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一）/金冲及

内容提要：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基本上没有在山东建立过一支红色武装和红色政权，更谈不上创建革命根据地。但是在短短的八年抗战期间，中共建立的山东抗日根据地无论在总人口、党员、军队数量，还是歼敌人数等方面，都遥遥领先其他抗日根据地。为什么抗战期间在山东发展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能够成为抗战胜利后解放军的最大主力部队，如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三十八军、二十七军？本文系统梳理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创立的独特历程，力图回答这一问题。在纪念全面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回顾这一段历史，不仅是为了缅怀前人的业绩，更可以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关键词  山东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一一五师  山东纵队  罗荣桓  黎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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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十几个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如果把它同许多其他根据地比较一下，不难发现山东抗日根据地有着几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特点：

第一，战前，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的处境十分艰难。当时工农红军已经建立起三个方面军和一个军团，创立过十多个具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在山东却没有建立起一支红军和任何政权，更谈不上形成革命根据地，而且省委在1933年两次因叛徒出卖遭受大破坏，两年内同党中央完全失去联系，中央无法知道党组织在山东的活动情况。

但到八年抗战结束时，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幅截然不同的情景：山东解放区和冀鲁豫解放区所属山东诸县，人口共3500万，占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军队有33万人，占全国人民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歼敌60余万人，占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歼敌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30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在抗日战争这不长的八年中，发生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变，在各抗日根据地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战后，山东八路军主力63000人横渡渤海，进军东北，形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的骨干力量；在关内，山东成为蒋介石重点进攻的东线主战场，八路军留下的山东野战军同华中野战军会合后，组成华东野战军，先后取得震动全国的晋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7月的小河会议上，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所做的《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绩》报告中，谈到“我军各区成绩次第”时列为第一位的是“华东”而其中绝大多数战绩是在山东战场取得的。在人民解放军中立下赫赫战功的第三十八军、二十七军，都是在山东发展起来的。这不能不说是创造了奇迹。

第二，抗战期间各抗日根据地的形成，一般是经过八路军、新四军主力进入这个地区，消灭敌人，发动并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来实现的。山东的情况有很大差别。它是先由山东地方党组织根据中央的决定，得到八路军的帮助，迅速发动群众，趁入侵的日本侵略军正大举向南进军而在山东立足未稳、国民党军队迅速撤退、人民抗日情绪高涨的时机，毅然地独立在敌人背后发动起义，建立抗日武装和人民政权，从小到大地发展起来。接着，八路军总部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派遣一一五师主力和一二九师一部进入鲁西北和冀鲁边区。在不短的一段时间内，形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和一一五师相互支持和学习、共同作战、逐渐融合的格局。到1943年，建立新的山东军区，实行一元化领导。这个过程，在其他抗日根据地是少见的。

第三，抗战八年中，其他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层变动较少。山东地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先后有黎玉、郭洪涛、朱瑞、罗荣桓(徐向前也曾有一年在山东担任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党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在这中间，个人的情况又有所区别，在工作中难免有起伏和波折。到罗荣桓担任主要负责人、实行一元化领导后，情况有了明显变化。这方面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为什么在短短八年中山东的局势会有这么大的变化？有哪些可贵的经验和教训？这些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后人进行认真的考察和思考。

抗日前夜山东党组织的重建

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在山东开始得很早。五四时期，王尽美、邓恩铭便在济南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中共一大召开时，他们两人作为山东的代表出席大会。“自1922年起，山东共产党和青年团逐渐扩大了”，“山东革命运动也迅速开展了，主要是青运和工运”。

但当时的山东长期处于北洋军阀的野蛮统治下，在连绵不绝的南北战争中地处北洋军历次大举南下的要冲。北伐战争结束后，1930年蒋介石同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之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双方出动的兵力不下140万人，战争主要在陇海铁路和津浦铁路沿线展开，持续达半年之久。以后，山东由拥兵10万的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控制，对共产党和群众革命活动进行严厉镇压。“更利用党内自首叛变分子组织捕共队”②(②《中共山东省委工作总报告》(1931年2月)，《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4卷，第46页。)，专门从事破坏工作。而山东党组织却盲目执行“左”倾错误路线，不考虑敌我力量悬殊，盲目发动暴动，多次使党组织千辛万苦聚集起来的力量毁于一旦，省委组织屡遭破坏。

