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东北十年路寻踪记（四）父亲遵照党的指示出逃到东北

      父亲回忆：1928年8月间，根据党的指示，我和王道生、王贵生结伴去天津，从此结束了我在家到处躲藏的生活。到天津后，我就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可当时我既要考虑到党的工作，又要考虑到个人职业。不得不想办法先找一份工作为掩护，然后再找党，开展工作。我在院中舅父王合东那里住了两个月。此后，舅父在小饭铺给我找了一个记账的差事，没有钱光是挣口饭吃，一次掌柜的丢了钱，他赖我偷了，后来他又把钱找着了，我很生气，只干了两个月就离开了那里。

      1929年1月，在天津生活难以维持，我在本村杨安顺处起身，与李廷曾要饭奔赴东三省，途中听说东北千金寨煤矿招募工人，说是吃好的穿好的，还给开工资。为了生存下去，就要饭赴千金寨。1929年2月我们到了千金寨。千金寨，位于辽宁省抚顺浑河南岸，建设在南至千台山、北到大官屯之间的煤层之上，煤挖出来就可以换钱，一日千金，所以叫千金寨。

      杨柏河西是千金寨煤矿，河东是老虎台煤矿，我在与千金寨一河之隔的老虎台煤矿落下了脚。老虎台煤矿是露天煤矿，在浅部开采，挖下一层土后，下面就是煤。开采初期主要靠人力，所有工具只有尖镐、手钎和铁锨等，全靠人力用竹筐、麻袋搬运。我干的活，就是挑土筐子。住的是老虎台煤矿的工棚子，工棚子十分简陋破烂，外面下雪，屋里就飘雪花。每个工棚住几十人，没有炕，在地上铺些干草和衣睡，盖的是一条破麻袋，枕的是摞起来的半头砖，许多人因衣不遮体，活活被冻死。吃的是用高粱米掺橡子面蒸的又硬又苦涩的窝窝头，一天只给四个，菜是咸菜或一碗老白菜帮子煮的汤，根本吃不饱。

      在那冰封三尺的大冬天，矿工们穿的都衣不遮体。我们劳工干活有日本人监工，我们饿着肚子一天要干十几个小时的活，干活稍微慢一点，就招来鬼子一顿毒打，嘴里还骂“八格牙路”，我们都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浑身上下除了牙和眼珠是白的，其他地方都是黑的，几乎人鬼不分，生命十分脆弱，随时都有死去的危险。我们有了病，鬼子不给医治，也不叫歇工，说什么脑袋硬不，脑袋硬就得干活。谁的脑袋不硬呀！没法子就得坚持干，直到实在坚持不住了，那就是大难临头——快死啦。鬼子说：“中国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的没关系，要一条狗不容易，要一个中国苦力不难。”可见，在日本法西斯分子的眼里，中国人还不如一条狗。

      那时候天天都死人，日本人强迫推车的人把病重但还没断气的人，就推出大房子冻死，神志还清楚一点的矿工就喊：“我还能活，我家里有老有小，我不能死！”推车的人就说：“你早晚也得死。”他们把已死去的人放到工棚的一头，死一个单摆着，死两个摞起来，摞的死人多了就像一堵墙，然后用车拉到万人坑扔掉。万人坑就是扔死人的山沟。那些运尸者遇到死者穿得好一点的衣服，就扒下来拿到市场卖给旧衣摊。

      被骗来的矿工有很大一部分全家老少都呆在露天地里，他们回不去了，小孩用破衣服、破洋灰袋纸，左三层右三层地围在身上，再把麻袋剪三个洞，套在身上，露出脑袋和两个胳膊，麻袋片的外面再用麻绳系上，小孩穿的都是这样，就别说大人啦。每天都有一部分人被冻死、饿死，大人小孩的尸体，拉都拉不完，尸体也都被扔进了万人坑。当时有一首流行的民谣：“来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卖掉儿和女，还不起阎王债；一把尸骨扔关外，悔不该来千金寨。”该民谣生动地揭示了那段血腥的历史。

      那时日寇实行的是掠夺式“人肉开采政策”，不论是在采煤矿井或是在露天矿内，瓦斯爆炸、煤气爆燃、冒顶和机电设备等恶性事故层出不穷，造成中国工人大量死亡。被日本侵略者折磨致死的矿工尸体或扔进了万人坑，或遗弃于井下，随矸石、流沙填进了废井。

