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往事：飞来过往的军调部山东军调执行小组（之二）/黎小弟指导陈青执笔

山东军调执行小组：在军调部设立的36个执行小组中，山东地区设济南、青岛、聊城、高密、德州（德州小组后移驻青岛，改为青岛小组）、泰安、枣庄、徐州、泊头、晏城等8个小组，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华北地区的三分之一。这一组数字说明，国民党一方在山东处于极大的劣势地位，为自己一方的战略利益，从军调小组的派出开始，山东就成为国共双方争夺的重点地区之一。

在山东地区形成我强敌弱这一政治态势的原因，来源于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山东党组织的经略和奋斗。

一、抗战时期中共对山东的经略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大战略区之一，是由山东省委发动武装起义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与八路军115师主力，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共同创建的。

为搞好山东党的建设，为建设好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从1936年起，曾先后派黎玉、张经武、郭洪涛、罗荣桓、陈光、徐向前、朱瑞等领导同志到山东工作，他们对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都各自做出了杰出贡献。

山东抗日根据地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枢纽地位。山东东临大海，南接华中，西邻冀、豫，北连天津，是联结华北和华中的纽带，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对此，毛泽东同志以深邃的战略家眼光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

1938年4月，山东省委书记黎玉赴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工作，并要“干部”和“电台”，自此，党中央和毛主席经略山东、布局全国抗战的战略思路明朗化，并在六届六中全会后，“派兵去山东”。

1942年4月26日，毛泽东致电在山东视察工作的刘少奇说：“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他指出：“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区，甚或整个八路军、新四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能对任何人说)，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军北上道路，则新四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得志苏振华纵队）造成新四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

1943年6月上旬，蒋介石命东北军于学忠部离鲁，由1月间入鲁的第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部接替其防务。李部入鲁后，不断进攻我军，破坏我抗日民主政权。为此，山东分局、山东军区决定，对于学忠部南撤给予便利，坚决反击李部的进攻。在我湖西、鲁西、鲁南部队的有力反击下，李部被迫于8月底退回皖北。原在山东的东北军于学忠部，未等李部抵鲁中，即于7月撤离山东。牟中珩和山东省政府也随之逃离。至此一直到抗战胜利，山东境内再无国民党正规部队和国民党正规政权组织。

1945年，在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更进一步指出：“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此时，毛泽东已经把东北看成是中国革命成败的关键。而要占领东北，山东便是转移的枢纽。换句话说，只有牢牢地控制了山东，才能进军和占领东北，而只有占领东北，中国革命才能胜利。

八年抗战，山东军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顽强、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和伟大的胜利。到抗战结束时,山东根据地中共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不足2000人发展到20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山东根据地拥有正规部队27万余人，地方武装和民兵近200万，作战2万6千多次，歼灭日伪军53万余人，解放了80多个城市。山东抗日根据地全境，除了济南、青岛等少数几个城市外，全都由我党控制，并且成立了由共产党领导的山东省政府。

 

▲山东省政府成立布告

抗战胜利后，山东解放区又成为我党我军进军东北、解放全中国的重要前进基地。当时，中共中央致电中共山东分局：“发展东北，控制冀东、热河，进而控制东北，除开各地派去之部队和干部外，中央是完全依靠你们及山东的部队和干部，原则上以山东全部力量去完成这个任务。”

遵照中央指示，山东进军东北的部队有7万多人，成为后来东北野战军的主力。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东北野战军就参加了两个，并且一直从东北打到海南岛。留在山东与新四军合并的正规部队有20多万，也是华东野战军的主力，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解放南京、福建等战役。

对于山东重要的战略枢纽地位，不仅毛泽东同志看到了，美军和蒋介石也看到了。1944年底，美国曾派人到延安，就美军在山东沿海登陆，将山东作为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问题，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进行过磋商。

