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独特历程（二）/金冲及

这时，山东局势正发生重大变化。5月19日，徐州失守，山东全部沦为敌后。20日，中共中央派往山东的负责人郭洪涛率领50多名干部到达泰安南上庄的山东省委驻地。郭洪涛回忆：“根据中央决定，重组山东省委，我和林浩同志为常委(黎玉当时仍在延安，未回到山东——引者注)，由我担任书记。”⑤(⑤《郭洪涛回忆录》，第130页。)21日，省委召开干部会议，由郭洪涛传达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做了《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而奋斗》的报告。这个月下旬，中共中央鉴于徐州失守和八路军准备向苏鲁豫皖四省挺进的部署，决定将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省委，仍由郭洪涛为书记。

这时，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武装已发展到4万多人。各路起义部队原来名称不一，有用“抗日联军”“抗日救国军”“抗日自卫团”“抗日游击队”等的，也有直接用八路军番号的。6月6日，毛泽东、刘少奇致电郭洪涛：“你们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部队番号，并组织支队司令部，但不可太多，全山东只有四五个八路军游击支队即可，其余在我们领导下的游击队可以各种名义出现，但抗日联军名义不好。”⑥(⑥《毛泽东、刘少奇关于山东基干部队可恢复八路军游击队番号致郭洪焘电》(1938年6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32页。)6月8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把这个问题的极端重要性说得更加明确：“山东四支队原用八路［军］名义，我友相处甚好，后改用别的名义，弄得大家怀疑，故同意洪涛提议仍恢复八路军名义。我意直鲁等处，凡属我们独立领导、已得广大民众拥护、邻近友党友军又甚欢迎之游击队，以用八路军名义为合宜。因此等地方国民党均将控制，用普通名义则不得不听其支配，甚至通令解散，八路无权过问；用八路名义则无此弊，但以不致引起误会与摩擦为原则。”①(①《毛泽东关于直鲁等处属我领导之游击队应以八路军命名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6月8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33页。)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山东人民抗日联军独立第一师首先恢复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的番号，其他部队也陆续改用八路军的番号。

11月，张经武、黎玉率领干部和抗大、陕北公学学员约二百人从延安到达山东。12月，中共中央决定，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组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张经武、黎玉两人为委员。山东分局中，由延安派来的干部处于主导地位，以加强中共中央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领导。

12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八路军山东纵队，任张经武为指挥、黎玉为政治委员，江华任政治部主任，随郭洪涛到山东的王彬任参谋长。山东纵队这四个核心人物中三个是从延安来的，他们之间相处很好。纵队下辖9个支队及陇海游击队、直属四团、纵队特务团、临郯独立团。纵队所属基干部队共2．45万人，所属地方独立营团共1万人。

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成立后，1938年6月间制定了《发展和坚持山东游击战争的战略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是创建沂蒙山区根据地。毛泽东审查了这个计划，并电示：“战略计划尚妥，照此去做。”②(②王彬：《八路军山东纵队组建前后追忆》，《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7卷，第326页。)

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成立，标志着山东的抗日斗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起义武装已由若干分散的游击队成为在战略上统一指挥的游击兵团。

山东纵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一种特殊环境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革命武装。它有十分突出的优点，但一开始也有难以避免的某些弱点。新任纵队政治部主任的江华在回忆录中对它有很深刻而生动的汜录。他是出身井冈山的红军老战士，来到这里刚组建一年多的年轻队伍，又担任政治部主任，自然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敏锐感受。他的记录虽然长一点，为了更真切地了解这段历史，了解一支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起来的，仍值得将它摘要抄录在这里：