      老虎台南山，距老虎台约二三里地的山沟里，就是一个大万人坑，每天都有几马车几马车矿工的尸体往这山沟里扔，运尸者在沟上把工人尸体一具具扔下山沟。扔到万人坑的尸体是不掩埋的，尸体都露在外面，招来大批野狼、野狗啃食，乌鸦在上空盘旋乱叫，一群群吃人都吃红了眼睛的野狼、野狗，瞪着通红通红的血眼，在山沟里狂奔，尸体被成群的野狼、野狗拽得到处都是，人头像西瓜地里的西瓜那么多，真是尸骨遍地、颅骨遍野，惨不忍睹呀！当时，矿工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活着的是埋了没有死，死了的是死了没有埋，日本鬼子成了人，中国人成了鬼。”

      那时候要是谁被发现得了痢疾、伤寒或霍乱等其中一种传染病，那是必死无疑的，只要是拉稀就被认为是传染病，所以谁要是拉了稀就赶快用土盖上，生怕被人发现了。他们将尸体推进炼人炉，有的病人还活着，也被推进了炼人炉。炼人炉就是露天火化炉，是专门焚烧传染病尸体的炉子，炼人炉经常冒着滚滚黑烟，空气中弥漫着烧尸体的焦臭味。但后来死的人多了，炼人炉炼不过来了，也把尸体抛在万人坑里，或者是浇上汽油烧了。那些白骨累累的万人坑、黑烟滚滚的炼人炉，就是日本侵略者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工、血腥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证。

      在这些被骗来的矿工中，也有不少人冒死逃离矿区的，那些日本人对矿工看管的很严，要是逃跑时被他们发现，抓回来就要被处死。有一次，一个因逃跑被抓回来的矿工被绑在电线杆上，鬼子指挥洋狗咬他，洋狗并不是一口就把人咬死，十口二十口也咬不死，已咬成一个血人了，心脏还在跳……，死得很惨。还有一次，有三个矿工因逃跑被鬼子抓了回来，鬼子要活埋他们，有十多个日本兵押着，开始叫逃跑的矿工两人挖坑埋一个人，后来一个人挖坑埋另一个人，最后就剩一个人了，叫他自己挖坑，这个工人哀求放了他，但鬼子兵用刺刀扎得他鲜血直流……，也没放过他。当了亡国奴，就会被奴役，被任意宰割，连狗都不如。

      我在这里每天都要拼命地干十四个小时以上的活。拼命的挑了二、三个月的土筐子，土工头子一分不给。想方设法找组织的希望也一次次破灭，一没有证明，二没有暗语，三没有介绍信，在白色恐怖的时候党已转入地下，要想找到党，很不容易。党的组织也联系不上，还整天挣扎在死亡线上，再呆下去不知哪一天也要被扔进万人坑或是被推进炼人炉。这家仇、国仇何时报？！与日本人不共戴天，这血海深仇早晚是要报的！要想办法活下来，我就与本村王金亮偷偷地商量，反正呆在这里早晚也要死，要是万一逃出去了还有一条生路，我们决定冒死逃跑。敌人控制得很严，鬼子并经常荷枪实弹地牵着狼狗在矿区巡逻。住房门口昼夜有人值班，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在矿山死一般寂静的时侯，我趁值班的人瞌睡时偷偷地先溜到屋外的厕所里，等王金亮来到后，我俩飞快地往山上跑，这时从我们住的房屋的方向传来了叫喊声，哪能顾得上这些，就是拼命地跑。叫喊声渐渐听不到了，我俩冒死逃离了矿区。我们头几天不敢下山，以树皮、草根充饥，后来夜宿破庙，沿途乞讨。

