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民主和平万岁！释读《1946年8月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大会特刊》（黎小弟指导/陈青撰文）

　　近日，有藏家在网络上公布了红色文献《1946年8月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大会特刊》原件的部分照片，虽然这份珍贵资料破损残缺，且藏家只是展现了少部分页码，导致不能一窥全貌，但能看到的页面文字还是可读的，也能获得一些难得一见的史籍信息、部分地补缺了其他材料之不足，这足以使人收获感满满！希望藏家与笔者取得联系，公布文献全文内容，共同挖掘整理红色文献的内涵价值，使之更好造福于社会。

▲封面

　　经过一番仔细辨认后，认为网上呈现的这几页文献资料，有以下三个突出特点。一是稀有性。受当时战争时期印刷条件、保密需要、战乱动荡、一个专署小范围的资料等诸多因素限制，这份会刊资料的印刷数量必定不多，又经过近八十年的岁月洗涤，能够较完整地保存流传下来，更是稀缺；二是内容的珍贵。平时我们能够接触到的关于滨海区的资料大多是论述其建党、建政、建军、建群及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斗争史实，关于参议会这一共产党八路军在滨海区进行民主政治建设伟大举措的史料和研究只零星地散见于一些文章中，并且少之又少。这本会刊不仅提供了1946年8月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会议资料，而且还包含了前几次会议的大量历史信息，使得人们能够对滨海区参议会制度的整个建设过程有个大略了解；三是意义重大。1940年7月26日至8月26日在沂蒙山区青驼寺召开的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期间开始创立的山东省临参会（参议会），及在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及各级党组织、政府支持下的区县乡等各级参议会，从其制度的性质看，是民意机关，也是权力机关，还具有统一战线组织参政议政的职能，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的“法宝”之一。它本着民主、进步、团结、抗战的宗旨，在团结各党各派、各阶级各阶层人士，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历史功绩，在山东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光芒四射。

　　还有一些参议员，他们中不少都是当时社会名流，满腹经纶，德高望重，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和民主思想，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号召力。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们毅然毁家纾难，“出人出钱出枪”，积极投身抗战洪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勤勤恳恳，历经辛劳，顽强奋斗，为推进山东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政权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他们的功勋也必将光耀千秋。

　　滨海区参议会亦然，它是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由于山东省党政军机关长期驻扎在滨海区（1941年3月以后），与滨海区党政机关合署办公，更使其拥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故对这份资料的释读，从大处讲，不仅能够明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山东解放区民主政权建设全貌及其重大历史意义，而且还能加深对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历史作用的领会，更能进一步理解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从小处说，能补缺滨海区参议会的史料不足。

　　现根据平时积累的有关知识，呈现和释读这份文献的部分内容，以期达到三个目的：一是对“滨海区参议会”这一历史概念和历史地位有个比较完整的认知；二是为史学爱好者提供一份可查阅使用的比较完整的滨海区参议会资料；三是追忆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奋斗探索创造精神！

一、山东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必要性

　　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山东省委遵照党中央的军事战略部署，在全省领导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但拉起来的队伍很快就面临着各种困难。

　　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政委的黎玉在《忆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一文中写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党中央来信指出：‘省委工作的中心应当放在鲁中区，开始依靠新泰、莱芜、泰安、邹县的工作基础，努力向东发展，尤以莒县、蒙阴等广大地区为重心。’这时，各地树立起来的抗日部队，基本上处于流动作战的形式，没有进入我党我军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局面。五月，又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使我们进一步地认识到：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是随着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所决定的。在敌人后方坚持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就没有依托，更无法创建指导革命斗争的领导机构。”

　　1939年8月，徐向前就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的八路军各部队。徐向前总结山东前期工作和当时的斗争形势时指出，在1939年6月以前，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领导机关在山东重点抓的是军队建设，没有加强政权建设，就不能有巩固的根据地。他在《忆在山东的一年》一文中回忆到：“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就都不好解决。没有政权也不好发动群众，你在时群众发动起来了，你一走就都散了，像流水一样过去了。”