从总体上看，这些部队有很高的抗日热情，党的工作也有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建立的时间很短，来不及整顿训练，所以存在一些明显的弱点，主要是：第一，部队起义初期，数量很大，号称八万，部队成员主要是农民，其次是平津流亡的和本地的大、中学生，也有开明士绅，还有一部分是无业游民、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反正的伪军、土匪等等，成份(分)极为复杂……第二，政治工作薄弱，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有些游击队组织很松散，几个村子的人凑在一起，有事就集中，无事就回家。有些是整个村子、整个家族都参加了部队，有父子兵、兄弟兵、叔侄兵。他们昨天还是农民，刚扔下锄头，就拿起枪杆子，还没有听从命令、服从组织纪律的习惯。有些人参加部队就是为了保家保乡，家庭观念和地域观念比较浓厚，不愿调离自己的地区……第三，从整体上讲，部队的政治素质、军事素质和文化素质都比较差，战斗力比较弱……在军事上，由于多数人没有拿过枪杆子，没有经历过战争，许多人连基本的军事技术也不知道，打仗只凭热情和勇气。部队的装备也很差，拿刀枪棍棒的都有。文化上，有文化程度较高的大学生，也有中学、师范等小知识分子，而大多数农民战士则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③(③《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80页。)

刚从严酷的地下斗争环境中走出来的山东党组织，在武装精良的日本军队大举入侵的情况下，能够毅然高举义旗，组成这样一支遍及全省、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决抗日的武装队伍，还建立了一些抗日根据地，实在太不容易。因为部队是短期内通过起义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党员和战斗骨干的数量比较少，初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弱点并不奇怪，如果没有这些状况，或者在很短时间内就能迅速消除，倒是不可理解的了。

山东纵队领导抱着冷静的态度，坚持循序渐进，不操之过急，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整训，基本要求是把分散的游击队组织起来，走上正轨。整训中，着重进行服从组织、遵守纪律、爱护民众、听从指挥的教育，突出抓了对干部的严格要求，也进行军事训练，使部队从原来比较松散的状态一下子严格起来。

整训后，山东纵队将所属部队整编为七个支队，还有一个特务团和直辖四团，各部队基本配齐了军事和政治干部，改进了管理，严格了纪律，密切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部队面貌发生很大变化，向正规化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

进入1939年，从山东的抗日斗争来说，最重要的变化是八路军一一五师在这年3月初开始大举挺进山东，同山东纵队协同作战，开辟了一个新局面。

一一五师从晋西南东进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从山地游击战到进入平原作战，经历了一个过程。中共中央为此进行了很长时间的反复考虑。

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军事报告中指出，红军的作战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①(①《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25日，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一一五师由原来的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改编而成，进入山西前线后首先取得平型关大捷，大大振奋了全国的人心。以后，一一五师实行分兵：该师一部约3000人由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领，依托五台山地区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三四四旅划归八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三四三旅的两个团，加上新建的一个补充团由代师长陈光和继任师政治委员的罗荣桓率领，创立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这是八路军三个师当时在山西全盘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1938年4月，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从延安致电八路军前方将领，做出新的部署：“根据抗战以来的经验，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广大地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是可能的，而且坚持平原地区的游击战争也是可能的。”②(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军事丈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丈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但这个部署除河北外还处在观察和准备阶段。5月，毛泽东致电前方将领：“在豫皖苏鲁四省深入敌之后方活动，未到适当时机不应向蒋提，也不应向李白程(李宗仁、白崇禧、程潜)提，只是自己预作准备，那时刘、林两师(一二九师、一一五师)将作整个新的部署。山东方面已发展游击战争，已派张经武、郭洪涛率军政党干部五六十人及电台两个去，今日可越津浦路至泰安。那边民枪极多，主要是派干部去，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则更好，但需要准备长期留下，不还建制。”③(③《准备向豫皖苏鲁敌后发展》(1938年5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225页。)可见山东省委这次去延安汇报，引起中共中央很大的关注。由于考虑到武汉保卫战刚刚开始，成为全国时局的焦点，八路军主力如在此时大举进入山东，容易引起误解，尚不适宜，但对“整个新的部署”已

需“预作准备”，也考虑到可“派得一两个营去作基干”。这为第一一五师入鲁已有伏笔。

7月间，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组成一支东进抗日挺进纵队，由一一五师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于9月27日，越过津浦路，跨过冀鲁边的边缘——乐陵县，成立了冀鲁边军政委员会，揭开了挺进山东的序幕”。①(①肖华：《一一五师挺进山东及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25页。)