最严重的是1933年，山东省委连续遭到两次大破坏。2月“由于团省委书记陈衡舟被捕后叛变，使省委书记任作民、组织部部长向明、团省委书记孙善帅及省委举办的党员训练班学员等29人被捕，济南及外地的党团组织有的也遭到破坏”。7月，山东临时省委又遭破坏。“这次，由于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的投敌叛变，党组织受的损失最大，有300余名党员和党关系密切的群众被捕”。“青岛、泰安、沂水、寿光、益都、潍县等地党的组织均遭破坏”。

这样，从1933年到1935年整整两年间，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和党中央一直失去联系。各地幸存的党员和若干基层组织，因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难以开展工作。

为什么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东一直没有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也没有建立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工农红军？原因就在这里。

尽管如此，分散在山东各处的一些基层组织和共产党员在省委被破坏、同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没有悲观失望，依然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顽强地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并且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全省有组织联系的党团员已达500多人。他们一直在苦苦地寻找同北方局和中央的联系。这时，中国工农红军正处在长征历程中，留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上海中央局又屡遭严重的以至毁灭性的破坏。这种寻找，一时难以取得结果。北方局代表曾委托人1934年秋到胶东建立特委组织，不久又遭到破坏。

直到1935年冬，由失散的党员和地方党组织自动集合并组织起来的山东省工作委员会的代理书记、原济南乡村师范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赵健民通过可靠关系，终于在冀鲁边境的濮县找到中共河北省委巡视员兼任直东特委书记和冀鲁豫边区特委书记的黎玉，才接上关系。赵健民回忆：“黎玉同志讲道：北方局对于山东党失掉联系，也很着急，多方面派人联系。现在联系上了，这就好了。”又说：“山东省的组织遭到敌人的破坏后，你们能独立地坚持工作，发展恢复党的组织，现在能有五百多个党团员，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独立地进行党的丁作，这是难能可贵的。”②(②赵健民：《山东党组织与北方局恢复关系的前后》，《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400、401页。)黎玉向他说明了中央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是山东不少党员原来不很清楚的，思想上要转这个弯子。赵健民还报告了他们已取得联系的党组织和失散党员的情况。黎玉要赵健民写成书面材料，由他转送北方局。

1936年初，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到邯郸传达北方局的决定。黎玉回忆高文华所说的话：“山东有好几年没有省委组织了，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决定派我(指黎玉——引者注)到山东去恢复与重建山东省委组织，并由我担任省委书记，其他负责人由我去后选定，丁作由我酌情办理等等。”

黎玉到济南时，叛徒、特务等仍在到处搜寻共产党人的踪迹，局势依然十分险恶。5月1日，新的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重建省委的第一次会议，确定省委组织部部长由赵健民担任，宣传部部长由济南高中支部书记林浩担任，他们都是山东本地保存下来的年轻党员干部。同时，也挑选了一些可靠的工作人员，建立指挥系统，以便沟通上下，有效地推进各项工作。

新省委重建后，放在面前最迫切的是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党组织。没有这一条，谈不上在共产党领导下有力地推动各项工作。这以前，中共山东省委虽已遭受破坏，但在济南等地仍保存着许多基层党支部。“此时，各地党组织的同志深感长期失去上级党领导的痛苦和工作上的困难，亦在千方百计与省委接头，以取得省委的领导和指示”。④(④景晓村：《巡视寿光的回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6卷，第364页。)