　　为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徐向前亲自找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谈判。于学忠不同意八路军搞政权，他的理由是：“八路军是军队，不能搞政权。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徐向前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发动群众。有了政权，有了群众，才好打日本鬼子。”

　　但于学忠还是不同意，他说：“你们不搞政权，也可以抗战呀！”徐向前说：“我们的部队抗战得吃饭，没有自己的政权就没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一番话说的于学忠哑囗无言，只好同意。

　　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副会长黎小弟也多次谈过这个问题：“七七事变后，党中央只是强调了游击战争，并没有指出具体怎么做，例如游击队的番号是什么？由谁来领导？活动区域在哪里？经费、军火、医疗、吃饭都等问题怎么解决？都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是不会同意给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搞，建立自己的政权。”、“过去过多写军事斗争，对党发动群众着墨很少，没有武装起义，老百姓如何看到八路军是真正抗日的，如何会拥护共产党八路军，不建立抗日民主政权，部队如何能立住阵脚？”

　　以上论述，都是从内因看的，从外部环境看，从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将其主要兵力转向敌后，对我党我军创建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实施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在日寇政治诱降下，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变化，先是投降派汪精卫叛国投敌；继则顽固派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采取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

　　在山东，以国民党省政府主席沈鸿烈为代表的顽固分子，积极推行反共政策，在政治上，极力反对共产党、八路军，打击进步民主势力，破坏群众抗日团体，限制我党我军的发展。在军事上，不断制造摩擦，先后制造了“太河惨案”、“雪野事件”、“淄河事件”、“沟洼事件”等，疯狂惨杀我干部战士和抗战群众。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已成为山东党和人民面临的重要任务。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就是适应这一形势，为实现上述任务而成立的。

　　山东党和人民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在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民主政权。成立了省、专区、县、区的宪政委员会，举行了国大代表的预选；建立了行政区、专区、县、区、乡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府。到1940年夏，已建立了1个主任公署，10个专员公署，70多个县政府。在有统计的71个县政权中，民选的县长67个；232个区政权中，民选的区长186个。民选的乡长约占三分之二，民选的村长约占二分之一。这充分说明山东的民主宪政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它既为省级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奠定了坚强的组织群众基础，又提出了迫切要求。

　　1940年7月26日，反映全省3800万人民意愿的山东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蒙山区青驼寺隆重开幕。大会决定成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和省战工会，联合大会通过了《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和《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投票选出了范明枢等81位省参议员和黎玉等23位战工会委员，通过和颁布了《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向全省人民庄严宣告了团结全省各界人士，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巩固山东抗日阵地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由此，山东省级的抗日民主政权诞生了。

二、山东省临参会和省战工会与滨海区抗日民主政权建设

　　由于抗战形势的变化，1941年3月以后，中共山东分局、省战工会、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转移到滨海区，他们直接领导滨海区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使得滨海区参议会制度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工作规范而迅速发展，在全省起到了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时任滨海专署副专员的崔介同志在回忆文章中记录到：“省战工会成立后，常驻滨海区，主要活动也在滨海区，直接领导滨海区政权建设的各项工作。虽然人员不多，派出人员到滨海区帮助各项工作，则是常有的事。如秘书处对征粮合理负担办法制出换算表，民政处抽出干部加强专署民政科工作，财政处派出干部任专署财政科副科长，实业处则在大店区兴办水利，教育处在洙边区与滨海教育科合办教育实验区等等。”

　　“1942年，实行精兵简政，省战工会在秘书长李竹如同志的主持下，与滨海专署合署办公，一个机关，两颗印信。滨海的事需要行文时由战工会秘书长和正副专员联署；全省的事需要行文时，则以战工会的名义单独行文。”

　“战工会司法处副科长刘锡九也到日照县府任司法科长。专署财政科长王子谦到莒中任县长。省司法处的姜斌同志同时负责专署的处，更是一套班子了。这个做法，使滨海区的政权工作得到大大加强。”