10月下旬，武汉失守后，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需要作整个新的部署了。

11月25日，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致电彭德怀提出“新的部署”：“我们考虑结果，以陈(光)、罗(荣桓)率(一一五师)师部及陈旅(两主力团)全部去山东、淮北为适宜。”他们原来所在的以吕梁山为中心的晋西南地区怎么办？电报说：“晋西南地区暂留陈旅之补充团并集中各游击队编成一团交陈士榘指挥，尔后，可从一二九师调一支队接防。”电报接着说：“陈罗开东时拟分布与新老黄河②(②徐州失守后，日本侵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准备再从郑州沿平汉铁路南下夺取武汉。蒋介石为了阻挡日军的前进，下令6月9日在郑州东北的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使黄河改道，经徐州、淮阴以北入海，称为新黄河。抗战胜利后，重归故道。)间广大地区，包括津浦东西、胶济南北在内。”③(③《陈光罗荣桓率师部及陈光旅主力去山东淮北为宜》(1938年11月25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441页。)

决定一一五师开入山东，是一个大决断、大动作。

按照军委部署，罗荣桓、陈光率部在12月20日从晋西灵石县出发东进。“从晋西到山东约有3000里，途中穿过敌人的几道封锁线，翻越了被戏称为雪山的绵山，还配合一二九师粉碎了敌人对山西辽县的进攻。这次进军曾被人称为‘小长征”’。④(④《罗荣桓传》编写组编：《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161页。)1939年3月初进入山东。14日，一一五师在东平县同中共泰西地委(书记为段君毅)和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会合。那时，领导鲁西北、泰西、运西等地工作的鲁西区党委书记张霖之也赶往东平。3月下旬，罗荣桓越过津浦铁路到达山东分局驻地沂水县王庄，会见郭洪涛、张经武、黎玉、江华等。一一五师仍留驻在鲁西地区。

一一五师进入山东后，大大加强了山东抗日武装力量。为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八路军总部、北方局于1939年3月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毛泽东，建议派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和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去山东，以统一并加强对山东党政军的领导。

这以前，徐向前从1938年4月下旬起率八路军一二九师左纵队(路东纵队)在冀南开辟平原游击战争，提出了“创造平原地的‘人山’”的著名口号，在冀南平原打开一个有声有色的好局面。徐向前去山东时，没有抽调冀南的部队前往。朱瑞是从山西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去的。他带着一百多名干部，包括王建安、罗舜初等，都是从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抗大一分校挑选出来的。1939年6月上旬，他们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沂蒙山区，在沂南县东辛庄会见了郭洪涛、张经武、黎玉等，由随他们去的王建安担任山东纵队副指挥。这时正赶上日军两万多人发动的第一次鲁中大“扫荡”。

反“扫荡”告一段落后，山东党政军机构着手统一建制，健全领导机构。8月初，经中共中央批准，正式组成八路军第一纵队，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和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原苏鲁豫皖分局改为山东分局，由郭洪涛、徐向前、朱瑞、罗荣桓、黎玉、张经武、陈光、彭雪枫组成，郭洪涛任书记。8月5日，北方局向中共中央报告：“同意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以朱瑞、向前、洪涛、荣桓、黎玉为委员，朱瑞兼书记，以军政委员会为统一某一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机关，定期讨论和检查当地党政军民工作的总方针，其决定分别由党政军民各方负责执行。”⑤(⑤《北方局关于同意建立山东军政委员会向中共中央的报告》(1939年8月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19页。)徐向前、朱瑞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就职通电，一方面是要造点声势，显示八路军的抗战决心，另一方面有个正式头衔，好同国民党头面人物打交道、开谈判。

一一五师和徐向前等先后来到山东，也引起国民党当局很大重视。徐永昌在1940年1月14日日记中写道：“徐向前一二万人在山东，徐为刘(伯承)之副。”“一一五师一万余主力在豫北、鲁北”。这是作为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第一次在日记中提到八路军在山东的活动。同月19日日记又称：“午后会报，十之八为八路军扰晋扰鲁问题。”①(①《徐永昌日记》(手稿影印本，下同)第5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第264、267页。)

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是两支在不同环境中成长起来，有着不同的经历、条件和作风的部队，各有长短，驻地分散，交往不便，虽然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又都在山东地区，但要完全融为一体，需要有个过程。