解放战争开始后，蒋介石也把山东作为进攻我党我军的重点。他说：“我们在全国各剩匪区域中，应先划定匪军主力所在的区域为主战场.…，集中我们部队的力量首先加以清剿，然后在及其余战场。”“匪军的主力集中在山东，同时，山东地当冲要，交通便利，有海口运输，我们如能消灭山东境内匪的主力，则其它战场的匪部就容易肃清了。”

二、山东军调执行小组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对山东的争夺，早于全面内战的爆发，从军调小组的设立就开始了。在山东设立的8个小组之中，济南、徐州为中心组，负责与其他几个小组的联系，同时监督停战的执行；枣庄、高密、晏城、徐州为交通小组，负责恢复交通工作；其余为停战小组，负责停战的执行。

1、山东各小组代表及主要任务

济南执行小组第一任首席代表是国民党第二绥靖区涂叙五（张叔衡、曾天泉先后继之），中共第一任首席代表是新四军兼山东军区陈叔亮(邝任农、黄远、房众夫、于一星等先后继之)，美方第一任首席代表是雷克(戴维斯、谢如士先后继之)。济南小组是山东地区的中心组，负责与泰安、高密、晏城、枣庄、青岛等执行小组联系。

青岛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姚仲明，聊城执行小组中共代表宋仁穷，高密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武可久，德州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宋绍德，泰安执行小组中共代表韦国清，枣庄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甘重斗，泊镇执行小组中共首席代表付继泽。

自停战命令颁布后，山东解放区军民严格履行停战协定，主动派遣山东军区参谋长陈士榘到北平、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舒同到济南、派新四军第四师长师长韦国清到徐州洽谈有关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同时还派出许多参谋人员和技术人员到济南、青岛等8个执行小组协助工作，并恢复了陇海路东段和胶济路中段的部分铁路交通。山东地区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也做了许多努力。但是，国民党方面毫无和平诚意，多次挑起冲突。自1946年2月开始，国民党军先后向驻贾汪、杜安桥、兖州、淄博一带的山东野战军和中共鲁中军区部队发起攻击。2月28日，国民党第八军和青岛保安总队出动2000余人，向崂山一带解放区发起进攻，打死打伤解放区军民近300人。

面对国民党军的无理挑衅，山东解放区军民从维护和平的大局出发，采取了忍让的态度，在反复劝说、警告无效的情况下，进行了必要的自卫反击。同时，山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多次照会济南、徐州、泰安等地执行小组，要求国民党当局撤销徐州、济南绥靖公署，疏散陇海、津浦铁路沿线军队，解除伪军武装，惩罚肇事的国民党军队。并强调指出，山东国共双方争执的焦点是伪军、粮食、交通三大问题，核心是伪军问题。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意见，避而不谈，只强调交通恢复和粮食供应，因此，军事冲突不止，且屡屡发生。

1946年2月2日，济南执行小组三方代表飞抵临沂山东野战军总部，会晤了陈毅军长和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当天下午，陈毅和济南执行小组进行了4个小时的会谈。会谈结束后，在总部驻地举行了欢迎晚会。会上气氛热烈，中共代表黎玉、马保三，美方雷克上校，国民党方涂叙五上校分别讲了话。马保三在讲话中说：“和平，先要‘平’方能‘和’，反之，不平则‘鸣’，‘和’也无法保障。”马保三接着说，“八年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和军队逃到大后方，而敌人投降后，又回来组建政府，就连过去的汉奸也都封了大官，这不是还政于民，而是夺政于民。”马保三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热烈欢迎，却陷国民党代表于难堪。

 

▲1946年2月2日，济南执行小组再度飞临沂会谈，黎玉前往机场迎接美国军调代表

与此同时，德州、聊城、枣庄、泊镇等地的执行小组，也分别进行了三方代表谈判，济南小组到泰安视察，也举行了谈判。谈判的内容，大体都是解散伪军、铁路交通和粮食问题。由于国民党一方毫无谈判诚意，坚持准备打内战，因此，各地的谈判都未取得实际效果。