　　关于滨海区参议会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以列表形式予以归纳。

表一：滨海区所辖各县第一届参议会成立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情况一览表

县名	时间	地点	领导人	县政权	时间 地点	领导人
莒县	1940.9.22	九区杜家岭	王东年（参议长）王玉璞 白炎波（副参议长）	莒县县政府	1940.3.31 上涧村	谢辉（县长） 王东年
日照	1940.11		高燮宸（参议长）	日照县政府	1940.3.16 长兰村	刘鸿若（县长） 行政人员19人
郯城	1940.8		颜赞臣（参议长） 牛承良（副）	郯城县政府	1940.1	翟新亚（县长）叶森 张策平（继任） 张云榭(1940.10)
赣榆县	1941.7	半路村	徐子真（参议长）	赣榆县政府	1940.11.30	朱明远（县长）
莒南县	1941.7	西良店村	徐干卿（参议长）	莒南县政府	1941.1.1 孙家略庄	王东年（县长）
沭水县	1941.6	张三义口村	吴作林（参议长） 周佩廉（副）	沭水县政府	1941.6	王子虹（县长）
苍马办事处	1940冬	北沟头村	徐金六（参议长）韩瑞三（副）	临沭县政府	1941.8上旬	刘白涛（书记兼县长）
东海县（陇海路北）	1941.8.17	涝枝村	赵霞轩（参议长） 王子成 牛承良（副）
海陵县				海陵县政府	1941.8.17	钱霖（县长）
莒中县	1941.8		唐采臣（参议长）杨维屏 宁德新 张贡臣（副）	莒中行署	1941.1.1	艾光楼 主纪先 王玉璞 卞子策（主任）
莒临县	1945夏	东许口村	杜文玖（参议长）	莒临县政府	1943.9	薛翰亭（县长）
诸城县	1945.5		陈舜庭（参议长）李建修 王肖堂（副）	诸城县政府	1943.7	张甦平（县长）牟友民（1945.5）
莒北县	1945.6		王金亭（参议长）	莒北县政府	1943.7	王东年（县长）王更生（1945.6县长）
日北县	1945.6底		古敬安（1945.6参议长）	日北县政府	1943.7	古敬安（县长）古方廷（县长1945.6）
诸莒边县				诸莒边县政府	1943.8	王东年（县长）
诸胶边县				诸胶边县政府	1944.8	杨凌波（县长）
藏马县				藏马县政府	1944.8	于云光（县长）
芦山县	1945.2		吉青林（参议长）	芦山县政府	1945.1	刘慕文（县长）
潍东县（高密县）				潍东县政府	1945.8.15	张秀潜（县长）祝恺然（高密）

表二：滨海区参议会和滨海行政区建设情况一览表

参议会届别	时间地点	参议员名单	政权名称	成立时间地点	政府人员
莒、日、临、赣四县代表会议	1940.12.15 莒南县坪上		滨海区各县行政联合办事处（初名:莒日临赣四县联合办事处)	1940.12.15 莒南县坪上，1941.1.1正式办公	谢辉（主任）崔介（副主任） 委员15人
滨海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1941.8 莒南县	王众音（参议长） 参议员101人，候补参议员20人	滨海专员公署	1941.8上旬 莒南县	谢辉（专员）崔介（副专员）
滨海区第一届参议会第二次会议	1943.3.5 莒南县相邸村	高赞非（议长）徐金六 李均（副）张云榭 马跃崙（秘书长）路雨亭 马华村 刘曾浩 徐昕（女）庄佐宸九人为驻会委员 徐干卿 高燮宸为候补委员	滨海专员公署	1943.3.5 莒南县相邸村	谢辉（专员）崔介（副）王众音 庄佐宸 路雨亭 郭维城 刘震 莫新吾 王子金等九人为行政委员
			滨海行政专员公署（山东省战时委员会决定）	1945.4.15	谢辉（主任）周纯全（副）
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会议	1946.8.5至8.30莒南县崖子村	到会参议员88人、候补参议员5人。选举高赞非、徐金六 庄佐宸 周瑞南 张敬堂 毛洪 高佩刚 高燮宸 唐采臣等9人为滨海区二届参议会驻会委员，高赞非任参议长，徐金六任副参议长；选举谷牧、白涛、赵昭、张子亮为山东省第二届参议会议员。	滨海行政专员公署	1946.8.5至8.30	选举谢辉 白涛 戚铭 马华村 马跃崙 朱明远 高燮宸 何连云 韩瑞三 张敬堂 王子千 尤克明等9人为滨海专署行政委员会委员，谢辉任专员，白涛任副专员。