徐向前曾叙述最初的情况：“山东的部队分散在各地区，建立一个统一领导的机构是必要的。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萧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②(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640页。)10月13日，“为指挥作战之合理”，第一纵队和山东纵队的机关“实行合并”。“徐、朱、张、黎在一起办公”。③(③《徐向前、朱瑞、张经武、黎玉关于一纵与山纵机关合并致各地电》(1939年10月13日)，《八路军山东纵队》(综合册)，第425页。)一一五师进入鲁西后，继续向东移动，同山东纵队靠近。“1939年5月开始，师部率六八六团主力分批由泰西地区东越津浦铁路，进入新泰、蒙阴、费县、泗水等县的边区。10月进入费县南部的抱犊崮山区，与由我党发动和领导的鲁南抗日义勇队第一总队会师”。④(④梁必业：《一一五师在鲁南》，《忆沂蒙》(上)，第266页。)

针对山东的实际状况，毛泽东、王稼祥、滕代远、谭政致电徐、朱、黎、江并告陈、罗、黄、朱、彭、杨、左、傅、陆：“山东工作在同志们艰苦创造中，已获得巨大的成绩。在没有八路军和没有足够数量的具有军队经验的干部帮助条件下，地方党单独已经创造出较有战斗力走向正规化的军队，它将成为坚持山东抗战的主力军。”为了使这两支部队逐步融为一体，电报继续说：“努力扩大山东纵队，努力整训工作，以求迅速的正规化。”“山东纵队中知识分子的干部很多，应当好好的教育这些干部，纠正其弱点，坚定其革命立场。我们提议山东纵队应当以一批知识分子干部拨给一一五师，而一一五师则拨一批有军事经验的干部给山东纵队。这对双方工作都有很大益处”。⑤(⑤《毛泽东关于加强山东纵队工作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63、164页。)

徐向前等坚决贯彻这些指示，采取了许多措施，特别是大规模地交流干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两支部队，交流人员，取长补短，是有效方法。一一五师战斗骨干多，我们报请中央批准，从那里调了两千多人到山东纵队，充实骨干。山东纵队的干部，熟悉山东的地理环境，风俗民情，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们也从中抽调了一些去一一五师，帮助他们开展工作。1940年，因一一五师担负的作战任务很重，需要大批兵员，山东纵队一次就拨给他们30000余人枪。这两支部队的人员交流，对迅速提高质量，增进了解，起了有效作用。”他还写道：“在提高部队质量的基础上，积极扩大正规军和地方武装的数量，造成武装力量大发展的局面。”“山东纵队1939年6、7月间是25000人，到1940年上半年，即发展51000余人(不包括调给一一五师的32000人)。一一五师1940年初是58000余人，到9月就发展到70000多人。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武装自卫团等地方武装也有很大发展。6月间，山东纵队开始整编、整训。不久，将所属部队正式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⑥(⑥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50-652页。)可见这两支部队正逐步做到不分畛域，相互调动。

这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山东着重抓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山东的游击战争虽然有了较好的基础，但在很长时间内对政权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却严重缺乏认识，眼光只集中在军事斗争方面，没有用大力量来抓这项工作。当时，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胶东地区。“1938年的上半年，在掖县、蓬莱和黄县先后建立了山东最早的三个抗日民主政权。同年8月，在这三个县的基础上，建立了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曹漫之同志任专员。北海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的成立，标志着胶东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的基本形成”。①(①《郭洪涛回忆录》，第155页。)而作为山东纵队活动中心的鲁中、鲁南地区，却只有游击队的活动，没有经过民选产生的抗日民主政权。有的地方甚至只有国民党政府留下或委派的旧政权，对抗日游击战争起着阻碍作用。这种状况自然不应该继续保持下去。

问题已经十分尖锐地摆在人们面前：“因为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只能算个游击区，谈不上是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因为自己没有政权，不能顺利地筹粮筹款，几万部队的穿衣、吃饭、医药、装备等，很难解决。发动群众也不好办，部队在的时候，把群众发动起来，可是一走，群众就散了。像行云流水一样，扎不下根基。”②(②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第641、642页。)