枣庄小组主要围绕枣庄地区原伪军王继美部控制的矿区中兴公司展开斗争。枣庄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甘重斗，国民党代表段之经，美方代表梅西亚中校，为调处争端，斗争激烈。3月3日，叶剑英在徐州会见马歇尔，就鲁南地区军事冲突交换意见。经多次磋商，国共双方达成国民党军王继美部(此时王继美部已被国民党军收编）从枣庄撤军的协议，4月5日（王部撤军最后期限）以后，枣庄为非军事区。但国民党当局不执行协议，而且进一步挑起事端，军事冲突继续不止。

徐州小组三方代表，中共方面是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副参谋长兼中央军委敌工部部长王世英少将，国民党政府方面是徐州绥靖公署参谋长李树正少将，美国方面是何华德(也译为郝礼士）上校、哈瑞士（也译为哈瑞斯）上校及随员多人。

泰安三人执行小组由美方代表迈甫（后泰勒）、国民党代表陆奎、中共代表华诚一组成。泰安小组围绕停战，惩处汉奸问题展开斗争。德州小组国民党代表是刘金铭上校、中共首席代表宋绍德、美国代表怀特中校。主要围绕停战、交通展开斗争。驻高密军调小组成员为国民党代表黄靖、共产党代表武可久、美国代表狄克琛等。

2、济南会晤

为调解山东地区的军事冲突，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于3月2日到山东实地考察。三人小组到达济南后，首先听取了山东国共双方领导人关于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汇报。针对山东地区军事冲突的原因，中共代表周恩来指出：粮食、交通固然重要，但山东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来自伪军。在战争时期形成的交通被分割成几段的问题，非短期内能够解决的。最好是实地调查，就地解决。城市的粮食困难，是由于过去在抗战中城乡处于对立状态，这种状态不易改变，但是一定要改变。但是，要首先解决伪军问题。周恩来进一步指出，根据波茨坦协定规定的受降办法，我军有权接受被我包围的日、伪军队的投降，收缴其武器资财，这是一切战争的国际通例。在抗战胜利后，人民对汉奸、伪军皆曰：得诛之。但蒋介石不但不让日、伪军向我军缴械投降，反而把大部伪军加委变成国军，并让他们向解放区进攻，人民对此深恶痛绝，强烈反对。周恩来的讲话，击中了要害，使国民党代表哑口无言。

本次斗争中，还有一个有趣的插曲。黎玉在回忆文章中叙述道：“午后，由王耀武、何思源举行宴会。宴会后，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动员青年学生扮演了一个‘群众请愿’的场面。一定要周恩来同志讲话。他们的安排是有阴谋的，打着‘欢迎马歇尔元帅’、‘欢迎和平使者’的旗号向美国讨好，还想在美国人面前出我们的’丑’。说他们青年没有饭吃，家乡‘沦陷’(指我解放区)要回家，还要求讲‘东北现状’等等。很明显这是要制造事端，并煽动群众说：‘周恩来不愿给我们讲话。’可是饱经风霜的周恩来同志很巧妙地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诡计。周恩来同志对‘请愿’青年说：‘我们所做的事就是在全国实现和平，王耀武将军和陈毅将军已握手言欢，山东从此可以获得和平，诸位的希望一定要实现，城乡不要再隔绝，交通一定要恢复’等等。青年群众不但没有按照国民党的安排行事，反而不断鼓掌。张治中先生和周恩来同志分别解答了群众提出的问题。”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

▲1946年3月2日，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三人军事小组到山东实地考察，照片中间穿大衣的是周恩来同志，左边着新四军军服的是陈毅，右是马歇尔，右一是中共方翻译朱青。

 