三、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文献释读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1946年8月5日至30日，滨海区第二届参议会在莒南县崖子村召开，到会参议员88人、候补参议员5人。大会除了选举谢辉、白涛等9人为滨海专署行政委员会委员，谢辉任专员，白涛任副专员；选举高赞非、徐金六等9人为滨海区二届参议会驻会委员，高赞非任参议长，徐金六任副参议长；选举谷牧、白涛、赵昭、张子亮为山东省第二届参议会议员之外。会议议程还有谢辉向大会作4年来政府工作报告，高赞非作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工作报告，谷牧在大会闭幕时作了目前政治形势报告,大会还进行了时事座谈和土地问题的讨论，还有分别向全国和美国参议院、众议院，对蒋介石丧权辱国，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表示极大愤慨，要求美国参、众二院制止美国反动派的狂妄行动，停止军事援华法案，撤退驻华军队的通电电文等。因此，这份特刊文献除了本文呈现的部分资料外，还应该包括以上文件。

▲会刊关于“二届会议召开说明”页

　　图一是会刊封面，图文并茂，红色颜色醒目。图画由红旗、枪支、人民、齿轮组成，代表红色革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是进步力量的代表；文字“独立民主和平万岁”，是本次大会的宗旨，其它文字是对会刊内容、时间等的说明；值得注意的是，右上角破损处有“跃崙”二子，可能是这本特刊的收藏者“马跃崙”的签名。

　　图二页面是会刊二届参议会召开的说明材料，有召开会议时间、原因、宗旨等的说明。

　

▲高赞非参议长作的《参议会驻会委员会工作报告》（开头部分）

　　图三是参议长高赞非所作工作报告的第一页，属于回顾过去三年工作部分，从中可知，滨海区第一届参议会于1941年（民国三十八年）8月召开，一届二次会议时间为1943年3月5日在莒南县相邸召开，选出的参议会委员、正副议长及行政委员会委员、正副专员，上表格已经统计列出。值得留心的是本页面最后一句话：“当时选出王麟阁为正式省…（后面文字应是‘参议员’）”，透露出一位闻名山东近代革命史的高密县籍（当时属于滨海区）革命老人王麟阁的信息，非常珍贵！

　　王麟阁，曾用名王林肯，家谱中名为王书山（以字行）。1888年10月生于高密东北乡的王家苓芝村（现属朝阳街道）。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同盟会员，被称为“革命斗士”，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九支队司令，后长期做统战工作，是高密、诸城一带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日军投降后，王麟阁被调至刚成立的中共华东中央局参议室任秘书长。1946年7月，由陈毅和刘冠一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便于统战工作，华东局组织部批准他为秘密党员。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王麟阁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人民革命政权的建设工作，他历任华东局参议室秘书长，后又被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历任省政协常委、省政协第二届副主席、省文史馆副馆长、民革山东省副主委等职，主编《山东革命斗争史》，为征集和编辑山东革命斗争史资料作出了很大贡献。王麟阁一生追求进步，不同反动势力为伍，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

　　1960年6月24日，王麟阁因病在济南逝世，享年72岁。山东省人民政府将其骨灰安放在济南英雄山革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内。

▲表一，大会选出的滨海专署行政委员名单

▲表二，滨海区二届参议会驻会委员名单

▲表三，二届参议会现有参议员名单及附注（部分）

　　图四、图五、图六是本次大会的几个名单一览表，十分珍贵的是列出了滨海区参议会成员的名单、籍贯，职务等，提供了一份详细的有关人员信息。

四、滨海区民主政治建设的成就

1、 致力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以巩固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滨海区参议会解决人民切身利益问题，是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动员组织人民群众坚持抗战的基础。其中心工作是组织大生产运动和“双减、增资”运动。