新省委以很大的努力来建立和调整各地区的党组织，发展新党员。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一项极为急迫又必须特别谨慎的工作。工作是面对全省的，而对各地的情况不可能在事前做到一清二楚，稍有不慎又可能重蹈以往党组织遭到全盘破坏的覆辙。新省委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在一年多时间里，除健全济南市委外，还建立起鲁西北地区特委，调整莱芜县委，建立鲁东工委，建立淄博矿区特支，建立鲁北地区特支，恢复胶东特委。到抗日战争爆发时，全省与省委有组织联系的党员已近2000人。这是有力地推进全省各项工作的必要前提。

另一项任务是把积极推动抗日救国活动作为重建起来的山东全党的第一位任务。这是全国政治局势急剧变化的客观局势决定的。1935年下半年起，日本大大加快了侵华步伐，他们把重点放在华北，制造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把华北从中国割裂出去，成为“满洲国第二”，日本军队在华北公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平津一夕数惊。“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以“一二•九”为代表的爱国学生运动席卷全国。各界的救国会像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工农红军胜利地结束长征，到达陕北。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国民党当局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开始决心抗日。

身处危城的平津学生大批南下，来到山东。当时兼任济南市委书记的林浩回忆道：“平津流亡学生有几百人到了山东，大部分成为我们的骨干。通过教员、学生做工人、农民的工作，为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打下了基础。”(①林浩：《关于山东党组织恢复时期的情况》，《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5卷，第435页。)山东省委以很大力量在各地组织并扩大学生抗日救国会和民族解放先锋队、工人抗日救国会、小学教师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农民救国会等。随后，又有抗敌自卫团、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等组织。这些救国团体的成立和开展的活动，一举冲破山东社会原来的沉闷政治空气，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新局面。

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开展各种社会活动，是完全正确的，是民众的普遍愿望，深深博得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的同情和支持，能以比较合法的方式开展活动，团结的社会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广。在活动中，又可以发现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并发展新的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这种组织形式有力地推动了群众救国力量的发展，但农民组织的救国会并不多。

1937年4月间，北方局通知黎玉去延安参加苏区代表会和白区代表会，听取了毛泽东在会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回山东后在党内作了传达，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进一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如果没有山东省委的重建和抗战前夜这一系列富有成效的工作作为准备，以后抗日游击战争能在山东那样快地大规模发展起来和山东纵队这支重要武装能迅速建立，是难以想象的。

抗日武装起义和山东纵队的成立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人民的全民族抗战开始了。

局势发展得很快。7月29、30日，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日军向华北大举增兵，首当其冲的是山西和山东。他们从平绥铁路转同蒲铁路南下，又从平汉铁路转正太铁路西进，两路夹击山西省会太原。同时又以两个多师团主力3万多人沿津浦铁路南下，直扑山东省会济南。山东局势日趋危急。

7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曾任红一方面军警卫师政委、陕甘支队第三纵队参谋长的红军将领张经武来济南，开展对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山东省委的协助下，张经武与韩复榘多次会谈，韩终于同意释放政治犯。9月至11月，近400名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陆续出狱，他们先后被派往山东各地，成为领导各地抗日武装起义的大批骨干力量”。

为准备抗日武装起义，山东省委最缺少的是军事干部。9月中旬，黎玉到山西太原参加刘少奇、杨尚昆、彭真等召开的北方局所属各地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词‘论配合八路军开展华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问题，号召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他向杨尚昆、彭真要求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到山东担任军事工作。那时，八路军才刚刚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战略部署尚未展开，平型关战役还未打响，不可能抽派很多部队到山东，但随后仍派了廖容标、洪涛、赵杰(原红四方面军团政委，在抗大学习后被派到北方局准备参加敌后斗争)等几个红军干部到山东来。

10月初，日军进入鲁北，占领德州、平原、禹城等地，山东局势更加严重。11月7日，中共山东省委向中央报告鲁北、鲁西、鲁西北、泰安和莱芜等地的情况，强调在当时受日军威胁最大的鲁北要“以‘一切工作围绕在游击战争的周围’，独立的发动与准备及合法利用的发动与准备领导游击战争”。同时指出还存在“党的基础薄弱”“群众组织还是不广泛，且亦松懈”“干部缺大多新干部，亦不敷应用”等缺陷，并且强调：“尚需要大批之军事干部，虽派两个红干，再有10余还可安插，希速派来。”②(②《中共山东省委关于目前形势与工作方针的报告》(1937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北方局》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共中央北方局•抗日战争时期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69、71页。)

