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里赴征程万众建新功

      1949年5月1日，在浙江诸暨枫桥召开浙东各界庆祝南京解放暨“五一”节群众大会。解放战争后期开展的革命老区干部南下，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决策。十万南下干部，淳朴、忠诚、勇敢，展现着革命老区的精神 风 貌 ，焕 发 着 齐 鲁 儿 女 的 革 命 风采。山东干部南下后，在战斗中增长新本领，在险境中锤炼个人意志品质，在新岗位上无私奉献，在生与死的考验中升华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洪流中，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夺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和战略决策，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为即将解放的广大南方地区做好充足的干部人才储备。根据中央决议，1949年初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大批山东党政干部、共青团员背起行囊，扛起枪，踏着未散硝烟，浩浩荡荡向南方挺进……

顾全大局　服从安排

　　早在1948年4月，华东局（驻山东青州）即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从山东解放区抽调约6000名干部赴中原局随刘邓大军开辟新解放区。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提出要准备3-4万名干部支援新解放区。10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指示，其中华东区抽调1.5万人。华东局根据“九月会议”精神，部署从华东局直属机关及山东分局共抽调22968人，于次年3月向山东临城集结，统编为“华东南下干部纵队”，纵队司令员刘少卿，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温仰春，参谋长刘德胜，政治部副主任方忠立。下属四个支队:鲁中南区为一支队，华东局机关为二支队，渤海区为三支队，胶东区为四支队。南下新区的广大山东干部，在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贵州、四川、福建、云南、广东等省市，同当地党组织和干部一起，为新解放区的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干部南下命令下达的时刻，正是山东革命根据地军民，转入经济恢复及和平发展的阶段。沂南新庄王庆堂老人家中有儿女4人参加革命，大儿子作战负伤成为（终身）残疾军人，两个侄子也是革命烈士。1949年2月，当他得知女儿王淑华、王澄涛同时被抽调南下的消息后，感到一家两个子女渡江“南下”有点吃不消。“虽然免不了两眼泪汪汪，但为了全国解放，两位老人都未说一个不字。结果成为沂蒙‘南下第一家’。”他们家因此被授予“抗属”和“军属”“双荣”光荣牌。相当多南下干部没有留下姓名。蒲台县委有位秘书，原来安排他留守，后因组织需要，在出发前领导又突然安排他南下，使得他连回家道别的时间都没有。即使这样，这位干部二话没说打起背包跟上队伍就走。沾化有两个年轻干部，因系独子未被批准南下请求，队伍出发前夕，两人得知出现缺额，便抓住机会坚决要求补缺，组织上最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干革命不分江南江北”“听党指挥”,成为当时南下干部的时兴话，请求南下成为根据地青年干部追求进步的一种象征。

　　山东南下干部具有良好的听从指挥、服从安排的革命素养。华东局南下干部纵队渤海三支队任曰淼、胡为新部，奉命进入上海并编入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军管部开展工作一个月有余，领导机关又根据形势需要，要求他们率部继续南下福建。命令下达后，经过简单的思想动员，大家即听从命令、服从指挥。随后又抽调任曰淼去苏州组建七大队南下福建。七大队干部除大部分留福建省委直属机关以外，小部分参加接管永安地专及各县的机构组建。永安是福建最晚解放的地区，也是匪患最猖獗的地区之一。七大队南下干部在党的领导下，与福建人民风雨同舟，并肩战斗。这支300多人的队伍原本安排接管繁华的大都市，最终却被派往贫瘠的穷乡僻壤，他们一接到命令就立即启程，毫无怨言，表现出顾全大局的精神，令人十分敬佩和感动。

　　来自渤海区的三支队四大队的彭瑞林、李铁峰部，原本也是安排接管上海的，在行军抵达前线时，他们被野战部队抽调出来随军支前筹粮，在完成任务后，根据华东局的通知改变上海行程转赴杭州。1949年5月，他们相继到达杭州，但此时的杭州已另有干部安排。随即中共浙江省委决定让这批干部到即将解放的温州去工作。于是这批南下干部就先乘火车到达金华，又从金华步行经永康、缙云、丽水、青田转乘小船到达温州。而此时温州已经解放，原来在浙南坚持革命斗争的同志已开始了接管工作。浙江省委根据温州的实际情况，又临时决定这批南下干部部分在温州地区分配工作，另一部分则到丽水地区做接收工作。他们长时间跋山涉水，一身疲惫，即使这样，也没有计较任何个人得失，接到命令就当即折返丽水，以最快的速度奔赴各自岗位。

