严格说来，北上是收缩退却。如果我们全部北上了，东北军将完全占领鲁南山区，我们将被压缩到沂蒙山区……失掉了鲁南，将来南下就没有出口，对陇海路南和湖西地区的联系也都不利。我们坚持鲁南，开辟滨海地区，打开甲子山区，都是为了配合坚持和发展沂蒙山区。”

从以上叙述中，不难看出，八路军一一五师发展鲁西、鲁南和滨海区，八路军山东纵队坚守沂蒙山区为中心的山东其他地区是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战略布署和八路军战略展开的重要步骤，是山东地方党和军队坚决执行上级命令和政策的具体体现，关系到山东乃至全国抗战大局的发展，影响深远。故对这样的大事件进行叙述时，遣词造句，须慎之又慎，马虎不得。

因此，以沂蒙为中心区（注：1941年3月以后以滨海区为中心区）在一个省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区别于中共领导的其他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几省交界处）而表现出的显著特征之一。

二、关于”陈光 罗荣桓领导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说法问题

“陈光 罗荣桓领导建立山东抗日根据地”，这是在叙述山东抗战时经常会发生一个明显的史实错误，他们常把抗战时期山东的八路军部队全都视为一一五师的部队，甚至把山东老八路（山东纵队）的壮大单纯地视为一一五师的发展壮大，把八路军在山东的兵力一股脑地都算在一一五师的头上，显而易见这个说法是欠妥的，没有涉及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在其他领导人在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

在这里，首先普及一下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概念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抗战时期，山东地区的八路军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山东当地的八路军山东纵队，这是由山东子弟兵组成的本土抗日武装发展而来的正规兵团，最早是“土八路”；一个是1938年底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一部，出身就是“正规军”。

全面抗战爆发后，山东省委遵照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在山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通常称为十大武装起义，纷纷建立起党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赴延安汇报工作，请求中央派干部支援山东。随后，郭洪涛、张经武等50余名军政干部和老红军来到山东。

1938年12月27日，八路军山东纵队宣布成立，总指挥张经武，政治委员黎玉。山东纵队总兵力24500人，包括10个支队。

后来，按照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山东纵队一边吸收爱国青年参军，一边按照正规化要求整顿。整训共进行了五期，每期三个月，部队总兵力增加到54000人。

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和整编，标志着山东人民起义武装力量，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逐步成长为正规化的八路军部队。

为了建立巩固的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后，毛主席做出了“派兵去山东”的重大决策。1938年12月间，八路军总部向115师下达了命令。随后，115师343旅685团以苏鲁豫支队的名义先行进入山东，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随即率师部、343旅686团向山东进发。

这样，在山东就有了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两个相对独立的作战单位，并且承担着不同的战略任务：第一一五师东进山东的部队是原红一方面军的主力，需要承担战略性的野战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2月15日曾提出一一五师分三步向东进军的意见：第一步，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在河北敌后活动，“如证明大兵团在平原地域作暂时活动是有利的，而且渡黄河向南与渡运河向西均不成问题，则实行第二、第三等步。否则至不能立足时及他方紧急时，向安徽、河南出动，或向西撤回”。第二步，如第一步有利，“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东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第三步，“转入安徽，以鄂豫皖边为指挥根据地”。“但一一五师最后准备转入豫西与鄂西。”

朱瑞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也说：“一一五师到了山东，领的任务及最后任务，不是在山东建立根据地，受领的任务是准备参加大别山会战，一一五师受领的是大踏步的运动战的任务。”

1939年6月25日，时任八路军第一纵队政治委员的朱瑞到第一一五师师部干部会议上作报告，强调：“苏鲁皖边区当华北和华中的枢纽，是华北的第二支点，与太行山区同样重要；第一一五师要发展鲁西、鲁西南、皖北，山东纵队主要是巩固山东，相机配合第一一五师向南发展。”可见在他心目中，这两支部队既要密切配合，在承担的任务上又要有所分工。