战局恶化得很快。12月中旬，南京沦陷的同时，日本军队5万多人分两路渡过黄河，27日占领济南，韩复榘挟10万大军不战而退，听任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境内长驱直人。“各县县长也大都弃职开小差，逃之天天。抗战无人领导，治安无人维持，汉奸猖獗，土匪兴起，社会秩序紊乱”。③(③郭洪涛：《山东八路军一年来抗战的总结》，《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146页。)面对日军到处烧杀奸淫，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只有拿起武器奋起反抗，才是唯一的生路。“当时真是登高一呼，群相响应”。④(④肖华：《英勇抗战的山东军民》，临沂地区行政公署出版办公室编：《忆沂蒙》(上)，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2页。)中国共产党人和八路军将士，正是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下，为了祖国的生存，为了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和牺牲，挺身而出，带领民众誓死抗争。爱国将领、原山东第六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范筑先在共产党人帮助下，也通电全国，决心留在鲁西北地区坚持抗战，誓不南渡黄河。

抗日武装起义不可能等各种条件都准备就绪后再发动。12月28日，也就是济南失陷的第二天，中共山东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泰安以南30多里的徂徕山发动武装起义。为什么选择这里作为山东省委领导直接领导的第一场武装起义的地点？那有几个原因：第一，这里地势险要。徂徕山位于泰安县以南，北靠泰山，南接蒙山山区，东连莲花山、沂蒙山区，西通泰西大峰山，四周群山环绕成为天然的屏障。正长驱南下的日军一时还难以顾及。第二，它处于山东的腹心地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便于和全省其他根据地进行联系。第三，这一地区的党组织经过整顿、恢复，工作基础较好。

要发动武装起义，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准备参加起义的党员和群众几乎都是青年知识分子或青年农民。他们满腔热情，但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和训练，连基本的军事知识也没有，又怎样发动武装起义呢？

此前两个月，山东省委已派刚营救出狱的地下党员程照轩(曲阜二中学生)、侯德才和北方局派来的军事干部赵杰三人到泰安六区成立区委，开展工作。程照轩是当地人，就以他家作为活动基点，利用社会关系走家串户做工作。

他们商定了一个初步行动计划：“第一，首先通过程照轩所熟知的抗日积极分子，利用其社会关系走家串户做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争取群众参加抗日工作。先以秘密方式进行，如发展顺利再转入公开方式。第二，在抗日积极分子中发展新党员，适时建立党的支部。第三，抓紧做程子元的工作。第四，发动群众及各界人士等，捐武器，同时组织武装队伍。”①(①赵杰：《到敌人后方去》，《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7卷，第565页。)

当地贫苦百姓听到共产党来领导抗日，每天都有人找上门来，要求参加抗日工作。程照轩等利用讲演、学校师生演剧、贴标语、编唱抗日歌曲等方式广泛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第六区区长兼民团队长程子元是程照轩的堂兄，重义气，有民族自尊心，也表示：“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你们共产党放心，我不抗日就不是我娘养的。”②(②林浩、赵杰：《回忆徂徕山起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285页。)当地民众捐出盐窖存放的六十多支枪，还有其他钢枪、土枪一百多支，一百多名青壮年要求参加抗日队伍。事实表明：在当地组织抗日武装起义，符合群众的强烈要求，有着可靠的群众基础。

1938年1月1日，在徂徕山举行起义誓师大会。山东省委在会上宣布成立“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由红军军事干部洪涛、赵杰为正副司令员(洪涛不久在战斗中牺牲)，黎玉为政治委员，林浩为政治部主任。黎玉在会上讲了山东开展游击战争的意义，强调了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