▲1946年3月1日黎玉在济南与美军雷克上校交换意见后又听取济南军调小组中共代表邝任农的汇报并合影留念。前排右一黎玉

据1946年3月2日《大众日报》报道：“（新华社山东分社一日电）据悉：莅鲁视察之马歇尔将军、张治中部长、周恩来将军，将于二日晚到达济南，我新四军军长兼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将军，山东省政府黎玉主席，特于一日十二时，搭由济南执行组派来之专机，飞往迎晤。同行者尚有随员数人。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今晚将莅济，陈军长黎主席飞往迎晤。”

这场会见情景，当时《新华日报》特派员周而复以“济南一幕剪影”作了专题报道：“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性的和平会，在淡淡的灯光下。是一张长桌子，桌子白布上用翠绿的松叶拼写了“欢迎马歇尔”的英文字。马歌尔旁边是王耀武将军，他的斜对面就是曾经交过手而刚刚已经握了手的陈毅将军，陈毅将军旁边是国民党山东省主席何思源先生，和何先生斜对面的便是共产党的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先生，这些人曾经是刀对刀枪对枪过。现在坐在一桌吃饭，而且碰杯子，室内在和谐融洽的空气中进行午餐。——。”

3、临沂迎接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部，相继迁驻临沂城，临沂成为我党我军在山东的政治中心。由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代表组成的三人军调小组，频频飞抵临沂，与陈毅、黎玉晤谈。现临沂城内有两处建筑遗存是当时历史的见证，一是临沂苗庄飞机场；二是座落在现临沂市人民医院内的小洋楼。它由外国传教士始建于1921年，抗战胜利后作为山东军区交际处办公场所，成为会晤主要场所。

 

▲临沂苗庄机场候机室（屋顶“临沂”二字是指示飞机降落标志，屋前悬挂着的是欢迎美方代表的标语）

 

▲临沂市人民医院小洋楼（文史楼）

1946年1月30日，驻徐州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黑里斯上校、国民党代表李树正、中共代表王世英首次飞抵临沂。

2月2日，驻济南三人军调小组，美国代表雷克上校，中共代表陈叔亮等飞到临沂，新四军军长陈毅亲自到机场迎接。

 

▲1946年2月19日上午11时美海军海战队第6师师长豪威尔少将由青岛乘专机飞抵临沂拜访新四军军长陈毅，山东省政府主席黎玉。陈毅、黎玉闻讯亲往机场欢迎，并于交际处设宴接待。下午2时50分豪威尔少将乘原机返回，陈毅、黎玉均赴机场欢送，行前宾主留影。黎玉赠与豪威尔少将土产绸缎两匹 兰陵美酒6瓶以留纪念。左起：陈毅 黎玉 豪威尔。

联合国救济总署运输救济物资的运输机也在这里起降。联合国救济总署官员、美国海军陆战队驻青岛部队军官以及济南、徐州三人小组成员，又分别多次飞抵临沂。

 

▲1946年2月2日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澳洲联络官郎恩慈和美海军陆战队第6师队民事处联络官蒲来思上尉由青岛乘机抵临沂，与我商议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首批运鲁的1000吨救济品的运输和分配等事宜，其间大家友谊留影。左3郎恩慈、4孙鸣岗、 5黎玉、6梁竹航、8马保三、右1薛暮桥。

一时间这座于1936年由范筑先任临沂县长为剿灭土匪修建的搁置十年的临沂机场（苗庄机场）异常繁忙。

 

▲山东军区交际处小洋楼前的合影

军调部山东地区各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在赴各地调处军事冲突的过程中，向人民群众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的方针，把一心要打内战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广大人民面前。

1946年6月，蒋介石自认为他在军事上的准备已完毕，便公然撕去了和谈的伪装，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军调部和各地执行小组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便自行取消。

正如黎玉在回忆文章指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当时美帝的‘调处’，只不过是帮助蒋介石运兵、运武器到战场，准备内战的骗人把戏。1946 年6月开始的苏中之战，10月鲁南之战，已经是历史的见证。在济南迎接军调小组，和二、三、四、五几个月为军调而斗争的谈判只是山东解放战争序幕的一个插曲”。（黎小弟指导 陈青执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