在确定徐向前、朱瑞前往山东后几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在1939年5月19日对山东工作方针发出指示，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在政权问题上，应认识无论八路军部队和地方游击队，如无政权则决不能发展、巩固与建立根据地。因此，已得的政权决不应放弃，并还应努力争取新的区县政权。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已得的财源决不应放弃，公开说明八路军游击队打仗不能不吃饭。”③(③《中央关于山东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5月19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02页。)

从山东的情况来看，政权建设需要从县、区、乡基层做起。山东分局在7月1日发出《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规定：“召开各区代表及县级各团代表(会议)，产生县政府。县界应以地形及战争需要重新划分，并[不]受旧县界限制。”“县、区、乡长均须兼八路大队长、中队长及分队长职务，取得合法保障”。④(④《山东分局关于恢复县区乡政权之指示》(1939年7月1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10页。)7月6日，徐向前、朱瑞致电肖华：“山东政权、民运都无基础，且此局势暂时不易好转。为造成山东巩固抗日根据地，我必须迅速建立抗日政权。”“你处应即拟定具体规定，向鲁北发展，树立各县抗日政权。凡逃跑与潜藏不暴面目之(国民党政府原有)各县长，我敢即委任或民选新县长，颁布施行方针，改造村区政权，团结同情者，组织地方武装，以便与胶济以北打成一片”。⑤(⑤徐向前、朱瑞：《关于山东今后工作意见》(1939年7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11页。)12月6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北方局、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在敌人‘扫荡’中，旧政权跑了，我军立即委任新的专员、县长、区长、乡长，然后再行民选，以树立新立政权。”“在我们领导下的某处政权(如胶东三县)，应该成为抗日民主政权的模范区，极力扩大其影响于全省全国，多写生动小册子向国内散播”。⑥(⑥《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山东籍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1939年12月6日)，《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7卷，第162页。)进入1940年，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那就是从原来设立的分散的专署、县、区、乡的地方政权，进而建立全省的抗日民主政权。

1940年7月26日，山东省各界代表联合大会在沂水县青驼寺隆重开幕。大会由山东国民代表复选大会、全省总动员委员会、各界救国联合总会成立大会、工农青妇文化界各界代表大会联合召开，所以简称“联合大会”。这时，全山东108个县中有抗日民主政权的已达79个，占三分之二强。并已建立10个专员公署和1个主任公署，拥有1900多万人口。这次联合大会通过《山东省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成立全省统一的民意机构——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制订《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组织大纲》，选举产生了全省统一的行政权力机关——山东省战时工作委员会(简称“省战工会”)，实际上就是山东省人民政府。德高望重的爱国民主人士、曾留学日本的原山东省立第二师范校长范明枢为参议会议长，黎玉任省战工会首席组长。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在8月26日闭幕。大会通过《联合大会宣言》，宣称“本会代表既为全省人民所选出，本会之意志，既受人民委托之重，又感同胞督促之殷，义不容辞，责无旁贷”。①(①《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宣言》，中共山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山东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杜1989年版，第50页。)

这个全省性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怎样的？黎玉回忆道：“新的民主政权，由民主选举产生，实行‘三三制’(即共产党员、进步力量和中间力量各占三分之一)，团结了各阶级人士。新政权首先实行累进制，合理负担税收，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以后又逐步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加强财经建设，恢复和加强国民教育，建立了若于中小学校和夜校、识字班、俱乐部等等。新政权一扫旧政权腐败堕落的恶习气，县长和勤务员穿一样的衣，吃一样的饭，真正和人民打成了一片，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②(②《黎玉回忆录》，第178页。)

与此同时，根据地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的工作也得到显著改善，在发动和组织群众、改善民众生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了这样的政权，才可以说建立起巩固的完全意义上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反“扫荡”和反摩擦斗争的展开

中国共产党在山东领导的抗日斗争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周围的环境却更加紧张和恶化，主要表现为日本侵略军大大加强对八路军和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国民党顽固势力大大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和摩擦。

这种变化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处境影响极大。它不是孤立和偶然的现象，而是武汉失守后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引起的全局性变化所决定的。