一支由土生土长的山东子弟组成的八路军抗日武装就这样建立起来了。山东人民的抗日战争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那时，日本侵略军在山东正准备发动徐州会战。他们兵力有限，在地域广阔的山东，一时没有足够力量对付被他们看不起的抗日游击队伍。他们刚占领泰安县城，情况不明，短时间内也不敢轻率地向山区出动。第四支队抓紧这个稍纵即逝的时机，强化政治和军事教育训练，从事部队建设。

中共中央对这支部队十分重视，在1938年1月15日专门向山东省委发出指示：“济南失守后，日寇继续南下，津浦线济南徐州间有完全被日寇占领之可能，因此山东广大地区有沦为被日寇占领区域之危险。目前省委工作的布置，应注意即使山东完全变为日寇占领区域，还能使我们的党坚持在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游击战争，保存党的力量，坚持与日寇进行长期的斗争。”③(③《中共中央关于发动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等问题给山东省委的指示》(1938年1月1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6页。)这就把山东抗日根据地下一步将面对的形势和工作方向说清楚了。

徂徕山起义后，把起义烽火延烧到全省各地的条件是比较有利的：“敌人的矛头主要向南，控制中心城市、重要港口以及铁路交通线，对我山东腹地广大平原还没有开始大的‘扫荡’。”④(④《关于山东的抗日战争与济南军区战史编辑室同志的两次谈话》(1959年6月2日、1960年12月12日)，《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81页。)1月中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四支队下山，开展游击战争，多次对留在山东后方、立足未稳的日军开展伏击战，对日军交通线进行破袭战，游击队伍和群众影响不断扩大。在省委部署下，省内各地党组织先后发动冀鲁边、鲁西北、天福山、黑铁山、牛头镇、泰西、滨海、鲁南、湖西等起义，到4月间，在全省已呈现出遍地开花的局面。其中，如胶东特委书记理琪(起义不久后牺牲)集合17个人、两支枪，在文登县天福山起义，2月间队伍扩大到200多人，成立军政委员会，攻克福山、蓬莱、黄县、掖县等县城，部队扩大到7000人。省委派姚仲明、廖容标等到长山县中学开办游击训练班，以后组织武装队伍，发动黑铁山起义，攻克邹平、淄川县城，部队发展到6000余人。在有些地方，还初步建立了民主政权。这些起义，大大振奋人心，说明在山东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大有可为的，并有力地配合了当时在津浦铁路南段正面战场的作战。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中写道：“中国军在各方面被击溃后，遂全面地展开游击战以搅乱日军后方。尤其共产军的游击战甚为巧妙，其力量亦日益增强，且扩大至广泛的地区。”“如此之游击行动，实施于日军警戒网的空隙，巧妙的出没无常。日本军占领之地区较其兵力过于广大，无法守备全地区。因此一面守备主要的政略、战略上要点及主要后方交通线尤其铁路线，一面实施广范围的对游击部队的讨伐”。①(①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廖运潘译：《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1988年版，第87、88页。)其实，他们当时正全力准备和进行徐州会战，在山东只能顾到一些点和线，根本谈不上在山东“实施广范围的对游击部队的讨伐”。

这是山东局势发展十分有利的一面，但事情还有令人焦虑的另外一面。三四月间，台儿庄战役正在激烈地进行，历时半个多月。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由于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的支援，歼灭日军近万人，取得抗战以来的一次重大胜利，举国为之欢腾。这次战役后，日本大本营认为中国军队主力集中在徐州地区，攻占徐州不仅可以把华中和华北连结起来，而且准备有力地进攻集结在武汉等地的中国军队主力，因而制定《徐州附近地区指导要领案》，决定由华北方面军和华中派遣军集中主力南北夹击徐州。一旦徐州沦陷，便会像中共中央1月指示所指出的：山东将全部沦为日本占领地区，成为敌后战场，并经受日本侵略军的不断“扫荡”。