      1929年4月间从老虎台煤矿逃出来后，我就讨饭奔吉林省盘石县，去找我三姐。途中走到东丰县黄泥河子，被黄泥河子区兵抓去，当成无正业氓流送县监押两个月。在那里白天挖土壕，挖臭水沟，晚上几十个人被关进一个阴冷潮湿的黑屋子里，挤得只能坐在地上，更别说走动了，我常呆在靠门口的地方保护着一位老人不被冻死，后来这老人成了我的岳父。黑屋子里的空气很混浊，难闻的几乎叫人窒息，里面无数的臭虫、虱子、跳蚤以我们的破衣为家，以我们的血肉为食，咬地浑身上下奇痒难忍。一旦皮肤被咬破，就有可能患上传染病，很多人没能逃脱“虱口”，每天都有人死去。

      1929年6月，监押期满，我从虱口中逃出，从黄泥河子要饭到盘石县筒子沟，找我三姐及姐夫曹万林。到那里后没有找到他们，却找到我本村族中三叔王金山，他又把我带到吉林省三岔河西的扶余县吉场街我大姐姐家。我姐夫姓赵，老家是阳谷县赵庄的，距我老家后梨园村不远。我在大姐姐家住了五天后，也就是1929年7月间，就到扶余县西吉厂子参加了水泥班。这个水泥班共有十七人，水泥班把头刘士美是阳谷县黄庄人，黄庄在我老家稍偏东北方向，距我老家约有四五里地，我到刘士美处就给他当记工员。在此期间为了联系群众，两个月后联合结义换帖六名，论了大小：大哥刘士美、二哥金朝明、三哥金丕臣、四哥郭振山、五哥葛保安和我，摆了香案，给刘士美大哥磕了头，磕完了头，就请大哥说几句，也叫盟誓，大哥说：“誓死和敌人拼到底，若有三心二意，不得好死。”大哥说一句，大家跟着说一句。水泥班散伙以后，我就在本县李家油坊卖零工。当年地净场光后我又与在老家结交的，十四岁就给人扛活的邢庆珠弟弟见了面，在老家时我与邢庆珠十二三岁就很好。当时他在扶余县六合两岸大‘土匪’头子双胜部下当炮头。后我与邢庆珠一同赴哈尔滨市开饭馆子。在哈尔滨时我与邢庆珠、侯营村的张庆云、王立元在哈尔滨北十道街开小饭铺。因联系群众，每顿都有十几个人吃饭，开门没有两个月，90元的本钱都叫群众吃光。

      1929年11月间饭店关门后，在哈尔滨生活难以维持，我就到了哈尔滨水晶街阳谷老乡陈集村人王起福处住了两三天，在这里听说苏联铁路招募工人，还说老毛子（苏联）铁路是苏联红党的铁路，在中国犯点法的（坡里暴动当时被认为是犯法）一到铁路上，外国人的铁路，谁也要不回来。在那个时候的思想就是为了避难，叫吃饭就行。因生活所迫，到中苏铁路局去当工人，走到路局门口一看，不是招工人，而是招募铁路巡警，为了生存，当天就考入铁路巡警。后来才知道并不叫苏联铁路，也不叫中苏铁路，而是叫:“大清东省铁路”简称“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于1896年至1903年由帝俄修筑，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支线向南延至大连湾。1904年日俄战争后，沙俄把长春至大连段转让给了日本，称南满铁路。1917年10月革命后长春以北段由中苏共同经营。

      1930年1月间，两个月的路警训练班未毕业，我跟本村王春生，借了8元钱，上段参加中东铁路巡警，苏联叫做“更官”。训练班毕业后，被分配到铁路巡警第一段南岗火车站服务。南岗火车站即哈尔滨老火车站，现今哈尔滨火车站行李房位置，由于该处附近有几家姓秦的农户，故当时称为秦家岗（南岗）火车站。它位于哈尔滨市南岗区与道里区的交界处。

      1930年3月上旬的一天，我去铁路总局送邮件时，意外遇见了杨耕心，他在铁路局邮局当邮务员。我当时高兴、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恨不能一下拉住他吐吐近两年以来，找不到上级组织就像离娘孩一样饥渴的心情，我竭力抑制着自己的激动，怕暴露目标，只问了杨耕心一句话：“你知道曹万年的下落么？”这时我才开始和杨耕心接头。第二次和杨耕心见面谈了谈离别后的情况，向他汇报了一下离别后的工作。他对我说：“哈尔滨现有咱四人：申兰生（申仲铭）是国际协报大主笔，小冯（冯子肃）在海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