　　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根据地经济获得发展，人民负担减轻，生活得到改善。据莒南、莒中、日照、赣榆、莒临5县1943年夏到1944年统计，滨海区开展变工互助的有812个村，有变工组8359个、55268人。其中莒南县开垦荒地4769亩，打井288眼，有纺织合作社128处，织布机1200多张，纺车11700多辆。1943年，滨海军区部队生产节约183万元，生产粮食54145斤、蔬菜143万斤、烟叶2137斤，减轻群众负担32%。

　　以减租减息为中心的群众运动深入开展。1942年5月23日，滨海区参议会首次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到会参议员及各县议长20余人。会议重点研究了“双减”问题。

　　会后，许多参议员模范地执行“双减”法令，临沭县参议长徐金六提出：“没有穷人参加的抗战，就没有今天，我们应该搞好减租减息，增加工资。”

　　据1942年7月下旬统计，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滨海区有93个村庄、3155户佃农、28250亩土地实行了“二五”减租，7860多名雇工增加了工资，有1万多农户加入了农救会。

　　1943年至1944年，在基本区2765个村中，已减租的2124个村，占76.8%。特别是大店“查减”斗争的胜利，对推动全区的“双减”“查减”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通过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群众生活水平明显提高，部队军需供给有了很大改善，文化、教育等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群众情绪高涨，信心倍增。群众觉悟普遍提高，抗日、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工、农、青、妇各群众团体迅速发展，广大群众积极参军参战。

　　群众性的拥军参军运动轰轰烈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仅在1942年和1943年的参军运动中，妻送郎、母送子参军的就有19342例。全区民兵子弟兵团占总人口的12.3%，1944年8月统计，全区共有武装力量27018人，其中主力部队15980人，独立营和县区武装11038人。

　　密切了干群关系，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加强，抗日民主政权更加巩固。滨海区党委成立后，又相继建立了滨北、滨南和滨中3个地委、行署、军分区，下辖14个县委、县政府，119个分区委、区政府。1944年6月统计，全区有党支部1077个，20801名党员。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通过整风学习，提高了理论政策水平，增强了阶级和群众观念，加强了党内团结，进一步密切了党群、军民关系。

　　在废除苛捐杂税、保障人权、拥护抗日军队、优待抗属、保护妇女儿童利益、赈济灾民等方面，许多参议员积极行动起来，带头赈济灾民。日照县的魏伯华先生借粮3000斤，救济51户贫民。

　　军事斗争取得节节胜利。从1943年夏到1944年底是滨海区军事斗争进入“大进军”的时期，取得了收复路北（莒日公路北）哉役、赣榆战役、消灭朱信斋、讨李战役、莒城战役等重大胜利。收复国土14750余平方华里，解放村庄1500个，人口80万。改善了同鲁中和胶东区的联系。所有这些重大变化，为我开始局部反攻，直至夺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认真执行“三三”制原则，推动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和发展。滨海区的政权建立与发展概况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自1940年1月开始建立政权到1940年12月为开辟阶段。自1941年1月建立滨海区联合办事处到是年8月建立滨海专署为统一与发展阶段。自1941年9月到1942年底为走向巩固阶段。1943年以后发展阶段。到抗战胜利，滨海区建立了3个专员公署、22个县级抗日政权，119个区政府，人口约500万。

3、 加强参议会自身建设。滨海区参议会成立后，为推动统一战线，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如会同省级各机关，召开“家礼”（三番子）座谈会，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在莒南县大店召开士绅名流座谈会，贯彻土地政策；针对减租减息后，主雇双方出现的新问题，号召复雇、就雇、调整主雇关系，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等等。这对于争取中间力量站到人民和抗日一边，起了重要作用。

　　各级政府逐步把参议会当作最高权力机关，不仅经常接受批评监督，而且保证参议会行使选举、罢免、创制、复决等权力。滨海专署行政委员王子金，贪污公款，霸占公地，欺压群众，勾结敌伪。经群众举发，1944年被滨海区参议会罢免了行政委员职务，并由政府予以法办。

4、 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创举。1941年10月，省战工会制定、经省临参会通过的《关于村政组织与工作的新决定》中，确定村为政权的基层组织，取消旧的保甲制，部分地废除闾邻制，实行行政村制，以村民大会为村的最高权力机关。1942年以后，通过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群众民主斗争的热情空前高涨，他们自觉地参政议政，大大推动了村级政权的建设。当时，有许多情景是十分感人的。