日本侵略军本来以全力不断向中国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发动猛烈进攻，力图“速战速决”，迫使中国投降。它的人力兵力有限而中国的国土那么辽阔，使它无力处处顾及。日方所编战史写道：“这样，对华作战未能歼灭中国军之主力即已达到攻击之极限，而以此态势进入长期持久战。”③(③《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61页。)这样，他们大规模战略进攻已难继续，认为在占领区只控制重要城市周围和狭窄的铁路沿线地区已经不够，便掉过头来，用更多兵力在占领区内对抗日力量进行“扫荡”，以巩固后方，便于持久作战。

日本大本营制订了《对华作战指导要纲》，并在1938年12月2日下达命令：“大本营之企图，在于固守占据地区，促进其安定，以坚定的长期围攻态势，力求对残余抗日势力加以制压并促其衰亡溃灭。”“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应负责现下占领之华北地方的确保及安定，尤其是对北部河北省、山东省、北部山西省以及蒙疆地方要点应迅速之恢复治安，并须确保重要交通线”。④(④《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192、193页。)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发布《昭和十三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办法》，在“方针”项下规定：“以攻占汉口、广州，作为行使武力的一个时期。然后，主动地指导新中国的建设，特防止急躁。因此，目前最重要的是在其内部进行基本工作——恢复治安，并相应地推行其他各种政策。”它的第一条“要点”就规定：“如无特别重大的必要时，不企图扩大占领地区，而将占领地区划分为以确保治安为主的治安地区与以消灭抗日势力为主的作战地区。”①(①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江苏人民出版杜2002年版，第900、901页。)这是日本侵略军作战方针的重大变化，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大大加强了。

国民党当局也多少觉察到日方这种变化。蒋介石在1938年11月下旬的南岳军事会议上说：“日本占领了武汉，并且接着占领我们岳州以后，照敌人的理想，他何尝不想一鼓挺进攻占我们长沙和南昌，然而他进到岳州以后，就不能再攻进来，这就证明他的力量不够，气势已衰。”②(②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1)，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130页。)在武汉失陷前，因为国家民族已处在生死关头，面对日本侵略军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它的政策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国共关系比较缓和。但他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一旦觉得日本侵略军进攻的压力明显减轻，又发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在敌人后方发展得那么快，态度就发生急剧变化。

朱德对这种变化有生动的描写：“开始时，蒋介石让共产党到敌后去是想借刀杀人，像把孙猴子放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烧，看你活得成活不成。可是，他没有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敌后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这下把他吓死了。武汉失守后，他认为这样下去，抗战胜利了，中国是共产党的，抗战失败了，中国是日本人的。”③(③《朱德在西北局干部会上的报告》(1943年8月18日)。)从而加紧反共摩擦。

这种政策，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确定下来。时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的徐永昌日记中记录了蒋介石在全会上的报告：“联俄与容共原非一事。”(当时只有苏联给予抗日以军事援助——引者注)“共产最狡猾”。“今日对共党不用兵、不利用、严管教应以为不二之律条”。④(④《徐永昌日记》第5册，第9、10页。)这个变化，日本方面也多少觉察出来了。华北方面军的《战时月报资料》在3月间写道：“国共之间，表面上继续合作，但蒋委员长为扩大抑制共党势力之努力日趋明显。”⑤(⑤《大战前之华北“治安”作战》，第237页。)同年冬，他们便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这两个方面的变化，在山东战场上都集中地反映出来。罗荣桓曾作过一个简明的概括：“那时日军为了扼杀敌后发展起来的抗日力量，在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进攻之后，从前线抽调大批兵力回师山东，占据了大部分县城，并开始‘扫荡’平原。山东的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下，也调整部署，加强实力，积极反共。于是，在山东战场上的三角斗争形势日趋尖锐复杂。”⑥(⑥罗荣桓：《谈山东抗日战争》，《山东党史资料文库》第16卷，第3页。)中国共产党在山东便不能不既反“扫荡”又反摩擦。不过，蒋介石同汪精卫不同，仍坚持抗日，依然是抗日阵营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反摩擦必须“有理有利有节”，留有余地。这就更增加了斗争的复杂性。