大体上，以津浦铁路为界线，山东纵队主要在津浦路以东、故黄河以南、沂蒙山以北活动，一一五师主要活动于津浦路西侧。

虽然如此，两支部队遵照党中央毛主席“今后要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加紧整训，以求迅速正规化，山东纵队应抽一批知识分子干部给第115师，第115师要选拔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和2500人给山东纵队。与第115师靠近的山东纵队部队，可与该师建立联系。组织干部参观团，吸收主力部队的经验。”的电示，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采取了干部和战斗骨干互相交流的办法。第一一五师2000多名战斗骨干调到山东纵队；黎玉领导的山东纵队为保证第一一五师完成繁重的作战任务，一次就拨给他们3万多人枪。两支部队互相交流，并注重在战争中学习战争，达到了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共同战斗的目的。到1940年上半年，两支部队都得到迅速壮大。

 

▲1940年11月11日山东纵队参观第115师政治部。一排左起： 吴仲廉 林月琴 黎玉 何庆宇 右1萧华 二排左2鲍奇辰 3赵行志

为解决统一指挥和联合行动的问题，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派徐向前、朱瑞去山东，组建八路军第一纵队。1939年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

1941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15师三个机关靠拢，山东纵队归115师首长指挥。

1942年8月到1943年3月，山东纵队与115师从整体上进行合并，罗荣桓任新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合并是分为两个阶段实现的。

第一步，山东纵队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改为山东军区，下辖鲁中、胶东、清河、鲁南军区和13个军分区、军区机动部队第5旅，山东军区在政治上归中共山东分局领导，在军事上由115师指挥。

第二步，将山东军区（原山东纵队）与115师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合并后部队的正式番号就是“山东军区”，115师和山东纵队的番号同时保留，旅级番号全部撤销。

正如罗荣桓所说：“因为当时主要是军事斗争，实行一元化领导，首先要统一指挥。”所以，这项工作从1943年3月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合并成立新的山东军区时就开始了。3月16日朱瑞、陈光、罗荣桓、黎玉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山东军区及一一五师各直属机关已实行合并办公，改为山东军区，并与分局合并，统一所有主力及地方武装之领导与指挥。对外保留一一五师及山东纵队名义。”

因此，山东抗日根据地又有另外一个显著的特点：它的基本队伍在很长时间内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两部分力量组成的，分别是八路军山东纵队和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这种状况在其他抗日根据地都不存在。它们共同浴血奋战，又有着不同的特点。

至于山东省委和分局的主要领导人黎玉、徐向前、朱瑞、张经武、郭洪涛、萧华等在八年抗战中虽有过几次调整，但他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做出了重大贡献。黎玉是山东党的重建者，八路军山东纵队的缔造者，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长时期山东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在山东的建党、建政、建军、建群、法制、财政等多方面都卓有建树，主政山东13年，被刘少奇称为“本地化了的外来干部”。其他几位我党我军的高级领导干部虽然在山东工作时间短暂，但也分别解决了一些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建设发展中遇到的重要问题，张经武将军擅长统战，担任山东纵队总指挥，为山纵正规化做出了积极贡献；郭洪涛的工作特长是建设根据地，据黎玉回忆：“郭洪涛同志来，干了一段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他在陕北搞过根据地的工作，对建党、建政、建军还是熟悉的，所以说他有根据地工作的经验，他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党是有贡献的”；徐向前元帅是建设军队、军事指挥；朱瑞在山东党的建设、根据地建设等方面功绩卓著；罗荣桓元帅的丰富革命斗争经历，造就了统帅一方的能力；陈光在长期的征战中锤炼出了杰出的军事指挥能力。他们共同打造了抗战时期强大的山东抗日根据地。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具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无产阶级自觉性，他们的一切都属于党，属于人民，属于国家，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垂史册。

总之，探讨这些历史细节，是为学史明智，更好地弘扬革命先辈们的丰功伟绩，开启革命事业新征程。同时，也要树立正确的史学观念，加强史学素养，在修史著述、政治宣传或者发展文旅经济中，尤其在党史方面，一个历史结论，一组历史数字的形成，都必须做到“论有所处”，讲究材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必须广泛搜集材料、互相校对印证，讲求科学、严谨，来不得半点疏忽。（陈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