　　据《大众日报》（1942年4月22日）记者宋英 文菲的报道《滨海区的村选工作》载：“滨海区村选工作是今年一月开始的，在各县区民主政府的推动下，先后成立了县区选举委员会。各县还组织选举工作队，轮流到各区村去协助工作。再加上各县政府和区公所走一村做一村，深入的推动和帮助，全滨海区迄今已完成了八十一个行政村的村选工作。

　　在滨海区三个月村选进行中，有些村庄是真正经过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发扬了民主，认真改造了村政的。例如莒县村选中的模范村之一——高庄，全村的选民共有三百一十八人，他的登记编组，竞选和选举时的布置都是非常认真的。在选举那天，每个老百姓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的欢欣鼓舞，到选举的时候，家家都锁上了大门，男女选民差不多都到会场了，除了出门的和生病的之外，一共到了三百零八个人。他们破天荒真正用自己的意志，投票选出了热心抗战、积极负责的人，当自己的庄长和村政委员。其他如在莒县垄障庄的群众，对于选举的热情也是很高的。村选委员会在选民名单上漏写了王某的名字，他便怒气冲冲前去质问，还咕噜着：‘我既不是汉奸、罪犯，又不是有神经病，那么为什么不给我登记呢？’他们选出了新的村长之后，全体村民一致向贪污的旧村长算帐，揭穿了他贪污公粮的事实，并向他进行了教育斗争。沭水县王庄村选时，有人提出万某做候选人，全场的妇女选民们都异口同声的表示反对，还提出了理由：‘万某早因办公的账目不清……’结果全体都赞成妇女们的意见。一个老大娘因此喜的眉飞色舞，她说：‘俺一辈子可没有见过这样的事，俺一辈子想说的话都没说出口，说出来也从没有人听过……今天，哈！……’。

　　村政真正是经过民选的，老百姓抗战的积极性一定就会提高。莒县的××庄的前任庄长，是被投降派的毒手掳去杀害的。但是这次民选出来的新庄长，他毫不畏缩地担任了他的职责，因为他知道全庄人的意志是不应违背的。同时他们把选村长和保家乡、对敌人的斗争联系起来了。在选举会上，当场便有七十个人在保家抗日的口号下，参加了农救会，还商议怎样很快的组织自卫团和游击小组的事。”

　　莒南县一个村选举时有96%的选民到会参选；一些白发苍苍的长者与佝偻着身体的老大娘都拄杖参加选举，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事。

　　滨海中心区则普遍改造了村政权，实行村政委员会制。“奠定了民主政权的全面工作基础”，“改善了人民生活”，“巩固了各阶级各阶层的团结”，“提高了人民抗战、民主积极性”，使“滨海区成为抗日民主的一个有力基点”，这就为山东政权建设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5、 法制建设取得突出成就。为保障抗日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的顺利发展，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权利，为人民争取新的民主与自由；聚合更多的力量起来投入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战斗；坚持统战工作，团结起根据地内部各个抗日的阶级并充分保障其人权，团结更大的抗战力量并且形成合力。山东省临参会和山东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后改为山东省行政委员会，省政府前身）在战工会首席组长黎玉的主持并参与下，制定了《山东保障人权条例》、《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减租减息条例暂行》、《山东省行政区参议会参议员选举办法》、《山东省县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山东省女子继承问题暂行条例》、《山东省战时行政委员会关于延揽人才训令》等数百条法规、条例、训令，为发展、巩固山东抗日根据地作出重大的无可替代的突出贡献。其中很多法律法规在我国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1940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颁行的《人权保障条例》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的人权保障条例，也是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制定并公开发表的第一个人权保障条例。

　　减租减息运动通过颁布法令的形式切实推进，保障了绝大多数穷苦农民群众的生活。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机关经过切实调查研究又深入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于1940年11月颁布了《山东省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和《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等，这些土地法规政策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确立，适应了当时形势发展的现实需要，很大程度上消减了来自封建地主的反对势力，相当程度上解放了农民群众的生产力和农民阶级的抗日积极性。进一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保证了抗战的胜利进行和根据地的发展。