山东战局，正处在一个重大的转折关头。

山东省委清醒地认识这种大变局中自身需要解决的问题，黎玉回忆道：“由于起义部队军政干部缺乏，武器落后，战斗经验不足；兵员多为农民和争取过来的地方武装，游击习气浓厚，平均主义倾向严重；加之民主政权建立较晚，没有稳定的后方，部队分散，交通不便，联络不畅，给养不足，各区起义部队的发展存在许多困难。怎样尽快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加强起义部队之间的协调指挥，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为此，中共山东省委决定派我赴延安，向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请示汇报工作，以取得中央的指导和帮助。还觉得办这件事，宜早不宜迟，乘着徐州尚未失守、铁路交通方便时，我带上我们第四支队油印的军用护照，盖上大印……用我们的护照坐上军用列车向西行，经西安在4月初顺利到达延安。”②(②《黎玉回忆录》，第149、150页。)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山东，2月15日曾致电朱德等：“当敌集力攻陇海路时，河北全境及山东境内乃至江苏北部，必甚空虚，同时晋察绥三省之敌一时尚无力南进。”在此估计下，请他们考虑：“用一一五师全部向东出动……假定第一步有利，又能得国民党同意，则实行第二步。两旅并列，分数路突然渡河，转入山东境内，在津浦路山东全境作战，并以鲁南山地为指挥根据地，并发展至徐海南北。在此步骤内依情况尽可能持久，然后实行第三步。”③(③《毛泽东、滕代远关于一一五师向河北、山东等地进军问题给朱德等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8页。)这在当时只是一种设想，后来并没有实行，但也可看到他们已考虑到山东的问题。

黎玉到延安后，毛泽东见了他，并在4月5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鲁南第四纵队三个月内由七十人发展至一千二百人、八百枝枪，除决定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外，正选派政治部主任一人及中级以下军事及政治工作干部二三十人前去。”④(④《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8年4月5日)，《山东党史资料史库》第7卷，第24页。)他确定先派郭洪涛到山东工作。郭洪涛那时正担任着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和他同去山东的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王彬等约50名军事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离开延安前，毛泽东接见了这批干部，对他们说：“我们党的方针，是在山东敌占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山区的游击战争是可以坚持的，也取得了一定的经验；平原游击战争能否坚持，还没有经验，需要看一看。”郭洪涛又去看了刘少奇，他回忆道：“刘少奇同志对我讲，山东敌占区国民党已恢复政权，鲁西北的范筑先和我党共同建立了抗日根据地这个形式很好，要我转告山东省委驻鲁西北代表张霖之同志，坚持这个方向；并指示我到山东再找第二个、第三个范筑先式的人物搞统一战线，建立共同抗日根据地。另外，他还谈到苏鲁豫皖边区特委离河南省太远，我去后，即归山东省委领导。”①(①《郭洪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

毛泽东最初考虑派罗炳辉去山东负责军事工作。罗炳辉是中央红军中的著名将领，曾任红九军团军团长，战功显赫。“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罗炳辉以八路军副参谋长的名义，在武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②(②罗鲁安主编：《罗炳辉文集》，“前言”，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黎玉回忆毛泽东同他谈调干部去山东时说：“毛主席又要我到武汉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告诉我向恩来同志提出要罗炳辉同志到山东工作，理由是罗炳辉同志是著名的红军将领，他到了山东我们就不再是‘土八路’了。1938年6月我到武汉，向长江局和周恩来同志转达了毛主席的指示。周恩来同志大力支持。由于当时做统战工作的罗炳辉同志，一时不能离开。所以党中央又决定改派张经武、江华、吴克华、胡奇才、徐斌洲、吴仲廉等同志以及抗大、陕北公学一批毕业学员共近200人支援山东。8月间，我和张经武同志、江华同志带领这批干部返回山东敌后。从此，山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和山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③(③《黎玉回忆录》，第150页。)张经武在抗战开始时，曾改用张金吾的名字，到山东负责同韩复榘部的联络工作，对当地情况是有了解的。④(④《张金吾关于山东情形向中央的报告》(1937年1月2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2、13页。)两批有经验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从延安来到山东敌后，使部队的领导素质有了明显提高，这是山东原有干部热切期待的。山东党和部队的机构相应地作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