　　老解放区干部南下是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伟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做出的一次战略决策。在浩浩荡荡的历史车轮面前，南下干部听从党的召唤，为了中国革命即将迎来最后的胜利，义无反顾地踏上新的征程，远离故土家园和亲人。这既是一种昂然奋斗的崭新姿态，也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考验。不仅如此，新解放区还面临种种困难与挑战，甚至是流血牺牲。南下干部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情怀，是老解放区人民革命精神的生动写照。

       学生大队徒步行军途中，攀越被敌军败退时炸毁的湖南汨罗江铁路桥

艰苦奋斗　克服困难

　　创业艰难百战多。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人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奋斗史。山东南下干部夙兴夜寐，飘篷万里。他们胸怀理想、信念坚定，无畏艰险，服从召唤，响应“催征”。无数南下干部在新的斗争环境中实现了人生的伟大转变。

　　南下干部首先要过的是家庭关。鲁中南区各地委所属的县大都是山东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支前模范“沂蒙六姐妹”就出自这里。宣布南下名单时正值1949年农历新年，县委让南下的同志回家打点行装后到地委驻地集合。那时各县不通汽车，时间又紧，同志们南下决心大，劲头足，意志坚定，连夜徒步返家。据一位路远的干部回忆：“清晨告别母亲的时候，没想到这一走，就是一生”，为了革命他再也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在解放了的昌潍专区，大多农民出身的干部家里已是“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好多家属不让南下，中共昌潍地委第一书记赵毓华就主动报名带队南下，率先垂范。

　　其次是交通不便导致行军十分艰苦。1949年3月28日，南下干部从临城出发，坐车只能到达徐州新安镇（新沂）。来自博兴县委的南下干部赵玉声回忆：“当时正值清明时节，天气逐渐转暖。行军是靠步行沿古运河大堤南下千里到江南。行军前清理了行装，把被子和棉衣、棉裤中的棉絮抽出来集中上交，并把棉衣改成夹衣。不料南方的天气有时候比北方还潮湿阴冷，寒流一来大多数人就冻病了。”南下警卫营的战士陈善荣回忆说：“从济南一路走到上海，总共用了三个月。南方雨水多，有时一天要穿坏两双鞋。为了让大家有鞋穿，行军中专门有个农夫用小车推鞋子。”南下干部行军宿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洗脚，再用针把脚上的血泡挑破，涂上红药水。没有药水的挑破后，用棉花蘸着豆油烤干，塞到血泡里面，第二天就可接着走。有的女同志累得饭也不想吃，倒头便睡。

　　再者地域差异带来很多麻烦和不适。有些南下干部在群众工作中用老眼光看问题，把一些穷人当作“富人”或地主对待，闹了不少乌龙。粟裕曾在一次会议上指出：上海、南京生活程度高，吃大饼油条是很普遍的，在许多山东人看来是最好的了。如果认为上海、南京吃大饼油条的都是地主，就很糟糕。南方有些人吃了早饭不知道夜饭在哪里，但他们却穿得很好，有的还烫发，也不要弄错。沂蒙南下干部吃不惯大米，还经常做成夹生饭，吃了拉肚子。南方天气热，蚊子多。南下干部金鸣珠回忆：“我在山东时，母亲用织布机给我织了个小蚊帐，我只用了两次，有蚊子的话就用烟熏熏。到杭州后，被咬得要死要活，很不习惯。我想了个土办法：把棉被的四个角吊起来，在棉被里睡觉。到了七月份才发了一个‘小棺材’蚊帐，人进去刚刚好。”语言上也不通，通常审问一个人要问两三个翻译才能听得懂。

　　说到艰苦，西南服务团南下干部王先恒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下山50里行军，也是异常艰苦的。不仅公路倾斜，走起路来腿容易打抖，而且路面满是冰雪，滑得人不断地摔筋斗。人们跌倒了，爬起来，又跌倒，再爬起来。有几处坡倾斜度特别大，有的同志怕滑，干脆坐在路上顺坡滑下，我和俞华、沈琦，也是这样滑下去的。这时，什么冷啊，危险啊，都不管，只要能下坡，能前进，能跟上队伍，就是胜利！” 山东南下干部的这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永恒初心。