　　　滨海区认真执行省临参会和战工会颁布的所有法律法规，是各种法律条规的坚定践行者，并为山东解放区的法制建设贡献了自己的方案。

　　这些法规的制订以及推行落地的过程中有不少具有深厚法学背景和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参与其中，如黎玉、范明枢、孙鸣岗、刘民生、牟宜之、李竹如、杨希文、耿光波、张立吾、田佩之、刘居英等都是山东解放区法律法规的制定者、解释者、传播者，为山东民主与法制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总之，山东省联合大会和后来山东抗日根据地时期一系列的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的有序推进，走出了一条符合山东实际情况的道路，为山东人民乃至全国的抗战给出了山东的方案。由此进行的探索与实践，也同全国其他根据地时期形成的经验一起，成为了近现代中国民主和法治的基石，对于整个中国民主和法治进程的推进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五、滨海区几位有较大影响力的参议会议员简介

　　在山东省政委会开展的民主运动中，滨海区各级当选的参议会议员，严格按照中共山东分局“三三制”原则要求，一定保证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达到规定比例，进一步调动各党派、各阶级各阶层人士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在各级当选的议员中，既有当地的士绅名流，也有党政要员，还有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他们无一例外地都忠诚正直，追求革命，勤恳工作，对党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坚定信念，在解放区广泛的民主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1、徐金六（1871-1965），又名徐慎弢。山东省临沭县醋庄乡徐贺城人。1888年从事教育工作。

　　1939年夏天，参加临郯县委领导的抗日干部训练班，参加到革命队伍。1940年八路军解放南古后，参与组织各界各阶层人士参加的劳军委员会，被选为主任委员。郯东北地区动委会成立后，担任副主任，任苍马县参议会参议长，致力于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号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并动员了一批知识分子参加抗日工作。1941年8月担任滨海专区参议会副参议长，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候补参议员。

　　新中国建国以后，当选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临沭县人民代表，临沂县人民代表。是山东省政协三届委员会委员。

2、徐泰贞（1884～1959）字干卿，壮岗镇大莲花汪村人，出生于农民家庭。1907年，考入山东省立临沂师范。是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在家乡输资办学，亲自任教，发展乡村教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徐泰贞时年53岁，须发全白，他忧国忧民，四处奔走疾呼，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被誉为“抗战老人”。1938年夏，山东抗日游击第二支队驻相邸，他亲往求教抗日救国道理，回家后与丁原昌(后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一起在壮岗、团林一带组织起200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秋，这支抗日武装与相邸张子亮组织的另一支抗日武装合并，组建莒县独立营。1939年，经中共莒南县委书记白炎波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亲自送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参加八路军。三子徐广明参军后任连代理指导员，1943年牺牲；侄子徐广栈参军后任连长，1944年牺牲。徐泰贞原有80亩地，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卖掉和献出76亩，以资助抗战，还将自家的数支长、短枪全部献给八路军。1941年7月，当选为莒南县第一届参议会参议长，后兼任滨海区参议会参议员。1942年带头开展减租减息活动。抗日战争期间，在莒南县战斗和工作过的省、地、县等党、政机关和部队负责人都曾在他家住过。

　　1948年，徐泰贞回归故里。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节衣缩食，带头捐钱10万元(北海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曾先后当选为莒南县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9年3月19日去世。

3、吉青林（1885~1963）字香斋，团林乡安前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年，送长子吉德全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吉德全学习结束后，到团林区任区中队队长，后被国民党莒县县长许树声派人刺杀于回家探亲的路上。1941年，吉青林任团林乡乡长。是年，又送次子吉德玉和侄子吉德第参加八路军。在胶南盛水战斗中，吉德第壮烈牺牲，吉德玉负重伤。在吉青林的影响下，1944年，安前村有19名青年参加八路军，该村被誉为“抗日模范村”。不久，吉青林又将长女吉桂文、次女吉桂欣送进革命队伍。小儿子吉德珍刚满12岁，被送到滨海平民医院当护理员。为表彰吉青林及其全家为抗日战争做出的贡献，是年3月2日，莒南县抗日民主政府将“烈属模范”、“抗日模范家庭”匾授予吉青林。1945年2月任芦山县参议会参议长。