勇于牺牲　敢挑重担

　　南下的山东干部人人都兼任战斗队员。无论是在艰苦的行军过程中，还是在紧张的新区工作中，南下干部都经历了各种生死考验。他们中有人或者在行军途中死于意外，或者死于跟随部队的战斗行动，或者躺倒在剿匪征粮的一线，或者被匪徒报复。南下过程中，南下干部被安排遂行各类战斗任务是常态。

　　有时候执行的任务非常危险。来自章丘县委的92名赴浙江鄞县的一支队一大队五中队干部，1949年4月下旬抵达南京后，为了不惊忧市民，他们背靠背坐息街头。在接到抢时转运大校场飞机库桶装汽油的任务后，中队想方设法动员来7辆汽车、11挂马车和16辆三轮车，全力以赴、共同上阵，冒着敌机随时来袭的生命危险，肩扛人抬，连续装卸了4天4夜，把这沉重且危险的“汽油山”转移到中山陵一带的树林中隐蔽起来，受到了时任南京市长刘伯承的高度称赞。

　　有时候听到危险拿起枪就去战斗。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的干部在到达合肥后，就被打散分派到七兵团各野战部队中，随军做筹粮等支前工作。年轻干部董兆华被分到衢州廿里镇前河村办公，一个雨夜有村民来报告说有30个土匪进村抢粮抢牛，“我们4人除了每人一把三八式步枪和十来颗子弹外，一共也就4个手榴弹，就是这样也冒雨赶跑了敌人”。南下干部杭县三墪区副区长陈万贵、民运委员范玉山则被反动土匪杀害。福建永安地区的剿匪牺牲了干部战士60名。西南服务团璧山二区区长、县委副书记于典在征粮工作中，被残匪杀害。

　　山东南下干部在随军筹粮、支前土改、城市接管、剿匪反霸、维护农村秩序、动员参军等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其中的牺牲也是惊人的。以西南服务团为例，因公牺牲者共有400余人，其中山东南下干部死亡人数55名，居各省之首。很多南下干部牺牲后都没有留下姓名。

水乳交融　生死与共

　　渤海地区七中队60名南下干部，在上海解放后接管了20多所大专院校，并组建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接收上海各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和进步社会青年。他们刻苦自学，虚心与知识分子合作，在担任党委书记、大专院校校长的岗位上，保持艰苦朴素、洁身自律的工作作风，不到两年，学校就培养了15万栋梁之才。

　　浙江省解放后，谭震林提出“要把麻纺厂扩充成为具有一万纺锭（相当于当时的六倍）的大型麻纺织厂”，以解当时军粮民食所用。山东淄博南下干部翟翕武，原本不懂工业，“连马达是个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南下后却被要求负责组建浙江麻纺织厂，制造麻袋。让人意外的是，以翟翕武为首的麻纺织机制造委员会，仅用一年时间就制造生产出了第一套国产黄麻设备，于1952年5月全部投产。其生产的麻袋质量比当时世界上最好的英国绿杠麻袋还要结实。

　　南下干部中也涌现出了一批才子。华东干部纵队“青州总队”的顾准等知识分子，1949年年中，在接收上海滩的烂摊子后，经过6月的“银元之战”和11月的“粮棉之战”，稳定了上海经济金融，为新中国经济的巩固作出了贡献。顾准还提出用地产税去回收“跑马厅”等大批当时由外国人占用、使用的著名建筑和土地。最终经其之手先后收回的地产包括跑马厅、跑狗场、哈同花园、华懋公寓、法国俱乐部、沙逊大厦等，一下子解决了国民党当政几十年都没有解决的难题。他们学识渊博，有些曾出过国留过洋。凭借他们的才华，能够很容易取得个人财富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却甘愿跟随共产党，为建设新中国作贡献。

　　华东局的领导曾担心，过江后南方的繁华奢侈会引诱部队，出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到了兴化心就花”的现象。而实际上，山东南下干部过江后没有沉迷于眼前的浮华和物质条件，他们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以其卓绝的智慧和勇敢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不少惊心动魄的斗争业绩，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南下干部的成长历程，浓缩了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我党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党到执政党，从军事斗争到向政权、经济、文化建设转变的过程，体现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特质。

　　南下干部既是政治思想宣传员，又是文化交流的使者。数十万干部南下，是我党干部发展史上的一大奇迹。山东干部南下，是一种责任与担当，是历史的使命驱使。南下干部从老解放区来，带着北方人的仁厚和豪爽，带着对党的任务的无比忠诚和干练，从渤海之滨，跨越江淮，横渡长江天堑，建设新区。南下干部群体塑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忘我奋斗。

（作者：杜秀娟，单位：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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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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