　　1946年，响应省政府和滨海专署精简机构的号召，他第一批报名复员回乡参加农业生产。1950年，当选为莒南县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1963年去世。

4、郑信（1889—1956），莒南县蝙山乡大山前村人，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1941年组织12人的开荒小组，任组长。1942年成立45人的开荒队，任队长，当年开荒70亩，郑信一人开荒7亩。至1943年，他一人开荒24亩。秋，任村农救会会长，被选为筵宾区生产委员会委员和冬学委员会委员。10月，《大众日报》发表题为《学习郑信，培养更多的郑信》的社论，是年刊登长篇通讯《郑信全家收获忙〉和《郑信的故事》，介绍郑信的先进事迹，号召全省农村党员学习郑信。

　　1943年12月，出席滨海区在坪上召开的劳模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作为滨海区劳动模范代表讲话，12月27日《大众日报》报道了郑信的讲话：“早日没见我，不知郑信什么样，见了就不值一毛钱，过去我穿着破袄头子，谁也看不起，现在还选我当了农救会长，还叫我在大会上讲话”，“我就和大家伙说说开荒的意思，就是叫大家不去要饭吃，过去咱有力量没处使，财主家有荒不让咱开，刨这里不准刨，刨那里不准刨。现在就好了，在共产党、民主政府领导下，我开了七亩半荒，日子就过好了，上年光我自己开，今年就有五十多人。组织起变工队，大家互相帮助，加紧生产，多打粮食，吃饱了好抗日，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给咱的好办法。所以共产党、八路军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民主政府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天不早了，别的也不多说，总之主要的是咱大伙组织起来。”并奖给毛驴1头，肥猪1头，农具6件。是年，王杰谱写《郑信开荒》一歌，在滨海区广为传唱。

　　1944年春，成立变工队，任队长，将全村划分为29个互助组，带领全村农民开荒120亩。他又集股办消费合作社，把全村剩余劳力组织起运盐队、纺线队、织布组，当年收入7万元(北海币），农民生活变得富余起来，17户逃荒的和7户要饭的都回村安居。7月，郑信出席莒南县英模大会，被选为一等劳动模范，奖给骡子1头，中共莒南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向郑信学习。8月，被选为滨海区参议员。1945年1月，出席滨海区在莒中县寨里河召开的劳动模范大会，获“滨海区劳动英雄”称号，奖给黄牛1头。

　　1947年6月，他迁往北石桥村，任村农救会会长。1953年任“红光”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社副社长。1956年因年老退休，是年去世。

六、滨海区参议会制度的历史地位

  “参议会制”这个来自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政治制度，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并成为近代中国各阶级各阶层追求政治近代化的有力武器，但他们的实践活动都以失败而告终。

　　20世纪40年代，山东抗日根据地的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赋予了它全新的内涵，进行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革命实践活动，不但动员起全民族参与到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社会习俗等个领域都进行了较为彻底的社会改造，这是山东党政军民的伟大创举，正如黎玉在1940年7月山东联合大会开幕典礼的致词中所说：“今天大会的开幕，确实是伟大的，是山东空前的伟大，是具有山东空前历史意义上的伟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探索出了人民代表大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其中前两大制度都脱胎于解放区的“参议会”制度，山东解放区为此做出了突出贡献，其政治影响可谓深远。

　　山东解放区的民主政治建设，还是一场思想大解放运动。从此以后，民主法制观念深入解放区人心，“拥护共产党，拥护八路军”成为人们的主流意识，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在山东解放区，在滨海区、沂蒙区的“参议会制 ”，还是党群关系、军民关系“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纽带，无数史实都能说明这一点，党在这里开展的民主运动，解决了“党和人民军队依靠谁，人民群众跟定谁”的重大问题。所以，才有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为了人民大众幸福而抛头颅洒热血，才有郑信“共产党、八路军怎么走，我就怎么走。民主政府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的朴素而坚定的铿锵之语。从这个层面上讲，它还是“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伟大沂蒙精神形成和发展的原动力。（黎小弟指导/陈青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